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乃翥

　　1977年后，龙门文物保管所收集到后山一带出土的唐代石刻多件，其中有长安三年(703年)安思泰造石刻浮图一躯，以其别致的形体构造和珍贵的纪事刻辞而引起学界高度的重视。1994年秋，龙门西山又出土贞元九年(793年)、大中六年(852年)尊胜陀罗尼经幢一座，以其刻辞内容涉及洛阳史事故尔亦有难得的价值。今以年代为次序，对上述两件文物的历史价值作一浅略的分析。

　　安思泰浮图为一座四级密檐式方塔，系一整块青石自下而上略见收分雕刻而成。该塔塔体通高165厘米，基层底边长37厘米。基层以雕饰所需琢磨细腻，其正面造像一龛，另余三面以阴刻楷书镌刊题辞。第二层以上至塔刹顶珠一段，则略事雕凿而未行修磨，从而在整体艺术效果上显得手法简洁、古朴刚健。

　　该塔基层正面之坐佛像龛，内刻阿弥陀坐像一尊。该龛左右两侧有耳龛各一铺，内刻胡跪男女供养人各一身。该龛下方有题记一行，文云“思泰供养一切诸佛”。

　　该塔塔基右面，刊安思泰造浮图铭一篇，其文云：

　　大周浮图铭并序

　　若夫业终运化，上哲不能移；丹徒水迁，中才莫由晓。遂使埋魂蒿里，委骨泉门，缄憾松楸，抱怨丘陇。思泰罪积，早丧慈亲，风树惊庭，蓼莪凄野。敬造灵塔，式报先亡，永谢三途，长归八正。其词曰：

　　悲哉蜒埴，痛矣阴阳，生我父母，窆之丘荒。其一。风树神销，陔兰气绝，堂宇寂静，登露歇灭。其二。敬造灵塔，饰像浮图，囗挚贝而应祜，尽丹青而倚珠。其三。

　　长安三年岁次癸卯九月庚寅朔二十日安思泰造浮图一所，为七世先亡敬造。塔基左面，刊《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囗愿囗囗囗囗顶囗囗》经，全文云：

　　娑婆世界，重口睹婆，着涅盘解脱地，唯愿千百世众海，供养诸佛，囗一切如影随身。观世音愿恒受持，不舍西方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得大势至。有能诵此一佛二菩萨名者，得离生死苦，永不入地狱，恒遇善知识；有疑有难者，诵经千遍，即得解脱。

　　一愿三宝恒存立，二愿风雨顺时行，三愿国王·受(寿)万岁，四愿边地无刀兵，五愿三途离苦难，六愿百病尽除平，七愿众生行慈孝，八愿屠儿不煞(杀)生，九愿牢囚欣得脱，十愿法界普安宁，眼愿不见刀光刃，耳愿不闻怨枉声，口愿不用违心语，手愿不煞(杀)一众生，总愿当来值弥勒，连臂相将入化成(城)。

　　塔基背面，刊中国佛教华严宗三祖康法藏家族坟茔题记一篇，全文云：

　　次西边坟

　　祖婆康氏 右麟德二年八月亡。

　　祖父俱子 右上元二年五月亡，其年八月葬在洛州河南县龙门乡孙村西一里。父囗(德)政合葬记。孙男法藏、阿仵、囗囗囗、惠琳。孙男崇基、万岁。

　　父德政 右去垂拱三年七月七日亡。

　　母尹氏 右去长安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亡。

　　1994年7月，龙门石窟研究所征集到龙门西山南麓新出土的陀罗尼经幢一躯。该经幢幢座、幢盖早年已佚，现存幢身系一水平截面为正八边形的石灰岩棱柱。幢身通高110厘米，水平载面外接圆直径23厘米。

　　该经幢第一至第三面刻有一篇汉文音译的梵语《佛顶尊胜陀罗尼咒》，系唐初厨宾沙门佛陀波利的译本。经幢第四面，刻题记一行，文云：

　　贞元九年二月十五日安二娘为亡夫董瞻敬造。

　　经幢第五、六两面，上端各刻一铺高约18厘米的佛龛，各刻结跏趺坐姿的佛像一尊。

　　经幢第七面，刻大中六年(852年)雷氏买地幢记一篇，文云：

　　河南府河南县龙门乡南王村买茔地壹所。住南市北店马行北头北。东至陈家茔，西至赵家茔，南至宋家茔，北至雷家茔，壁上从西第二宅。大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建立石幢，妻雷氏奉为亡夫卫府君建立。孤子郎哥、弟坚郎、看茔人杨万庆。

　　经幢第八面素无雕饰，仅余空壁。

　　兹就以上两件石刻文物的若干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

　　一、安思泰浮图镌造于长安三年(703年)九月，其干支纪朔载明是月朔日为庚寅，这与新、旧《唐书》有关本月的文献纪朔恰相一致。

　　又考陈垣《二十史朔闰表》，见表载是年九月朔己丑。陈氏认为两《唐书》所记与己表不合，意在用表格推算成果厘正史书。今以安氏浮图纪时比较于两端，可以确认长安三年九月庚寅朔日为时人之亲历。

　　至于安思泰浮图铭中迭见“缄憾松楸，抱怨丘陇”、“风树警庭，蓼莪凄野”、“永谢三途，长归八正”之遣辞，则不难看出塔铭作者谙熟儒、释典章的修养，从而可知安氏浸染华梵文教之深邃。执是之故，我们推断安思泰本乃一位亲臻中夏的粟特安国之移民。

　　二、安思泰浮图第一级背面所刊之坟记，记载了唐代佛教华严宗三祖康法藏’且孙三代的世系结构和卒葬茔域，这为我们研究中国佛教史上这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增添了珍贵的文物资料。

　　据坟记，我们知道康法藏祖父俱子和祖母康氏远在高宗初年即以粟特康国裔民播居于洛阳，其祖父俱子又于上元二年(675年)八月窆葬于河南县龙门乡孙村西一里。如此看来，这一徙居华夏的康国移民，此时已经感染了汉地人民聚茔而葬、铭志世第的风习。

　　三、安思泰浮图基层左侧之题记，据行文首行可知其为《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囗愿囗囗囗囗顶囗囗》经一部，这从题记正文中所刊“不舍离西方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得大势至。有能诵此一佛二菩萨名者，得离生死苦，永不入地狱，恒值善知识；有疑有难者，诵经千遍．即得解脱”的记序可以得到直接的证明。

　　这部《观世音囗愿经》的后半部分，列述了西方净土法门孜孜以求的十五项美好的企盼，表达了佛教社会那种悲天悯人、平允万方的理想情感。这一佛教经典的刊出，无疑证明长安年间洛阳地区西方净土信仰的流播与普及，这与龙门石窟武周之后造像遗迹中西方阿弥陀信仰迭迭上扬的文化现象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

　　与这件《观世音囗愿经》有文化连理因缘的是，敦煌遗书中已往曾发现有与此相类的“十愿文”抄本的流布。

　　案S．4504号敦煌遗书，中外学者曾将其判为中唐高僧法照大师晚年在故乡河西弘化净土信仰时在当地缁素二众中演唱的一种“五会念佛赞文”。在这一列论系统中，学者们显然有将其视为一种乡土世俗文书的倾向并赋予了它很高的讲唱文学的价值。

　　目前所见的S．4504号卷子的录文，质量较为完备者有颜廷亮氏《敦煌文学概论》以“诗体发愿文”为体裁类型过录的一种。颜录拟题为《十愿文》，全文内容如下：

　　一愿三宝恒存立，二愿风雨顺时行，

　　三愿国王十万岁，四愿边地无刀兵，

　　五愿三涂孛苦难，六愿百病囗囗囗，

　　七愿众生行慈孝，八愿屠儿不杀生，

　　九愿劳行得解脱，十愿法界普安宁，

　　眼愿莫见刀光刃，耳愿莫闻怨枉声，

　　口愿不用随(违)心意，手愿莫杀一众生，

　　总愿将来持弥勒，愿俗当将入化式(乘)。

　　今将S．4504号敦煌遗卷录文与龙门出土安思泰浮图所刊《观吐音囗愿经》两相比勘，我们不难看出，S．4504号敦煌遗卷正是初唐晚期流传洛阳的《观世音囗愿经》的节引。循此推论，则中唐以降的河西，无疑受到初唐以来中原佛教文化日渐西浸的影响，这与敦煌石窟同期造像艺术中频频展现的中原文化因素也有相应的一致性。

　　除此之外，我们尚可据龙门所出《观世音囗愿经》刊本对敦煌S．4504号遗卷进行校勘，从中可以厘定两者因双声、叠韵“口授笔录”造成的遣词失当和移录形误。

　　例如：遗书“三愿”句中“国王十万岁”之“十”，当为双声“寿”字之音误，而龙门刊经同句中“受”字亦为“寿”之假用。

　　遗书“五愿”句中“孛苦难”之“孛”字，当为“李”字之形误。而“李”则必为同音“离”字之假用。

　　遗书“六愿”句中泯失之三字，可因龙门刊经补为“尽除平”。

　　龙门刊经“八愿”句中“不煞生”之“煞”，“手愿”句中“不煞一众生”之同字，应为遗书同句“杀”字之同音假用。

　　遗书“九愿”句中“劳行得解脱”之“劳行”，从意绪上审视，当为龙门刊经同句“牢囚”之同音假用及双声移写。句中“得解脱”三字，亦与刊经“欣得脱”三字同义。

　　遗书“眼愿”、“耳愿”、“手愿”三句中，否定副词“莫”与刊经对应句中“不”字同义。

　　遗书“口愿”句中“不用随(违)心意”之“随(违)心意”三字，当为龙门刊经同句“违心语”三字之误装。

　　遗书“总愿”句中“将来持弥勒”之“将”、“持”，应为刊经“当”、“值”二字叠韵之音误。

　　遗书末句“愿俗当将人化式(乘)”之“式”字，当为“成”字形误，而“成”又为“城”字之假用。龙门刊经同句漫泐之二字，可由遗书“将人”二字补人，从而构成“连臂相将人化城”之完整句语，意为携手相持同入化城之境界。从而可知，遗书本句原意相左之甚远。

　　通过S，4504号敦煌遗卷与龙门安思泰浮图刊经的文字校勘，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佛教典籍在历时百年的传播中，曾经历了一个日渐世俗化的过程，从而显示了唐代佛教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发展演变的整体趋势。

　　首先，原系经典固有成分的“十愿”抑或“十五愿”的佛祖说教，在晚唐敦煌世俗社会的意念中已失去了“如是我闻”经典教喻的性质。遗书文字形式本身告诉我们，当时人们已将经典赋予的“十愿”授记，引以为佛事场合自我发愿的心声。

　　其次，文字校勘业已证明，这一佛教典籍白中原流播河西期间，日益明显地体现出当时人们普遍采用了“口授录音”式的传抄方法，以致众多的早期经典用词被后人的口语用词所代替。抄卷向口语化方向的演进，表达了现实社会中世俗思想意识对宗教概念的理解·与认定。这一现象反映出《观世音口愿经》在晚唐敦煌下层社会中日益普及的情势。

　　四、贞元九年(793年)安二娘为亡夫董瞻所造之陀罗尼经幢，按唐人时俗多半建于亡者坟茔的近旁。然而，大中六年(852年)该幢又被雷氏为亡夫卫府君追荐冥福而重新利用，说明卫氏坟茔距离董氏坟茔不会过于遥远。又由雷氏幢记文字之内容，我们得知卫氏坟茔的四周尚有“陈家”、“赵家”、“末家”、“雷家”坟茔的存在。结合龙门地区以往出土的大量墓地石刻文物考察，这一幢记内容更使我们认识到有唐一代龙门地区信教阶层坟茔的密集。而雷氏有关坟茔四至及“看茔人杨万庆”的记载，一方面反映了唐人对茔地处所、面积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唐人在“哀子守坟”的礼俗之外尚有雇人看茔的时尚。

　　五、雷氏题记的重要价值之一，还在于它揭示龙门地区唐人茔墓密集之外，尚且透露了东都洛阳城内一条重要的行市信息。

　　雷氏幢记中“河南府河南县龙门乡南王村买茔地一所，住南市北店马行北头北”，明确指出了东都洛阳城内雷氏家址所在的“南市”内，虽至晚唐时代仍有“马行”的存在。这条信息在隋唐东都行市史料极其缺乏的情况下显得尤为珍贵。

　　考雷氏幢记所言之“南市”，故地在今日隋唐东都故城遗址的茹凹村一带。此市隋时称作“丰都市”，其东西南北居洛城两坊之地，内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有店四百余所，商贾繁炽，货贿山积。有唐一代，因其地当洛水之南，故尔演称为“南市”。

　　有关南市的文献材料，史籍鲜见。唐人吕温《上官诏容书楼歌》中曾有“君不见洛阳南市卖书肆，有人买得《研神记》，纸上香多蠹不成，昭容题处犹分明”的诗句。《唐会要》卷八六“(天宝)八载二月，先是东都商人李秀升于南市北架洛水造石桥，南北二百步，募人施钱钜万计，自五年创其始，至是而毕。”《太平广记》卷二八五引唐籍《朝野佥载》卷三“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袄神庙，每岁商胡祈福，烹猪杀羊，瑟琶鼓笛，酣歌醉舞”。又为今日能见之两事。

　　此外，洛阳历来出土的唐人墓志中，尚有涉及南市的文物资料，今举数例备述如次。

　　咸亨二年(671年)齐朗墓志略称：齐朗，河间人，咸亨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终于洛阳南市，其年九月十七日殡于北邙山原。夫人王氏，证圣元年(695年)腊月二十一日终于南市之第，其年一月十七日合葬于北邙山原。

　　久视元年(700年)张大酺夫人段氏墓志略称：段氏垂拱二年(686年)七月十二日卒于洛阳南市旗亭里私第，久视元年十月二十六日与张氏合葬于北邙山王宴村北原。

　　神龙二年(706年)陈泰墓志略称：陈泰，颍川人。夫人房氏，神龙二年十二月七日终于南市旗亭里第。其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与陈氏同窆邙山之阳。

　　开元二年(?14年)朱玄哲墓志略称：南市署丞朱玄哲妻，开二年卒于南市官第。

　　大和四年(830年)成璘墓志略称：上阳宫医博土成璘，蒲州人，大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殒于洛州河南县南市面行之第宅。其年仲冬之月中旬末日归葬于河南县平乐乡杜郭村之先茔。

　　由以上片段资料的内容，可知唐代东都洛阳的南市，确为一座商肆林总、人户繁多的贸易场所。而大抵由于当时商贸事务中有众多西域粟特商人的参与，所以南市西坊之内又特别建有专为粟特胡人聚会礼拜的火袄神庙。洛阳南市之经贸往来富于国际化色彩，于此可见一斑。而李唐王朝有关“南市署丞”的设置，又足证国家对南市贸易管理的重视。

　　今将龙门出土雷氏幢记中有关“南市马行”的信息，纳人当时中外商贸交通的宏观格局中，我们将会得到哪些富有启发的史识呢?

　　案李唐王朝自贞观十四年(640年)拓疆西州以来，即高度重视陆上丝路交通的经营。为了有效实施陆上交通通讯的国家管理，唐朝政府曾制定了相当完善的以乘载对象为主体的驿马、传马制度。《唐六典》卷五有“驾部郎中员外郎，掌邦国之舆辇车乘及天下传驿、厩牧、官私马牛杂畜之簿籍”的纪事。近代以来，新疆吐鲁番等地出土了大量的唐代“籍马”文书，记录了当时马政管理中的种种细节，可见有唐一代西域交通中马政管理制度的周密与完善。

　　由于长安、洛阳以东、西两京之望处于国家交通的关键地带，因而这类地区的马政管理在国家事务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开元年间河南主事者刘彤所上《河南府奏论驿马表》中有谓：“臣伏以当府重务，无过驿马。臣到官之日，惟此是图。虽牧市百端，死损相继，盖缘府界阔远，山谷重深。自春多雨，马蹄又软，驱驰石路，毙踣实多。比于陕号已西及汝郑等处，道路稍异，日夜倍忧。又西自永宁，东自汜水，南到临汝，北达河阳，正驿都馆一十六所，常加填备，动以久阙……臣今分遣官吏，稍加价钱兼令外求，冀免有阙”，从中可以看出东都地区驿传马匹的急需和马政管理的繁重。

　　正是由于驿传马匹在唐朝陆上交通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唐朝政府才得以用周密的马政制度对之行施着严格的管理。今由雷氏幢记中关于洛阳“南市马行”的信息，我们无疑可以发现，赖以保证唐朝陆上交通现实需要的，除了当时国家具有一套完整的马政制度之外，马匹管理中的市场化交易也是与其配套和一种行之有效的行政手段。我国唐代中外商贸交通事业的高度发展，恰是在这样一种制度化、市场化管理机制的运作下得到了实现。《唐会要》卷八六“天授三年四月十六日神都置西市，寻废。至长安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又置，至开元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又废，其口、马移人北市”的记载，证实了唐朝政府确将口、马两事放在市场百业中的显著地位加以处分。

　　唐代中外陆上交通的如此发达，必将促进内地与周边地区经济、文化的往来和交流，这由考古资料亦可得到相应的证明。

　　1964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24号唐墓(64TAM24：27)出土了书有“贞观二十年十二月十日义深囗”题字的纸本文书，文书背面且有“洛州赵义深音(?)达／西州付欢相张隆训”的墨书文字，这反映了初唐时代洛阳籍行人已有抵达西州者。另在新疆拜城库木吐拉石窟东干沟一佛洞东壁见有“大唐东京大师彦寿礼罗汉骨，惠初巡礼功德为……空行、普满、囗事道智，丁卯年十一月比丘惠灯记。法秀、新成、空日、道秀，沙弥戒初、智净，比丘法成，苾刍法兄、坚行”的题记，是又可知唐代洛阳籍佛教僧侣并已联袂结伍涉足于丝路古道上的文化圣地。

　　由此看来，初唐时期原在洛阳盛行一时的《观世音口愿经》，在上述文化交往潮流的推动下，经法照西行迤逦辗转弘化于敦煌，正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件值得追颂的盛事。

　　依据以往对龙门地区魏唐文化遗址的长期调查，我们已经感到龙门一带出土文物在研究中古时期相关地域的历史文化现象中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然而迄今为止，环龙门石窟而密集分布的沉睡千年的魏唐遗址，并未引起人们高度的重视而得到科学的发掘与有效的保护。这反映了我们历史视野的局限和文化开拓意识的淡薄。长安三年、大中六年两件石刻文物的剖析，作为考史研究之一例，再次提示我们龙门地区有着丰富信息含量的文化遗产，对复原魏唐时代流逝已久的历史文明有着十分珍贵的资料价值。今天，以区域文化环境研究为目标，科学而适当地挖掘这些文化遗产的资料价值，无疑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具有开创意义的历史课题。摘自《敦煌研究》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