傣族佛塔的起源

　　佛教在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形成了三大文化圈，即以印度、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越南、老挝、印度尼西亚，以及中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印度佛教文化圈。我国云南傣族佛塔，就是以这一佛教文化圈为背景的产物；以喜马拉雅地区及我国西藏、内蒙古和内地一些地区为代表的藏传佛教文化圈，西藏佛塔和走出雪域的藏式佛塔就是以这一文化圈为背景的产物；以朝鲜、日本和我国汉地等为代表的汉传佛教文化圈，我国内地佛塔就是以这一文化圈为背景的产物。这三种文化圈的形成不是独立的，而是跨地区、跨国境的，是互相兼容的。处在三种文化圈中的佛塔又相互影响，互相借鉴，共同发展，并构成世界佛塔的主体。

　　按照东南亚上座部佛教编年史记载，当时在东南亚地区具有雄才大略，勇武善战，事业有成的君主都要以阿育王为榜样。如11世纪印度的阿兰纳塔，13世纪斯里兰卡的衣塔卡马尼，15世纪泰国的泰罗卡加等。而他们对阿育王崇拜效仿的重要一面，就是大建佛塔。缅甸的巴根塔、泰国都城莎克泰、柬埔寨的吴哥窟成为古代东南亚史上君主、佛教、佛塔文化共生关系的经典例证。有位史学家曾经非常自豪地告诉人们，10世纪柬埔寨经历6位君主在100年间的主要成就不是政治记录，而是建筑记录。阿育王因建造佛塔所树立的光辉典范影响了作为印度佛教文化圈的东南亚佛塔的面貌。当佛塔沿佛教南传的路线进一步向东南亚传播时，它的演变脉络就愈渐清晰了。东南亚佛塔在拒绝印度思维的同时，又以印度文化为基础，创造出不同于印度佛塔的具有新的象征意义的印式佛塔。当时印度佛塔的创新、丰富和发展，其中之典范就是印度尼西亚爪哇的波罗布达塔和柬埔寨的巴戎塔等。东南亚佛塔脱离了坟墓式的覆钵主体，在形成建筑形式转变的同时，完成了象征系统的转变，这种转变实际上是外来印度文化艺术与东南亚文化艺术在传与受中经过微妙复杂有形无形的接交、拒斥、选择、改造后的融和定型。接受和创造不但决定着佛塔建筑格局的多元化，而且意味着佛塔象征系统的多样性。东南亚佛塔象征系统最主要的转变就是让与死相连的“墓”的表层脱去，换成须弥山。

　　佛教的经典集中了佛祖释迦牟尼的所有思想与智慧，是佛教信众通往涅槃境界的指路明灯。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时，佛教高僧集聚在今天的斯里兰卡进行了一次上座部佛教经典的编辑与汇总，首次用巴利文将上座部的佛教经、律、论典籍辑录成册，从此，确立了巴利文佛教经典在东南亚南传佛教信仰地区的神圣地位。南传佛教的经典比较接近佛祖释迦牟尼时期最原始的佛教，注重原始佛教的精神与教义，崇拜佛牙、佛塔和菩提树等。在南传佛教盛行的国家，如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都把上座部佛教尊奉为他们的国教，一座座秀丽挺拔的佛塔成为他们传统文化的象征。傣族佛塔就是从缅甸、泰国、斯里兰卡、柬埔寨、老挝等东南亚国家传入我国云南傣族地区的，最先是在西双版纳“安家落户”的。

　　傣族是我国西南边睡的一个优秀民族，勤劳智慧的傣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自己灿烂的文化。早在13世纪，傣族人民根据巴利文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傣文，并且有了刻写在贝叶上的傣文佛经，十分珍贵，佛教称“贝叶经”，是用铁笔在贝叶上刻制和记载佛教经典，及其天文、地理、历史、医学和民间习俗等相关典籍，是东南亚文化的典型象征。贝叶经不是一个国家所独有，而是一种独特的世界文化现象，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座丰碑。贝叶文化是在中国文化史上值得重视的一幕，它比较系统地概括了云南傣族文化的全貌，反映了傣族悠久辉煌的文明史。傣族自古信仰小乘佛教，广建寺塔。傣族寺塔主要分布在西双版纳、思茅、临沧和德宏等傣族聚居区。人们习惯上把流传在云南临沧、德宏、思茅、西双版纳等地区的佛教称之为“南传佛教”或“小乘佛教”，在这些地区建造的佛塔称之为“小乘佛塔”、“傣族佛塔”或“西双版纳佛塔”。

　　云南西双版纳、思茅、临沧、德宏地区的傣族、布朗族、阿昌族、佤族等民族信奉着与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不尽相同的上座部佛教（小乘佛教），属南传巴利语系佛教。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派遣他的儿子晒陀前往斯里兰卡弘传佛教。斯里兰卡佛教后来辗转传播到泰国、缅甸、柬埔寨、老挝、中国（云南）等。因为他们所传的都是小乘上座部佛教，又是由印度向南传入的，所以称为南传上座部佛教或小乘佛教，又因其使用巴利语（印度地方性民间语言）经典，故又称南传巴利语系佛教。一般称之为“小乘佛教”。小乘佛教约7世纪初传入我国云南西双版纳等傣族聚居区。小乘佛教在傣族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任何一种宗教在传入异国或异民族并被这些国家和民族所接受，它都要经历与这个国家或民族的原始宗教或原始文化相互冲撞、磨合、兼容的过程。同样一种新型的建筑形式的传入也要经历适应、嫁接、融合的过程。像我国的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以及汉传佛塔、藏传佛塔都经历了这样一个漫长而又迂回曲折的发展过程，傣族佛塔亦同样如此。小乘佛教最初传入云南傣族地区时，与傣族原始社会流传的自然崇拜和精灵崇拜，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较量，最终小乘佛教以它精深周密的义理，简便易行的仪轨，以及弃恶扬善的伦理精神和道德观念赢得了人们的信仰。

　　傣族佛塔的建筑式样自东南亚传入我国云南西双版纳以后，傣族劳动人民对这种外来宗教建筑形式没有完全照搬，而是把这种外来建筑的特点结合在当地传统建筑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创造出具有区域特征、民族风格的佛塔建筑形式。傣历931年（公元1569年），第十九代召片领刀应勐迎娶缅甸金莲公主为妻，缅王派遣僧团随公主前来传教，带来很多佛教典籍和佛像，并在西双版纳地区修建了一批佛教寺塔。这些寺塔是云南傣族地区最早建造的寺塔，证明小乘佛教在这一地区已“安家落户”。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佛塔最能代表南传佛塔风格特征，具有鲜明的缅甸和泰国佛塔的风格。当然，所有的傣族佛塔均不同程度地受到周边东南亚各佛教国家的影响，其中更多地受到泰国和缅甸佛塔的影响。而泰国佛塔和缅甸佛塔又直接受印度佛塔的影响。至于西双版纳地区的佛塔始建于何时，因缺乏考证资料，尚难断定具体的年代，但西双版纳民间却流传着很多有关佛塔的传说。相传佛祖释迦牟尼曾三次巡游西双版纳，先后修建了庄莫、庄董和邦友三塔。显然，这是西双版纳佛教徒出于对释迦牟尼佛的崇拜，把后世印度、缅甸等国僧人到这里的传教活动，附会为佛祖释迦牟尼三次巡游西双版纳。传说固然不足为凭，但传说中的这三个地点确实建有佛塔，其中的庄莫塔和庄董塔至今尚存。这里我们尚难断定，是有了传说，才有了佛塔，还是有了佛塔，才有了传说。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证实，当时这里的确建造了缅式小乘佛塔。

　　傣族佛塔的产生和发展必然与佛教的发展密切相关，尤其与南传佛教密不可分。从文献记载和实物资料来分析，宋代已盛行傣族佛塔，明、清时期已进入繁荣发展时期。据傣、汉文史籍记载，云南德宏傣族地区明初已信奉佛教，至明朝中叶，德宏地区已是“寺塔遍村落”，其中曼飞龙白塔、姐勒塔等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可见当时小乘佛教在这一地区传播和发展的盛况。傣文史籍《地方大事》中记载，北宋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修复勋海总佛寺时，曾经增修两座佛塔，这是南传佛教在云南傣族聚居区修建傣式佛塔的最早记载。傣族佛塔是中国佛塔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佛塔家族中的重要成员，是西南佛教文化和建筑艺术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但遗憾的是现存资料中，有关反映傣族佛塔建造的文献寥若晨星，尚需进一步挖掘和研究。

　　傣族佛塔的类型

　　泰式金刚宝座塔。金刚宝座塔在我国南北朝时期就已出现，元、明、清时期这类佛塔建造较多。所谓金刚宝座式佛塔就是在一个塔座上共建5座塔，较高大的主塔居中，较主塔小的群塔围绕主塔而立，它是根据大乘佛教金刚界五部五佛的意思而建。泰式金刚宝座塔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金刚宝座塔的组合不受塔数的限制，比如曼飞龙白塔由9座佛塔组合而成，9座塔的造型基本一致，与泰国13世纪所建南奔马哈特塔十分相似。另一座规模较大的金刚宝座式佛塔是德宏盈江的曼勐盯塔，塔座上的小佛塔多达40余座。泰式金刚宝座塔的塔座一般为圆形须弥座。在云南潞西县芒市内有一座树包塔，在一层低矮的八角形台中部，是一座高大的主塔，四隅各有一座小塔，在小塔之间各有一尊狮子。主塔被一棵大树的根茎紧紧环抱着，位于四隅的小塔由两层A角形的叠涩台基，钟形的覆钵体，七重相轮以及仰覆莲瓣、伞盖等组成，主塔的形制大体也是这样。该塔覆钵与塔刹的造型和姐勒大金塔十分相似，属南传体系泰式金刚宝座塔风格。由于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对金刚宝座塔的意境和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所以金刚宝座上的佛塔数目不等，内地金刚宝座上的佛塔一般由5座组成，而云南泰式金刚宝座上的佛塔远不止这个数，二者悬殊较大，这是大乘佛教金刚宝座式塔和小乘佛教金刚宝座式塔的主要区分点。其次还有造型、结构、布局等方面各自均有自己的建筑风格。

　　缅式钟形佛塔。常见的是在一方形的塔基上，建一个圆形多环状的塔座，座上为一喇叭状的钟体。这种佛塔与我国藏式喇嘛塔造型极为相似，但它不像喇嘛塔那样上部宽平而粗壮，它的上部与塔刹的连接处收分十分自然，轮廓线显得柔美，无僵直之感。塔形明显效仿缅甸的所谓“善卡某”式佛塔，为典型的缅式佛塔。是从古印度窣堵波式佛塔演变而来的，是东南亚佛塔中最常见的一种塔型，云南瑞丽市的姐勒佛塔就属这种类型。

　　“串”字形佛塔。这种类型的佛塔在云南傣族地区分布较广，其中临沧西文笔塔最为典型。该塔高15米，基座为八角形，主塔由9个圆环体叠成，四角有7座小形的模型塔。始建于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为早期傣族佛塔。

　　高基座佛塔。这类佛塔塔身上层用几组层次较少的盒状体砌成，下层则系用多边“亚”字形折角的砌法。如西双版纳的英贴塔、景谷县勐窝佛寺双塔均属这种类型。这种类型的佛塔主要受泰国南部占婆式佛塔和缅甸巴岗式佛塔的影响。

　　亭阁式佛塔。这种类型的佛塔有一多边形的高台基座，座台上建单层或多层的仿木结构的亭阁，塔身各层辟有窗户，塔身为四方形，四面设门。例如景洪栋塔、勐海的宰龙塔，均属此类塔型，与泰国北部13世纪所建的景某佛塔形制相似。

　　折角多边式佛塔。这种类型的佛塔在西双版纳、临沧、德宏等地分布较广，它是由数层折角多边的盒体状相堆砌而成，其变化式样较多，以西双版纳勐腊的曼孟佛塔较为典型。

　　八角形密檐式佛塔。塔身由几层须弥座体相叠而成，塔身下部有塔门式的佛龛，四周和边角有卷云状花纹，与大乘佛教得密檐式佛塔相似，西双版纳的庄慌塔就是这种塔型之典范。

　　“塔包树”和“树包塔”。在云南普洱市景谷县的大寨官缅寺内，坐落着中国佛塔的奇观—“塔包树”和“树包塔”。这两座砖石结构的佛塔，各高10余米，上圆下方，呈葫芦形。塔包树，位于佛殿的右侧，从塔顶中间长出一棵高20米，直径1米的大榕树，而佛塔紧紧地将大榕树环抱着。树包塔位于佛殿左侧，有一棵25米高、直径1米多的大榕树，从塔顶中部长出，它的粗壮弯曲的根茎又从上下四周环绕着佛塔，紧紧地把高大的佛塔抱住，很像是从塔顶伸出的一个绿色的伞盖。塔包树和树包塔是云南傣族佛塔丛林中的奇观，并为那里的佛教艺术增添了一分神秘色彩，形成造型别致的一种独特的佛塔类型。像云南西双版纳橄榄坝佛塔代表了傣族佛塔的另一种风格，其造型优美，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总之，傣族佛塔在佛寺中的自由位置，带来了在南传风格影响下的多彩式样。傣族劳动人民在修寺建塔的艺术创造中，不断吸收、借鉴异国和异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创造出具有独特风格的佛教建筑，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佛教文化遗产。

　　傣族佛塔的结构

　　从佛塔的立面看，傣族佛塔是由塔基、塔座、塔身和塔刹四部分组成，这种佛塔建筑结构与汉传佛塔和藏传佛塔的结构相趋同。

　　塔基。塔基是在夯筑加固后的地面上，围砖或石铺砌出一台略高于地表的平台，其占地面积比塔座宽得多，平面形状依塔形而定，也有圆形和多角形，一般呈正方形，在方形塔基的四角，设有龙和蹲兽的雕塑像。塔基正四方砌有佛龛，塔基下往往藏有碑刻佛像、宝珠等。

　　塔座。塔座的平面有方形、六角形、八角形、圆形等多种。一般由一层或两层须弥座构成，有的塔座还做成多角阶梯形，须弥座束腰间设有小型佛龛或各种雕刻装饰，追求塔身与塔座间的协调与吻合。

　　塔身。塔身大多为圆形，呈葫芦状，一般为砖石实心结构，外面敷以石灰，有的还用植物胶砂浆涂料，使塔身坚固厚实；有的在佛龛处绘画贴金，还留有佛洞，用以安放信徒们奉献的金银、宝石和钱物等。

　　塔刹。塔刹带有极为浓厚的装饰意义，是最具魅力的一部分。多数佛塔塔刹是由莲座、相轮、华盖、宝瓶及风铎等部分组成。这种结构与内地佛塔和西藏佛塔塔刹的结构基本相似。这种塔刹的刹座往往制作成喇叭状的仰莲雕塑，上面为一圆形锥体，锥体上有浮雕圆环相轮，相轮重数少则5环，多则17环不等（内地佛塔和西藏佛塔塔刹相轮一般为13重），再上是铁制刹杆上的饰物，有金属制成的华盖，华盖上端常饰有火焰或宝瓶式小塔之类的装饰，还有风铎。塔刹均为铜质，其面镀金或贴以金箔，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塔刹的高度约占全塔的三分之一，是佛塔艺术处理上的顶峰，塔刹的最顶端是塔针。显然，傣族佛塔塔刹在整座佛塔中所占比例很大。

　　傣族佛塔的布局

　　傣族佛塔的组合有单塔、双塔和群塔之分。有的是塔随寺建，有的是寺随塔建，有的则孤塔独傲，有的则群塔林立。无论是寺随塔建，还是塔随寺建，都是为了满足人们敬塔礼佛的愿望。单塔往往建在村镇附近的山岗或较高地带，分布广，数量多，建造形式灵活。双塔和群塔则分布点少，数量不多。西双版纳州的勐海遮曼谷双塔就是这种布局的典型代表。当地人称之为“姊妹塔”，据说大塔代表傣族姐姐，小塔代表布朗族妹妹，象征傣族与布朗族亲如姐妹般的友谊。这里所说的群塔布局形式，就是指金刚宝座式塔座上的佛塔。傣族佛塔大多建在山坡高地上，往往与金碧辉煌的傣族佛寺、轩敞雅洁的边寨竹楼、苍翠欲滴的浓郁树丛互相掩映陪衬，形成傣族景区迷人的风光。

　　傣族佛塔的意义

　　傣族佛塔的意义从本质上与大乘佛塔没有大的区别，人们普遍认为佛塔是佛教徒崇拜佛陀的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纪念性建筑物。把佛塔看作是佛陀的化身，建塔时在塔心置一金板或银板，上刻建塔年月和经咒，同时也把一些金、银、琉璃、金属、货币等珍藏于塔内。认为佛塔与人一样，是骨肉之躯，其心必有金，建塔是为自己造福。在这种心智模式的驱动下，凡传说中佛陀到过的地方皆建佛塔，西双版纳的庄莫塔、庄董塔和邦友塔就属这种类型。在佛陀留下印迹的地方建塔，如曼飞龙白塔，就是因塔下的一块岩石上有一人足印迹，传说是佛祖释迦牟尼留下的足印而在此建塔；另一种则选择山清水秀，风光旖旎的地方建塔。这些都是对佛陀的尊仰，其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傣族信教徒建塔的本意，就是为了恭迎佛法，供奉佛陀的遗物，比如佛牙、佛发、佛像、佛经等，直至后期才出现和尚墓塔。综观傣族佛塔，给人明显的感受，就是属宝塔型的佛塔多，而属舍利和墓塔型的少，这是与内地佛塔和西藏佛塔在内涵及意义上的又一大区别。

　　傣族佛塔的艺术特色

　　傣族佛塔的建筑艺术造型是在吸收泰国、缅甸，以及国内各民族优秀传统建筑艺术的基础上，创造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丰富多彩的佛塔艺术。从佛塔的建筑艺术来看，形成了多视角、多层面、多式样，以及极富动态感的艺术风格；从装饰艺术的角度来看，它曾经历了由古朴典雅到繁复华丽的发展时期。早期佛塔的装饰图案简洁朴实，塔身装饰比较素雅，晚期佛塔装饰出现了雕刻图案，彩绘及陶塑饰物增多。佛塔装饰图像中，常见的有各种花卉、大象、孔雀、鸳鸯，以及麒麟、龙狮等形象，具有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傣族佛塔既有尊神礼佛的功能，又有装饰各种建筑设施的作用。例如井塔就是典型的例证，把水井的围栏砌成塔的基座，在座台上建若干座小型佛塔和佛龛，集尊佛、装饰、实用为一体，形成西双版纳州所独有的人文景观，同时还有祭祀谷神，祈求丰收的作用。傣族还有将佛塔作为装饰品戴在头上的习俗，历史上傣族王宫宠妃的冠戴之上有一座精美的银制小型佛塔，以显示地位之高贵，服饰之庄重，信仰之虔诚，亦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傣族佛塔既是古老的传统建筑艺术，又与傣族人民的文化和生活紧密相联，每逢傣族人民的传统节日，人们都喜欢围在佛塔旁，翩翩起舞，相互祝福，显现出傣族地区特有的民情风貌。围绕佛塔还引出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譬如西双版纳就有这样的传说：佛祖释迦牟尼涅槃1000年时，世上降生了一个叫帕雅苏克的人，他一生辛勤操劳，忙于建寺立塔，在世间建84000座佛寺和84000座佛塔，西双版纳州境内的第一座佛寺和佛塔就是帕雅苏克亲自动手修建的。这虽然是民间传说，但由此可见当时佛塔建筑艺术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空前发展的盛况，并可推断古印度阿育王造塔84000座的功德事迹对傣族人的建塔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者: 索南才让 来自：《今日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