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据史记，“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直至公元260年颖川人朱士行赴西域求法，“汉人不得出家”禁律始破，佛教自此走下贵族神坛流入民间。南朝梁时期，南方政局相对稳定，与西域诸国接近，且是中国丝瓷之路起点的吴航地区，开始出现僧侣在弘法活动，由于梁武帝提倡佛教之风鼓吹至长乐，为感谢皇恩浩荡，梁太清元年（363年）长乐建造的第一座佛寺便取名皇恩寺，继尔又建建林、灵隐、县山、法涧、龙泉、云门、方山、光岩、兴国等九座禅寺。

　　隋唐时期，隋文帝时大崇惠政，躬履节俭，与以前多数帝王都不一样，他以佛教的宽容慈善为旗帜，而揽天下人心，不到十年，民众归心，天下大治，户口滋盛，结束了三百年来的割据战乱，迎来了中国佛教隆盛时期。唐代，借助戟廷的截定，南宗取得了正统地位，逐渐形成南宗独盛局面，福建和长乐佛教呈“千山走纳僧”鼎盛景象，作为闽中大邑长乐，佛教也日渐弘大，遂建起文殊寺、天王寺、灵峰寺、竹林寺、崇圣寺、棋山寺、观音寺、国德寺、乾巫寺、西石岩寺、万寿庵、泗洲堂等40多个禅寺庵堂。其中龙泉寺怀海禅师王木尊，立道场，制《百丈清规》，为我国佛教禅宗弟子世代尊从。

　　五代十国为中国禅宗成立，和迅速兴起的重要历史时期，朝廷和中央地方官员与主要禅僧之间密切交往，福建得到藩镇节度使，中央委派的流动性观察使以及刺史为首的地方军政官员的支持，如开闽王王审知（898－925年）执政29年期间，给僧侣以优厚的礼遇，还亲自为文殊寺赐寺名匾一方，其子延钧、延曦在福州开元寺设戒坛，度僧达二万余人（时福州有僧侣六万之众），长乐亦派很多人参加受戒，呈现山门林立，香客如云景观。据统计，共建有西峰寺、小西禅寺、甘泉寺、净林院、妙峰院、南崇福院等17禅院。

　　两宋期间，真宗崇道，徽宗由于北方辽金威胁，以佛为“金秋”而排佛，特别是南宋期间，北方动荡福建为偏安一隅，民族英雄、抗金名相李纲回乡励操幽栖，在长乐天王寺啖荔手书“荔枝冈”于寒岩地方。教学南北的理学家朱熹因避伪禁学，也在长乐为圆觉寺大雄宝殿题殿匾。宁宗年间（1195－1224年）史弥远奏请制定禅院等级全国五山十刹时，长乐龙泉寺被列入八闽大丛林之一，乡贤大学士郑丙还亲自开创屏山寺。据统计宋代共建圆觉寺、资寿寺、金山寺、文京寺、屏山寺、云顶寺、竹林庵、东渡大士殿、古灵堂等38座禅院寺庵堂。

　　元朝统治九十年，对手作为南宋抗元根据地的福建，管制尤严，出于当时政治经济等原因，全真道遭到两次焚烧道书的打击，不少道士被全迫落发当了和尚，成宗铁木耳可汗等兴佛灭道，但由于政治腐败，人民生活境况痛苦而大量流亡，各地人口和田亩大减，长乐佛教进步不大，仅建一座佛塔寺和宝溪庵、仁寿庵、调元堂、湖山堂、报恩堂、双涧堂、观音堂等七座庵院。

　　现代，太祖朱元璋在位时，曾设僧官左右善世，列万历四十五年国运转衰，为防止白莲教泛滥，采取了戒坛严禁，不许说法和管制游方等措施。由于福建山高皇帝远，加之三宝太监郑和于永乐年间七下西洋庞大舟师累驻于斯，招募水手，补充给养，为祈求海上平安，曾拨款重修南山塔寺，印造《大藏尊经》广为流通，从而极大地促进了长乐佛教事业的发展，在明代二百多年间，先后建起灵泉寺、水月寺、普陀寺、西兴寺、梅峰寺、宝贤寺、潮应寺、蛾眉寺、青山寺、锦鲤寺、狮岩寺、初有庵、荣菊庵、圆明堂、沙合堂、广积堂、鳌峰岩禅寺等30多座。

　　清代历代皇帝多笃信佛教，顺治皇帝曾写一首出家偈，称自己为“我本西方一衲子，因何落在帝王家”。作为禅宗信徒的雍正，特地将寝宫改名为雍和宫，乾隆则宣布喇嘛教中的黄教为国教。民族英雄林则徐在为官时曾用笔书写佛教大乘经典的精粹——《金刚经》传播于民间，用佛教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精神劝导人民“修善止恶”，当时，福州佛教徒和居士认为，他不但是一位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而且是一位对佛教教义推崇并亲自传播的功臣，在他影响下，长乐佛教变的生气勃勃，形成潭谷寺、龙山寺、崇圣寺、银峰寺、龙溪寺、福兴寺、胪峰寺、仙竹寺、般若堂、岭里观音堂、石马观音堂、泗洲文佛堂、广义堂、积和堂、广聚堂、守贞居等30多座。

　　民国期间，国家积弱，列强仗其坚船利炮闯进了闽江口，与此同时，西方的科技文化和宗教也大量涌入长乐，洋人轻蔑佛教，视僧尼为愚昧分子，为开西方风气大倡庙产兴学，给与世无争，自我感觉良好的佛教徒以震撼，于是掀起救教活动，但始终没有得到封建政权那样的待遇。民国初期（1912年），政府还进行一次破除迷信活动，继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五四”运动，使长乐佛教停滞不前，1928年国民党公布的祠庙除废标准，使处在风雨飘摇中的佛教更加岌岌可危。1935年抗日战争爆发，长乐两次沦陷，在中共长乐县委的领导下，许多僧侣看到光明与希望，纷纷投入抗日救亡斗争，配合共产党游击队跑交通，侦敌情，沉重打击了日寇，脑羞成怒的侵略者对寺庙进行“三光”政策，象龙泉寺等都遭到日军的轰炸冲击，在解放战争中，长乐很多僧侣都站在革命一边，象文殊寺主持，在自己十分困难危险的情况下，还支援粮食、经费给中共地下党，慈山师受严刑酷打也不出卖革命，上述均成为长乐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生动教材而载入史册。

　　共和国成立以后，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宣布了党和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长乐也宣布佛教寺庙和佛教界人士均受到保护，解放前初步形成的“人间佛教”思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被赋予了新的函义，并得到高僧大德们的大力提倡。在国家财政极端困难情况下，党和政府还根据实际状况批专款给重要的年久失修的寺庙进行修缮，有不少佛教徒还成了省市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进行参政议政，与党结下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关系，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听共产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了佛教界人士的共识和行动。在抗美援朝和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中，长乐县的僧侣们，除了捐钱捐粮以外，还把寺庙中的钟鼎、铁锅、烛斗、香炉等献出。在1959－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中，不少禅寺把自己省吃俭用的粮油接济五保户和灾区，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社会主义觉悟，而受到社会各届人士的好评。

　　1966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背叛马列主义宗教观，肆忌践踏党和政府制订的宗教政策，一刀抹杀了佛教在建国17年中所取的一切成就。长乐造反派勒令僧尼还俗吃荤，否则挂牌游斗，为了“破四旧”，冲进殿堂、砸烂佛像、烧焚经书、劫掠文物，龙泉寺、法雨寺、棋山寺、石龙寺等大小禅院一夜之间成了工厂、仓库、兵营和畜牧场。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极左思潮的流毒尚未除清，文革中占用寺产的单位乃不顾法令任意拖延归还时间，当时落实政策的工作阻力很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当中国佛教正在复苏中试探着起步时，福州鼓山涌泉寺、象峰崇福寺率先办起僧伽培训班，长乐立即选派人员进班学习。为维护佛教界合法权益，1983年长乐正式成立佛教协会，在政府帮助下，佛协积极协调落实历史遗留的教产问题，以文革前为界限，将落实的房地产（和教职员职务），陆续归还给佛教界自己管理。根据政策，开放一批寺庙，恢复佛教活动场所。对长乐重要寺庙，政府还拨款修复，使佛教胜地和文物古迹得到妥善保护。在百业待复时期，为了自救，政府对佛教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及兴办社会服务与公益事业方面，均给予热情鼓励和支持。针对当时僧人管理庙宇与寺院供奉民间杂神现象，对封建迷信分不清等弊病，市里除了出版佛教简报，介绍佛教史料、佛教杂志、政策法令、丛林风范、洞天胜景和友好往来外，还举办了佛教知识提高班，把年青有为的僧人送到省院深造，如今这些毕业学僧遍布各地，在管理寺庙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深入，长乐同海外友好往来和联谊活动日益增多，据不完全统计，共接待东南亚、港澳台、日、韩等朝圣团不下50团，3000人次以上。由于坚持“以我为主，对我有利”的联谊活动，还带动了许多热心桑梓佛教事业的“三胞”慷慨南资，利用其巨额资金，修复了龙泉寺、天王寺、鳌峰岩禅寺、屏山寺、崇圣寺、棋山寺、水月寺、文水寺等80多个名胜古迹，新建或重建了普济寺、法雨寺、荣香寺、竹林庵、石马观音堂、石龙寺、一善堂等二十多个禅寺庵堂。使禅寺焕然一新。为了广交朋友，扩大影响，佛教会除成立佛教乐团，出版发行佛教音像资料外，还派有较高造诣的法师到海外讲学，打破了过去只来不往的保守局面。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长乐十分重视努力使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具体运作中，市宗教局和佛协以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引，注重对政策、时事的学习，在全市佛教徒中普通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不论是在1989年“六四”青年学生动乱中，还是在1995年达赖喇嘛违反宗教仪规，擅自宣布十一世班禅转世灵童，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使用导弹袭击中国大使馆事件以及李登辉《中国七大块》分裂谬论，长乐广大僧侣更是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为维护祖国统一，世界和平和佛教的纯洁，对此进行了坚决斗争。

　　回顾半个世纪以来，长乐佛教界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普法教育、农禅并重、佛教旅游、开展参政议政、友好往来以及培育僧才，捐资兴学，义诊赠药、保护文物、造林美化等方面，都取得了有口皆碑好成绩。当前，世纪交替中国将进入一个黄金时代，随着中华民族的腾飞，拥有壹佰多座禅寺庵堂的长乐佛教，终将翻开二十一世纪新的一页，走向更加光辉未来。

　　-王祖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