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胜 沈洋

　　詹姆斯对宗教心理的关注，与其浓厚的家庭宗教背景、青少年时代的心理冲突和晚年激进的经验主义倾向有密切关系。其主要特点是：强调从非理性的角度看待个人的宗教经验；主张按照实用性原则处理信徒的人格差异；力求通过个案比较促进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其贡献在于：开创了从个体人格差异角度剖析宗教经验的独特之路，开辟了依据心理学原理指导信徒日常生活的应用之路，开拓了引领宗教心理研究朝着多样化发展的探索之路；其历史局限表现在：忽略了群体宗教意识对个体宗教意识的制约作用，对个体宗教经验特别是神秘经验的解释含混不清，在宗教心理学理论构建方面缺乏严密的逻辑体系。

　　关键词：詹姆斯　宗教心理学　背景　特点　地位

　　作者陈永胜，1952年生，浙江师范大学心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沈洋，1981年生，浙江师范大学心理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年)是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的先驱和实用主义哲学家。他以博学多才而闻名，并因其所著《宗教经验之种种：人性之研究》一书的开拓性贡献，成为美国宗教心理学开创者中的杰出代表。詹姆斯的宗教心理学思想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詹姆斯的宗教心理学思想具有哪些特点?如何评价詹姆斯宗教心理学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些便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

　　一、詹姆斯宗教心理学思想的形成背景

　　詹姆斯1842年1月11日生于美国纽约一个富裕的爱尔兰移民家庭。其父老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Sr.)在少年时代的一次事故中失去右腿，从此皈依了瑞典基督教中神秘的斯韦登鲍格主义(Swedenborgianism)：他还专门撰写了《斯韦登鲍格的秘密》一书，以此来表达对这种神秘主义宗教的虔敬。老亨利·詹姆斯对神学及神秘主义的态度，对年幼的詹姆斯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由于家境优越，渴望孩子们接受尽可能好的教育，同时也由于老亨利·詹姆斯在神学方面交往的需要，青少年时代的詹姆斯随父母处在一种“锯齿式旅行”的受教育环境中，经常在德国、英国、瑞士、法国等欧洲国家和美国之间奔波。这种经历大大开阔了詹姆斯的眼界，并为他后来能流利地使用法语、德语等5种语言打下了基础。1860年，詹姆斯跟随宗教题材画家威廉·亨特学习绘画半年，并想以此作为终生职业，但遭到父亲坚决反对。父亲的愿望是想让詹姆斯成为一名科学家或哲学家。1861年，詹姆斯遵从父命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化学，后改为学习生理学和医学，但这些专业都不是詹姆斯的兴趣所在。1865—1866年，詹姆斯接受生物学家阿加西斯(Agassiz，L.)的邀请，加入探险队到巴西亚马逊河考察，其间因患天花不得不返校继续学医。1867年，詹姆斯来到德国疗养，开始接触冯特的心理学思想并与冯特持有相同的看法，即让心理学成为一门科学的时机已经成熟。

　　1869年6月，詹姆斯在哈佛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但毕业后他的健康进一步恶化，并深感抑郁，这与他所学到的科学知识、父亲的神秘主义信仰给他带来的心理冲突有关。1870年4月，詹姆斯在杂志上读到法国哲学家雷诺维叶(Renouvier，C.)撰写的一篇关于自由意志的论文，从中受到很大启发。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我将依从我的意志继续前进；不但要根据意志来行动，而且信任意志；并相信我独特的存在和创造力。”由此可以看出，从雷诺维叶“唯意志论”中所受到的启发，标志着詹姆斯人生当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矛盾抑郁状态开始转向实用主义和激进的经验主义。 　　1872年，詹姆斯得到在哈佛大学讲授解剖学和生理学的机会，从此开始了他在哈佛大学从教35年、卓有建树的新生活时期。1875年，詹姆斯在哈佛大学开设了美国第一个实验心理学课程，当时称为“生理学与心理学的关系”，并从学校争取到300美元资助，在劳伦斯礼堂设立了一个演示用小型心理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早于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建立的心理实验室，以至引起心理学史界关于谁在世界上最早建立了心理实验室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詹姆斯的心理实验室仅仅用于教学演示，没有从中产生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詹姆斯在与德国学者的通信中坦言，“我天生地讨厌实验工作”：所以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实验室的荣誉给了冯特。

　　詹姆斯兴趣广泛，能够容纳如此广泛兴趣的学科看来只有哲学了，于是从1879年开始，詹姆斯转向了哲学教学与研究，1880年改任哲学助理教授，1885年破格晋升为哲学教授。1889年，詹姆斯改任心理学教授，1897年又改任哲学教授。1907年，詹姆斯从哈佛大学退休，1910年8月26日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他的乡村寓所因心脏病去世。詹姆斯是美国心理学会的创始人，曾于1894年和1904年两次担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

　　1890年9月，詹姆斯花费12年心血完成的《心理学原理》(2卷)终于正式出版了。这部带有“文学风格、自助特点、忏悔性质”的著作，吸收了当时最新的心理学研究成果，着重论述了意识活动特别是“自我意识”在个人生存中的价值，强调了意识现象的个人性、连续性、变化性、选择性、目的性等特点，即“思想流”(the stream ofthought)或“意识流”的主要特征；书中对注意、知觉、联想、记忆、推理、想象、习惯、本能、情绪、意志等心理现象的描述细致生动，在情绪、意志、习惯等原理的阐述中不乏创见，并融合了大量的个人体验和实例分析。由于詹姆斯反对冯特把人的意识内容分解为基本元素进行内省实验的做法，所以他主张在心理学的研究中，要采用任何能够阐明人类生活复杂性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和哲学的方法都应该得到应用。总计28章、1393页的《心理学原理》，标志着詹姆斯在心理学领域的最高成就。然而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冯特对此书的评价却相当低调：认为“它是文学”，“它是优美的，但它不是心理学。”这部著作在美国却赢得了很高声誉。1892年，该书被压缩为一册，以《心理学：简明教程》的教科书形式出版。迄今，这部教科书仍然受到众多年轻学子的青睐，被誉为“美国心理学的经典名著之一”。G·墨非、J·柯瓦奇在评价《心理学原理》及詹姆斯的历史地位时曾经指出：“好几万人读过他的《原理》，更有好几十万人在大学生时代就读过他的一卷《简明教程》(Briefer Course)。有很长一段时间，说詹姆斯是美国最杰出的心理学家，那似乎是在说废话，因为不论是学者还是一般人都承认，任何仅次于他的人物都远不及他。”

　　詹姆斯的实用主义与激进经验主义哲学立场，主要体现在《实用主义：旧的思维方法之新名称》(1907)、《真理的意义：“实用主义”续编》(1909)和身后出版的《激进经验主义论文集》(1912)等论著中。在詹姆斯看来，真理“仅仅是我们思维方式中的权宜之计”，必须根据其有效性来判断。起作用的真理就是正确的。“理性主义坚信逻辑和上苍[玄虚的抽象概念]。经验主义坚信外部感觉。实用主义无论什么都乐意采用，既乐意采用逻辑，也乐意采用感觉。也乐意考虑最低级的和最为个人化的经验。如 果神秘经验有实用的结果，实用主义也会加以考虑。实用主义愿意接受一个生活在污秽的私下行为之中的上帝，如果那里似乎有可能找到上帝的话。”

　　詹姆斯对宗教心理现象的关注在他早期的论文及《心理学原理》中便有所反映。正如G·墨非、J·柯瓦奇所指出的，“他父亲的宗教热忱(例如他笃信斯韦登鲍格)深深影响了他：一种人格神秘主义和新英格兰求实精神的奇异结合明显地贯穿在他的全部著述中。”在《心灵研究的成果》(1897)、《信仰的意志和其他通俗哲学论文》(1897)、《人的不朽：反对教义的两个假定理由》(1898)、《宗教经验之种种：人性之研究》(1902)、《多元的宇宙》(1909)等论著中，詹姆斯的宗教心理学思想表现得更加明显，其中《宗教经验之种种：人性之研究》一书集中反映了詹姆斯在宗教心理学方面的主要观点。这是詹姆斯1901—1902年在爱丁堡大学所做的吉福特演讲(GiffordLectures)的汇编。演讲之前，詹姆斯热情地接受了“超心理学”，成为美国心灵研究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他还积极参与审查心灵感应、同死者交往的证据，表现出对神秘主义的浓厚兴趣。1899年，詹姆斯乘船去苏格兰，途中因心脏病复发和极度疲劳，经历了一次长久的濒临死亡的昏沉期，然后才逐渐恢复了讲话和读写能力。这一经历使他对神秘主义有了更加深刻的体验。此时霍尔(Ball，G.S.)的学生斯塔伯克(Starbuck，E.D.)也已将其博士论文修改补充，以《宗教心理学》(1899)之名正式出版。这是世界上第一部以“宗教心理学”命名的实证研究著作，詹姆斯曾应邀为此书撰写了序言。詹姆斯在爱丁堡大学的演讲，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下进行的。他演讲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推进宗教心理学这一新兴领域的工作，并且试图向世人证明：理想化的宗教必须迫使自己进入现实世界，才能真正发挥宗教在世俗生活中的应有价值。

　　二、詹姆斯宗教心理学思想的主要特点

　　综观詹姆斯的宗教心理学思想，主要有以下3个特点：

　　第一，詹姆斯强调从非理性的角度看待个人的宗教经验。

　　詹姆斯认为，“宗教”一词既可指个人经验，又可指教会制度。自己对宗教的心理学研究关注的中心是个人经验，而不涉及宗教的制度部分。在詹姆斯看来，宗教经验这种复杂的与“神圣的”对象相联系的个体心理状态，是难以用理性来解释的，只能从意志、情感、潜意识等非理性角度加以描述和说明。

　　在《心理学原理》一书中，詹姆斯虽然没有对意志提供一个可操作的定义，但他明确指出：祈祷对病痛是有疗效的，因为他能激起患者康复的意志；祈祷对天气则毫无用处，因为人的意志对大自然或天意不能产生直接效用。在《信仰的意志》一文中，詹姆斯进一步强调了意志在宗教信仰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信仰是指“坚信从理论观点看来可能引起怀疑的东西，因为衡量信仰的标准是准备行动，因而可以说，信仰就是为了我们今后没有把握获得成功的目的准备行动。”把意志看作个人宗教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既反映出雷诺维叶“唯意志论”对詹姆斯早期宗教心理观的影响，也投射出他个人在对宗教心理现象的初步探索中所获得的直接体验。

　　随着对宗教心理问题研究的深入，詹姆斯开始觉察到，个人的宗教经验不仅仅与意志有关，而且与情感体验、潜意识这类非理性色彩更浓的心理状态联系更加密切。

　　在《宗教经验之种种：人性之研究》一书中，詹姆斯强调，所有的宗教经验都是由神圣对象引起的情感反应。宗教的“爱”是对神圣对象的“喜爱之情”，宗教的“恐惧”是对神的惩罚的“内心畏惧”，宗教的“崇高情感”是在想到超自然物时引起的“特殊战栗”。因而“情感是宗教更深刻的来源，而哲学与神学表述是第二位的产物，如同把一本教科书翻译成另一种语言那样。”为了进一步说明情感在宗教生活中的意义，詹姆斯将宗教皈依者的性格特征与普通人作了比较。他认为，宗教皈依者感受情绪的能力不同于普通人，以及由此种感受力不同所带来的不同冲动和抑制，是理解信教者“圣徒性”特征的关键所在。任何精神上的决断都是我们内心两种相反的力量——冲动和抑制——斗争的结果。一旦某种情绪冲动占据了优势，便会将其他的情绪抑制下去。然而在种种情绪中，没有哪一种情绪比宗教情绪的支配力更为强大。

　　由于詹姆斯把意志、情感看作个人宗教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或“更深刻的来源”，所以他就必然要把上述非理性心理过程同集中代表非理性特征的特殊意识状态一一潜意识状态(subconscious state)紧密联系在一起。詹姆斯指出，一般来说，所有的非理性活动都来自潜意识。无论是渐进性的皈依经验，还是突发性的皈依经验，或者神人契合的神秘经验，这些经验都是在潜意识里发生的。以“突发性皈依”(suddenconversion)为例，神学将“突发性皈依”视为上帝以神迹方式与皈依者同在，并将神圣的特质灌注于皈依者的人格之中。而按照心理学的“意识野”理论，可把“突发性皈依”理解为：皈依者在意识阈限下进行的潜意识活动，突破了“意识野”的界限进入意识区域，从而打破了原有的意识平衡，导致“突发性皈依”现象出现。詹姆斯认为，对“突发性皈依”现象的心理学解释，并不是要否定神学关于“神迹”和“恩典”的信仰，而是试图说明：在人的理智意识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特殊的意识状态，这就是潜意识状态。潜意识是产生宗教的根源。在深深陷入宗教生活的人中，“进入潜意识区域的门似乎异乎寻常地大开着”，“通过那扇门进入潜意识所获得的经验，在正在形成的宗教历史中具有显著影响。”

　　第二，詹姆斯主张按照实用性原则处理信徒的人格差异。

　　詹姆斯认为，信教者通过宗教经验所反映出来的人格差异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健全的精神”(healthy-mindedness)与“病态的灵魂”(sick soul)代表了信徒两种基本的人格倾向，这两种倾向是以个体为中心的宗教心理学研究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

　　詹姆斯对“健全的精神”的描述以爱墨生(Emerson，R.)、惠特曼(Whitman，W.)等人为代表。在詹姆斯看来，“健全的精神”这种人格倾向多为罗马天主教徒和自由主义新教徒。他们比保守的新教徒表现出更多的快乐状态，“天上有上帝在，世上一切美好”便是这种心态的真实写照；他们低估或不敢正视生活中的恶，不理解人为什么会悲观厌世，人生体验比较浅薄，往往是宗教生活中的不宽恕者；他们不存在任何皈依的需要，因为从生命伊始这种人就已经与“神圣”联系在一起，所以詹姆斯称他们是“一度降生”(once-born)的人。

　　詹姆斯把“健全的精神”这种人格倾向又区分为“更无意的”(moreinvolantary)和“更有意的”(more voluntary)两种亚型。他认为，前者倾向于直接从事物中感受快乐，后者则往往表现为一种视事物为善的抽象态度。

　　詹姆斯引用美国“新思想”(New Thought)运动的实例，对“健全的精神”这种人格倾向进行了具体剖析，并强调了“新思想”运动在个体宗教生活中的价值。他指 出，“新思想”运动实际上是一种“医心运动”(Mind-cure movement)。这一运动承认恶的存在，但不去追求理论上的解释，它更关心的是信教者乐观主义生活的引导，或者说是在具有“健全的精神”这类信教者中推行一种有效的精神卫生术。“医心运动”的主旨在于，“只要你知道，你已是安好、健全和清明了”，这一主旨与路德(Luther，M.)和卫斯里(Wesley，J.)提出的新教运动的主旨“只要你相信，便可得救”，有着相似的心理基础。“医心运动”的实践证明，通过心理松弛、暗示、催眠、凝想、静观等手段，可使那些具有“健全的精神”这种人格倾向的信教者保持更加持久的乐观状态，这一运动必将为现代通俗宗教运动的发展起到犹如早期基督教那样的巨大力量。

　　詹姆斯对“病态的灵魂”的描述以托尔斯泰(Tolstoy，L.)、班杨(Bunyan，J.)等人为代表。在詹姆斯看来，“病态的灵魂”这种人格倾向集中反映了循道公会(Methodism)和其他保守新教的精神信仰。他们把恶视为生活的本质，渴望理解世界上邪恶与苦难的根源；他们能够面对生活的全局，从中发现制服恶的方式与途径，或通过某种妥协使恶得到改造以有助于善；由于取得了皈依经验，他们从悲观抑郁的生活氛围中获得释放，不愉快、分裂、朦胧状态的自我转变为意识层面的快乐与同一，因而詹姆斯称他们是“二度降生”(twice-born)的人。

　　詹姆斯引述了许多人的宗教经验，借以说明抑郁这种情绪状态在“病态的灵魂”中的特殊地位。他同时指出：同愤怒情绪有关的抑郁与宗教无关，怨恨情绪更是倾向于反宗教的，与宗教经验有关的抑郁必定是一种比较柔和的心境，要么是像托尔斯泰那样处于无端恐怖的抑郁之中，要么是像班杨那样处于自我困扰的抑郁之中。

　　詹姆斯认为，在这种种类型的精神抑郁和病态经验中，并没有智力上的疯癫和对于事实的妄想。使得病态者绝望的原因在于情感被封闭在痛苦的经验之中，因此宗教的意义就是使人从这种绝望中获得解脱，这也是各种粗俗宗教、兴奋运动、醉乐崇拜、神迹和超自然神道永远无法废除的原因。宗教天才或宗教领袖所表现出来的多愁善感、内心矛盾、精神抑郁乃至变态，并不能导致对宗教信仰或宗教经验的价值否定。他本人之所以特别关注“病态的灵魂”这种人格倾向，除了求知欲以外，更重要的是由于病态现象能将心理生活的特性更为强烈地表现出来，成为研究宗教心理问题的门径和钥匙。

　　詹姆斯强调，无论是“健全的精神”还是“病态的灵魂”，以这两种人格倾向为基础所表现出来的圣徒性特点，如苦行、灵魂的武健、纯洁和慈善，以及美感、牺牲、忏悔和祈祷等，都对信徒的实际生活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按照实用性原则来审视宗教的价值，可以发现：宗教经验的最好的结果，是历史所能展示的最好的东西。正是在宗教生活中，才有着真正的奋斗的人生；哪怕仅仅是阅读这些关于宗教经验的记述，都会被其中的精神所鼓舞。事实上人性所能达到的最高的道德，也仅仅是那些被宗教信仰所超越的东西。

　　第三，詹姆斯力求通过个案比较促进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多样化是詹姆斯在心理学研究方法方面的一贯主张。早在《心理学原理》中，詹姆斯就阐述了运用内省、实验、比较等多样化方法对心理现象进行研究的必要性与基本原则。在个体宗教经验的研究中，詹姆斯创造了一种把个案描述与比较对照有机结合起来的新方法，即“个案比较法”，以具体体现他在宗教心理学研究中对多样化的追求。

　　在詹姆斯看来，他本人既不是神学家，也不是精通宗教历史的学者或人类学家，他所擅长的是从心理学角度，运用具体事实，对信教者典型的人格特征进行比较、分析与概括。詹姆斯进行比较、分析与概括的依据，主要来自那些宗教天才或宗教领袖的日记和传记资料，同时也包括斯塔伯克在撰写博士论文时采用问卷法搜集的一些皈依案例，以及他个人直接与基督徒接触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

　　在《宗教经验之种种：人性之研究》一书中，我们可以发现，詹姆斯不仅对信教者两种基本的人格倾向进行了比较对照，而且对不同教派乃至同一教派之间不同的人格表现进行了比较对照，甚至对神秘经验之间的个体差异也进行了比较对照。因此，詹姆斯“个案比较法”的精髓在于不同典型个体或典型案例之间的比较对照，这种比较对照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揭示信教者人格差异的特点和成因，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对复杂的个体宗教经验提供解释和说明。

　　在詹姆斯所处的时代，心理学还是一门刚刚独立的新兴学科。特别是在披有神秘面纱的宗教领域，要想使信教者接受心理学的理论，单纯依据枯燥数据进行抽象论证显然是行不通的，这一点詹姆斯心中非常清楚。所以，他采用了一种贴近大众、贴近生活的个案比较方法，这其实也是他在《心理学原理》一书中已经进行过尝试并且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的方法，只不过在《宗教经验之种种：人性之研究》一书中，这种大众化的个案比较的风格体现得更加集中，更加鲜明。冯特在《历史的与发生的宗教心理学》一文中，曾尖锐地批评詹姆斯所用的研究方法，称这种方法既没有说明个案存在的历史条件，也没有阐明这些历史条件对心理过程的决定作用，因而“詹姆斯关于宗教经验的陈述根本就不符合宗教心理学之名”。冯特是从心理发生学角度来探讨人类群体宗教心理的起源及发展规律的，他将自己所用的适用于人类群体的“比较历史法”同詹姆斯所用的适用于人类个体的“个案比较法”进行不同取向之“比较”，自然会得出上述结论。然而，当我们考虑到詹姆斯是从个体角度并且为了贴近生活实际而创造出“个案比较法”的时候，我们会清醒地认识到冯特对詹姆斯批评的历史局限性。

　　三、詹姆斯宗教心理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詹姆斯对宗教心理学的开创性贡献至少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其一，开创了从个体人格差异角度剖析宗教经验的独特之路。冯特作为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将宗教心理作为民族心理的组成部分，对人类宗教心理的起源与发展规律进行了探讨，这一历史性贡献的价值是毋庸赘言的。但冯特忽略乃至排斥对宗教心理现象从个体角度进行研究，是其历史局限性的集中体现。正是在这一点上，詹姆斯显现出了开拓者的勇气和先驱者的智慧。詹姆斯抓住了宗教心理的一个核心现象——宗教经验，从宗教信徒人格差异的角度，对个体的宗教经验进行了深入剖析，特别是揭示了情感、意志和潜意识等非理性因素在个体宗教生活中的意义。这种从个体人格差异角度对宗教经验进行比较分析的思路，为20世纪初宗教心理学起步阶段的科学研究树立了榜样，成为有别于冯特的西方宗教心理学研究的一面旗帜。因此，在当代西方宗教心理学特别是美国宗教心理学的研究中，詹姆斯是一位受到后人大力称赞的开创性人物，他的《宗教经验之种种：人性之研究》成为宗教心理学领域的经典性著作，被译成德文、俄文、中文等多种文字，至今仍在印行。虽然澳大利亚学者L·B·布朗在评价詹姆斯的历史贡献时，认为詹姆斯在宗教心理学领域取得的成就，“更多的是靠了詹姆斯的哲学和声望”，但如果没有他对个体宗教经验的独到审视与深入剖析，历史是不会轻易把“开 创者”的荣誉给予詹姆斯的。

　　其二，开辟了依据心理学原理指导信徒日常生活的应用之路。鉴于詹姆斯的哲学立场是实用主义的，其心理学的基本观点是强调从意识的整体机能出发适应环境，所以他把上述倾向有机融入到对宗教心理现象的研究之中，试图通过对宗教信徒在人格层面的心理分析与具体指导，提高信徒的生活质量并扩大心理学在宗教领域的影响。将詹姆斯对宗教心理现象的研究和冯特对宗教心理现象的研究加以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詹姆斯的应用倾向非常突出；冯特的理论色彩异常鲜明。而开辟一条将心理学原理应用到复杂的宗教生活中的道路，恰恰是詹姆斯在宗教心理学领域的基本追求和最终目的。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认识詹姆斯在宗教心理学领域的历史性贡献，我们就不难理解在美国的神职人员和普通信徒中詹姆斯为何会具有那么高的声望。依笔者之见，在科学发展的进程中，应用研究和理论研究都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正是在重视应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称詹姆斯为“宗教应用心理学之父”。

　　其三，开拓了引领宗教心理研究朝着多样化发展的探索之路。宗教心理是一种带有神圣光环或神秘色彩的复杂群体心理和个体心理现象。对这样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采用任何一种单一的手段或方法，都难以真正揭示宗教心理的本质和规律。冯特运用“比较历史法”，从人类宗教心理的起源与发展角度，对宗教心理的群体心理本质及规律进行了探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詹姆斯运用“个案比较法”，从人类个体宗教经验的人格差异和日常生活指导角度，对宗教心理的个体心理本质及规律进行了探讨，同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如此，詹姆斯还对学界新秀斯塔伯克在皈依研究中的实证主义方法给予肯定并从中汲取营养，所有这些，都反映出詹姆斯作为美国宗教心理学开拓者所表现出来的博大胸襟和远见卓识。现任国际宗教心理学会主席、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贝尔曾(Belzen，J.A.)博士在评价詹姆斯在宗教心理学研究方法方面的地位时，认为他“并没有创造出任何独特的方法或技术，也没有导致一个汲取共同灵感、使用共同理论和方法、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工作的学派的发展”。然而在我们看来，詹姆斯不仅创造了“个案比较法”这一适用于个体宗教经验研究的独特方法，而且他关于宗教心理研究应该坚持多样化方向这一涉及宗教心理学方法论建设的根本主张，至今仍然有其应有的价值。詹姆斯在宗教心理学领域的历史局限主要表现在： 　　首先，忽略了群体宗教意识对个体宗教意识的制约作用。群体宗教意识和个体宗教意识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群体宗教意识对个体宗教意识具有深刻的制约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冯特在宗教心理学的群体宗教意识研究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另一方面，个体宗教意识具体地、生动地反映着群体宗教意识，并成为群体宗教意识的基本载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詹姆斯在宗教心理学的个体宗教意识研究方面弥补了冯特之不足。而就詹姆斯本身而言，他不是一位辩证唯物主义宗教心理学家，他不懂得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以致在宗教心理学的研究思路方面表现出个体化的偏颇，这是不足为怪的。

　　其次，对个体宗教经验特别是神秘经验的解释含混不清。由于詹姆斯的基本哲学立场是主观唯心的实用主义和所谓“激进的经验主义”，所以他在个体宗教经验特别是神秘经验的解释方面表现出含混不清的严重缺陷，这一点连西方的有识之士也已看得十分清楚。如库克(Cook，C.C.H.)发现，在《宗教经验之种种：人性之研究》一书中，找不到詹姆斯对宗教经验的确切定义，他是把宗教经验与他对宗教的定义——“各个人在其孤独时，只要觉得自己处在可能认为是神圣的无论什么样的关系中所产生的情感、行为和经验”——作为同义词来使用的，这样就把涉及宗教的个体心理要素大多包含在“宗教经验”之中，而且没有把主观的经验与客观的经验加以区分。墨非与柯瓦奇则指出，“詹姆斯认为神秘主义是一种经验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我们是同那些不能通过感觉或理智作用得到理解的宇宙中的元素进行接触”。库克同墨非与柯瓦奇的上述见解，已经揭示出詹姆斯在宗教经验特别是神秘经验方面的主观唯心主义倾向和不可知论色彩；联系到詹姆斯片面强调非理性因素在个体宗教经验中的决定作用，不敢或有意回避宗教观念对客观现实加以歪曲的心理事实，表现出明显的“护教士”倾向，我们对詹姆斯历史局限性的认识就会更加深刻。

　　最后，在宗教心理学理论构建方面缺乏严密的逻辑体系。真正能经受住历史考验的宗教心理学家应是体系严密、造诣高深且又具有深入浅出表达艺术的理论大师。显然，詹姆斯具备了“深入浅出”这种良好素质，但缺乏“体系严密、造诣高深”这种宗教心理学理论大师的深厚底蕴。将“宗教应用心理学之父”的荣誉给予了詹姆斯，但却丝毫不能在宗教心理学理论建树方面将詹姆斯与冯特相提并论，这也充分表明了对詹姆斯在宗教心理学理论构建方面显露出来的历史局限性的认识及态度。 　　 　　(责任编辑　黄夏年)

　　（摘自《世界宗教研究》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