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宗教观探源
2014/9/8 热度：445
马克思的宗教观探源 [摘要] 本文从自然神论、泛神论、道德神论、浪漫主义神学，人本神学的线索中探讨马克思之前宗教观的演变和实质，引导出马克思的宗教观，即将宗教批判和社会政治、经济批判相结合的宗教观。 [关键词] 马克思 宗教观 宗教 异化 一 恩格斯曾说：“有实践意义的首先是两种东西：宗教与政治。……但是，政治在当时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所以主要的斗争转为反宗教的斗争。”这是对19世纪30、40年代德国理论界相当贴切的表述。精神领域的革命已成为当时思想界的核心目标，它的价值内涵是自由与解放。然而“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包罗万象的纲领。”——已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事件。它以传统的、教会的、天国的、无限的形式隔离着人们对现实的、自我的、有限的生命觉醒，与人们追求自由与解放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正由于此，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从一开始必然指向对宗教的批判，因为对宗教的批判过程就是追求自由与解放的过程，就是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而且“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通过宗教批判，马克思的思想才得以深化，并最终找到人类解放的真正道路。因此探讨马克思的宗教观对于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二 众所周知，马克思并未形成自己完整的宗教观体系，但是通过对宗教的批判，他却开启了一条新的批判维度。马克思超越了前人赋予宗教合理性的前提，将宗教纳入到人类历史长河来探寻其历史根源。马克思对宗教的这种还原性探索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是切入他整个批判之域的入口。从他的宗教观中，我们可以窥见他的理论精神之实质和他伟大的现实主义理想。当然，在一个具有浓厚宗教传统的国度里成长的马克思，不可能一开始就能以旁观者的身份打量宗教，他的这种转变主要在于：一方面科学的巨大发展，人们已经对自身的理智能力抱有信心，能以一种轻松的旁观者的心情面对曾权威千年的宗教；另一方面，之前的宗教神学一步一步把宗教内在化，以致上帝与人的关系发生倒置，从另一维考察宗教已水到渠成。 中世纪，作为婢仆的“科学”最初只不过是为神学提供知识基础与理论证明，但科学所内含的理性观念与认知方式已经孕育其中，随着自身的成熟，它逐渐从宗教的羁绊中独立出来。牛顿力学的兴起，达尔文进化论的提出等等科学成就使人们开始怀疑宗教解释世界之方式的有效性，并逐步开始倾向于接受客观、经验的事实，认为事件的背后只有自然的原因，也只需自然的解释。科学的发展挑起了它与宗教的争斗，科学与宗教之争对哲学家、神学家及科学家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哲学家开始探讨两种认识方式的有效性问题；神学家也不得不直面科学的巨大成功，或攻击，或回避（不管是攻击还是回避都表明受科学影响），或利用科学成果充实自己；而科学家则又常常以虔诚的基督徒的身份进行科学研究。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促使人们的宗教观念不断转变，先后经历了自然神论、泛神论、道德神学、浪漫主义神学到人本主义神学等阶段。这些不同论断为马克思探讨宗教问题提供了线索。 第一个要扬弃宗教和科学于一体的是自然神论。为之奠定大部分智力基础和哲学基础者是洛克等经验论者。自然神论是神学企图与科学和解的产物，它的基本观点认为，上帝创造世界和世界的规律，但这一创造过程一经完成就不再干涉自然的运行。这样，一方面上帝被保留了他的创造意义，仍是一个具主客二重性的上帝；另一方面上帝的任意性或主体性又受到限制，它不再显示其神迹，自然的规律则通过人的理智去获取。不过进一步分析后我们不难发现，此派将创世后的上帝“礼貌”地请出了自然领域，上帝成为一个与自然运行规律无关的存在。然而伴随科学探求的深入，人们惊讶于自然的美与和谐，这使人不得不去思考一个问题：自然本身是否具有神性或它是否就是神的化身?这种理性主义的思路将人们的宗教观引入泛神论的视野。 “唯理论”一词来自拉丁文“理性”，通常被理解为指这样一种观点：“所有真理的根源都在人的思想之中，不需要任何形式的超自然的干预或感觉经验来帮助。”它是理性过程自身，因此只需要在纯粹理性自身中就可以演绎出“理性的普遍原则”。笛卡尔根据“我思故我在”这个自明、内在的观念逐一演绎出心灵、形体等实体，而斯宾诺莎扬弃了笛卡尔的二元论思想，认为只有自因的、无限的、唯一的东西才能称为实体，而它就是神，就是自然。斯宾诺莎以泛神论的方式扬弃了正统神学与自然神论，认为对自然的探寻就是对上帝的寻求，从而使宗教与科学之间的斗争得以调解，宗教与科学在自然领域同时具有合理性地位。从正统神学到自然神论再到泛神论，我们看出“神”的意义逐渐地转变，如果说自然神论对于正统神学来说只不过是形式有所改变，那么在泛神论里则是本质有所不同。上帝的创造意义消失殆尽，高高在上的、全知全能全善的神已经丢掉了它的主体性，纯粹地只是与自然一致的客体而已，这就为上帝被置于人的主体范围打开了方便之门，并随着康德对人类认识能力的考察纳入到人之实践理性的范围，道德神学产生了。 三 马克思首先认为现实宗教是一种异化宗教。在基督教的世界里，“人被降低为动物”，人没有自我，只有对上帝、天国的依赖，“基督教的原则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总之，颂扬愚民的各种特点”。“人”在哪里？人——自由者、思考者、世间之最聪灵者──何以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动物”，马克思进而转向对宗教本质的思考。 马克思指出，宗教不只是人心灵渴望的场所，也是心灵避难的场所，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与自我感觉”。按此观点，宗教是人与自身相分离的结果，是“非人”或“异化的人”的精神世界，即是说，只要有异化的人存在，异化的宗教就必然存在。它为苦难者、被异化者提供心灵药剂，一种自我麻痹的精神陶醉品，“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它以幻想的天国和赐予幸福的承诺左右人们的思想，阻碍人们对自身地位和现实处境的反思。但是，人就是人本身，何以被异化?异化的根源在哪里呢？ 马克思说：“人并不是抽象地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这段话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异化宗教的根源在于现实的国家、社会的异化，而“劳动与私人财产之间的分裂造成了经济与社会秩序中的这种异化与分疏”。因此，异化的人与异化的宗教的根源在于社会经济的异化。“宗教也就是某种社会经济状况的结果。……不公正的社会状况产生了宗教，而它反过来又支撑着宗教”。至此，马克思基本上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宗教观，这一宗教观将宗教与社会政治、经济结合起来，为其切入政治批判与经济批判领域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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