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弥山石窟概述

2014/9/8    热度：585   

须弥山石窟概述
　　陈悦新
　　须弥山石窟坐落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城西北55公里处的须弥山东麓，位于东经106，北纬36。
　　须弥山石窟范围南起寺河，北迄黑白沟，东始和尚坟，西止青山梁，南北长1800米，东西宽700米。洞窟分别开凿在山麓的东南向崖面上，呈扇面形展开。现存已经编号的洞窟一百三十二个，由南至北自然形成八个区域，即大佛楼区(1—5窟)，子孙宫区(6—39窟)，圆光寺区(40—50窟)，相国寺区(51—103窟)，桃花洞区(104—108窟)，松树洼区(109—118窟)，三个窑区(119—125窟)和黑石沟区(126—132窟)(插图一)。由于长期受自然的侵蚀和大小地震的破坏，致使许多洞窟和造像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现仅有十三个洞窟保存较好，整个窟群共计一百一十三龛，大小造像三百一十五尊。
　　须弥山石窟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最大的石窟群。该石窟由于地处偏僻，加之有关的文献记载甚少，长期以来未被人们注意，直到本世纪50年代，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才逐渐为人们所了解与重视。[1]，1961年，须弥山石窟被公布为宁夏回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2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局组织人员对须弥山石窟作了初步调查，将造像保存较好的二十个洞窟作了编号。1982年，国务院将须弥山石窟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至此，须弥山石窟的研究与保护工作得以真正开始。
　　1982年5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组成联合调查组，对须弥山石窟进行了综合考察，将所有一百三十二个洞窟重新编号，并绘制了部分洞窟的实测图。不久，北京大学考古系研究生在宿白、马世长教授的带领下曾几度前往须弥山，对石窟作了进一步调查，并作了详细的文字记录，拍摄了照片，绘制了实测平面、剖面图。同时，对北朝至唐代的洞窟作了分期研究。另外，还有研究者对须弥山石窟题记以及石窟的历史进行了专题研究。经过这些年的工作，我们对须弥山石窟的开凿、发展、衰落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现从以下几个方面叙述。
　　一 须弥山石窟的开凿
　　石窟的开凿与佛教的传入有着密切的关系。自东汉时佛教传入我国以后，它的“生死轮回说”、“众生平等说”、“求得佛根涅槃来解脱苦恼”等学说，逐渐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至南北朝时期，佛教已成为全国上下争相崇信的“国教”，于是，开窟造像蔚然成风，皇室运用国力开凿了著名的云冈、龙门等窟，各地亦竟相仿效。仅河西走廊一线的主要石窟就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武威天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庆阳北石窟、泾川南石窟及天水麦积山石窟等等。
　　北魏末年，战争连年，徭役加重，民族矛盾尖锐，农民起义时有发生。北魏统治者为维护和加强自己的政权，进一步提倡崇佛修禅，来转移人民对朝廷的不满。于是，开窟造像的风气尤为兴盛，须弥山石窟应运而生。
　　固原是须弥山石窟的创建地。它地处黄河中游，自古以来是西北的军事重镇，也是宁夏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心。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固原就是人类生息繁衍的地方，先人们在这里创造了丰富的文化。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固原的属县中发现新石器时期“马家窑文化”、“半山一马厂文化”、“常山下层文化”的遗址就达上百处之多。春秋战国时期，固原是北方游牧民族重要的生息地。1973年，在固原县城西郊、战国秦长城东南不远的一处山丘上发现了一批文物，其中有青铜鹤嘴镐、锛、铃以及各种青铜马具。这批青铜马具风格独特，生动地反映了古代的匈奴、义渠族人民游牧生活的特点和“尽为甲骑”的傈悍习俗。
　　固原，地理位置重要，是关中通往河西走廊、大漠南北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又是“丝绸之路”由长安到河西走廊最短路线的必经之地，有“关中咽喉”之称。1981年发掘的北魏墓，墓中的漆棺画引人注目。在漆棺的前档方框及侧档连珠圈内绘有许多菩萨形象，皆有头光，发束高髻，面形方圆，上体袒露、戴有项圈、臂钏、腕钏，披巾呈圆环状绕肩，这与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形象相似，是受外来文化影响所致(插图二、三)。又如，在北周原州刺史李贤、田弘墓及南郊隋唐墓地中出土的鎏金银壶、玻璃碗等亦是外来文化的遗物。
　　根据以上情况，可以充分地证明，固原不仅历史文化丰富，而且是各种文化的交融之地。固原丰富的文化内涵为须弥山凿窟造像提供了源泉和借鉴。
　　距固原县城55公里绵延南北的须弥山，是六盘山脉的支脉，海拔1800米。须弥山，是梵文Sumern的音译，为宝山的意思。至于须弥山的称谓始于何时，不见记载。史书中最早提到“须弥山”的是明嘉靖十二年(公元1532年)刻印，由杨经纂修的《固原州志》，其曰；“须弥山，在州北九十里，上有古寺，松柏桃李郁然，即古石门关遗址。”其后的方志基本上沿袭了这一说法。‘2，据须弥山石窟现存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重修圆光寺大佛楼记》碑载，“平凉府开城县，去治西百里，(有)山，号须弥。”可见明成化以前已经有了“须弥山”的称谓。
　　须弥山峰峦叠翠，怪石嶙峋，苍松挺拔，桃李郁然，曲径幽静，石门水(寺口子河)在山前徐徐流淌，别具一番境界。
　　须弥山石窟就是在多灾多难的北魏末期，在文化含蕴丰富的固原，在风景幽美、环境僻静的须弥山上开凿了。
　　二 须弥山石窟的分期及情况
　　(一) 北魏末年是须弥山石窟的初创期
　　北魏时期的洞窟分布在须弥山子孙宫区的南面及中部，共有十三个，占全部洞窟的百分之十(插图四)。其中礼拜窟(中心柱窟)有四个。礼拜窟分中心柱窟和佛殿窟两种，均是僧尼礼拜集会、说法受戒的场所。僧禅窟有九个。僧禅窟是僧尼的住处，亦是僧尼持戒、坐禅修道的地方。窟内一般没有造像和装饰，仅有火炕和禅座，可容一人卧躺或坐禅。僧禅窟分布在礼拜窟的周围。
　　北魏时期的礼拜窟规模不大，中小型者居多。窟的平面为方形，窟门上方开有明窗，覆斗顶，壁面多不开龛。中心柱柱座较低，柱身分三层，每层中间以隔梁分开，柱四面皆开龛凿像。此期的造像组合以一佛二菩萨为主，也有交脚弥勒、乘象、骑马、一佛二弟子的造像出现。造像较为瘦削，衣服下部的褶纹比较繁复。佛像造型多为高肉髻，面相清秀，长颈削肩的“秀骨清像”式，着褒衣博带装，衣纹作密集平行式阴线刻，大衣披覆龛下。菩萨头束高髻，细颈削肩，身着襦裙，披巾于腹前交叉。弟子身着袈裟，拱手而立。这种造像组合及造型特点在云冈石窟普遍可见。造像衣纹作粗糙的密集平行式阴线刻，具有“黄土高原”的特色。
　　北魏时期有四个礼拜窟，其中有两个即22、28窟的中心柱已残毁，四壁无龛像，14、24两窟保存较好。
　　第14窟中心柱四面开龛，分上、中、下三层。上层龛两侧转角处雕仰莲瓣二重。南面龛内像已凿毁，可见四身像痕迹。西、北面龛内均雕一坐佛，头均失，身着通肩袈裟，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东龛内雕一交脚菩萨，左手抚膝，右手持物贴右胸前，交脚坐于方形高座上，脚下踏一朵大莲花。中层龛内均雕一佛二菩萨，佛坐于方座上，手印、装束与上层龛相同。两侧菩萨仅存痕迹。下层西龛内雕二佛并坐，其余三龛内均雕一坐佛。窟内北壁开一龛，东、西壁各开二龛，皆为圆拱形。雕像已漫漶不清，仅见轮廓。
　　第24窟中心柱上小下大，略有收分。柱身分三层，四面各开一尖拱形龛。上层南面龛内雕一佛二菩萨，佛着交领袈裟，施说法印，结跏趺坐于龛底，无座(插图五)。西面龛内雕一立佛二菩萨。北面龛内雕一乘象菩萨。东面龛内雕一骑马菩萨。北面、东面两龛内的雕像构成佛传故事中的“乘象入胎”和“腧城出家”的情节。中、下层龛内均雕一坐佛二菩萨。窟内壁面均不开龛。
　　(二) 西魏时期是须弥山石窟承前启后的阶段
　　北魏末，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至公元534年，魏孝武帝在部下大将军高欢的威胁逼迫下，逃到关中投靠重臣宇文泰。自孝武帝出逃后，高欢立元善见为孝静帝，都城迁至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史称东魏。公元535年，宇文泰杀死了孝武帝，立元宝炬为文帝，迁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即西魏。
　　西魏的文帝和宇文泰均笃信佛教。宇文泰更是“兴隆释教，崇重大乘。虽摄总万机，而恒扬三宝。第内常供百法师，寻讨经论讲摩诃衍”，[3]“立大中兴寺，尊高僧道臻为西魏国大统”。“后又改修官制，设大宗伯职掌沙门道士之法，其属官有司者掌法门之政”。[4]，佛教在文帝和宇文泰的倡导下，国内崇佛之风大为兴盛，须弥山大量开窟造像势所必然。
　　须弥山西魏洞窟共计二十五个，数量要比北魏多，但规模不大，布局分散。按其窟龛形制及造像的变化，可分为前、后二期。
　　前期共十九个窟，主要分布在子孙宫区东、西崖面上。
　　礼拜窟有中心柱窟和佛殿窟两种。中心柱窟为中小型，主室方形，穹窿顶或覆斗顶，壁面不开龛或每面各开三龛，中心柱座基较低，柱身分层无隔梁，四面开龛。龛形以圆拱为主，少量尖拱龛。佛殿窟主室方形，穹窿顶，三壁三龛。造像组合仍以一佛二菩萨为主，造型、衣饰基本上与北魏相同，衣饰的阴线刻，采用了等距离平行式，衣褶疏朗，显得柔软。从窟龛形制和造像看，显然继承了北魏时期的风格。
　　中心柱窟有17、32；33计三个窟，其中17窟的中心柱已凿毁，窟内亦无多大内容。第32、33两个窟保存较好。
　　第32窟为覆斗顶，中心柱上小下大，略有收分，柱身分七层，每层四面各开一圆拱龛，内雕一佛二菩萨像，造像更为清瘦(插图六)。窟内三壁各开三个尖拱形龛，中龛稍大，两侧龛较小，龛内雕一坐佛二菩萨，漫漶严重，仅见轮廓。门壁两侧各雕一尖拱龛，内有雕像一身。
　　第33窟为双层礼拜道中心柱窟。窟外上方残存圆形椽孔，东、西崖壁各有一梁孔，系木构窟檐遗迹。窟内覆斗顶，中心柱已不存，窟顶及地面凸起部分可见残迹。窟内三壁各开三龛，内各雕一佛，风化严重。在中心柱与窟壁之间凿出一重屏墙将二者隔开，屏墙与窟壁间隔约1米，形成回廊式。每面屏墙上段凿五个小龛，为圆拱形，内雕一坐佛。下段凿出三个通道，又将中心柱与四壁空间沟通。屏墙下段实体部分各开一尖楣圆拱形龛。这种特殊形制目前在各地石窟中属孤例，其渊源与流向有待进一步研究。
　　佛殿窟有七个，且p18、19、20、8、2、34、35窟，均风化严重，难辨面貌。
　　西魏后期有六个窟，分布在子孙宫区东崖面的中部和北部。僧禅窟分布较为分散。礼拜窟主要为中心柱窟，主室方形，覆斗顶。窟内雕仿木结构，顶部四披分界处为斜枋，顶与壁端交接处有梁架，四壁设角柱，柱为圆形，斜枋、梁架作方形或八角形。三壁各开二帐形龛。造像组合仍为一佛二菩萨。佛像造型略宽，无削瘦之感。菩萨头戴花冠，上身袒，下着裙，披巾在膝部横一道，双肩垂挂璎珞，在体侧绕环，衣纹作直平阶梯形，线条简练、粗疏。
　　西魏后期的中心柱窟保存较好的仅第36窟，但中心柱已毁，窟顶及地面凸起部分可见残迹。从残迹看，中心柱较粗，可能不再分层。第37窟亦属中心柱窟，但未完工。另外，在北魏时期开凿的第28窟的壁面上凿有帐形龛和雕像，观其形式与风格应是西魏后期的作品。
　　(三) 北周是须弥山石窟开凿史上的高峰期
　　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宇文氏废西魏而建北周政权，历五代皇帝，共二十五年时间。虽然北周历史短暂，但它是我国南北朝时期最后统一北方，势达西蜀江汉的封建王朝。它结束了北魏之后大半个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北方人民在经历分裂与战乱之后得以喘息和安宁，社会生产及文化事业得到迅速的恢复与发展。北周一代除武帝晚期外，诸帝均信佛。周太祖提倡“大乘”。[5]明帝时期“佛法全盛，国家年别大度僧尼”。[6]明帝曾下诏营造“大陟岵”和“大陟屺”两大寺院。[7]武帝初年“本循例事佛，造功德”。[8]周室上下，广及民间，礼佛修德者大盛于西魏。因此，北周在须弥山大规模开窟造像达到了高峰。
　　须弥山北周洞窟集中在圆光寺区陡峭的崖壁上，分上下二层。僧禅窟分布在礼拜窟的周围，形成与礼拜窟整体组合的形制。礼拜窟主要为中心柱窟，规模较大，主室平面方形，覆斗顶。窟内雕仿木结构，有斜枋、梁架、角柱、栌斗。中心柱柱身四角雕立柱，下有莲花柱础，上有栌斗承接中心柱顶部的梁架及窟顶的斜枋。中心柱不分层，四面各开一龛。窟内三壁各开三龛。龛以帐形为主，龛楣上浮雕帐褶、莲瓣、宝珠、璎珞等，两侧悬垂流苏，流苏上端一般衔在龙、凤、象的口中。少量为尖楣圆拱龛，龛楣上浮雕七佛。造像组合单铺以一佛二菩萨为主，但总体组合为三佛、七佛题材。造像与前期有了明显的变化，一改纤细飘逸“秀骨清像”之风，呈现出粗壮敦厚之感。佛像肉髻低平，面相浑圆，肩宽腹鼓，直平阶梯形衣纹，雄浑敦厚，庄严肃穆。菩萨头戴矮花冠，上体袒，下着裙，颈饰项圈，双肩搭披巾，垂挂璎珞。璎珞多在体侧环绕，少量在腹部交于莲花壁饰，具有清丽婉约、刚中带柔的风范。
　　在北周石窟中有第45、46、47、48、51共五个中心柱窟。
　　第45、46两窟是须弥山石窟中雕饰最为精致、华丽的洞窟。
　　第45窟的中心柱分柱座和柱身两部分。柱座四面有浮雕，为八伎乐供宝(插图七)。四角转角处饰有浮雕，为象头。中心柱柱身四面开龛，龛内均雕一佛二菩萨像。
　　窟内东、西、北三壁各开三龛。东壁中间龛内雕一立佛二菩萨，两侧龛内分别为一坐佛二菩萨及一倚坐佛二菩萨。西壁中间龛内雕一立佛二菩萨，两侧龛内分别雕一坐佛二菩萨及一倚坐菩萨二胁侍菩萨。北壁中间龛内雕一立佛二菩萨，两侧龛内均雕一坐佛二菩萨。南壁窟门两侧各雕一龛，龛内一坐佛二菩萨。窟门上方雕有三个小龛，中龛一坐佛二菩萨，两侧龛内均为坐佛。
　　窟内诸龛为浮雕帐形龛。四壁诸龛下方均有浮雕，内容为供养人(插图八)。窟顶四披浮雕飞天、香炉、化生、花草等(插图九)风化严重，仅东披保存较好。
　　第46窟的形制基本上与45窟相同，为四披顶中心柱窟，但面积略小于45窟。
　　窟内东、西、北三壁各开三龛。东壁中间龛内雕一立佛，两侧龛内分别雕一坐佛二菩萨及一倚坐佛二胁侍菩萨。西壁中间龛内雕一立佛，两侧龛内分别雕一坐佛二菩萨及一交脚菩萨二胁侍菩萨。北壁中间龛内雕一立佛，两侧龛内均雕一坐佛二菩萨，龛楣上方雕有七佛，中间佛两侧雕有飞天。南壁窟门两侧各开一龛，龛内有一坐佛二菩萨像(插图一O)。窟门上方开三龛，中间龛内雕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萨，两侧龛内分别雕有男女供养人。
　　中心柱四面各雕一龛，龛内均为一坐佛二菩萨，唯南面龛龛楣上方雕有七佛，中间佛两侧各雕一飞天。中心柱基座南面浮雕四伎乐，东面为供养人，西面和北面均雕神王像(插图一一)。
　　窟内四壁下部为通壁覆莲座。窟顶浮雕因风化严重，其雕饰难以辨别。
　　第51窟是须弥山石窟中规模最大的窟。它由前、后(主室)室和两个耳室组成。主室进深13．20米，宽13．50米，高10．6米，系仿木结构四披顶中心柱窟。中心柱四面各开一圆拱形龛，除东面龛内无雕像外，其余三面龛内均雕一佛二菩萨(插图一二)。主室东壁中间开一门通前室，北壁中间开一门通北耳室，南壁中间开一门通南耳室。在南壁的后部存一大龛，龛内雕一佛二菩萨(插图一三)。西壁通面开一圆拱形大龛，内有三身坐佛像，均高达6米余。佛像双目正视，慈祥中略带威严，令人肃然起敬。在南耳室雕有三尊力士像，风蚀严重。除以上龛像外，其余壁面造像多为隋代补凿。从51窟现存遗迹分析，当初的开窟计划应在北、南二壁各开两个大龛，内雕一佛二菩萨，这样，北、南、西三壁在整体上构成七佛题材。在北、南两窟门外壁上方各凿有一尖楣圆拱形小龛，从龛内造像风格看，属西魏时期的作品，可见51窟的开凿是利用了西魏时期选择的地形。
　　北周的五个中心柱窟中，除51窟未完成外，另有47、48两个窟仅凿出窟龛形状也停工了。究其停工原因，可能是与周武帝毁佛事件有直接关系。建德三年(公元574年)五月，“武帝诏僧、道大集京师，始议毁法”[9]，五月十五日下敕“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10]周武帝这次毁佛比较彻底，须弥山51、47、48等窟中途停止开凿似属必然了。
　　北周时期在须弥山开凿的洞窟其规模之宏大，造像气势之不凡，木构框架之精美，窟内雕饰之华丽，在各地石窟中当首屈一指。它是北周时代风格在石窟艺术方面的体现，后人把这种风格称之为“长安模式”。
　　(四) 隋代是须弥山石窟再度兴起的时期
　　北周末年，辅政大臣隋国公杨坚于公元581年迫周静帝退位，夺取政权，建立了隋朝，自称文帝。公元589年，隋朝起兵灭南朝陈国，结束了魏晋以来300余年南北分裂的局面。此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南北水陆交通开拓，中外文化进一步交流。随着历史环境的改善，加之隋朝两代皇帝(文帝和炀帝)皆尊重佛法，于是，建寺造像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须弥山石窟也不例外，自周武帝灭佛停凿以来，再度兴起。
　　须弥山隋代洞窟中有两个中心柱窟，即67窟与70窟。僧禅窟附凿在中心柱窟侧旁。中心柱窟主室方形，窟内雕仿木结构，覆斗顶，北壁凿一龛，东、西壁各开三龛，中心柱四角的仿木结构简化，栌斗部位以莲花柱头代替。中心柱基座较高，柱身不分层，四面开龛。龛以帐形、尖拱、圆拱形为主，帐形龛雕饰简单。造像组合仍以一佛二菩萨为主，主龛内出现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组合。隋代造像基本上继承了北周的风格，但也有所创新，逐渐形成了一种丰满圆润、作风写实的新风格。如菩萨膝部微屈，使身体略呈“S”形，具有动感。不足之处是佛像头部较大，上身略长，有比例不够协调的感觉。
　　隋代的两个中心柱窟，第67窟保存较好。窟内雕仿木结构框架。窟内北壁中间开一帐形龛，龛楣雕有莲瓣和三角垂饰纹带，下为帷帐，两侧垂挂流苏一串，龛内雕一佛二菩萨。东壁中间亦开一帐形龛，龛内一佛二菩萨。西壁开有二龛，龛内均雕一佛二菩萨。东、西壁的龛像因风化严重，残缺不全。此窟的中心柱基座较高，柱身为方柱体，四面开龛，龛内雕像均为一佛二菩萨(插图一四)。
　　第70窟窟内也是雕仿木结构。北壁中间开一圆拱形尖拱楣龛，龛内雕一佛二菩萨像。佛像肉髻低平，面相方圆，身着双领下垂袈裟，宽肩鼓腹，施禅定印，结跏坐于束腰须弥座上。两侧菩萨身姿略微扭曲，具有动感。西壁开三个圆拱龛，中龛稍大，内雕一铺三身像。主尊菩萨为交脚弥勒，右侧菩萨头戴宝冠，有宝缯下垂及肩，面相方圆，双肩垂挂连珠纹璎珞，披巾于腹前交叉。上身袒，右手举于胸前，执莲蕾。左侧菩萨已残毁。北侧龛内雕一菩萨，头戴宝冠，有宝缯下垂及肩，右手举于胸前，左手下垂，身姿略微扭曲，显得轻盈。南侧龛风化严重，不见造像。东壁正中开一龛，龛内雕一铺三身像。此窟的中心柱由柱座和柱身二部分组成。柱座较高，方形。柱身亦为方形，四面开龛，南面龛内雕一铺五身像，其余三面均为一佛二菩萨像(插图一五)。此窟风化太甚，龛像大多漫漶不清。
　　隋代除新辟洞窟外，另在北周的第48、51等窟内补凿一些中、小型龛像。其造像风格同样是既继承北周遗风，又创造了一种丰满圆润、作风写实，但比例不够协调的新风格。
　　(五) 唐代是须弥山石窟的兴盛期
　　入唐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阶级矛盾暂缓，社会秩序安定，生产较快发展，国际交往频繁，文化艺术随之进入一个光辉灿烂的新阶段。作为佛教艺术的石窟造像艺术在统治阶级的倡导下，呈现出异常兴盛的景象，特别是盛唐时期。高宗、武则天颇信佛法，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高宗下诏废玉华宫为佛寺，[11]，武则天上台伊始即颁布先佛后道诏，以佛教为护国之法，[12]，又大度僧尼，广建佛寺，并敛钱凿大像。[13]，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须弥山石窟进入了开凿史上又一个高峰期。
　　须弥山唐代洞窟数量最多，根据它们在窟龛形制、题材内容、造像特点等方面的变化，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期：约为高宗永隆元年至武周如意元年(公元680—692年)。此期凿有两个大像窟和三个佛殿窟，共五个礼拜窟。顺序是先在大佛楼区凿第1窟及第5窟，然后在相国寺区中部凿佛殿窟。此期僧房窟数量较多，分布也较为集中。
　　第1窟为敞口龛式。窟内北壁设一低坛，低坛上雕一药师佛，高4．85米。佛像螺发，面相浑圆，身着交领袈裟。左臂曲置胸前，手中似托一药钵状物。右手上举，作说法印。足下踏仰覆莲座。
　　第5窟唐时称景云寺，在一个大龛内凿一身倚坐弥勒佛，像高达20．6米。佛像螺发，两耳垂肩，面相丰圆，眉毛细长，双目微微睁开，显得安详亲切。佛像身着敷搭双肩的袈裟，内着僧祗支，双手自然地平放于膝上，足下踏一莲座(插图一六)。
　　佛殿窟有77、78、79三窟。佛殿窟主室方形，覆斗顶或平顶，三壁起坛。造像整体组合为三佛题材，每个壁面一身主尊佛。单铺组合为一铺七身，即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或二天王)。佛像身材略显粗矮，着垂领大衣。菩萨头束高髻，圆环形项圈，上身斜披络腋，下着贴腿裙。络腋或在胸前翻出一带，披巾顺肩敷搭或在腹下膝上作二道横过。束腰仰覆莲座饰单圆莲瓣，身体成浅“S”形扭曲。力士踩山形座，或持三叉戟。天王身着铠甲，下着袍，脚登靴踩单夜叉。天王、力士力度皆显不够。这一时期的造像，适应了当时现实社会人们的审美习尚，即以丰满健壮、雍容华贵为美，但在造型上略有僵硬之感。
　　二期：约为武周如意元年至玄宗先天元年(公元682—712年)。此期的礼拜窟有佛殿窟和涅架窟二种，共计十六个，且p 80、82、83、71、72、69、86、87、88、89、90、75、76、52、53、54届，它们集中在相国寺中部地区。僧房窟除集中开凿成片外，开始与佛殿窟成组布局。
　　佛殿窟与一期相似，造像整体组合为三壁一佛，少数三壁二佛；单铺组合以一铺十一身为主，出现一铺十三身。佛像双肩较宽，略显丰满，着垂领大衣或通肩大衣。菩萨身体修长，发髻、服饰、座及姿态皆承一期风格，但出现花形项圈。天王、力士体格粗壮，颇具力感(插图一七)。力士未持三叉戟。坛基壁面出现了雕刻壶门的做法。
　　涅槃窟仅75窟一例。主室平面纵长方形，平顶，西壁设坛，坛上雕一涅槃像，头南脚北，右胁而卧。西壁壁面浮雕五身举哀像。北壁西侧第一身为跪像，余皆立像。南壁因风化严重，仅见痕迹。这一窟形在国内尚不多见。
　　三期：约为玄宗先天元年至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12—779年)。此期除在相国寺东崖面继续开凿窟像外，其开凿中心转向了相国寺西北的桃花洞区。僧房窟开凿在礼拜窟周围，与礼拜窟成组布局。
　　礼拜窟有中心柱窟和佛殿窟两种，共计八个窟，即62、62附2、64、105、105附1—4窟。
　　佛殿窟基本上承前期形制，唯62窟为新形制。
　　第62窟主室方形，穹窿顶，三壁开龛。西壁中间开一大龛，两侧各开一小龛。大龛内雕一倚坐佛二弟子二菩萨(插图一八)，小龛内各雕一身立式菩萨。南、北两侧壁前部各开一小龛，龛内雕一天王(插图一九)，后部各开一大龛，龛内为一铺三身像，主尊分别为倚坐菩萨和八臂半跏菩萨。
　　第62窟的佛、菩萨、弟子皆有桃尖形项光，身体丰满。佛像高肉髻，身着垂领大衣。菩萨束高髻，圆环形项圈上连珠纹饰间隔分布，络腋皆在胸前打褶，披巾横过身前位置以下移至近脚腕处。圆莲座或无座，身体多直立。力士高台座。天王持戟，脚踩双夜叉，雄健有力。
　　第105窟为中心柱窟，位于冲沟深处的山崖上，俗称桃花洞(插图二O)。此窟由前、后(主)室组成。前室横长方形，南、北壁各开二个上、下分布的小龛。北壁上龛内雕二立像，下龛内雕一佛二菩萨，在下龛的内外还饰有火焰纹头光和云纹等彩绘。南壁上下龛内分别雕有一结跏趺坐佛和二立式菩萨。主室亦为横长方形，乎顶。三壁开龛，单铺组合为一铺三身或一身立佛像(插图二一)。主室中心柱四面开龛，龛内分别雕弥勒佛、阿弥陀佛、地藏王菩萨和观音菩萨。
　　“安史之乱”以后，李唐王朝由盛而衰，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固原地区陷于吐蕃，须弥山石窟由此衰落。
　　三 须弥山石窟的装修及寺院建设
　　唐代以后，须弥山再无大规模的开窟造像活动，但作为崇扬佛教的石窟寺仍然是统治者关注的地方，更是佛教信徒们朝拜的圣地，因而金、明、清几代曾对须弥山石窟有过规模不等的改凿、装修及寺院建设。
　　金代重建景云寺。在72窟东壁南侧有一则金大定正隆六年(公元1161年)的题记(阴刻)，记载了重建景云寺，国家拨给“度牒”应付开支的情况。题记署名的有五位僧职人员，即赐紫顺化大师党征芭、赐紫净严大师设令抹、赐紫密印大师撒底、赐紫慈觉大师党征清、讲经律论戒师党征继。另外，还有三人是非僧职人员，他们是山主党征结、党征温和监寺党征木。
　　明代重建圆光寺及装修佛像。在45窟及46窟前有两通明代成化年间的碑，即《敕赐禅林》碑(插图二二)和《圆光禅寺记》碑。《敕赐禅林》碑追记了明代正统年间旧景云寺僧绰吉汪速在45—49窟前兴建寺庙，明英宗赐名圆光寺的情况。《圆光禅寺记》碑记载了明成化年间该寺住持大方重修庙宇廊庑后再请敕赐禅林，获皇帝敕赐“圆光”匾额并降经一藏的情况。另在第5窟前有一通明成化十二年(公元1467年)《重修圆光寺大佛楼记》碑(插图二三)，详细记述了重修大佛楼的过程。
　　明代，除朝廷运用国力对须弥山石窟进行装修及重建寺庙之外，尚有不少是佛教信徒自愿出资装修的事例，如51窟后壁右侧墨书：“弘治九年五月廿日”“奉佛妆颜口金保安信士……施资财贰口”，重装51窟佛像。如第45窟中心柱正面龛左侧角柱上墨书“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装佛，祈“家眷平安，吉祥如意”。又如第45窟门壁有明毅宗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见此门户洞开，佛像被风吹埋不忍目击”，因舍资做门题记。
　　清代康熙中期对须弥山石窟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修复。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建碑《重修须弥山禅院碑记》，详细记载了这次修复过程。
　　除金、明、清三代曾对须弥山石窟进行过装修、建寺外，西夏、宋朝似乎亦有过重装活动，如第1窟立佛左侧有西夏“辑都”(公元1057—1062年)“拱化”(公元1063—1067年)题记，其均为西夏毅宗谅诈的年号，可能在西夏极盛的元昊谅诈时期，曾对立佛作过装修。又如在51窟内有二则题记，一则在南耳室右壁刻有“绍圣四年(公元1096年)三月二十三日收复陇干姚雄记”。姚雄是宋朝御边名将。另一则在北耳室南壁门上小龛东侧，“记题耳……崇宁癸未口春十……”，崇宁癸未即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可能在此期间，宋朝对须弥山石窟有过装修。
　　须弥山石窟的装修及寺院建设，有的留下了如上所述的题记、碑刻等文字记载，有的曾经改凿、装修、重建，但并未留下文字。因此要确定某一洞窟的开凿及佛像的装修等情况，需要研究工作者根据窟内、外各方面的情况来分析、判断。
　　四 须弥山石窟的特点
　　须弥山石窟与其他大型石窟相比，无论在规模、数量以及保存的完好程度上有所不及。但是，须弥山石窟本身具有的独特性，使它在中国石窟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 各时期的洞窟分区开凿
　　须弥山石窟的分布有其鲜明的特点，就是开凿者充分利用须弥山优越的地质地貌，随山势迂回曲折，自南而北地开凿，自然地形成了大佛楼、子孙宫、圆光寺、相国寺、桃花洞、松树洼、三个窑和黑石沟八个区域。每个区的石窟时代都各有侧重，如子孙宫区的南部和中部主要以北魏、西魏时期的洞窟为主。圆光寺区及相国寺区以北周时期的洞窟为多，隋代洞窟也分布在这里。大佛楼区、相国寺区及桃花洞区主要是唐代的洞窟。松树洼、三个窑及黑石沟区除有个别是北朝时期的洞窟外，多为隋唐时期的小窟。
　　各时期的洞窟分区开凿的特点在各地石窟中是少见的。一般石窟多连续开凿在一个崖面上。也许，因为各时期洞窟分区开凿的缘故，须弥山石窟少有后代改建前代洞窟的例子，各期洞窟基本上保持了原貌，这为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便利条件。
　　(二) 洞窟组合结构
　　北魏、西魏、北周时期，僧禅窟主要开凿在礼拜窟的周围，形成组合开凿的体制。这种体制与新疆克孜尔石窟是相同的。它源于公元4世纪的克孜尔五佛堂寺院。在寺院中，有礼拜堂、讲堂、禅房、杂房等建筑，既方便僧人礼佛听经、参禅打坐，又照顾到了僧人的生活起居。这种组合结构的优越性比较明显，故一直延续至唐代。
　　(三) “人”字形的排水系统
　　须弥山石窟开凿在地质新生代早第三纪始新统的沉积岩上，山岩为中粗粒砂状结构，岩质疏松，容易遭受自然的侵蚀，特别经不起雨水的冲涮，严重时会导致洞窟的溃塌。古代的匠师们在凿窟之前就考虑到了这点，所以在须弥山石窟的窟门上方崖面上，普遍凿有“人”字形的排水防护沟漕，并且在沟漕的下端凿有盛水功能的水窖窟。这样，雨水可以顺沟漕直接流向水窖窟，既避免了雨水对石窟的直接冲涮，又解决了僧人们的日常用水。环绕圆光寺窟群上部的排水沟漕长达20余米，是开窟造像时附带的一项十分独特而又艰巨的工程。
　　(四) 仿木结构洞窟
　　被称之为“长安模式”的须弥山北周石窟，其特点之一是几个主要洞窟，如第45、46、51等窟采用了仿木结构，包括有斜枋、梁架、角柱、栌斗等等，其建筑之精工，雕刻之华丽，令人叫绝。这种仿木结构在中原石窟中未曾见过，中原石窟中的仿木结构一般是将龛做成屋顶形或在窟门外做窟檐，仅此而已。须弥山北周石窟仿木结构与此不同。它与麦积山第43窟，即西魏文帝乙弗后的瘗窟有些相似。麦积山第43窟后室作盈顶竖长方形，雕出斜枋、梁架、角柱，极似柩室，中有享堂，外有拜廊，建筑精细，雕刻富丽。可见，北周的仿木架结构在某种程度上是继承了西魏后期的做法，而且有了新的创造和发展。北周的仿木结构洞窟为研究北周窟形特点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
　　(五) 罕见的穹窿顶
　　须弥山北魏时期的僧禅窟中出现了穹窿顶，到西魏前期大范围地采用。这种在顶边留出一圆周窄平台，顶中间部分向上凿成宽大圆缓穹窿状的窟顶在中原石窟中未见过，是中亚和新疆石窟常见的形制。公元4世纪，中亚的龟兹国流行禅教，其禅窟一般采用穹窿顶。中国与西域、印度的交通，主要经过龟兹国，这种穹窿顶的大量出现，或许与龟兹国的佛教传播有关。另外，北魏时，在北方、西北方继匈奴之后又出现了柔然(蠕蠕)和高车(敕敕)两支强悍的游牧民族，构成对北魏政权的主要威胁。经北魏政权的数度征讨，高车归附，高车人被陆续迁到漠南，河套地区也成为他们放牧之地。当时，固原是统治高车人的据点，穹窿顶的出现也许与民族迁徙、融进了不同文化内涵有关。
　　(六) “黄土高原”雕刻风格——密集平行线阴刻
　　固原与陇东、陕北同属于黄土高原，这一带的石刻造像，在衣纹雕刻的技法方面有一新的表现，就是采用密集平行线阴刻。这种技法用刀力度大，直硬，刻线深，较粗糙，其效果是让衣褶密集堆积，显得有厚度。如固原东面彭阳县出土的北魏石刻造像(插图二四、二五)、陕西耀县药王山保存的石造像、陇东禅佛寺所存石塔残件上的雕像、陕西宜君县花石岩三个窟的造像衣纹均采用了密集平行式阴线刻，这种技法称之为“黄土高原”风格。固原须弥山24窟内的造像衣纹大量运用了这一技法，而且极为流畅、成熟，故称其为“黄土高原”雕刻风格的典型。
　　(七) 须弥山石窟的“三多”
　　在须弥山石窟中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三多”，即僧禅窟多，中心柱窟多和未完成窟多。造成这“三多”，各有其原因。
　　僧禅窟多，考其石窟的时代，大多是北魏、西魏、北周时期的，这与当时的政局有着密切的关系。北魏末期，政局不稳，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政权，转移人们对朝廷的反抗，大力推崇、宣扬佛教，于是，国内信佛者甚众。一些教徒出于虔诚，出家为僧，凿窟修道，这是原因之一。其二，出家从僧也是逃避王役的极好办法。据《魏书·释老志》载：“正光以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户，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由此可见，舍家凿窟、为僧者成风是北朝政局动荡的产物。僧多，僧禅窟也就相应的多了。
　　中心柱窟多。北魏有中心柱窟四个，即22、28、14、24窟。西魏有四个，即17、32、33、36窟。北固有五个，即45、46、47、48、51窟。隋代两个，即67、70窟。到唐代仍有中心柱窟出现，即规模较大的105窟。共计十六个，占须弥山石窟总数的8．2％。须弥山石窟中中心柱窟如此之多，在各地石窟中是不多见的。另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须弥山现存石窟中，龛像保存得完好或比较完好的均是中心柱窟，其原因，恐怕是与须弥山的地质有关。须弥山岩质疏松，容易斧凿，也容易塌方，所以凿窟人在开凿之前必定会考虑到这一因素，能起到支掌窟顶避免塌方的，似乎开凿中心柱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措施。当然，中心柱窟的多少，有它的演变历史，这里仅就须弥山而言。
　　未完成窟多。在须弥山一百三十二个洞窟中有六个窟属于未完成窟，它们是西魏时的37窟，北周时的51、47、48三窟以及唐代的81、85两窟。这些石窟开凿后未能完工，我们猜测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须弥山地域广阔，石质又极易开凿，因此开窟时无需利用前代未完成窟来改凿。[14]
　　二、石窟开凿至半途停止与当时的突发事件有关。西魏一朝年代短暂，仅24年，而在须弥山开窟造像的数字却很惊人，达二十五个洞窟之多。第37窟是后期开凿的，未能完工，估计是因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7年)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废恭帝而自己称帝，建立周朝，改朝换代所致。唐代的两个石窟中途停止开凿恐怕是因为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吐蕃兵临固原城下，石窟开凿被迫终止。
　　未完成窟保存下来，为今日研究古代开窟顺序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线索。北朝37窟窟内只凿出全窟约一半的空间，中心柱凿出半个，表明最初是先开窟门，进入室内后，自前壁开始，凿出全部窟顶至地面的空间，再向后部推进，凿出中心柱及回廊。唐代85窟窟门、窟顶及正壁造像均已完成，右壁凿出四大块轮廓，左壁仅凿出最内侧的一块轮廓，表明先开窟门，进入室内后，由窟顶向下开凿；凿像自后壁开始，然后是左、右二壁以及其他地方。
　　须弥山石窟的特点还有许多，它吸引着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到此调查、考察。我们深信，须弥山石窟的研究工作将会更加深入，研究成果将会更加辉煌。
　　注 释
　　(1) 刘敏《甘肃固原的石窟造像》，《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4期
　　(2) 《万历固原州志》、《甘肃通志》、《甘肃新通志》。
　　(3) 《续高僧传·菩提流支传》、《频伽藏》。
　　(4)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63年版。
　　(5) 同注释(3)．
　　(6) 《续高僧传·灵藏传》、《频伽藏》。
　　(7) 《广弘明集》卷二十八《启福篇·后周明帝修寺诏》。
　　(8) 同注释(7)．
　　(9) 同注释(4)．
　　(10) 《周书》卷五《武帝纪》上，中华书局1971年出版。
　　(11) 《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上。
　　(12) 引日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
　　(13) 引日唐书》卷八九(狄仁杰传》。狄仁杰曾上疏谏造大像，指出“逃丁避罪，并集法门，无名之僧，凡有几万，都下
　　检括，已得数千”。
　　(14)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编《须弥山石窟》，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