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叶经的历史与现状
2014/9/8   热度:352
贝叶经的历史与现状 一,佛经西来 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120年),霍去病率兵重创匈奴,缴获“祭天金人”一尊,带回长安。此“祭天金人”即佛像。 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2年),大月氏使臣伊存来到长安,向博士景庐口授佛经《浮屠经》。 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汉明帝梦见一个高大金人,头顶四周闪耀着日月光辉。有大臣圆梦说,这是西域天竺国的神,叫做佛。汉明帝便派遣使者中郎将蔡愔、博士秦景等12人到天竺国(今印度)去请教佛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西天取经。他们从天竺请来了两位佛教大师,竺法兰和迦叶摩腾,同时用白马驮回许多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佛经。汉明帝按照天竺佛寺的模样在洛阳建造了一座佛寺,命名为“白马寺”。 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僧(玄奘)去西天(印度)取经,带回来657卷写在贝叶上的佛经,至今被珍藏在西安大雁塔中。 这些从天竺国带回来的、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佛经,就是“贝叶经”。 二,为什么叫“贝叶经” 贝叶,即贝多罗叶。属棕榈科的一种热带性植物,主要产于印度、缅甸、中国西南地区。叶子长且质地稠密。在纸张发明以前,古印度以贝多罗叶记载佛教经典及宫廷文献资料,现今南印度及南传佛教地区仍有人继续使用。 公元前1世纪时,比丘们为了便于弘法,便把佛经写在贝叶上,以免散佚。这些书写在贝叶上的佛经,被称为“贝叶经”。 三,贝叶经是怎么做成的 贝叶经的制作过程比较复杂。 (一)采叶。贝多罗树特别高大,不分枝,其叶硕大无朋,一片叶可盖满一面墙壁。用利刀除去叶脉,取得近30个叶片。每个叶片有两米多长,一端稍宽,另一端稍窄。 (二)水煮。把裁好的叶片横向卷起,放在大锅里用水蒸煮,然后捞出晾干。这样处理后,叶片就变得质地柔韧,不易拆断。 (三)磨光。在两根木桩上横架一根木棒,将晾干的叶片挂在木棒上,两手攥住叶片的两端,上下拉磨,把叶片的表层磨掉,使其变得洁白光润。 (四)裁割。用直尺和利刀把叶片裁切成可供书写和保存的小叶片。一般每片叶长约两60厘米,宽约8厘米。 (五)烫孔。用烧热的铁棍在切好的贝叶的中间(或两端)烫1个孔,以便用绳穿订。 (六)刻写。在烫好孔洞的贝叶上,用铁笔刻写经文。 (七)上色。刻写完毕之后,要用色料涂抹叶面,称为“上色”。 (八)装订。用细绳把刻好的贝叶穿在一起,打结,便订成了一部贝叶经。 四、贝叶经的历史与传播 最初,经、律、论三藏是以师徒相承、口口相授的方式流传,并没有见诸文字。至公元前1世纪前后,大乘初兴之际,才将口头的圣典抄写在贝叶上,成为卷帙浩繁的三藏经典。据文献记载,贝叶经的使用及传播,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公元1至10世纪,古印度佛教徒携带大批贝叶经,前往中亚、我国新疆、西藏和尼泊尔等地区弘扬佛教;这些地区的佛教徒也前往印度学习佛教,并带回大量贝叶经。佛教和佛教文化得到极大的传播、发展。 19世纪、20世纪初,西方列强从亚洲掠夺了大量贝叶经。 五,贝叶经都在哪里 梵文贝叶经诞生于古印度。但是,由于宗教纷争、战乱频仍、气候炎热潮湿等原因,古印度的贝叶经几乎已失传。 随着佛法东渐,大量贝叶经被僧人带到中亚及中南亚多个地区,分散于许多寺院。2000年中,这些贝叶经并未受到妥善保存,或藏于佛像,或置于老旧的房间,或藏于山洞;在尘封几世纪后再度被人发掘,或辗转市井,毁于兵荒,或远渡重洋,散于全球。迄今为止,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博物馆、收藏家那里,还保存着贝叶经。 现存于我国的贝叶经很少,仅在西安大雁塔、峨眉山、普陀山、中国国家博物馆、西藏、台湾等处存有少量版本。部分也散落民间。 六,欧美贝叶经研究现状 (一)英国:斯坦因洗劫敦煌莫高窟 1833年,英国驻尼泊尔公使霍格森,在尼泊尔收集梵文贝叶经文献381部和纸本梵夹多件,分赠给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65部。以后,霍格森又从西藏运走《甘珠尔》和《丹珠尔》到英国。1873年,英国驻尼泊尔公使的军医赖特在尼泊尔搜得梵文经本共850部,其中佛经325部。1880年,鲍尔到中国新疆“考古”,获得了写在桦树皮上的《孔雀王经》。1882年,戴维斯创立了巴利圣典会,又组建了“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后来释译了巴利佛教《摄阿毗达磨义论》和《长阿含》。他一生翻译佛教经论12部,撰写佛教著作30余部,主持出版了拉丁体巴利文三藏和注疏,著作等身。 1908、1915年,斯坦因两次从中国劫掠了13570卷敦煌文书,这使他成为研究中国学的专家。1933年,E?J?托马斯出版了《佛教思想史》。1937年,神父索西尔出版了《中国佛教术语辞典》。1955年,孔兹出版了英译本《大智度论》,印度裔学者穆尔蒂写作了《佛教的中心哲学》一书。 1970年以后,英国的佛教研究已从经典的校勘转向了佛教哲学、社会学等领域,出版了勃洛费尔德的《道教与佛教神秘主义》、特雷弗?林的《印度佛教复兴》《佛教帝国主义和战争》等。现在,英国有许多大学讲授佛学。伦敦大学甚至收藏了《房山石经》。 (二)德国:格林威德尔“收集”贝叶经 20世纪初,德国的格林威德尔等人,在中亚“收集”了贝叶经和各种文字的写本10000余部。1906年皮舍尔出版了《佛陀的生平与教义》一书,非常畅销。朱托伊特将《本生经》译成德文。贝克出版了《佛学——佛陀及其教义》。韦伯、纽曼、盖格、格拉泽纳普、瓦勒泽尔等人,将巴利佛典《相应部》译成德文,撰写了《巴利文学与巴利语》一书;研究梵文经典,如韦伯研究了《阿含经》;写作了《早期的佛教哲学基础》(1904)。纽曼、塞登斯杜车、奥登堡等人通力协作,把贝叶经中的巴利文阿含经全部译成了德文。 1942年,冯?格拉泽纳普编译了《佛陀思想》,发表了《佛教的神秘》。1944年,诺贝尔撰写了《金光明最圣王经:附有词汇表的藏文本》。瓦尔德史密特出版了《佛陀生命终极的传统》,翻译了《大涅槃经》《四眷属经》。1947年,施密特出版了《佛陀的教义》,次年编纂了《佛教字典》。1951年,德国僧人尼安那波尼伽将《尼波多经》译成德文。翌年,吕德斯出版《佛教原始经典语言的现象》。1962年,施林格夫写出了2卷本的《佛教》。此外,史密特豪森译介了《瑜伽师地论》;亨利?贝歇特的《南传佛教国家的佛教:国家与社会》一书,成为研究佛教的经典作品。 (三)法国:伯希和中亚“探险”贝叶经 1833年,英国人霍格森将尼泊尔的171部贝叶经和手抄佛典赠给了法国法兰西学院梵文教授尤金?鲍诺夫,以后又从北京给法国运去了北京版的西藏大藏经。1844年,鲍诺夫出版了“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印度佛教史导言》,研究了佛教的教义,介绍了《般若经》《楞伽经》等大乘经典。 1859年,法国驻斯里兰卡领事格保洛特“收集”了大量的巴利文贝叶经。 20世纪初,法国探险家伯希和、薛尼温?莱维,从印度、尼泊尔、巴勒斯坦、中国敦煌等地区,掠夺了数以万计的梵文贝叶经、绢画以及敦煌遗书。他们校勘《中边论颂》,翻译《大乘庄严经论》等。并出版多卷本辞书《法宝义林》。他们把巴利语三藏用罗马字母注出,又将其译成英法等语言,同时又对梵文文献和敦煌文献,以及于阗文、龟兹文、回鹘文、栗特文等文献做了研究与翻译,加以考证注疏,掀起了欧洲的“亚洲学史上的翻译运动”。佛教信仰者卡贝尔曾精心校订了全部巴利文大藏经。 (四)比利时:蒲山“引起佛学研究的革命” 1925年,魏莱?蒲山出版代表作《涅槃》。他将《俱舍论》《成唯识论》译成法文,校订《入菩提行经》等经书,编辑《敦煌藏文写本目录》,被认为“填补了在早期巴利著作之研究,及后来中观学说之间的裂缝”的一场“佛学研究的革命”。蒲山的学生拉摩特致力于研究、翻译和注解《大智度论》,并著《印度佛教史》,引起学界重视。 (五)意大利:杜齐8次进入西藏 从1929年起,意大利的杜齐(1894-1984)长期在尼泊尔、巴基斯坦地区调查,先后8次进入我国西藏,弄走大量贝叶经、绢画、写本等文物。1933年,他创建了意大利中东和远东研究所,1950年开始主持出版60余卷本的《罗马东方丛书》。杜齐本人一共写过360余种著作,还对一些梵文贝叶经做了校勘。 (六)俄罗斯:沙皇下令收集贝叶经 18世纪时,俄国政府修建了桑格里寺。沙皇一世彼得大帝亲自下令收集藏、梵、中亚等各国文字的佛经抄本。1905、1914年,奥得尔捷夫、奥尔布格等人先后在敦煌盗走部分汉译佛典。另一些人则在我国新疆、内蒙古、西藏等地窃取了大量珍贵文献。据苏联科学院公布的资料,数目达1243部,但据日本学者的统计,为10000余部,占敦煌文书的总数四分之一。由于占有了这批资料,苏联皇家科学院组织了学者从事专门研究,最终形成了欧洲的彼得堡学派。 1919年,罗森堡经过研究《俱舍论》,发表了《佛教哲学问题》。彻尔巴斯基校订过大乘佛典《现观庄严论》八千颂及藏文本《俱舍论》(单品),撰写了不朽巨著《佛家逻辑》。1923年著《佛教中心概念以及达摩(法)一词之意义》,汉译本名《小乘佛学》;1927年著《佛教涅槃之中心概念》,汉译本名《大乘佛学》或《佛家涅槃论》。 (七)美国:洛克维尔两次进藏带走贝叶经。 对贝叶经佛典的研究,美国晚于英法德等国,但现在影响最大,成果最多。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人洛克维尔两次到西藏“探险”,带回数量不菲的梵文贝叶经以及其他文献资料,写作了《释迦牟尼传》(1907)等书。朗曼编纂了《梵文读本》,又在1890年出版了《佛教翻译》《经集》。亨利?克拉克?瓦伦终身残废,将其大部财产捐给了巴利圣典会。埃杰顿编辑了《佛教混合梵语:文法与辞典》,哈特编写了《梵语速成学习法》。A?K?纳拉因曾任联合国世界佛教研究会秘书长,曾经培养了数名华人博士。 1950年以后,美国的华裔学者十分活跃。陈观胜出版了佛教史著作《佛教的中国转化》。1970年,沈家祯创“世界宗教研究院”,其图书馆被认为是藏书最多的图书馆之一。1975年,台湾名僧圣严法师在纽约建立了“中华佛教文化馆”,下设“三学研究院”和“禅中心”,发行《禅道通讯》和《禅杂志》刊物。净海和永惺法师在休士敦建“德州佛教会”,讲授佛学。 七,中国贝叶经研究现状 (一)清末民初:杨仁山创办金陵刻经处。 居士杨仁山创办了金陵刻经处,致力于佛教经典的整理、出版。同样的还有:扬州江北刻经处,常州天宁刻经处,天津刻经处,北京刻经处,三时学会,佛学书局等。它们或由僧人、寺院管理,或由居士承办;有的实行股份制,每股10元。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了一批学者著作,如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陈垣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丁福保的《佛学大辞典》等。太虚、圆瑛等也出版了《太虚大师全书》、《印度之佛教》以及一些经疏。 (二)建国初期:金陵刻经处整理玄奘全集。 1950年,北京成立了现代佛学社,出版了《现代佛学》月刊。三时学会编纂了《汉藏佛教词汇》《亚洲各国佛教史要》等资料。赵朴初撰写了《中国的佛教》(英文)。李荣熙做了《百喻经》等佛典的英译工作和《锡兰佛教史》的汉译。叶均翻译了巴利藏经《清净道论》等。金陵刻经处整理了《玄奘译撰全集》400卷,英文《玄奘法师传》。整理拓印了房山云居寺石经。 (三)改革开放之后:中华书局出版《中华大藏经》。 1979年,吕激出版了建国以来第一本学术著作《中国佛学源流略讲》,1982年,吕潋出版了《西藏佛教史略》《佛教大藏经史(8~10世纪)》。1988年,出版了《佛教与中国文化》,次年,出版了《佛教文化面面观》,以及《贝叶文化》(1990)、《中国佛教文化论稿》(1991),周叔迦的《周叔迦佛学论文集》(1991)、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近年来,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华大藏经》,佛教协会拓印了重印了《乾隆大藏经》(亦称《龙藏》)。 (四)2000年以来:西藏清查贝叶经。 2002年,云南西双版纳州政府与云南大学贝叶文化研究中心等共同合作,着手翻译整理出版《中国贝叶经全集》100卷。其中包含了部分南传上座部佛教即小乘佛教的贝叶写本。 2007年,西藏自治区启动了对贝叶经的摸底调查,到2008年8月,已经将拉萨市、山南和日喀则地区的寺庙、博物馆里的部分梵文贝叶经登记造册。国家投入了98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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