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与茶文化漫谈

　　“茶”字的起源，最早见于我国的《神农本草》一书，它是世界上最古的第一部药物书。据有关专家考证，该书为战国时代的著作。

　　我国茶圣——唐代陆羽写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评茶的方法和经验。根据陆羽《茶经》推论，我国发现茶树和利用茶叶迄今已有四千七百多年的历史。

　　茶叶在我国西周时期是被作为祭品使用的，到了春秋时代茶鲜叶被人们作为菜食，而战国时期茶叶作为治病药品，西汉时期茶叶已成为主要商品之一了。从三国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时间内，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饮茶来解除坐禅瞌睡，于是在寺院庙旁的山谷间普遍种茶。饮茶推广了佛教，而佛教又促进了茶灶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茶佛一味”的来源。到了唐代，茶叶才正式作为民间普及的大众饮料。

　　唐朝时，日本僧人最澄来我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研究佛学，回国时带回茶籽种植于日本贺滋县（即现在的池上茶园），并由此传播到日本的中部和南部。南宋时，日本荣西禅师两次来到中国，到过天台、四明、天童等地，宋孝宗赠他“千光法师”称号。荣西禅师不仅对佛学造诣颇深，对中国茶叶也很有研究，并写有《吃茶养生记》一书，被日本人民尊为茶祖。南宋开庆年问，日本佛教高僧禅师来到浙江径山寺攻研佛学，回国时带去了径山寺的“茶道具”、“茶台子”，井将径山寺的“茶宴”和“抹茶”制法传播到日本，启发和促进了日本茶道的兴起。

　　我国宋代时就已有阿拉伯商人定居在福建泉州运销茶叶；明代郑和下西洋，茶叶也随着销售到东南亚和南部非洲各国。明代末期，荷兰商船首先从澳门运茶到欧洲，打开了中国茶叶销往西方的大门。

　　我国关于茶馆的最早记载，要算唐代开元年间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了，其中有“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唐宋以后，不少地方都开设了以卖茶水为业的茶馆。到了清朝，民间曲艺进入茶馆，使茶馆成为文化娱乐和休息的场所。

　　相传我国最大的茶馆是四川当年的“华华茶厅”，内有三厅四院。成都茶馆设有大靠背椅，饮茶聊天或打盹都极为舒适。

　　我国人民历来就有“客来敬茶”的习惯，这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文明和礼貌。古代的齐世祖、陆纳等人曾提倡以茶代酒。唐朝刘贞亮赞美“茶”有十德，认为饮茶除了可健身外，还能“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唐宋时期，众多的文人雅士如李白、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皮日休、韦应物、温庭筠、陆游、欧阳修、苏东坡等，他们不仅酷爱饮茶，而且还在自己的佳作中歌颂和描写过茶叶。

　　山情海韵的连云港是一座有着丰厚文化沉淀的文明古城，在这里不仅诞生了《西游记》、《镜花缘》、《水浒》、《儒林外史》等名著，自古以来云台山的茶就很有名了。

　　连云港唐代就有茶叶出产，据传，唐代“从陶庵到风门口，十里茶山”。公元九世纪，日本高僧圆仁入唐求法，在大唐一住就是六年。他从宿城登岸，经朝阳兴国寺，至南城，到龙洞庵探访，后拜访府衙。所到之处，求法问佛，品茶听经。后回国，著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书中不仅记述了他历尽劫波随日本第九次遣唐使团来大唐求法的过程，书中还多次记述在大唐学习茶礼的情景，其中，仅佛门茶事就达三十多处。这为后来日本茶道的兴盛做了很好的铺垫。一千二百多年后的2001年9月，国学大师季羡林在给连云港市首届《西游记》文化节的题词就是：（日本慈觉大师圆仁登岸处）征帆一片绕蓬壶。此语出自唐朝著名诗人李白的诗《哭晁卿》，日本大德高僧晁衡在大唐多年后随船队归国，有消息传来，说其在海州附近的黄海遇难，李白得悉后遂赋诗纪念其好友：“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在宋代，海州茶以其优异的品质享誉朝野，许多达官贵人每得到一点“海州茶”都如获至宝，秘不示人，倍加珍惜。海州作为重要的茶叶集散地，其辐射范围至少达到现在的长江以北，京广铁路以东，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仅从当时全国六个榷货务而海州就占其一来看，宋代的海州茶影响是很大的。据《宋史食货志》载：‘海州为榷茶之所。景德二年诏：茶商须海州茶者，入现缗（缗：成串的钱，一千文为一缗。）五十五千。后增至数万，时海州茶善而易售，商人愿之，故入钱之数厚于他州”;作为贡茶，“海州茶一两不能少”;“榷茶之制，择要会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汉阳军，曰靳口，为榷货务六”。宋，沈括《本朝茶法》载：“海州祖额钱三十万八千七百三贯六百七十六文，受纳睦、湖、杭、越、衢、温、婺、台、常、饶、歙州片、散茶共四十二万四千五百九十斤”。“须海州茶者，纳实物直五十二千”，“河北次边，河东沿边次边，皆不得射海州茶”，对旧交引则在“差定分数，折纳入官”，商人在“京师纳钱八万，即支给价值十万的海州或江陵府茶，入七万四千，给十万价值的其他榷货务或十三山场茶。”宋代，海州茶就闻名遐迩，一时间洛阳纸贵，海州茶贵，海州更成为了重要的茶叶集散地，其影响远大于白居易《琵琶行》里“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景德镇。在后来的考古中发现了大量的宋代越窑青瓷盏，邢窑白瓷盏，寿州窑的黄釉茶碗，长沙窑的茶瓶，景德镇的影青茶瓶，执壶、瓷盏等（刘洪石《东海名郡》）就是宋代海州茶市繁荣的真实见证。现在看来，北宋之所以把海州设为榷货务，应该和海州作为重要的瓷器出海口有关，它极大方便了瓷器和茶叶向海外尤其是日本、朝鲜及远东地区的输出。《金食货志》载：章宗承安四年（1199年）于海州置一坊造新茶。然而，天不遂人愿，战争爆发了，金人开始攻击大宋国。宋金交战，海州作为主战场，其损失非常惨重，据史料记载，当时是尸横遍野，房倒屋塌，茶仓被毁，人民流离失所，生活无以为继，茶园荒芜，茶叶的生产和经营受到了极大损失。接着蒙古人与南宋也展开交战，而蒙、宋交战的三大战场海州占其一，这样对海州的经济及文化也带来了摧毁。由于蒙古人自己掌权，掌握着对战马的控制权，对茶马易市已不如宋朝廷那么重视，整个元朝几乎无茶可言，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海州茶的生产是可以想象的了。宋金交战后，海州茶开始衰败了。现在回头看看宋元交战，蒙古人选取攻宋的三个主战场，包括海州在内的长江下游地区，长江中游的荆楚地区及长江上游的四川，这三个地区除了是宋朝的粮食主产地，可以说就是大宋朝的三座大粮仓，此外，四川和荆楚地区也是宋朝的茶叶主产区，而海州是重要的茶叶集散地，是当时茶叶的六榷货务之一，由此看来，金人选取的这三个攻击点不仅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咽喉要道，还是大宋的主要粮食和茶叶的集散地，是宋朝经济命脉所系。

　　及至明代，海州作为沿海疆域受到“红蝇赶散”事件的波及，经济发展受到影响。但由于明代海州制盐业的发展给海州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明代海州经济很快得到了崛起。板浦的汪姓、许姓、以及李汝珍、吴承恩、吴敬梓等许多名门旺族儒商雅士都是明代移民海州的，他们的到来给海州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活力，海州茶及茶文化也出现了新的发展机遇。明代海州佛、道教的兴旺，寺庙、道观遍及各地，尤其是三元宫、法起寺、碧霞寺等善男信女云集，寺僧们每每布施佛茶，讲解经卷，这对云台山茶叶在苏北鲁南地区提高知名度起到了一定作用。这样的场景从明代小说《金瓶梅》对“西门庆的大娘子在去清江浦的途中专门往云台山三元宫进香”的描写中可见一斑。明顾乾《云台山志》就记载悟正庵“在宿城山顶，多茶树，东海茶以此地为最，风味不减武彝”，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天下分六榷，而海州居其一”，“海州产茶之山以云台为最”，明代海州茶“以云台为最”。以此看出，明朝海州有茶，而且产茶地就不止云台一处，应该说当时的茶叶品种也不仅仅一种云雾茶。连云港的茶叶好于他乡贵于他州，这主要是由于它生长在群山环抱之中，明代《西游记》描写花果山“四时好花常开，八节鲜果不绝”，可见其环境之好。

　　由于明代军事和经济的需要，茶马互市，朝廷对茶叶生产和发展极其重视，此外，海州制盐业的发达，使海州成为商旅云集之地，明万历神宗皇帝的三儿子福王朱常洵一次就“奏讨淮盐三千引，在洛阳等地开店出售”（《明海州史小录》朱炳旭），在此之前，朱元璋的女婿就因贩卖私茶、走私淮盐被斩，可见明代海州盐业的鼎盛地位。朝廷对茶叶生产的重视和盐业的繁荣相应地推动了海州茶文化的发展，从吴承恩《西游记》和李汝珍《镜花缘》这二部以明朝的口吻说唐朝事件的小说里其对海州的茶文化的描写中可以看到，从茶叶生产，茶叶品种，泡茶用具，饮茶风俗等都具备了当代茶文化的雏形。

　　明亡后，清朝廷为了防范倭寇和台湾郑成功的来袭，实行了严厉的裁海政策。据《嘉庆海州志》载“顺治十八年秋，尽迁云台山口军民、灶户于海内，钉塞海口。至康熙十六年春始复。”裁海，给云台山的经济及茶叶种植造成了重创，使得云台山这座“海内灵山”被废为界外，三百里云台弃为榛莽，山民被迫迁出,流离失所亡命他乡。短短二十年的裁海给海州茶的打击和影响是很大的，即便康熙四十九年做海州知州的姚陶，费尽心机想恢复云台山的茶叶生产，但终是力不从心，后来离任时带着遗憾而去。云台山的茶叶直到清末才得以逐渐复苏。清初的裁海政策给云台山的茶叶几乎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大片的茶园荒芜，仅在悟正庵、法起寺周围散乱地存有为数不多的茶树，“山僧每年只采一、二斤，视为龙团凤饼，秘不示人。”清代许多朝廷重臣都很难喝到地道的云台山的云雾茶了。因此，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陶澍在整肃海州盐政之余，坐在三元宫的屏竹禅院中悠闲地品评着云台山的云雾名茶后，即兴赋联说：云水漫匆匆，半日闲谈僧院竹；海山还沥沥，一庵同吃赵州茶。这位边疆大吏从云台山的云雾茶想到了赵州和尚从谂的“吃茶去”这个具有佛意禅理的名偈，形象地把云雾茶比作“赵州茶”。从而，引起了许多仁人志士振兴海州茶的信心和决心。

　　清末民初，因受周馥、张謇等“振兴实业”的影响，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由广东候补直隶知州宋治基联合海州士绅沈云霈等招商集股成立云台树艺公司，在云台山中择68处山地，广植桐、柏、樟、杉等树木，在向阳的山坡上栽种茶树，真是“有山皆种树，无地不栽花。屋绕三分竹，围墙半亩茶。绿肥红瘦处，看罢夕阳斜”（张学瀚诗）。由于云台山优越的自然环境及良好的肥培管理，茶树吸山川之灵气，蕴花果之精华，树艺公司生产的云雾茶外形优美，汤色绿亮，香高味浓，口感爽滑，曾获南洋劝业会金奖，云台山的云雾茶一时名闻遐迩。可是好景不长，未几，战乱爆发，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接二连三的战事纷起，尤其是云台扁担会的革命，使得树艺公司无疾而终，云台山的茶叶发展计划也就此搁浅。云台树艺公司的成立要比清政府的振兴茶叶计划早了多年，直到四年后的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才派郑世璜等赴印度、锡兰考察茶叶。民国三年（1914）及民国八年，云南、浙江又先后派朱文精、吴觉农等赴日本学茶，并先后在南京钟山等筹设江南商务局植茶公所，安徽祁门设茶叶试验场，但都因战乱关系未能发展（据吴觉农《茶经述评》）。以此也能看出连云港许多有识之士对家乡茶叶发展的远见卓识。

　　早期连云港地区有记录的茶叶种植只在云台山区，在《嘉庆海州志》物产条里面记载海州“茶出宿城山，味似武夷小品，以悟正庵者为最。”但在赣榆条中，却仅记“山茶生秦山”，却无茶叶的记载。其实，山茶树和茶树分别是两种不同的植物。时下连云港各茶叶适种地区如市区的花果山、南云台、朝阳、宿城，赣榆的门河、班庄、夹山、金山、厉庄等中西部山区及灌云的伊山都大面积种植茶树，青青的茶叶走出了云台山，渐次散漫到了全市各地。云台山的云雾茶擅花果之精华，赋予此茶独特的自然品质，再加上云台山茶人的精采细做，形成了该茶特有的外形风格。赣榆的夹谷春茶也在浙江大学茶学系教授指导下建立了自己的标准体系。

　　由于市民文化层次的普遍提高，对茶文化的认识也不断提高。几年前，连云港市的文学艺术界和茶叶经营人士及众多爱茶人筹建的茶文化研究会就举办过多次座谈切磋及茶文化研究活动，对连云港茶文化的起源及发展趋势有了统一的认识并充满信心。在连云港，喝茶、学茶已经变成一种时尚，许多人把喝茶看成为一件雅事，品茶的外延在扩大，品茶的内涵也在增加，过去，被用来解渴的茶叶，现在已经被健康和文化所代替。喝茶是品位，是修养，是文化，更是文明，这样的概念正被越来越多的港城人接受。

　　发展茶文化不仅有利于经济建设，还有利于促进地方文化建设，增进社会安定，家庭和谐，睦邻友好，增进市民的身心健康。茶叶种植业的发展，有利于环境建设，相信，把云台山建设成云雾茶的世界，金镶玉竹的海洋，对于我市的旅游业将会带来更好的看点。未来的连云港，山更青，水更绿，茶更香。

　　茶，就是文化，弥散着浓郁深厚的文化芬芳，让我们静谧陶醉，让我们清洁高尚。（何洪青 东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