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口皆碑 成为定论——《中国佛道造像碑研究》序


2014/9/8    热度: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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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口皆碑 成为定论——《中国佛道造像碑研究》序

  作者:梁白泉

  任继愈先生在《道藏提要·序》中说:“儒家学者总是怀有偏见,认为佛、道两教的典籍价值不大。我们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整体来看,佛、道两教的文化与儒家传统文化同样重要,同样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以及政治生活。佛教、道教的影响,其深远程度当不在儒家经史子集之下。”“道教生长在中国本土,约与佛教同时活跃在舞台上。但道教命运不济,错过大发展的时期,让佛教占先了一步。一步落后,步步落后,两千年间,一直没有能超过佛教。”“道教整理典籍的做法是从佛教那里学来的。佛教最先称自己的全集为‘一切经’,道教编辑道教全集也称‘一切经’。由于‘一切经’这个名称被佛教占用在先,后来道教的‘一切经’则称为‘一切道经’,以区别佛教的‘一切经’。”

  罗宏才先生的新著《中国佛道造像碑研究》,把佛道造像碑并列提出,是很准确的。

  先是马长寿先生(1913—1999年)著《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根据所见关中碑刻25种,内汉族4种、羌族5种、匈奴2种、氐族1种,对碑主进行精辟的论证。罗君所著,继续了这一传统。我认为也是正确的。

  “历史是人的作品”(黑格尔G. W. F. Hegel语)。历史主要是群氓的历史, 是草根民众的历史。罗君从陕西所见近300通造像碑做研究,重视碑主、供养人的题名,考察他们的族属。从中又选择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年)《姚伯多(道教)造像碑》、正光元年(520年)《雍光里邑子(佛教)造像碑》、北周保定至隋开皇间(580—600年)《马宝(道教)造像碑》做示例性辨析,细致地对族属及相关身份等列表比较,具体考察,作出相应的结论。这种做法值得高度赞许。他说:姚伯多属“西羌大姓”。《雍光里邑子(佛教)造像碑》列名395人,实际可查者325人,占总数的91%。其中辨出以汉姓为主者298人,占总数的78%;余为匈奴、氐、鲜卑、羌12姓,共22人。《马宝(道教)造像碑》碑则属汉族家族造像碑。

  “五胡”名称最早出自苻坚(338-385年)之口,“次序”也是苻坚讲的(陈寅恪先生语)。在秦时函谷、武胜、大散、萧关四关之内的渭河流域,分布甚为集中。江统(256?—310年)在《徙戎论》中论:“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

  相对于南方,这个区域的天灾、人祸频仍,人民的生活遭遇比较艰辛痛苦,各族人口的流动,史不绝书。如晋元康六年至八年(296~298年),雍、秦二州连年干旱,关中饥疫,米斛万钱,数万家百姓迁入汉中,流人要求“寄食巴蜀”,迁入南阳的雍州流民,数近10万;永嘉四年(310年)秦、雍等六州爆发严重蝗灾,“食草木、牛马毛,皆尽”。此为天灾。大兴三年到咸和五年(320~330年),迁入长安的氐、羌部落万余户、20余万口,杨、姜等族、夷豪迁入者2000余户;太和五年(370年)前秦灭前燕,贵族及鲜卑4万余户被迁入长安。此等人口流动,都属人祸。

  我国传统思想当然主流是几乎无所不包的儒法学说,但不具备中亚、西方的宗教形态。灾难中的民众信仰,多半只能选择现实性、明确性、功利性的佛、道两教。两者强势,开始以来就旗鼓相当,不相上下。

  十六国时期,长安先后是匈奴族刘渊前赵、氐族苻坚前秦和羌族姚苌后秦的建都所在。新疆、辽宁边区不论,关中及扩大地区的敦煌石窟为西魏、前秦所开凿,麦积山炳灵寺、庆阳南北石窟、龙门、云冈、巩县石窟,均为北魏所开凿。太原天龙山石窟为东魏、北齐所开凿。其中敦煌、庆阳、巩县、太原,都有中心塔柱式石窟。罗君论证造像碑源自石窟中心塔柱,可以视为定论。

  罗君论著中,详考佛教“右旋”(道教“左旋”)。据唐代于阗国三藏沙门实叉难陀译《佛说右绕佛塔功德经》,“右旋”可得的果报,多达38款:“在胎及生时,令命常安乐”“住常安乐”“福命长远”“富贵多财宝”“仓廪常丰足”“远离八难”“眷属皆爱念”“衣服常无垢,仪貌常端正”“安乐常无病”“灭一切烦恼”“净眼修且广,犹如青莲花”“父母及亲戚,一切共鞠养”“夜叉诸恶鬼,不能暂惊怖”“自在王阎浮,率土咸归化”“大势转轮,十善御群生”。凡此种种,无一不是芸芸众生及基层官绅在日常生活中,日日期盼,最最祈求的目标。首先是群众的需求,其次是统治者的参与扶持。

  在斋戒仪式中道教全搬佛教的规范。斋法中转经、唱赞等等都传自印度。“斋”,梵名“乌哺沙他”

  (Upavasatha)。隋·慧远的《大乘义章》12论:“防禁故名为戒,洁清故名为斋。”过正午不食之法叫“斋法”。唐·般刺密帝译《楞严经》一曰:“严整威仪,肃慕斋法。”这种种的文本信息和规范、结果,都只能浓缩凝固在“四面体”碑这一载体之中了。

  罗君论著,紧密结合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佛教文化与道教文化,印度塔庙、支提与本土庑殿碑石的建筑文化,天竺石窟造像与中国石雕、图画文字的艺术创作于一体,是一部集前人、当代学人成果的空前的学术性著作。他在方法上采用了考古类型学,兼及文献、比较方法与统计方法。

  “任何真理都应当是‘具体’的”(黑格尔《逻辑学》)。罗君通过田野作业、调查研究等具体方法,在造像碑的主题下面,全面、系统、深入、具体地做出相应的结论;分区、分期、定名、模式、样式、面序、位序、组序、题名、文字、书人、刻工,包括像主主尊的服式、坐式、持物都一一作了考证。有些探索与结论,是前人所误作的、疏漏的。

  具体解剖一只“麻雀”标本,宣示了带普遍性、规律性的特征。

  大中见小,小中识大,著者撰写出了一部中世纪地区最基层劳苦大众的社会生活史。它的价值与意义,我以为展现了劳苦大众的心灵与面貌、苦难与希望的图卷。一一表列出来的,虽然是有男有女的具体个人,却反映了这些个人的本质。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作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论著的出版,必然会引起跨越国界,如越南、缅甸、斯里兰卡与印度、朝鲜与日本相关学人的关注。

  由于此书主题涉及面广,有待继续调查研究的学科很多,只是在大量插图、表格外,地图的采用稍感不足,然无论如何,专题的基础已经奠定,局面已经展开,前景应当看好。

  章学诚(1738—1801年)在《文史通义》中有言:“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察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犹日昼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岁功,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则有两伤之弊。”(《答客问》中)

  本著作实践了这种论断,相信读者当可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文章标题为编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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