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琦 副研究员 台州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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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台州古代海外交往概说

　　台州地处中国黄金海岸线中段，浙江第三大河灵江水系自西东流至台州湾入海。据文物考古证实，台州历史可远溯到七千年前新石器时期的仙居下汤文化。而台州海洋文化，则可追溯至三千年前的玉环三合潭文化。负山枕海的地理环境，农耕海牧的生产方式，使台州古越先民与东南沿海的越民族一样，“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越绝书》）”。越王勾践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自强不息，终灭吴国。后迁都琅琊，称霸中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3），越王无彊兴师伐楚，楚威王“大败越，杀王无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越国王族从此流散，“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其中越王族的一支流落到今台州、温州、丽水一带，建立了东瓯国。据文物考古与文献记载，东瓯国都城即今温岭市大溪镇大唐岭的于越王城（俗讹为“徐偃王城”，详见周琦《东瓯都城考》，载《台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三期）。秦末陈胜、吴广揭竿而起，越王勾践七世孙东瓯国君摇“佐诸侯平秦”。后项羽不予分封。摇与无诸遂“佐汉灭楚”，才报当年楚威王杀越王无彊之仇。汉惠帝三年（前192），封摇为东瓯国王，疆域包括今台州、温州、丽水三市之地（《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这是浙东南最早的行政建置。

　　西汉建元三年（前138），因闽越国入侵东瓯，东瓯举国四万余人北迁江淮一带。西汉始元二年（前85），建立回浦县（治今台州市椒江区章安街道办事处），县域即东瓯疆域。三国东吴太平二年（257），以会稽东部都尉属地设置临海郡，郡域即东瓯疆域。此后相继分出永嘉（温州）处州（丽水）二郡，才形成今天的台州。源远流长的台州，据学者研究，在两汉时期的海外交往应已存在。但有文献记载的海上交通当以三国东吴卫温、诸葛直首航台湾为发端。随着天台山道教与佛教的崛起，台州成为中国道教南宗的发祥地，中日韩三国佛教天台宗的祖庭；赵朴初会长誉为海外文化交流的“黄金纽带”。从古代台州海外交往地域看，其范围主要在东南与南亚：

　　印度尼西亚

　　清代温岭学者戚学标《台州外书?卷九?兵患》载：“嘉定元年（1208），阇婆国番船寇松门，巡司失印记，复降给。” 阇婆国，即印度尼西亚的西爪哇。说明至迟在南宋台州与之已有交往。

　　越南

　　元代临海籍使臣陈孚出使安南，作《交州稿》，不辱使命而还。明初台州临海叶见泰亦奉使安南。叶见泰（1341——1390年），字夷仲，临海人。年轻时“束书翱翔燕京，袖出文章，诸公惊骇（明方孝孺《逊志斋集》）”。后为明将朱亮祖部从事，并屡立功勋。曾出使安南（今越南），能谕其君长来贡。官至刑部主事。其所著有《兰庄集》，宋濂评论他的文章“温醇而有典则，离逸而有思致，其辞简古而不庞，其神丰腴而不脊，求之行辈中，未见其敌也（明宋濂《宋文宪公全集》）”。他传世的诗作虽不多见，仅《兰屋》、《赠方希直》、《沧浪渔者》等几首，但颇多妙语（何奏簧：《民国临海县志?宦业传》）。

　　印度

　　明初临海籍高僧宗泐（1318——1391）奉明太祖朱元璋之命，以洪武十年（1377年），应命出使赴印度取经，“涉流沙，度葱岭，遍游西天，通诚佛域”，历时五年，“往返十有四万余程”。途中备尝艰辛险阻，其诗文集《全室外集》（四库本）分别有《陇头水》（卷二）、《别陇头》（卷七）、《度关陇》（卷四）、《望昆仑》（卷三）、《雪岭》（卷五）、《题〈天台归老图〉》（卷七）诸诗，以纪念西域行程。因所作《西游集》今已佚，故愈显珍贵。

　　其《别陇头》诗是纪明太祖朱元璋命宗泐西行取经：“帝遣山人远入戎，半年情绪客程中；陇头流水今朝别，人自西行水自东。”其《陇头水》诗，充分流露出离情别意之苦，乡井思绪之慨：“陇树苍苍陇阪长，征人陇上回望乡。停车立马不能去，况复陇水惊断肠。谁言此水源无极，尽是征人流泪织。拔剑砍断令不流，莫教惹连征人愁。水声不断愁还起，泪下还滴东流水。封水和泪付东流，为我殷勤历乡里”。

　　其《度关陇》诗是描写关陇的苍凉与诗人的乡愁：“陇头流水关山月，月色凄凉水呜咽；今古征人尽断肠，野客经过亦愁绝；连林二月冰不开，猛虎一吼苍崖裂；鹦鹉能言好寄书，心事茫茫向谁说。”其《雪岭》诗是描述西域雪山之景：“华戎分壤处，雪岭白嵯峨；万古消不尽，三秋积又多；寒光欺夏日，素彩烁天河；自笑经过客，相看鬓易皤。”

　　其《题〈天台归老图〉》诗则是西行取经归途中所作，因宗泐系台州人，时已年逾花甲，故自称“天台归老”。诗人希望西行取经归国后，能过上隐士的清闲生涯：“白头天外未归人，江上看图愧此身；闲却溪头半间屋，桃花流水几经春。”洪武十五年（1382年）终于取得了《庄严宝王》、《文殊》、《真空名义》等经。归国后乃授僧录右善世，仍住南京天界寺。

　　暹罗

　　明弘治（1488——1505）间，天台学者卢浚（1464——1502），作《赠节妇史氏》诗，在诗序中记载节妇“（史）氏夫以海贾飘暹罗，守节二十年。后夫以通事（翻译）进贡重逢，送至南安而别。”暹罗即今泰国，节妇史氏丈夫因海外贸易漂流至泰国，其妻史氏为之守节20年。其实，历史失载的要更多。明成化（1465——1487）年间，太平（今温岭市）籍林霄，曾奉使暹罗。林霄，字恒复、克冲，林鹗从弟，五六岁号奇童，后登进士第。初选翰林院庶吉士，后升刑部给事中。成化十一年（1475）暹罗遣使入贡告丧而求封，林霄与行人姚隆奉使暹罗，册封其国王。抵达暹罗王城，因接见礼仪不合规格，不肯屈节宣诏，暹罗国王故意薄待之，迫其屈从，遂愤懑成疾而死。明宪宗赐敕赞道：“仗节不屈于蛮邦，结愤竟归于冥漠（《嘉庆太平县志?人物传?义烈传》）。”明代学者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8?暹罗条》记其事曰:“弘治中,给事中林恒复（林霄，字恒复）奉使行册封礼。并有刑部侍郎屠勋,大学士杨一清赠诗以壮其行。”

　　琉球

　　据临海市博物馆丁伋先生研究与统计：清代以前，台州与琉球交往乏载；清代与与琉球交往多达七次。前五次事迹不详。第六次为道光三年（1823）五月，临海学者张绮（1797——1874），在《默斋诗话》（写本）中记载：“道光三年（1823）五月，琉球国有数十飘舟至台（州），邑令萧公元桂馆于南极宫。其人皆披单花衣，穿木屐，头挽髻如道士，藉以金。有茂才陈举如能诗，携诗稿数卷。” 张绮惜未抄录，仅记数句。第七次为温岭学者黄浚（1779——1866），在《壶舟诗存》（卷14）记载咸丰元年（1851），琉球使臣因风飘流至台州温岭，黄浚与之诗歌酬唱。明末，台州宁海人张五官、杨明州因风飘流至琉球，后相继做了琉球“明伦堂训诂师”，为琉球传播中华文化作出了贡献。上世纪90年代，其后裔古坚道义、山口光有曾专程来三门寻根访祖（见丁伋《台州海外交通史钩沉》，载《台州地区志?志余辑要》）。

　　在东亚与南亚国家和地区交往中，台州与日本、韩国的交往，则是“黄金纽带”。

　　第一节 古代台州与日本交往

　　台州佛教起源甚早。佛教自东汉永平年间（58－75）从印度传入中国后，三国孙吴赤乌年 间（238-251）就已传入天台山。当时浙江境内共有9座寺庵，天台山一带就占了6所（天台境内2所、黄岩3所、嵊县1所）（项士元《浙江佛教志》）。东晋以降， 支遁、慧观、竺昙猷等高僧相继云集天台山，奠定了天台山佛教之大成，融“南义北禅”于一炉，在天台山创立了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宗派——天台宗，使天台山佛教进入鼎盛时期，至唐代，天台山佛教开始“文化输出”，东渡扶桑，繁衍东瀛，对日本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台州佛教文化对日本佛教的影响，从源流关系来看，可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直接影响，是指对日本佛教天台、禅宗（临济、曹洞）等派系的影响。这两大佛教派系的创始人都曾到台州求法，归国后成为一宗之祖。如日本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最澄、临济宗创始人 荣西、曹洞宗创始人道元等都曾求法于天台山。

　　间接影响，是指对日本佛教净土、日莲等派系的影响，这两大佛教派系的创始人虽然大都未曾至台州求法，但在教义学说上与天台山佛教均有着较为密切的渊源关系。如日本佛教融通念佛宗创始人良忍、净土宗创始人法然、日莲宗创始人日莲等，虽然未求法于天台山，但他们均出身于日本佛教天台宗，在教义学说上分别受到天台山佛教文化的“熏陶”，故视为间接的影响。

　　日本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最澄，805年从天台山回国后，在日本天台宗总本山比睿山延历寺根本中堂中，亲自点燃象征秉承中国天台正统法脉的圣火“天台无尽灯”，灯油和灯芯添置均由延历寺天台僧众，依时轮班供养，历今一千二百余年从未熄灭，故称为“不灭法灯”。

　　从时代影响来看，又可分为两个历史时期：即天台宗文化输出时期和台州禅宗文化输出时期。

　　唐代至北宋，是天台宗文化输出时期。这一阶段，来天台山求法的基本上属于日本佛教天台宗僧人。如：圆载、圆珍、惠萼、日延、寂昭、绍良、成寻等，他们都属于日本佛教天台宗。

　　南宋至元代，为天台山禅宗文化输出时期。这一阶段，来天台山等地求法的基本上属于日本禅宗（临济、曹洞）僧人，如：荣西、道元、圆尔辨圆、无关普门、无象静照、彻通义介、孤峰觉明、祖继大智、不闻契闻、古先印元、寂室元光、古源邵元、友山士 、正堂士显等 ，均是日本临济、曹洞两宗高僧。

　　有唐一代，中国佛教天台宗虽几经挫折，仍处于上升时期；北宋以后，“教宗天台，行归净土”，景况自非昔比。南宋建炎四年（1130），中国佛教天台宗祖庭的天台山国清寺，已“ 易教为禅”（明释传灯《天台山方外志?寺观考》），成为“禅宗十刹”之一。随着禅宗势力在天台山的崛起，逐步取代了天台宗在天台山佛教中的主导地位。日本的平安时代(7 84－1192)，也是日本佛教天台宗发展的鼎盛时期。至镰仓幕府时代（相当于中国南宋），日本禅宗等教派正勃然兴起。此时，日本佛教界从天台山“移植”天台宗的使命也已基本完成，故而天台山佛教与日本文化交流亦由天台宗文化而转向禅宗文化。

　　一、与日本天台宗的交往1

　　日本佛教天台宗的创立，首先得归功于唐代高僧鉴真和弟子台州开元寺僧思托。

　　鉴真（687－763），俗姓淳于，广陵江阳（今江苏扬州）人，曾从中国佛教天台宗第五祖 章安灌顶的弟子、荆州玉泉寺的弘景律师学习戒律和天台教义，因此鉴真实际上是章安灌顶（智者大师的高足）的再传弟子（宋释志磐《佛祖统纪》卷10）。唐天宝三年(744)冬，鉴真第四次东渡日本，从明州（浙江宁波市）经宁海，巡礼天台山国清寺，带去《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四教仪》、《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天台止观法门》等佛教天台宗的经典之作（淡海三船《唐大和上东征传》）。天宝十三载（754）春，鉴 真第六次东渡告成，他在日本传播律宗的同时，大力弘扬天台教义，从而揭开了天台山与日本文化交流的序幕。

　　鉴真弟子、台州开元寺（即龙兴寺）僧思托，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第一位赴日的台州高僧。他俗姓王，山东沂州（临沂）人，自幼出家，至台州开元寺后，曾习天台教观，后从鉴真研习律疏，成为高足。他随鉴真“四度造舟，五回入海”（思托《延历僧录》，附见《唐大和上东征传》），“始终六度，经逾十二年” （《唐大和上东征传》），深受鉴真的器重。鉴真东渡日本后，思托协助创建举世闻名的唐招提寺，并在寺内宣讲天台教义，兼弘律宗（《唐招提寺缘起略集》）。为反击日本旧教团对鉴真的攻击，思托撰写了《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驳斥了旧教派的谰言。此传已佚，日本著名作家淡海三船于779年写成的《唐大和上东征传》，就是以思托的《鉴真传》为底本。鉴真圆寂后，思托制作的鉴真干漆夹苎坐像，是日本美术史上最早的肖像雕塑，史称“唐招提派”（《招提寺千岁传记》卷下《殿堂篇》），今已定为日本国宝，受到特别的珍视和保护。

　　鉴真圆寂后不久，他播散天台教义的种子，在日本京都比睿山破土而出，称“一号种子”，就是日本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最澄。

　　最澄（767－822），近江国（今滋贺县）滋贺郡人，其祖先是后汉孝献帝后裔，幼年随近江高僧行表出家,19岁受具足戒（即正式取得僧人资格）。781年在京都比睿山靖草庵修行，研习鉴真东渡时带去的天台教典，萌发入唐求法的愿望。

　　唐贞元二十年(804)，最澄带着弟子兼翻译义真，乘坐日本第十二次遣唐使藤原葛野磨君的使船入唐。当年九月二十六日到达台州。最澄向台州刺史陆淳献上黄金与珍宝。陆淳婉言辞谢。最澄只好“卖金货纸”（吴顗《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序》，见最澄《传教大师全集》），抄写天台教典。接着， 最澄从天台宗第十祖道邃学习天台教义，并与义真一起受菩萨戒。后来，他又从天台佛陇山行满座主学习，并师从天台山禅林寺僧翛然受牛头禅（中国佛教禅宗一派，因法融居金陵牛头山修禅法而得名）。

　　唐贞元二十一年（805），最澄学成归国，台州刺史陆淳、台州司马吴顗、临海县令毛涣、天台座主行满等十人均赋诗赠别。诗题都是《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诗前有序，介绍了最澄“不惮陷天之巨浪，不怖映日之金鳌”（《招提寺千岁传记》卷下《殿堂篇》）至天台山求法的经过，诗则描述了最澄功成归国的喜悦心情，并期望最澄“ 继踵大师风”(行满《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见《传教大师全集?显戒论缘起》)，回国后能大力弘扬天台宗。

　　最澄从天台山带回的智者大师衲衣，绢制，长119厘米　隋（6世纪）为天台智者大师所用，供奉于日本延历寺，今为日本国宝最澄回国后，极得天皇的赏识。日本大同二年(807)，他上奏朝廷，创立天台宗，当时把持日本佛教界的旧教派反对创立天台宗，最澄撰写《显戒论》、《内证佛法血脉谱》等论著，驳斥了旧教派的非难。日本弘仁十三年(822)6月4日，56岁的最澄圆寂于比睿山中道院。他圆寂后的第七天，嵯峨天皇批准在比睿山建立天台宗大乘戒坛，改比睿山寺为延历寺。日本贞观八年(866)，清和天皇追赐最澄“传教大师”谥号，这是日本佛教有“大师”称号之始。

　　最澄创立的日本佛教天台宗，与中国佛教天台宗不尽相同。它是一个台、密、禅、律（大乘圆戒）“四宗合一”、“圆密一致”的“日本式”的天台宗。最澄从天台佛陇行满、修禅寺道邃学的是天台教观，从天台禅林寺翛然学的是“牛头禅”，从越州（浙江绍兴市）龙兴寺顺晓学的是密宗，从道邃在台州龙兴寺受的是菩萨圆戒，这“四种相承”关系构成了日本佛教天台宗。

　　最澄之所以把自己创立的佛教宗派命名为天台宗，是因为天台宗是圆教宗，圆教即是假、中、空的“三谛圆融”之教，密宗事相的“六大”、“四曼” 、“三密”是圆教的“有门”，相当于“假谛”；达摩不立文字，见性成佛的禅宗是圆教的 “空门”，相当于“空谛”；而兼有这“有、空”二门，融通“空、假”二谛的，正是圆教的“中谛”。从教相门来看：台、密、禅三宗门户虽异，但追其教旨，不外是圆教三谛。正 因为这个缘由，最澄才命名为天台宗。

　　最澄圆寂后，圆仁、圆载、圆珍、慧萼等继承了最澄的衣钵，相继入唐求法，为发展日本天 台宗和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与日本天台宗的交往2

　　圆仁(794－864)，俗姓壬生氏，下野国(今枥木县）都贺郡人。15岁入比睿山投最澄门下，彻悟圆教之奥旨，兼受传法灌顶。由于义真（时为日本佛教天台宗首任座主）的推举，日本承和五年（838）随藤愿常嗣的遣唐使船入唐。抵达扬州后，申请去天台山未获批准。日本承和七年(840)五月，巡礼五台山大华严寺，从志远、玄鉴等天台高僧学习天台教义。

　　日本承和十四年(847)，圆仁携佛教经疏等七百余卷回国。日本齐衡元年(854)，他被敕封为延历寺座主，为文德、仁和两天皇授菩萨戒。后在比睿山设灌顶台和天台智者大师御影供（《画像赞》为唐书法家颜真卿所撰），并建总持院，弘传天台教义，使日本天台宗迅速得到发展，成为山门派的创始人。日本贞观六年(864)，71岁的圆仁圆寂于比睿山。日本贞观十年(868)，清和天皇追赐“慈觉大师”谥号。圆仁不仅发展了日本天台宗，还留下一部史料价值极高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4卷。日本明治十六年(1883)，此书发现于京都东大寺，即被定为日本国宝，与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并称为“世界三大旅行记”。这是一部研究我国唐代政治、宗教、文化和中日关系的极其珍贵的史料。

　　与圆仁同时入唐的圆载（?－877），也是一位日本天台宗高僧。他自幼入比睿山从最澄学梵典，兼习儒学。日本承和五年(838)，率弟子仁好、顺昌、仁济等入唐，自扬州入天台山，巡礼国清寺。将比睿山诸法师提出的有关天台教义的50个疑难问题，提交国清寺广修、维蠲二高僧解答，并从二师学习天台宗。日本承和十年(843)，圆载令弟子仁好、顺昌回国送 “唐决”（即中国天台宗对日本天台宗所提疑难问题的解答）。圆载在唐颇受朝野人士的尊重，唐宣宗非常赏识他的才能，特诏请他到宫中讲经，赐以紫袍。

　　日本仁寿三年(853)，日本天台宗高僧圆珍入唐，带来日本仁明天皇的敕牒，表彰圆载“勤求圣道”，赐以“传灯大师”称号，这是日本高僧生前荣获“大师”称号之始。圆载在唐学习40年，与当时著名诗人皮日休、陆龟蒙、颜萱等人关系密切，临行时，陆龟蒙、皮日休、颜萱等人均赋诗赠别。陆龟蒙诗云：“九流三教一时倾，万轴光凌渤澥声。从此遗编东去后，却应荒外有诸生。”(《全唐诗》卷269)日本元庆元年(877)，圆载携40 年来搜集的数千卷“九流三教”典籍，乘唐商船回国，途中不幸遇风暴殉难。

　　曾给圆载带来日本仁明天皇敕牒的圆珍(814－891)，是日本天台宗第五代座主，寺门派的创始人。他是日本真言宗（即密宗）始祖空海之侄，赞岐国（今香川县）那珂郡人。

　　15岁投比睿山首任座主义真门下，20岁受戒，32岁时被推为比睿山真言宗的学头。日本仁寿三年(853 )8月，他乘唐商人钦良晖之船入唐，至天台山国清寺，从高僧物外学习天台教观，抄得天台教典300卷。接着，他又从越州（浙江绍兴市）开元寺僧良谞学天台教义。日本齐衡三年（856）后，圆珍又至天台山国清寺，在国清寺止观院建“止观堂”，题名为“天台国清寺日本大德僧院”，请清观住持。日本天安二年(858)，圆珍携千余卷经疏归国。依敕住持比睿山山王院，并屡次受请入宫讲经修法。越年，移住山下三井圆城寺，奏请为天台的别院。又创立唐院，形成后来的寺门派。同年任天台宗第五代座主，职位僧都。日本元庆元年(877) ，又敕封为御前讲师。日本宽平三年(891)12月29日，78岁的圆珍圆寂于园城寺。日本延长五年(927)，醍醐天皇追赐“智证大师”谥号。著有《法华论记》、《法华玄义略要》、《讲演法华仪》等。所著《授决集》2卷，为日本天台宗寺门派教学的根本圣典。

　　在唐代，还应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普陀山的观音道场，系日本天台宗高僧惠萼所开创。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续日本后记》、《头陀亲王入唐略记》载：惠萼曾多次巡礼天台山。日本贞观四年(862)，他作为平城天皇的皇子真如法亲王的从僧，第三次（前两次一为841年，一为844年）入唐。他从五台山求得观音圣像一尊，由明州航海回国。船至普陀山，“舟触新罗礁，莲花当洋，舟蔽不前”(《普陀落伽新志》 卷6《禅德门》)，便下船奉观音像于山，山民张氏舍宅以供之，成为普陀观音道场的开山祖。今 普陀山尚有“不肯去观音院”，即是慧萼当年卜庵供像之地。

　　据统计，整个唐代，日本共派遣入唐留学僧116名，其中8人因各种原因未进入中国，有13人 是在高丽、新罗留学，有5 人是留学僧的行者（指在佛寺服杂役尚未剃度出家者），因而 真正的入唐留学僧是90人(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他们大多到过天台山，平安时期著名的“入唐八家”（最澄、空海、常晓、圆行、圆仁、惠运、圆珍、宗睿）中，日本天台宗就占了4名；在90名入唐留学僧中，有5名荣膺“大师”称号，日本天台宗也占了4名。可见，唐代是中日佛教天台宗交往的黄金时代。

　　北宋间，来天台山巡礼求法的日本天台宗僧人，主要是奝然、寂昭、绍良、成寻等。

　　一、与日本天台宗的交往3

　　奝然(?一1016)，俗姓藤原，京都人。自幼出家，学三论，密教等。983年8月，他与弟子成算、嘉因等6人乘宋人陈仁爽商船抵达台州。他们登上天台山，朝拜了山中的圣迹。在台州时达半年之久，翌年3月，在台州使者的陪同下，至汴京(河南开封市)谒见宋太宗。宋太宗礼遇甚隆，御赐紫衣及“法济大师”称号。此事，《宋史?日本传》中记载较详。985年，他携回宋太宗御赐的5000余卷新版《大藏经》(即《开宝藏》)，仍由台州乘宋人郑仁德商舶返回日本。曾写有《入宋日记》四卷，今佚。1953年，在奝然于台州摹刻旃檀释迦佛像（今为日本国宝）胎内，发现了28件文物。其中一块绢绣《五脏图》引起日本医学界的震动，从而改写了世界医学史。.这块绢绣是台州妙善寺尼姑清晓等所绣，佛像胎内还珍藏104片平绢断片，它们都是千年海上丝绸之路的物证（杨成鉴：《千年绢绣改写了医学史--海上丝路的物证》；载《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一期）。

　　寂昭(?-1034)，日本天台宗高僧源信的弟子，宋咸平六年(1003)八月，率徒念救、元灯、觉因、明莲等7人入宋。八月舟发日本九州肥前（今佐贺县），九月抵达明州（浙江宁波市）。翌年，宋真宗接见了寂昭和他的7名弟子，赐紫袍，授“圆通大师”称号(《宋史?日本 传》)。后巡礼天台山，谒天台宗第十七祖知礼，把源信委托带来的有关天台教义的2 7个问题，请其答释。知礼惊其造诣之深，遂作《问目二十七条答释》以解之。寂昭后未回日本，在宋任苏州僧录司，住杭州吴门寺，景祐元年(1034)长眠于杭州清凉山麓(西冈虎之助《入宋僧寂昭研究》，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他的弟子念救，在大中祥符八年( 1015) 重建天台山大慈寺时曾任“知识使”（负责筹资的职务），一度返回日本，在得到日本左大臣藤原道长等人的捐赠后，又重登天台山。

　　宋天圣六年(1028)，日僧绍良奉师命以有关天台教义的疑问10条，致问于天台宗第十七祖知礼的嗣席广智，并献金字《法华经》为进见之礼。广智详为解答并留受学。3年后，绍良学 成归国，大弘台教(《四明教行录》卷4)。

　　成寻(1011－1081)，俗姓藤氏，为日本天台宗大云寺主，素有入宋之志。日本延久二年(1070)，他上奏朝廷请巡礼天台、五台圣迹，获准后，年已62岁，家中尚有老母，成寻排除干扰，于宋熙宁五年(1072)三月十五日，率徒众赖缘、快宗、圣秀、惟观、心贤、善人、长明等7人，乘宋商孙忠之船入宋，同月二十六日抵明州。四月至杭州，五月十三日登上了向往已久的天台山。接着，他们又巡礼了五台山等地，历访诸方尊宿，宋神宗曾诏赐紫衣，授“ 善慧大师”称号。熙宁六年(1073)，成寻弟子赖缘、快宗、惟观、心贤等5人归国，携回400 多卷佛经典籍。宋神宗托其带回《回赐日本国书》，并赠予金泥《法华经》。成寻留住中国 9年，著有《参天台五台山记》8卷，元丰四年(1031)，圆寂于汴京（今河南开封市）开宝寺，敕葬于天台山国清寺，并为建塔题称“日本善慧国师之塔”。著有《观心论注》、《法华经注》、《法华实相注》等(日本《本朝高僧传》卷67《成寻传》)。

　　自南宋至清代的六百多年中，日本僧人巡礼天台山虽不绝如缕，但大多属于日本临济、曹洞等宗派，而日本天台宗僧人却寥寥无几，且史载不详。较为著名的是明代天台讲僧无逸克勤出使日本。

　　中国的元末明初，相当于日本南北朝时代(1336－1393)。日本南朝太宰府怀良亲王曾遣日本人祖来至中国修书通好，于明洪武四年(1371)抵达南京，明太祖朱元璋即命禅僧祖阐（宁波天童寺住持）、天台讲僧无逸克勤（为元代天台宗高僧性澄湛堂的法裔，时任南京瓦官寺住持）等送祖来回国(《明史?日本传》)。洪武六年(1373)抵达日本九州，此时怀良亲王已出奔。新任地方官怀疑祖来乞师中国，把克勤等拘留在九州太宰府。后京都王朝得悉此事。遂派舆马来迎。足利义满欲请祖阐、克勤等住持天龙寺，因未得到明太祖之命，克勤等只为日本僧俗宣讲佛法，并与日本五山僧众交流诗文，为他们诗集作序，对“五山文学”有一定影响。翌年五月，克勤等回到南京，明太祖以其不辱使命，给予嘉奖。并令克勤之父华毅给克勤蓄发还俗，“加冠出仕”(宋濂《送无逸勤公出使还乡省亲序》和《日本梦 窗正宗普济国师碑铭》)，后封为考工监丞。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1972年中日恢复帮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天台宗的友好交往迎来了第二个黄金时代。

　　1965年4月，以日本天台宗管长即真周湛、宗务总长松谷义周为正副团长的“日本天台宗答 礼代表团”来天台山参礼祖庭。

　　1974年10月25日，日本天台宗访华团13人，在总本山延历寺第253 代座主山田惠谛的率领下，由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陪同来到天台山，受到国清寺僧众的热情接待。赵朴初长夜赋诗，作《题国清寺》诗三首。其诗序云：“十年前，余陪同日本西川景文、大河内隆弘、管原惠庆三长老参访天台山国清寺，为慈觉大师（按：即圆仁）逝世一千一百周年举行法会。今余又来游，见寺像缮新，爰集龚定庵句，以记其因缘，甲寅初冬。”

　　为追念中日天台宗祖师的功绩，中日双方商定，由日方出资在国清寺大雄宝殿后东侧兴建一座祖师碑亭，内竖智者（居中）、行满（居左）、最澄（居右）3 座石碑，以作为中国天台 山和日本比睿山的永恒纪念。

　　1982年10月18日，日本天台宗建立祖师碑访华团146人，在山田惠谛座主的率领下，到天台山国清寺参加祖师碑揭幕典礼，受到国清寺住持唯觉法师等150多位僧人和数千名群众的欢迎。

　　此后山田惠谛座主以91岁的高龄，又于1985年10月19日。率天台山朝拜团19人参拜国清寺。唯觉法师向山田座主赠送了中国绘画史专家、画家王伯敏教授所作的国清寺长卷画轴作 为纪念，日方回赠香金、经典、法器。

　　为纪念日本天台宗总本山比睿山开创1200周年，以日本大正大学讲师多田孝正为团长的“日本天台宗佛教青年联盟访华团”170人，于1987年7月3 日前来参拜祖庭，这是中日天台宗交 往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次日下午3时，日本天台宗参拜团以比睿山法灯为前导，分两列进入国清寺。参拜会上，唯觉法师和多田孝正团长互相致词，共祝中日情谊万古长青(周琦《山川异域友谊长存》，载浙江《台州日报》1987年7月11日第四版)。

　　�� 1988年，日本天台宗又商定在中国天台山的佛陇真觉寺（即智者塔院）建造“般若心经塔” 。1989年5月18日，年已95岁的山田惠谛又率87名日本天台宗僧众，在赵朴初陪同下，第四次登上天台山。“般若心经塔”上圆下方，内置经箱，造型庄重，工艺精致，日本 天台宗从全国各地寺院住持、檀徒等100万信徒中所写的100万经卷中，精选出1200卷（象 征比睿山开山1200周年），奉纳于塔宫之中。塔前“般若心经塔”五字为赵朴初所题，塔后“日本国天台宗”六字为山田惠谛座主所书。中日两国佛教界著名人士合书塔名，象征着中日天台宗的友好交流进入一个新里程(周琦《中日情谊源远流长》，载浙 江《台州日报》1989年5月27日第四版)。

　　现日本天台宗信徒达400余万，寺院3200所，教会250所，办有大正大学、睿山学院，刊物有《天台宗报》、《睿山学报》、《信徒必携》等。总之，日本天台宗是发展中日友谊、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与日本禅宗、净土、日莲等宗派的交往

　　12至13世纪，正是日本佛教净土、禅宗、日莲等宗派勃兴的时代。它们的崛起，是日本佛教发展日趋大众化的结果。但从宗派源流、教义学说来看，中日天台宗（包括天台山禅宗文化）影响尤为明显。由于这三大佛教派系的创始人均出自日本“天台世家”，因而也促进了与天台山的文化交流。

　　(一)日本禅宗（临济、曹洞）派系1

　　禅学在日本，以往虽有日僧道昭、最澄、圆仁和唐代僧人道璿、义安等由唐传入，但禅宗正式弘传，始于入宋参学回国而首创日本临济宗的明庵荣西。

　　荣西(1141－1215)，号明庵，备中（今冈山县）吉备津人，俗姓贺阳氏。自幼从父研习佛教，14岁至本郡安养寺剃度出家，后登比睿山戒坛受大乘戒。19岁投比睿山有辨门下习天台教义，又至伯耆（今岛取）的大山从基好学密教。后还比睿山精读藏经，八年闭门不出。因遇 宋朝通事（译官）李德昭，得闻宋地禅宗盛行。遂于宋乾道四年（1168）四月渡海入宋抵达明州，先访广惠禅寺，旋登天台山，遇日本东大寺重源上人（日本天台宗高僧法然弟子）。二人同登万年（当时禅宗活动中心之一）、石桥诸刹，对石梁方广寺罗汉阁的“罗汉供茶”作了记录。同年九月应重源之约返回日本，携归中国天台宗新章疏30余部，呈送座主明云僧正。后鸟羽天皇曾命荣西在神泉苑修持请雨法以求雨，很有“灵验”。天皇特赐“叶上” 称号。荣西兼修显密二教，形成“叶上派”，成为“台密”（指最澄、圆仁、圆珍在比睿山 和三井园城寺所传的天台宗系的密教）睿山十三派之一。

　　宋淳熙十四年(1187)，荣西再度入宋。当时想赴印度朝巡释迦圣迹，宋朝以“关塞不通”予以劝阻，荣西便再登天台山，从万年寺住持虚庵怀敞习黄龙派禅法。虚庵禅师是黄龙派第八代嫡孙，宗风远播。荣西在天台山留居2年之久，习禅之余，常至天台茶区考察种茶与采制技术，对民间饮茶习俗作了调查，并重建了万年寺山门、两庑和整修了佛陇山真觉寺智者大师的塔院(《天台山方外志?寺观考》)。淳熙十六年(1189)虚庵禅师由万年寺调任明州天童寺住持，荣西亦随侍至天童，协助营建了千佛阁(《咸丰天童寺志》卷2引宋楼钥《千佛阁记》)。绍熙二年(1191)，虚庵怀敞授荣西正传大戒和僧伽梨衣（袈裟，即法衣），学成归国。虚庵圆寂后，荣西有诗悼之：“海外精蓝特特来，青山迎我笑颜开；三生未朽梅花骨，石上寻思扫绿苔”(《咸丰天童寺志》卷7)。

　　1196年，荣西于博多建圣福寺弘扬临济禅风，为日本禅寺之始。1202年将军源赖家于京都创建仁寺，请荣西为开山，遭诸宗反对，乃作《兴禅护国论》，驳斥诸宗非难，名声大振。翌年，建仁寺设真言院和止观院，作为弘传天台、真言(密宗)、禅三宗基地。后应将军源实朝之请，至镰仓创寿福寺，初传禅宗于关东。他融天台、真言、禅三宗，形成日本临济宗。著有《吃茶养生记》、《出家大纲》等。

　　荣西圆寂后，日本禅宗逐渐得势，但多属临济宗派。至道元入宋归国，于日本嘉祯二年(123 6)在山城京都极乐寺旧址开堂讲法，设立僧堂，赐寺名为兴圣宝林禅寺，为日本曹洞宗 之始。

　　道元(1200－1253)，俗姓源氏，号希玄，为村上天皇第九代后裔，内大臣久我通称之子，京都人。14岁就比睿山天台座主公圆出家，曾游学三井圆城寺（日本天台宗寺门派之基地），受菩萨戒于延历寺戒坛，遍学天台教义。日本建保二年(1214)至京都建仁寺谒荣西，习临济宗。荣西寂后，师事明全。

　　宋嘉定十六年(1223)与师明全入宋求法，历访天童、径山诸刹。诣台州小翠岩从盘山思卓问法，后被奉为祖师之一。旋登天台山万年寺谒元鼒禅师，在此见到一般僧人难以见到的“嗣书”。后至宁波天童寺师事长翁如净(1163－1228)。如净（宁波人）是中国曹洞宗第十祖，曾住台州瑞岩净土寺多年，后移往临安（今杭州）净慈、定海瑞岩等寺。宝庆元年(1225)又移往宁波天童寺。道元从之受法，随侍3年，承洞山第十四代正传，得芙蓉道楷所传之信衣、嗣书及《宝镜三昧》、《五位显诀》等回国。

　　日本天福元年(1233)，在深草建兴圣寺，为日本最初之禅堂。日本宽元元年(1243)，应波多野义重之请，率徒至越前（今福井县）开创永平寺，成为日本曹洞宗大本山。日本宝治元年(1247) ，将军北条时赖请其赴镰仓说法并为之授菩萨戒。后寂于京教西洞院，孝明天皇追赐“佛性传东国师”及“承阳大师”谥号。这是日本禅宗有大师称号之始。著有《普劝坐禅仪》、《学道用心集》、《永平清规》、《永平广录》、《正法眼藏》等9部118卷。

　　自荣西、道元之后，日本临济、曹洞二宗僧侣相继出现了参禅求学、朝巡祖迹的“寻根热” 。南宋至元代，参诣天台山的日本僧人大都属于上述二宗。

　　宋端平二年(1235)，荣西法孙圆尔辨圆入宋。圆尔（1202－1280），骏河（今静冈县）蒿科人。幼年随久能山尧辨习天台教，后至三井园仁寺落发，登东大寺受具足戒，曾至京都学教外经典，旋回园城寺修习教典。入宋初从景福院月舟习戒律，继从杭州天竺寺（天台宗教寺）柏庭善月受天台教，并领受天台宗相承图。后至余杭径山寺参谒无准师范（1178－1249），承受禅法，得密庵所传法衣及宗派图。无准师范为南宋禅宗高僧，与道元祖师如净一样，都曾住持台州瑞岩寺（后迁焦山、育王、径山等寺）(《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僧部》第504册)。淳祐九年(1249)三月十八日，无准师范入灭时索笔书偈云：“来时空索索，去也赤条条。更要问端的，天台有石桥。”圆尔在宋参学6年，遍历诸山名刹。淳祐元年(1241) 归国，弘扬教禅一致之学，成为京教东福寺的开山祖。寂后，花园天皇赐以“圣一国师”谥号，这是日本有“国师”称号之始。

　　淳祐九年(1249)，日本临济宗僧人心地觉心(1207－1295)入宋。登径山从痴绝道冲受法，后至吴兴万寿寺拜荆叟如珏为师，又住宁波阿育王寺3年，另建茅屋以置日本将军源朝之遗骨。十二年(1252)，登天台山石梁桥，礼五百罗汉，见“罗汉现身”(村上博优《天台山平田万年寺遥拜记》)。归创“法灯派”，谥“圆明国师”。

　　淳祐十一年(1251)，圆尔辨圆弟子无关普门(1212－1291)入宋。在宋参学12年，得法于无准师范弟子、杭州净慈寺的台州黄岩籍高僧断桥妙伦(1201－1261)，景定三年(1262)回国，成为南禅寺的开山。翌年，日本临济僧人无象静照入宋，登径山师事石溪心月，历游天台、天童、净慈诸刹，与无关普门同年归国，开创佛心寺，著有《兴禅记》。

　　开庆元年(1259)，道元弟子彻通义介入宋求法，参径山、天童，登天台万年寺，画下万年寺平面图，亦于景定三年(1262)回国。日本曹洞宗本山永平寺至义介礼乐渐备，为永平寺三祖。曾于宝元年(1253)、景定五年(1264)两度入宋的道元弟子寒山义尹，参学于天童、净慈、天台诸刹，历访耆宿。咸淳三年(1267)回国，于肥后（今熙本县）创大慈寺。因寒山义尹是顺德天皇第三子，时入尊为“法皇长老”。其派系至三传弟子梅岩时，成为“寒山派”（又名大慈寺派）。

　　南宋时，除日本临济、曹洞二宗参诣天台山外，日本律宗高僧俊芿及弟子安秀、长贺于庆元五年(1199)入宋，参学天台山，又学律宗于宁波景福寺如庵，又历雪窦、径山习禅，复学天台宗于华亭县（上海松江）超果院，在宋12年。嘉定四年(1211)携天台教典716卷、其他经典、书籍、碑帖1000余卷以归，开创泉涌寺，重兴日本律学，誉为“天台律宗的中兴”(中村新太郎《日中两千年》)。

　　(一)日本禅宗（临济、曹洞）派系2

　　元代初期，中日友好往来曾因元世祖东征而一度中断。重新打开14世纪中日文化交流之门的则是天台山高僧一山一宁。

　　一山一宁(1247－1317)，俗姓胡，号一山，台州临海人。出家后先于临海鸿福寺师事无等融公，后入四明山普光寺从处谦习《法华经》，受天台教义。元成宗铁木耳即位后，决定修复中日睦邻关系，遂遣江浙释教总统一山一宁出使日本通好。临行，元成宗赐“妙慈弘济大师 ”称号。元大德三年(1299)三月，一山偕弟子石梁仁恭及曾游化日本的径山寺僧西涧士昙等，乘日本商船抵达九州博多，受到日本朝野人士的欢迎，初居伊豆（今静冈县）修禅寺，后历任建长、圆觉、净智及京都南禅诸寺长老。一山博学多才，又工书法，交游十分广泛。日本后宇多天皇曾下诏关东，邀住京都南禅寺，亲询法要。一山访日，说明了元廷的本意，结束了当时中日战争状态。他留居日本近20年，为日本佛教界造就了一大批颇有影响的人才。元延四年(1317)十月，一山寂于日本京都南禅寺。一山病后，后宇多天皇亲诣问候。花园天皇追赐“一山国师”谥号，并敕建塔纪功，塔祠场在南禅寺。花园天皇又赐“法雨”匾额，亲撰“宋地万人杰，本朝一国师”的像赞，以示怀念之情。后日僧月山友桂专程护送一山灵位至中国，安放在宁波阿育王寺(《一山国师妙慈弘济大师行记》及《元亨释书》卷8) 。其所传禅学法系，为日本禅宗24个流派之一，号“一山派”。其弟子龙山德见、雪村友梅、无著良缘、嵩山居中、东林友丘等均入元寻师求法，礼拜祖庭，归国各化一方，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

　　元代天台山除国清、佛陇、石梁、万年诸刹外，华顶善兴寺也是日本僧人朝巡之地。华顶寺为智者大师创建的天台山十二道场之一，元代台州仙居籍名僧无见先睹住持该寺，声被海外。无见先睹(1265－1334)是中国临济宗破庵派径山无准师范的法孙，曾参禅于诸山名刹，后回天台山华顶峰于高庵善悟（1074－1131，中国临济宗杨岐派高僧）修禅故址卜居，旋住华顶寺，时称“高庵再来”。由于禅学精深，日本临济、曹洞两宗僧人参诣问法，络绎不绝，最著名者亦有十余人：

　　孤峰觉明，日本临济宗法灯派(即心地觉心的流派)僧人。至大四年(1311)和元，归创云树寺于出云(今岛根县)，赐号“国济国师”、“三元国师”。

　　祖继大智，日本曹洞宗明峰派僧人，延祐元年(1314)入元，参学10年，归创祗陀寺于加贺（今石川县）。

　　古先印元，日本禅宗名僧。延祐五年(1318)入元，泰定三年(1326)邀元僧清拙正澄赴日弘化，为普应寺、长寿院之开山，明文学家宋濂为之撰塔铭。

　　别源圆旨，日本曹洞宗宏智派僧人。延祐七年(1320)入元，天历三年(1330)归国，著有《南游记》。

　　寂室元光，日本临济宗大觉派僧人。延祐七年(1320)与可翁宗然、钝庵俊等入元，师事无见先睹、元叟行端（台州临海人，元代著名诗僧，顾嗣立《元诗选》辑其诗集《寒拾里人稿》）。泰定三年(1326)归国，为永源寺开山祖。

　　不闻契闻，日本曹洞宗宏智派僧人。泰定三年(1326)入元，天历三年(1330)归国，历任静冈清水市兴津清见寺、镰仓圆觉寺、建长寺住持。

　　古源邵元，日本临济宗圣一派僧人。泰定四年(1327)入元，在元20年，长于文学，曾撰《息庵禅师行道碑文》、《新玉佛殿记》等，归国后，历主大圣、等持、东福诸名刹。

　　�� 友山士偲、正堂士显，日本临济宗圣一派僧人。泰定五年(1328)入元，历访诸山名宿。于至正五年(1345)归国。至正二十四年(1364)又有日僧观中中谛入元，至台州，时值元末群雄四起，道路不畅，遂归日本，著有《表嶂集》(见村上博优《天台山平田万年寺遥拜记》及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

　　明初，天台禅宗高僧昙噩梦堂、恕中无愠明悟超群，以禅名世，受到日本朝臣的敬重。

　　�� 昙噩(1283－1373)，俗姓王，慈溪（今浙江慈溪）人。世家儒业，博通经史，长于词章，初于奉化长芦寺出家，继游学诸山名刹，历访名宿。一日舟泊曹娥，遇越中数诗人分韵赋诗。昙噩 乞得一“蕉”韵，遂信口成章：“平明饭罢捉篙梢，撑出五云门外桥。离越王城一百里，到曹娥渡十分潮。白翻晴雪浪花舞，绿弄晚风蒲叶摇。西北阴沉天欲雨，卧听蓬韵学芭蕉。”在座皆以为神奇。洪武二年(1369)，明太祖以高僧敕住天台山国清寺，赐“佛真文懿大师”。日本国主慕其名，屡遣使请往日本，昙噩坚辞不就。日本朝廷欲劫持以归，因故而罢。洪武六年(1373)寂于国清寺，建塔于华顶峰西岙，宋濂为之撰塔铭(《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僧部》504册及《天台山方外志?高僧考》)。

　　与昙噩同代的恕中无愠(1309－1386)，俗姓陈，台州临海人。少依径山无叟行端出家，初住明州灵岩寺，继主台州瑞岩寺，自此“道价日高，江湖英俊趋台不绝”(《黄岩县志?仙释传》)。洪武七年(1374)，日本怀良亲王遣使请往日本弘扬禅法，明太祖召至南京，无愠以 年老多病“固辞日本之聘”。后寂于四明唐岙山(明?黄宗羲《四明山志》卷2) 。所著《山庵杂录》2卷，称为宗门七书之一。

　　如今，宁波天童寺、阿育王寺、天台山国清寺、石梁方广寺及万年寺、台州瑞岩寺两遗址，已成为日本临济、曹洞两宗信徒与学者朝巡考察之地。

　　1980年，日本曹洞宗管长秦慧玉率92人至宁波天童寺举行“日本道元禅师得法灵迹碑”揭幕法会。1985年，日本驹泽大学佛教史参观团访问中国，其中2 人为日本曹洞宗宗学研究所所员，他们于9月4日抵达黄岩，要去瑞岩寺朝巡，因寺已废，故未能遂愿。翌日临行表示：待重建台州瑞岩寺后再来礼拜日本曹洞宗的祖源之地。1988年3月14日和1989年4月21日，日本静冈电视台与福井电视台相继至天台山拍摄了以纪念荣西、圆尔辨圆、道元为内容的电视专题片——《茶叶之路》、《寻找元法师的足迹》(周琦《寻根溯源万里情》、《台山神井千载情》，载1988年3月9日《台州日报》和1989年5月30日香港《大公报》)。

　　在近年天台山与日本禅宗交往中，对天台最有感情的要数日本曹洞宗龙洞院的村上博优，自 1980年1月23 日首次参礼天台山起，就与天台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3年1月29日，村上 博优与“日中友好长野县曹洞宗访华团”一起，巡礼天台国清寺、智者塔院、华顶讲寺、 石梁方广寺后，要求去万年寺遗址追寻祖迹。历万年寺景况与台州瑞岩寺相同，加上山高路险，出于安全考虑，也未遂愿，只是在石梁方广寺向万年寺方向遥拜以示敬意。半年后，村上博优给天台县外事办周荣初同志寄来一本《天台山平田万年寺遥拜记》。卷首有日本曹洞宗大本山永平寺监院宫崎奕保作的序。此书以优美的文笔，翔实的史料，记叙了日本临济、曹洞二宗创始人荣西与道元求法天台山的历史及自己巡礼天台山的所见所闻，是一部史料价值较高的天台山与日本禅宗文化交流史专著。1984年，日本曹洞宗“祖山伞松会”为庆祝大本山永平寺月刊《伞松》发刊500期，特邀日本著名作家津田女士随团访华， 以便由她执笔撰写纪念祖师道元求法天台等地的连载文章。10月21－26日，村上博优又来到天台山，在国清寺方丈唯觉法师等人的陪同下，实现了朝拜万年寺的夙愿。他按道元弟子彻通义介当年画下的“天台山万年寺伽蓝配置图”，按图索骥，寻觅着当年万年寺的历史风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批日本友人考察万年寺。他回宾馆后犹余兴未尽，挥毫书下一联：“云中天台径，幽丛平田臻。”回国后，他又寄来《云游的足迹——道元禅师在宁波、台州》一书，详尽地考证了道元禅师求法天台、宁波的经历。更使人感动的是除学术研究外，他还将一家四代 10人分3 批朝拜天台山。1984年4月，村上博优为庆祝自己60大寿，竟将82 岁的老母及姐妹都请到天台山共贺。村上博优之妹尾崎依子礼拜天台山八大景之一“石梁飞瀑”后，即兴赋《天台山方广寺》、《天台山夕阳》诗二首，其二云：“天台灵境入空山，行尽石径独鸟还 。峻岭崇山行不尽，艳姿婉转夕阳间。”1987年2月，村上博优儿子村上静云夫妇，背 着4岁男孩，牵着6岁女孩巡礼天台山，声称这是村上博优的嘱咐：从小就要培养下一代对天台山的感情!(周荣初《村上一家与天台山》，载1988年2月20日与27日《台州日报》第四版)从村上一家亦可看出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前景。

　　（二）日本净土与日莲系教派

　　日本净土宗派的形成要早于日本临济、曹洞二宗，因其与日莲宗派一样，均受到天台佛教的间接影响，为行文之便，故一并述之。

　　1.净土派系

　　净土是相对世俗“秽土”而言，指佛所居的世界。历佛有无数，故净土也无数，如《法华经》中的“灵山净土”、《华严经》中的“莲花藏世界”、《大乘密严经》中的“密严净土” 等。影响最大的是《无量寿经》中的阿弥陀佛西方净土，宣称众生信仰阿弥陀佛并称念佛名，死后即可往生净土。中日两国佛教净土教派系均以弥陀信仰为本。

　　净土思想传入日本较早，圣德太子(574－622)曾发愿往生净土。但念佛法门兴隆的起源，始于最澄的“常行三昧”，而最澄的“常行三昧”又源于中国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摩诃止观》（卷二）中的“四种三昧”：即“常坐三昧”（九十天间坐禅信念诸佛），“常行三昧”（专心念唱阿弥陀佛名号），“常行常坐三昧”（即“法华三昧”，专心念《法华经》），“非行三坐三昧”（即“随自意三昧”，是上述三种三昧的综合修行）。这“四种三昧”是“智者对自史以来禅法的总结”(柳田圣山《禅与中国》第六章)。 最澄于818年作出规定：凡(日本)天台宗初修业的学生，12 年间不出结界(即指定范围)之外，以修“四种三 昧”为法〖HT5”K〗(《天台法华宗年分学生式》，见《传教大师全集》)〖HT〗。圆仁入唐后，归创“常行三 昧堂”。兴起不断念佛法门，发展了“四种三昧”，日本净土派系才逐渐兴隆起来。平安中后期，日本天台宗出现弘扬净土教的3位高僧。一位是日本天台宗寺门慧心流祖师源信，另两位是分别开创日本融通念佛宗和日本净土宗的良忍与法然上人。

　　源信(942-1017)，俗姓卜部，大和国(今奈良县)人，幼丧父，投比睿山量事良源。15岁任讲师，显、密二教无所不精。后住慧心院深居简出，从事著述。他依念佛法门编收重要经论而 成《往生要集》3卷，以示厌离“秽土”，欣求“净土”，并主张“佛教无国境”。宋雍熙三年(986)，源信将《往生要集》托宋商带往中国，由台州商人周文德持赠天台山国清寺，并给源信写了回书。《往生要集》送至天台山后，受到国清寺僧的欢迎，并求取源信画像，供拜于国清寺(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杨曾文译本)。《往生要集》为日本净土教派的重要经典，其净土思想为镰仓佛教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日本天治元年(1124)，日本天台宗高僧良忍(1072－1032)融天台、华严、真言之教理，以《华严经》、《法华经》为正依经典，主张他力念佛，开创了融通念佛宗，使日本净土信仰日趋大众化。因其主张“融通念佛”，还未成为“独立”之宗派，直至法然上人创立净土宗， 才结束了净土依附他宗的历史。

　　法然(1133－1212)，俗姓漆间，美作国(今冈山县)人。13岁登比睿山随源光出家，又从皇圆受戒，习天台教义。日本仁平元年(1151)投黑谷(比睿山西塔内)慈眼房睿空门下，睿空为良忍门徒，通达圆戒真言教义。他十分器重法然，授以“法然”房号及“源空”之名，后读源信《往生要集》传承“常行三昧”法门，日本安元元年(1175)读唐善导(中国净土宗实际创始人)《观经四帖疏》的《散善义》后，专志于念佛法门，创“一向专修宗”(即净土宗)。法然的净土宗虽称依照了源信《往生要集》的论述，日本著名佛教史学家村上专精则认为：其教相门是依据善导，教旨门则仿效了源信等人(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杨曾文译本)。法然之所以选择善导，是想“独立”于宗派之林，这也是区别于良忍“融通念佛宗”的分水岭。

　　�� 此后，法然门下又分衍出各具特色的净土真宗与时宗。

　　净土真宗创始人为亲鸾(1173－1262)，京都人，自幼父母双亡，由伯父范纲收养。9岁依比睿山青莲院慈圆出家，一住10年，精研天台教义。后赴奈良，广究三论、法相之学。日本建仁元年(1201)，因道友圣觉引荐，至京都吉水(即大谷)谒见法然，依其念佛法门。日本建仁三年(1203)，娶藤原兼实之女玉日为妻，为日本僧侣公开娶妻之始。1224年，著《教行信征文类》6卷，为立宗教典，创净土真宗。该宗不重勤修念佛，只强调坚定信仰，认为“恶人”(指从事渔猎而无暇修行之人)亦可往生净土，并主张僧侣相同，允许僧人食肉娶妻，遂开日本佛教世俗化之先河。

　　时宗为一遍上人(1239－1289)所创。一遍，名智真，伊豫(今爱媛县)人，15岁信智山继教寺(属日本天台宗)缘教出家，专学天台教义。旋投筑前(今福冈县)圣达(法然之法孙)门下习净土教。后于纪伊(今和歌山县)熊野神灶得神谕云：“六字名号一遍法，十界依正一遍体；万行离念一念证，人中上上妙好华。”据偈改名一遍，并取各句首四字，说应发展信徒60万人，举“南无阿弥陀佛决生往生六十万人”之牌游行化募，亦称“游行宗”。1276年创时宗，宗名取《阿弥陀经》中“临命终时”之文，宣称阿弥陀名号无限灵力，“一心不乱”专唱名号，死后即可往生净土。

　　2、日莲派系

　　日莲(1222－1282)，俗称贯名，远江国(今静冈县)人。自幼投当地清澄山出家，学真言宗。 21岁在镰仓偶遇比睿山延历寺僧尊海，遂同登比睿山，历访三塔(三塔指比睿山东塔、西塔、横川)名师，学天台教义达十余年。后巡游各地名刹，结识了禅宗名僧圆尔辨圆、道元等。他认为佛法已处于“末法”时代，唯有宣讲释迦牟尼佛“本怀”的《法华经》及其题目《妙法莲花经》五字才能拯众生。1253年，回乡访亲，登清澄山面对旭日，高唱“南无妙法莲华经”10遍，后世以此日为日莲开宗之日。时值日本连年发生暴雨、地震，出现彗星，饥馑疾病流行，日莲以为皆因盛行“邪教”之故，遂多次上书镰仓幕府，严厉抨击净土、禅、律、真言诸宗，要求严加禁止，举国皈依《法华经》，故曾被流放伊豆、伊东、佐渡等地。被赦后，在甲斐(今山梨县)身延山卜庵从事传法与著述。寂后大正皇赐“立正大师”谥号，著有《观心本尊钞》、《立正安国论》等。

　　日莲创立的日莲宗与上述诸宗一样，均受到中国天台宗的影响。首先，在经典上均以《法华经》为正依经典；其次，在判教上完全采用天台宗“五时(华严、鹿苑、般若、方等、法华涅时 )八教”(分顿、渐、秘密、不定化仪四教，与藏、通、别、圆化法四教)的判教方式；第三，在师承关系上，日莲虽在“法华本门”(天台宗把《法华经》二十八品的前十四品作为“迹门说教”，后十四品为“本门说教”)的“内相承”中未提及智者与最澄两位中日天台宗创始人，但在“法华迹门”的“外相承”中正式列为教祖。他还声称：在释迦牟尼佛灭后2000多年中，对佛未产生误解的，唯此二人(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杨曾文译本)。

　　日莲宗后来也分衍出众多的流派，较大者有日莲正宗、法华宗本门流、法华宗阵门流、本门佛立宗等。

　　三、台州与日本交往的文化硕果

　　天台山佛教东传日本后，不仅在日本形成以京都比睿山为中心的天台山佛教文化圈，而且还 促进了其他方面的文化交流。

　　（一）佛经典籍

　　日本僧人至中国求法，往往携归大量的佛教经典(包括其他书籍)，仅“入唐八家”中的“天台三圣”最澄、圆仁、圆珍及兼习天台宗的宗睿，就带回佛经典籍1000多部2000余卷。自唐代“安史之乱”与“会昌法难”后，中国佛教经典几乎丧失殆尽，中国天台宗之教典亦因 “远则安史兵残，近则会昌焚毁”，而“零编断简，本折枝摧”(《宋高僧传? 羲寂传》)。天台宗第十五祖羲寂(919－987)搜集教典，仅于金华古藏中得《净名疏》而已。后闻日本、朝鲜的天台教典保存十分完整。羲寂遂托天台高僧德韶建议吴越王遣使日本、朝鲜寻求天台教典。据日本《皇朝类苑》卷78载：“自吴越王处越海带来一信，谈及天台智者教五百卷中缺失多卷。据闻日本存书完整无缺，钱俶遂令客商出金五百两购求该抄本，以献国王。”(中村新太郎《日中两千年》引)后日本朝廷令日本天台宗总本山比睿山延历寺天台座主觉庆 抄写天台教典，遣人送归天台山。《佛祖统记》卷8所载羲寂“网罗教典，去珠复还”，亦指此事。

　　宋咸平六年(1003)，日本天台宗源信弟子寂昭入宋，持南岳慧思( 中国天台宗第三祖)的名著《大乘止观》2卷以赠天台僧众。天台高僧遵式(964－1032) 作《南岳止观序》以纪此事：“咸平三(‘三’应为‘六’)祀，日本国圆通大师寂照，锡赀扶桑，杯泛诸夏。既登鄮岭，解箧出卷。天台沙门遵式，首而得之……斯文也，始自西传，犹月之生；今复东返，犹日之升。素景圆辉，经环回于我土也。”(《天台山方外志》卷19)天台教典的归返，为宋代天台宗的中兴奠定了基础。

　　天台教典虽由日本返归，但传入日本的第一部佛教《大藏经》——《开宝藏》，却由日僧奝然自台州运抵日本。

　　奝然(?-1016)俗姓藤原，京都人，自幼出家习三论、密教等。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八月，率弟子成算、嘉因等6人乘宋商陈仁爽船抵达台州。他们朝巡天台山圣迹，在台州居留达半年之久。翌年三月，在台州使者陪同下，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市）谒见宋太宗，太宗礼遇甚隆，赐紫衣及“法济大师”称号。时值宋代官版大藏经《开宝藏》由开宝四年至太平兴国八年(971－983)在四川益州刻成。雍熙二年(985)，他携宋太宗御赐的5000余卷《开宝藏》， “夏解台州之缆，孟秋达本国之郊”(《宋史?日本传》)。仍由台州乘宋商郑仁德之船返回日本，珍藏于京都法成寺经库。《开宝藏》系宋代官用文书黄麻纸精工印刷，书法严谨，雕刻精良，其版本成为中国历代官私刻藏以及高丽、日本刻藏的共同范本。它传入日本，引起日本雕刻藏经的热潮，也促进了日本印刷业的发展。

　　（二）诗歌

　　唐代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顶峰，日僧入唐求法也携归不少诗集。日本天台宗第五代座主圆珍与惠萼至天台求法时，曾分别携归白居易的《白氏文集》。对日本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日本竞相摹仿的对象。如日本著名汉学家菅原道真的名作《路遇白头翁》诗：“路遇白头翁，白头如雪面犹红。自说行年九十八，无妻无子独身穷。三间茅屋南山下，不商不农云雾中。屋里资财一柏柜，柜中有物一竹笼……”上述诗句，使人自然联想起白居易的“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这首千古绝唱。日本醍醐天皇《题菅原道真所献家集》诗注：“平生所爱，《白氏文集》七十五卷是也。”具平亲王在《和高礼部再梦唐故白太保之作》中亦自注云：“我朝词人才子，以《白氏文集》为规摹” (严绍璗《白居易文学在日本中古韵文史上的地位与意义》，载《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二期)。白居易诗在日本影响如此深远，应归功于圆珍和惠萼。

　　此外，富有传奇色彩的唐代著名隐逸诗人天台寒山子的诗歌，不仅在日本出现了“寒山热” ，而且还传到欧美等国。

　　寒山子，陕西人，自大历年间(766－779)隐于天台县西70里之寒岩，时达70余年，因自号“ 寒山子”，与国清寺僧丰干、拾得结为挚友。会昌年间(841－846)，其诗作由道士徐灵府编纂成集并为作序。其诗或劝善戒恶，或讥讽时态；或寄情于草木虫鱼、山水胜景；或流露看破红尘、超然物外之态；或写贫民疾苦，或斥权贵贪婪。语言通俗，风格多样，现《寒山子诗 集 》存诗316首(含新近辑佚)。其诗集何时传入日本，中日学者均以为“不得而智 ”(（台湾）黄得时《中日人士看寒山诗》，载《寒山子传记资料》，台湾天一出版社，1983年出版 )。因日本藏书家通宪入道(1106－1159)在藏书目录中已著录《参天台五台山记 》时有一新发现：成寻于熙宁五年(1072)五月二十二日朝巡天台山时，国清寺僧禹珪送其《寒山诗一帖》。翌年一月二十三日，成寻在拟定书籍分送“有关部门”时，嘱弟子回国后，将《寒山诗一帖》“进(日本)上治部卿殿”。同年六月其徒赖缘、惟观、快宗等携回佛教经典及其他书籍400多卷，《寒山诗一帖》也随之传入日本。故通宪入道的藏书目录才有《寒山诗一帖》之书目。可见，最早将《寒山子诗集》传入日本的应是成寻。

　　在日本，寒山子诗受到相当高的推崇。在中国，只有诗本而注释本无存。日本却存有数百年来多种寒山子诗注释本。如日本白隐禅师的《寒山阐提纪闻》、大鼎禅师的《寒山索隐》、连山的《寒山诗手书》与《寒山诗管解》等。20世纪日本又再度兴起《寒山诗集》出版热。 1904年，翻印了日本皇家图书馆收藏的现存最早的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国清版本(国清寺 住持志南作序)，由日本著名汉学家岛田翰作序〖HT5”K〗(苏州《寒山寺志》有摘录)〖HT〗 ；1925年，日本岩波书店出版了《寒山诗集》详注本；1958年，镰仓石井氏私资出版了家藏珍本；同年岩波书店又出版了由入矢义高注释的《寒山诗选》，被编入《中国诗人选集》第一集。这部选集始于春秋下迄五代，只选《诗经?国风》及曹植、陶渊明、寒山、王维、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贺、李商隐、李煜等11位诗人的作品，连屈原、谢灵运、庾信、孟浩然、王昌龄、杜牧等人诗作均未入选，这也说明了寒山子诗歌在日本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日本内阁文库、静嘉堂文库及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等地所收藏的中日《寒山子诗歌》古版本，竟达17 种之多。

　　寒山还成为日本画家、戏剧家和小说家的创作题材。14世纪，日本禅宗大师可翁宗然曾绘有寒山像，后被印刷成面值50日元的邮票，1987年8月15 日《浙江日报》第三版曾刊载了这枚邮票。日本著名戏剧家坪内逍遥编有舞踊剧《寒山拾得》。日本著名小说家森鸥外根据闾丘胤之诗序，创作短篇小说《寒山拾得》，成为他的代表作(钟玲《寒山在东方和西方文学界的地位》，载《寒山子传记资料》，台湾天一出版社，1983年出版)。目前，这股“寒山热”正风行欧美等国。

　　（三）史学

　　随着天台山与日本文化交流的发展，中国天台宗高僧撰述的史学传纪如隋代灌顶的《国清百录》、《智者大师别传》，宋代昙照的《智者大师别传注》、士衡的《天台山九祖传》、宗鉴的《释门正统》、志磐的《佛祖统纪》，明代如惺的《明高僧传》等，亦相继传入日本。或编入大藏（日本《弘安藏》、《大正藏》等均有收编），或收入别集，对传播天台山佛教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日本圆仁、成寻在求法之余亦留下不朽的史学名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参天台五台山记》。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4卷，为圆仁入唐求法九年(838－847)中的日记。详述其亲历文宗、 武宗、宣宗三代，地涉今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7省的见闻。记述内容涉及日本遣唐使的组织；入唐使船的构造；中国大陆沿海的地理；唐时新罗人的通商；唐代都市和地方的行政、交通、习俗、年中行事；五台山、长安的佛教；会昌法难的经过；节度使的反叛等。其中也记有不少唐代天台宗的珍贵史料。

　　入唐之初，圆仁滞留于扬州开元寺。适逢智者大师忌日，他详细记录了忌日设斋仪式，并绘南岳慧思、智者大师的影像，回国后于比睿山首开“天台智者大师御影供”，并保持至今。

　　圆仁在扬州曾遇天台禅林寺僧敬文。敬文为行满弟子，亲见最澄从行满受法。他向圆仁介绍了当时天台国清寺、禅林寺住僧的规模和开演天台教观的盛况，尤其是告知行满卒年距圆仁入唐(838)已16年，据此推算行满卒于长庆二年(822)，与最澄同年而寂。《宋高僧传》卷22 载行满卒于开宝年间(968－976)，显然是错误的。圆仁还记载了唐代天台宗在五台山弘传天台教观的景况。五台山为中国佛教华严宗的“根据地”，它宗活动史料并不多见。圆仁至五台山后，从天台宗高僧志远、文鉴等习天台教义，并详尽记载了他们在五台山弘传天台宗的活动。为研究唐代天台宗的传播，提供了翔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

　　正因为《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对研究唐代中日关系及当时政治、交通、语言、音乐、历学、风俗等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故与玄奘《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东方见闻录》，并称“ 世界三大旅行记”。

　　与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相比，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也并不逊色。他自1072年3月启程入宋，至次年6月遣徒赖缘等从明州返回日本这一年多时间内，纵览中国南北，每日从无间断，用日记详细记录了入宋的见闻。全书8卷，共10万余字，与《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样，也是研究宋代中日关系及宋代社会各个领域的重要史料。据夏应元先生研究：此书就中日交通角度看，成寻自日本启程，途中测量了日本海和中国海的深度，记述了途中所经的岛名、气象等；就中日文化交流而言，它记述了成寻持赠宋朝当时已佚的各种经籍、日本僧人的佛学著作及日本较为擅长的手工艺品，反映了平安后期日本文化发展的水平(夏应元《从成寻所著<参天台五台山记>看宋代中日关系》，载《日本史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 )。

　　由于成寻亲历天台山，见闻较圆仁为真切，除具体描述天台山各处圣迹为研究宋代天台山佛教提供信史外，尚有两大独特贡献：一是最早向日本介绍了寒山子的事迹，详细描述了天台山国清寺三贤院（供奉寒山、拾得、丰干）的建筑与台州刺史闾丘胤求贤国清寺的经过。并将禹珪所赠《寒山子诗一帖》传入日本，开后代日本僧人携归《寒山诗集》之先河。二是最早向日本介绍天台石梁“罗汉供茶”的“灵应故事”。石梁古称“五百罗汉应真之地”，僧人每日供茶，相传罗汉会现身应供。成寻在石梁供茶，亦出现“罗汉应供”。茶杯内均现“ 八叶莲花文”，这实际是“茶百戏”和“分茶”的艺术。成寻记载此事后，荣西、重源、觉心、道元等相继朝巡天台石梁罗汉圣迹，道元遂将“罗汉供茶”传入日本。

　　1989年8月至1990年1月，笔者在搜集整理日本天台宗赠给天台山国清寺的有关文献时，发现了一批国内已佚、日本尚存的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史料(周琦《天台发现一批唐代 中日文化交流史料》，载1990年1月20 日《台州日报》第四版)。

　　这批历史文献是最澄带归日本，绝大部分被后人收编在最澄的《传教大师全集》之中。共1万余字，按内容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有关中国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与天台宗第十祖道邃的传记。有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撰写的《天台山国清寺智者大师传》、《天台智者大师画像赞》（附有曲谱），长安僧人昙羿撰写的《国清寺智者大师影堂记》，贝山沙门道澄撰写的《智者大师述赞序》，道邃弟子乾淑撰写的《天台传法道邃和尚行迹》等。

　　第二类是唐代高僧写给最澄的书信。主要有《道邃和尚书》、《行满和尚印信》、《大唐泰岳灵岩寺顺晓阿阇梨付法文》等。

　　第三类是最澄回国前夕，台州刺史陆淳、台州司马吴顗、台州录事参军孟光、临海县令毛涣、天台座主行满等10人的赠别诗。名为《台州相送诗》，诗题均是《送最澄上人归日本国》。

　　上述文献均为《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全唐诗》、《全唐诗逸》、《全唐诗补逸》所失载；《天台集》、《台州府志》（《天台智者大师画像赞》、 《台州府志 ?金石考》载“久佚”）、《两浙著述考》亦未见著录或存目，因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如颜真卿有关智者大师的传、赞，前者既是研究中国佛教天台宗创立与发展的重要依据，后者还是研究佛教音乐的珍贵史料。再如道邃的籍贯，中国佛教史籍，如《宋高僧传》、《佛祖统纪》、《天台山方外志》等均载“不知何许人”。其弟子乾淑的《道邃和尚行迹》则准确记载是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人，解决了这一历史悬案。还有道邃等人的书信、台州刺史陆淳等10人的赠别诗，更是研究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弥尽珍贵的史料。1990年2月17日，新华社为此播发了专稿。《解放日报》、《书法报》亦予以转载。

　　（四）建筑

　　佛像、寺院、宝塔为佛教的三大建筑。早在隋代，天台山佛教建筑就名扬华夏。隋代古刹国清寺与齐州灵岩、润州栖霞、荆州玉泉合称“天下四绝”。自鉴真揭开天台山与日本 文化交流序幕后，佛教建筑也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代台州开元寺僧思托随鉴真东渡后，协助鉴真创建举世闻名的唐招提寺。最澄亦曾于国清寺建有一院，供日僧求法居住。“会昌法难”后，国清寺被毁，圆珍又于国清寺止观院内建止观堂，号“天台山国清寺日本国大德僧院”，以成全祖师之遗愿。乡贡进士沈欢为之撰写《国清寺止观堂记》。此记国内早佚，后《唐文续拾》自《日本邻交征书》中辑回。记略云 ：“向者我大中七年(853)九月十日，有日本国大德僧，法号圆珍，俗姓殷。自扶桑而来，抵于巨唐福建。旋适五台，复止天台国清……游历此寺，数换星霜。陟华顶之峰，礼大师之迹。此地自会昌废圻之后，大中恩旨重兴。佛殿初营，僧房未置。白衣居士，经行而晓泊浮云；清眼沙门，座定而夜栖磐石。师乃瞑心起念，言发响从。爰得郢人，伐幽林之柽柏。丁丁之响，朝发南山；落落之材，暮盈北坞；妙运斤斧，长短得规；巧引绳墨，曲直成准；功不逾月，其中化城。飞而彩曜庵园，胜而光扬鹫岭。以十年(856) 九月七日建成矣。法师即住持此院，苦节修行。以无为心，得无得法，遂挈瓶锡，告别东归。即十二年(858) 六月八日也”(《唐文续拾》卷六)。

　　此记为中日建筑文化交流史上最早的历史文献之一，不少日僧亦以圆珍为楷模。法然弟子重源入宋曾修建宁波阿育王寺。荣西在天台山重建万年寺山门峡谷庑，整修智者塔院，还在天台报恩寺内建览众亭。万年寺住持虚庵怀敞移住宁波天童寺后，荣西协助重建天童寺千佛阁，南宋著名文学家楼钥亦为之作《千佛阁记》(见村上博优《天台山平田万年寺遥拜记》及楼钥《攻愧集》卷57)。在南宋，天台万年、国清二刹相继列为中国“(五山)十刹 ”之一。开庆元年(1259)，道元弟子彻通义介入宋，画下包括万年、 国清二寺在内的“五山十刹” 图带归日本，成为日本“五山十刹”的样板。1984年10月，村上博优考察天台山万年寺遗址，就是按彻通义介当年之图，来“索”今日万年寺之“骥”的。

　　另据日本别府大学副教授坂田邦洋考证：天台山宝塔与日本大分县国东塔，在建筑艺术上亦有渊源关系。1988年5月16日至22日，他曾赴天台山，考察了国清、石梁、万年等地的宝塔，回国后撰成1 万余字的《论国东塔与中国天台山宝塔的关系》，刊载在别府大学当年第七期《亚洲历史文化研究所报》上。他认为：建于日本镰仓南北朝(1192－1398)时期的国东塔，与天台山宝塔的艺术风格基本一致，属同一流派。而五台山及朝鲜等地均未发现同类宝塔，故天台山宝塔应为日本国东塔之“母型”。另外，日本大分县国东半岛是日本天台宗的活动基地之一。1990年3 月6日，坂田邦洋副教授给笔者寄来一组摄于清宣统二年(1910) 的天台山宝塔（国清寺七塔、石梁七塔及万年塔）组照和日本大分县国东塔（岩户寺国东塔、两子寺国东塔）组照，以作为天台山宝塔与日本国东塔建筑艺术源流的见证。因天台山已无此古塔（国清、石梁七塔及万年寺塔毁于“文革”，今国清七塔为1973年重建），故此组照片更 具有历史价值。今由浙江省天台山文化研究会珍藏。

　　（五）茶叶

　　天台山云雾茶是中国名茶之一，早在三国吴赤乌年间(238－251)，著名炼丹家葛玄就植茶于天台华顶、临海盖竹等山。西晋道士王浮在《神异记》中有“丹丘（天台之别称）出大茗，服之生羽翼”之誉(见鲁迅《古小说钩沉》)。随着天台山佛教的崛起，天台山云雾茶更得到长足发展。因佛教提倡戒酒坐禅，饮茶驱睡，遂成“茶禅一味”。故天台山寺院周边均开辟了茶圃，主要分布于华顶、石梁、万年、龙王堂、佛陇、国清、紫凝(即《神异记》中的“ 瀑布山”)等地。以华顶云雾为上品。最早将茶叶传入日本的则是日本天台宗创始人最澄。 日本延历二十四年(805)最澄回国时，携归天台云雾茶种，播于比睿山麓的日吉茶园，成为 日本种茶的先导。南宋时荣西亦携归大量的天台山华顶云雾茶种，播于肥前的背振山和博多的安国山。并著《吃茶养生记》2卷，宣扬茶的提神健胃功能和利食利眠的好处，遂开日本 茶道之先声。荣西亦被尊为日本“茶神”、“茶祖”。后圣一国师亦携归天台云雾茶种播于静冈，成为日本最大的产茶区。1988年3月，日本静冈电视台为纪念最澄、荣西、 圣一国师等人的功绩，特意至天台山拍摄了电视专题片《茶叶之路》。1996年5月初，日本茶道专家、著名学者仓泽行洋教授在日本查阅到周琦所著《天台山与日本的“茶叶之路”》长篇学术论文后，偕滕军博士(系留日学士)专程至天台山考察，高度评价了天台山茶文化。

　　（六）柑橘

　　台州黄岩是中外闻名的“柑橘之乡”。明永乐年间(1403－1424)，日本天台宗高僧智惠至天台山求法，回国携归黄岩蜜橘橘籽，播于日本九州大伊岛（今鹿儿县长岛），经实生变异成无核的“唐蜜橘”。这种形质色味俱佳，抗寒力强，土质要求低的“唐蜜橘”，明清以来，传入世界各地。南到澳大利亚，西至地中海沿岸、欧美各国，都有引种。500年后，“唐蜜橘”又从日本重返故土，在黄岩成片栽培。为追溯黄岩蜜橘与日本柑橘的源流关系，日本学者相继至黄岩、天台等地考察。民国15年(1926)日本园艺学家田中长三郎至台州等地考察后，于次年发表了《论温州蜜橘的来源、系统和学名》一文，认为“唐蜜橘”（即“温州蜜橘”，因明代日本僧人大多取道温州回国故名）是日本僧人在中国天台山求法后购食柑橘， 携籽播于日本九州实生变异而成。1978年，日本柑橘考察团又朝巡了黄岩的橘乡胜景。1988年10月，日本爱媛县电视台为缅怀智惠功绩，特意至黄岩、天台等地，拍摄了电视专题片 ——《柑橘之路》，反映了天台山与日本文化交流的丰硕成果（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