摘要：北石窟寺是泾河流域重要的石窟，在上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无数的沧桑奇变，各个时期的佛教信徒、游客门在这里留下的碑铭或游览题记，为我们认识北石窟寺的演变乃至陇东社会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北石窟寺 碑刻题记 史料价值

　　佛教石窟中的题记，包括发愿文、功德记、题名、题梁、榜书、杂文等，一般为功德主开窟造像绘壁的记录。其中，凡留有纪年的能较为准确地告诉我们该窟开建或重修的时代。石窟中保存的碑刻题记资料，是我们研究石窟的营造、历史、宗教、艺术、书法等领域十分宝贵的资料。北石窟寺地处古代丝绸之路东段要冲，是陇东地区最大的石窟，也是甘肃四大石窟之一。北石窟寺保留了大量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碑刻题记，这些碑刻题记对于我们研究北魏——明清一千多年间北石窟寺的发展、兴衰、及历史沿革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北石窟寺碑刻题记的数量和种类

　　根据普查统计，庆阳北石窟寺的295个洞窟保留下了历代碑刻题记达150多则。从内容上看，除了个别几条只书写年号或甲子纪年、而没有游客姓名及游历以外，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修造佛像的记录，如第32窟“淳化三年六月重修此寺”、第165窟明窗北壁罗汉旁阴刻“施主闻哼刊罗汉一尊”、“施主安国刊罗汉一尊”等，告诉人们北宋时期第165窟的十六罗汉的开凿时间和出资者。

　　第二种是佛事及相关民事活动的记录，主要反映在两通碑刻上，一通即《原州彭阳县石窟寺盂兰会记》，内容如上文所述。另一通残碑反映了北石窟寺的历史情况和宗教活动，残存的文字表明，这是宋朝绍圣初年重修石窟寺之碑，其时寺主为惠果，碑文回顾北魏永平二年泾州刺史奚侯创置该寺，并且盛赞北石窟寺“乃真安禅之（所）”。

　　第三种是游人题记。古代北石窟寺是附近文人雅士朋友聚会交流感情的重要场所，游人们在游览观光之余不惜笔墨描绘北石窟的景致：春天，但见“群山铺翠，万花争红，幽禽发声，清泉泻韵，山间佳趣，斯尽之矣”，如此美景激发了游人的诗兴，挥笔题诗“以为异日之记”，“水云深处藏何寺，石窟径纵几世传。我苦劫成名利役，暂游真境欲忘筌。”这些饱含禅趣的诗作反映出了宋代文人“寄至味于淡泊”的心境和意趣，说明在观赏石窟及周围山水时精神上得到一时的宁静。游人们放下现实生活中的喜乐忧患，登上佛阁放眼远眺，只见“暮雨初收，蒲川上草色连云，济花稀□口潇洒，景正当愁，思更口口”乡思国愁一齐涌上心头。人们礼佛的同时，也顺便欣赏前人题记，禁不住产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喟叹：“观赏前人题识，叹相远口数百年后，观此者当如中，可胜叹耶！”游人们走进石窟，很容易将历史的沧桑与人生的遭逢联系起来：“自解职彭阳，俄复四载，光阴易得，益使人兴叹，因笔以书”。[3]游人题记真实的反映了古代游客的游览情况。山西朔州人训导静应郝希径题诗中批评佛教：“异状异形谁作俑，无君无父妄谈禅。芘刍叼占云栖岩，石窟徒劳新雕镌”。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这首对佛教充满了大不敬的诗竟然被北石窟寺长久保留下来，历代僧人并没有因其反佛倾向而将之从碑刻上磨去，由此也可以看出佛教的宽容性和慈悲为怀的精神。这一点正是北石窟寺能够吸引各个时期不同思想倾向的游客驻足的原因。

　　二　碑刻题记的史料价值

　　1． 为石窟断代工作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历史上各个时期开凿的洞窟的艺术特点和风格。北石窟寺三分之二的窟龛属于唐朝作品可惜没有留下当年造窟时的文献记录。我们从功德主的造像发愿文中能够发现开窟的具体时间。如第171龛：

　　口显庆元年岁口口口六月甲午口口日壬口木口口崇义口故口口洛口口苻口口造像一龛口口托生西方口口皇帝口及口口四海口兴。

　　第210龛：

　　显庆四年九月廿五日清信女杨大娘为亡夫敬造阿弥陀佛一龛愿亡者托生西方俱登正觉清信女屈大姐口口口一心供养。

　　第32窟：

　　大周如意元年岁次壬辰四月甲午朔八日戊戌太州口堂县人奉义郎行泾州临泾县令杨元裕敬造阿弥陀佛像一铺。

　　第257窟：

　　惟大周证圣元年口口口未六月己酉朔廿五日口口县朝散大夫行宁州奉义县令安守筠为世代父母见存眷属及十界苍生于宁州北石窟寺造窟一所一佛二菩萨迦叶舍利

　　上四段题记的时间比较集中，都是在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最早的是在高宗显庆元年（656），最晚的在武则天大周证圣元年（695），相隔仅40年。这就告诉我们唐高宗到武则天时期是北石窟寺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许多重要的石窟都开凿于这一时期。

　　2．为研究北石窟寺名称的演变提供了资料。

　　北石窟寺在各个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名称。自从北魏开凿第165窟即称北石窟，唐朝时期沿用此名，第257窟发愿文中说：“宁州奉义县令安守筠为世代父母见存眷属及十界苍生于宁州北石窟寺造窟一所一佛二菩萨”。宋朝时期被称作石窟寺，刻于北宋绍圣元年（1094）的《原州彭阳县石窟寺盂兰会记》即有此称呼“石窟寺灵迹胜概，历历可览。至窍凿龛像，磅礴广大，信非人力所为，必穴天地之自然矣。”元朝时期北石窟隶属彭阳县，而其位置恰好在彭阳县的东侧，所以被称为东大石窟寺，“镇原州武安乡彭阳县东大石窟者，也乃大元之前古圣迹也。”清朝时期，人们又称这座佛教宝窟为石窟寺，嘉庆二年（1797年）《重修石窟寺碑记》中说：“于嘉庆二年三月十五日立牲畜会，以行祀典，所收税务一半输官，一半留为香火之资，永为定例”。这时的北石窟寺不仅恢复了宋朝时期的称呼，而且也凸现了经济功能。

　　3.为研究宋金关系史提供了资料

　　宋朝时期，民族矛盾尖锐，宋朝先后与西夏和金在陇东一带展开争夺。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十一月，宋将种师道率领军队筑席苇平城，不久，夏人大举进攻，攻陷后大肆屠城。种师道率领精兵将之夺回，徽宗皇帝御赐“清夏城”。种师道的抗夏行动受到当地官民的拥戴，因而当他于两年后率兵过彭阳时受到人们的欢迎，大家纷纷迎谒境上，以示对抗夏名将的尊重和支持。第165窟门内北壁阴刻“政和戊戌（1118年）夏五月甲辰，大帅种公统五路兵出鄜延，郡倅钱坚迎谒境上，因率巡检祁谨、权邑淳于铎、县尉元沣、工曹范直方同过彭阳石窟寺，回中宋延年继至，相与留恋，抵暮而归。”

　　距种师道途经彭阳十年之后的南宋建炎二年（1128）秋，有一位自称“空同逸人”宋万年从庆阳到泾渭（泾川平凉一带）路过北石窟，与僧俗友人欢聚寺内，乘酒兴写下了几首诗，其中一首写道：“奇工怪迹孰雕镌，闻说神灵造胜缘。高廓一龛开古佛，并包万象见西天。僧为早钵严前释，民是桃源洞里仙。何去空同为隐逸，此中真可老参禅。”其时南宋刚刚建立，金军铁骑占据中原虎视关陕，于1128年三到四月进兵泾原，抗金保境成为头等大事。庆阳知府宋万年此行大概与抗金有关。绍兴元年（1131）“六月，金人围庆阳府，权守臣宋万年固守，金人不能下”。十月，金军再度围攻庆阳府，宋万年起初凭险要地势拒守待援。金军将俘获的宋将王忠植押解到城下劝降，“使甲士引至庆阳城下谕降，忠植大呼曰‘我太行忠义也，为金所执，使来招降，愿将士勿负朝廷，坚守城壁’”，并怒斥金将，披襟高喊“当速杀我”，最后在城下慷慨殉国[4]。面对金军的强大攻势，宋万年终于屈服，他开城投降，将大好城池拱手让给了金人，史书记载，天会九年（1131）十月戊寅，“撒里喝攻下庆阳” [5]。

　　南宋时期陇东一带归金人统治，在宋金交替之际，使用哪个政权的年号是很敏感并且很值得关注的问题。早在金太宗天会八年（1130年）十一月，“原州降。宋泾原路统制张中孚、知镇戎军李彦琦以众降”。次年正月，“泾原、熙河两路皆平。” [6]是时北石窟寺地属原州，而绍兴元年“张中孚以原州叛降于金” [7]之后，游客题记仍然沿用南宋年号，第165窟门内北侧阴刻“绍兴庚申（1140年）三月末，蒙勉功缘宪檄经此。自解职彭阳，俄复四载。光阴易得，益使人兴叹。因笔以书。”这种兴叹固然有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的意思，另一方面大概也有“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陆游诗句）的国愁家恨，从题记继续使用南宋年号就能反映这一点。有些地方宋金年号交叉出现，如第42窟南壁墨书“口卿赵光和政和口年岁……无眷九年”此处应为天眷元年（1138），因为金熙宗天眷年号只用了三年，至于天眷为什么成了无眷，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判读的失误，类似的还有把天宝误认为“无宝”，如花鸨崖3窟“无宝元年……赵和僧一心供养”；另一种可能则是有意将“天眷”写成“无眷”，以表示对异族统治者的鄙视和对时局的无奈。宋金议和之后，陇东一带的归属已成定局，所以北石窟寺的题记也开始出现金朝年号，如第165窟门外北侧阴刻“皇统甲子（1144年）中春社日，郑彭寿携家来游……”窟门南侧阴刻“客崔可宪书记一时诡异口圣像，叹灵迹之奇怪，命下校守义渠过宝岩瞻礼。皇统丁卯（1147年）冬十月三日庞仲由。”

　　4．为考察北石窟寺的发展提供线索

　　北石窟寺保留了北宋、元朝、明朝和清朝时期的碑刻，分别是北宋绍圣初年残碑、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原州彭阳县石窟寺盂兰会碑》、元朝延祐七年（1320）碑铭、明朝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观音圣湫感应碑》、清朝乾隆六十年（1795年）《重修石窟寺诸神庙碑记》等。其中绍圣残碑有“北魏永平二年泾州节度使奚侯创制”的记载，为后人保存下了创窟时间和初创者。《原州彭阳县石窟寺盂兰会碑》、《观音圣湫感应碑》《重修石窟寺诸神庙碑记》说明到宋朝以后北石窟寺的世俗化倾向更加明显，元朝碑则告诉我们北石窟寺的佛教信仰倾向及其僧徒法属名号的排列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