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士寻踪——梵争山古佛道场开山史说


2014/9/8    热度:842   

  净士寻踪——梵争山古佛道场开山史说

  作者:乔松

  梵净山作为古佛道场,在明万历以前,早已是名播宇内的灵山佛地。现存明万历时的《敕赐梵净山重建金顶序》碑文(以下简称《敕赐碑》)载:“黔中间之胜地,有古佛道场名曰梵净山者,则又天下众名岳宗也……盖自开辟迄今,海内信奉而奔趋,不啻若云而若水;王公大人之钦谒,恒见月盛而日新。久已灵驰于两京、倾动于十三布政、劳旌于抚按、频顾于道府,诸候莫不期以魂交黄帝而梦接安期。”这里虽然不无饰词,但可以肯定,梵净山古佛道场在明朝万历以前,早已是一个有较大影响的佛教圣地。

  然而,遗憾的是多次战乱和灾难使这一佛教圣地面目全非。灵山之颓湮没了灵山的踪迹。如今要弘扬灵山胜迹,岂能不知“古佛道场”开山的历史源流?是以就力之所及,江集史料,融会稗史野说,探索仙山由来之路,但愿肥能较准确地再现其历史轨迹。

  梵净山古称“三山谷”

  早在汉代,梵净山被称为“三山谷”。据《汉书·地理志》“三山谷,辰水所出,南入沅。”其后,一直沿用这一名称(北魏《水经注·沅水》):“又东迳辰阳县南,东合辰水,水出县三山谷”。唐《元和郡县志》:“三山谷,一名辰山。”)直到明、清(清人写明史,称今江口一带苗民为“三山苗”)

  “三山谷”何以得名?古人由中原历荆楚,越洞庭,溯沅江,入辰水而达铜仁。远在梵净山100多公里外的大兴尖岩,即可的到高耸入云的三座大山壁立辰水西原。明代张简臣说:“登尖岩望梵净山”。清代徐訚的《梵净山记》说:金顶“四周辽阔,群峰延袤,起伏杂错,皆如蚁蛭。山左之月镜山(即老金顶),山右之凤凰岭,为斯山辅佐,亦如五岳之在寰中。若不俗欲孤立者然”。这就是说。从远处看梵净山,是以金顶为中峰,左右并立老山和凤凰山的三座大山。其谷即为辰水之源。“三山谷”或即由此得名。

  梵净山历史上也出现过其他一些名称,主要有:九龙山(名《名胜志》:“九龙山……铜仁大小江出焉。”)、月镜山(清《铜仁府志》:“梵净山在府城西南,又名月镜山”。)等。故而,解放前出版的《辞海》称:“梵净山在贵州省江口县北,印江县东南,上多梵刹,因名。亦称'九龙山'、'月镜山',即古三山谷。山势峻伟,为贵州第一”。

  梵净山之名实另有所因。

  梵净山得名于“梵天净土”

  山之得名,各有其因。在中国山名“梵净”,应该说是很奇特的。因为“梵净”一词并非汉语原词。“梵净山”似乎只有到古天竺才找得到,正如浙江的普陀山只有到印度“南海”才找得到一样。

  一说金项其形卓然桶立,类似蒸饭的甑子,俗名“饭甑山”,谐音通转而为“梵净山”。另一说多梵净山“多梵刹,故名”。其实此二说都未揭示“梵净山”的真正来源。

  “梵净”一词是具有特定含义的佛教词语,它是“梵天净土”的略语词。“梵”是音译词,意为“寂静”,佛教没有“死亡”,只有“涅”。“梵天”就是指一种“超越时空,超越生死”的“涅槃寂静”的境界,“净”即“无染无秽”。而“净士”则是大乘佛教某些派别构画的理想王国,是众生“涅槃”后往生的极乐世界。隋朝张通深爱他的妻子,人给她写的墓志铭就有“定知善果,还生梵天”的祝愿。名僧玄奘,大诗人白居易、苏轼都追求死后“往生净土”。显然古佛道场而名“梵净”,是中国佛教为“芸芸众生”提供的一条通向“梵天净土”之路。

  循名求实,也是一条探索之路。明确“梵净”山名源于佛教“梵天土”教义,就可以找到梵净山古佛道场产生的轨迹端点。

  梵净山道场是弥勒净土道场

  印度佛教关于“净土”(理想王国)的教义是多样的,有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东莲池”净土,有弥勒佛的“兜率极乐天宫”净土,有维摩居士(无动佛)的“东方妙喜世界”净土,有药师佛的“东方净琉璃世界”净土,等等。净土教义在很早就已传入中国。东晋时有位高僧道安(公元312—385年)在襄阳弘法“弥勒五经”与其徒8人在弥勒像前立誓“往生兜率”,开创了中国的弥勒净土信仰,其徒慧远(公元334—416年)在庐山东林寺弘法“阿弥陀三经”,集结僧俗123人在阿弥陀佛像前立誓“往生白莲池”,开创了中国阿弥陀净土信仰(称为白莲社),形成了中国南北两大净土信仰中心。收于净土信仰是以“观佛”或“念佛”为基本法门,简单易行,又适应了许多人“脱离苦海,往生极乐世界”的愿望,与陶潜写《桃花源记》的社会根源是一致的,因而净土信仰传播较快。南北朝、隋及唐初,佛像塑得最多的,不是释迦佛祖,而是弥勒和阿弥陀。

  佛典中有“竖三世佛”之说(即燃灯佛代表过去,释迦佛代表现在,弥勒佛代表未来)。弥勒佛是未来佛,由于佛典有“弥勒出生,脱离苦海”之说,人们总是憧憬那美好未来。而弥勒佛又是笑口常开的慈祥之佛,很得人们的好感。所以,弥勒净土在初唐以前,首先受到社会上层士大夫及知识分子的崇奉(如梁武帝、玄奘、白居易等)。一般佛徒信仰弥勒净土的也愈来愈多,社会影响也愈来愈大。

  梵净山古佛道场最崇高的殿宇是金顶二殿(释迦殿和弥勒殿),不仅让弥勒与释迦并列,而且拜佛者在拜释迦后,要跨越天桥去拜弥勒佛。设计的这个拜佛次序就突出了弥勒的最高佛位。再则,在老金顶前的原建通明殿主位仍是供奉弥勒佛,意谓兜率天教主弥勒居此,通体光明,照耀世界,故名通明殿。可见,梵净山古佛道场显然是弥勒净土的道场。“所谓大地乾坤,无边法界,极乐天宫乎?”(《敕赐碑》)。

  梵净山道场作为弥勒净土道场,是否可能在弥勒净土信仰发展最快的初唐以前开山呢?看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其一,在初唐以前梵净山地区还是“苗蛮荒服之地”,语言文字不通,缺乏社会信仰层基础,在离中心很远的偏僻高山上开设弥勒净土信仰道场是不可想象的。其二是净土信仰在初唐以来尚未完全成型为佛教宗派,而且作为佛教活动形式的“道场”本身尚未出现,有何道场可言。

  任何道场开山。只有在教义已为当地信徒所普遍接受之后而不是这以前。

  净土宗在南宋的曲折发展为梵净山道场开山提供了条件

  弥勒净土在初唐以后就逐渐衰落了。其原因:一是弥勒净土修持难度大,“观佛”法门难于掌握,不如阿弥陀净土“念佛”法门简单易行。其二是南北朝出现的世俗化教派弥勒教的下层教团,多次打着“弥勒出世,脱离苦海”旗号起事,威胁封建王朝的统治,终于在唐开元三年,(公元715年)被唐玄宗下令禁断了。

  弥勒净土衰落,而阿弥陀净土却迅速兴盛起来。唐初的高僧善导(公元631—681年)继承慧远开创的莲宗完成了净土信仰的教义和行仪,形成一套阿弥陀净土念佛法门,正式创立了净土宗,成为唐代中国八大教派之一。由于净土宗只要口念阿弥陀佛名号,一切众生皆可依靠阿弥陀佛愿力得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因而成为“易行道”。信奉者迅速增多,社会上层(如名相文彦博、名臣宗泽、文学家苏轼等),以念佛为活动内容的净土法社,在宋朝纷纷出现,影响大的如省常的“净行社”、本如的“白莲社”、遵式的“念佛会”等等。名相文彦博集结僧俗10万人念佛,求往生净土之愿。南宋时,由僧人茅子元建立的净土宗世俗化教派“白莲宗”受到到宋高宗的鼓励(御赐“莲社”匾,封茅子元为“劝修净业莲宗导师慈照宗主”)。唐代八大宗此时除净土宗和禅寺外,基本都衰落了。这时,净土宗的水陆道场盛行起来。道场的出现,将超度亡灵、孝养父母、净土往生和现世利益合二为一,为世俗社会所普遍接受。净土白莲宗在南宋俨然成为中国佛教的总代表。

  弥勒净土衰落、弥勒教被禁断,但弥勒净土信仰对处于“苦海”中的广大群众始终有很大的吸引力。弥勒教作为民间秘密教团一直存在,为了发展,必须寻求保护或掩护,这就在南宋时产生了弥勒净土与阿弥陀净土的结合,打着白莲社的的旗帜以取得合法地位。

  这是一个在净土宗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梵净山作为弥勒净土道场取得了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敕赐碑》说梵净山古佛道场“宜白莲社之茂建”不正是此意吗?

  南宋的内忧外患提供了梵净山道场开辟的契机

  佛教本义有“沙门与王者抗礼”、“超脱世俗”的要求,但中国佛教建立后却日益世俗化。到了宋代,在中国佛教史上,出现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变化,宋代佛教要把“忠君爱国”引为教义,开辟了古代佛教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之路。

  宋代是我国外有强大异族步步侵逼,内部阶级对抗日趋严重的王朝。宋王朝空前强化了君主专制,也强化了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社会意识,产生了“道学”(“理学”),强烈呼唤忠君报国,增强民族气节。北宋末年"忠君爱国"成为当时做人的最高标准,也成了佛教的“佛性”。当时作为禅宗领袖的宗杲(公元1089—1163年)就说:“菩提心则忠义心也,名异而体同”。佛教各派都把“忠孝节义”作为自己的新教义。佛徒不仅高唱“保国护圣,国清万年”的新梵呗(佛歌),而且“参谋军事,为国行法,护佑军旅”,直接参加抗金战斗。金人占领北方,大批僧侣随政府南渡。政府也有意利用其“忠君忧国,劝善教化”之力,在半壁江山中,倡修道场“为国祈福”,求助仁王护国。五台山、峨嵋山、普陀山的道场就是在宋王朝的直接经营下而愈益受到民众的崇奉。“镇国寺”、“护国寺”也遍布各大名山,大批僧侣进入西南地区,开山设场弘扬“保国佛法”。

  在这样的大环境和历史发展条件下梵净山道场就具有了开山的土壤。可以想见,在“天街”的“镇国寺”中,僧侣们高呼弥勒佛号,祈求国泰民安,也可能是一时盛况。

  从净土宗本身的历史发展脉络和社会环境条件上看,南宋可能是梵净山道场开山的最适宜时期。不过结论还有待于找到史料的直接证据。即使如此,也不能说南宋时梵净山已成为灵山圣宇而名播国内,没有高僧大德主持弘法,没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支持,是做不到的。开山可能只是一些草庵石堂,泥塑木雕。机缘未到,难以兴旺。

  元朝及明初 兴旺机缘未到

  元朝是一个崇佛的王朝,营造了许多大寺院,各种僧尼多达百万人,佛事活动多而频繁。但是这一切主要是为了扶植藏传佛教。喇嘛僧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国家财富,半入西蕃”。对汉地佛教,只重视几座名山大寺,一般采取放任自流政策,而对民间世俗化教派则实行压制禁绝。从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起,几次下令禁止白莲会、明教、弥勒教等民间教派,“毁其祠宇,以其人还隶民籍”,迫使民间教派转为秘密教团,并互相融合进来,终于在元末举起“弥勒降生,明王出世”的旗帜,爆发了元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元朝统治。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梵净山弥勒道场能不衰萎?

  明朝的建国,本应给梵净山净土宗道场带来好运,因为僧人出身的朱元璋就是一个在举着“弥勒降生,明王出世”旗帜的白莲教造反队伍中成长壮大而夺得政权的。但他也深知民间教团对他的统治的危险性,因而他一建国就在洪武元年断然下诏严厉禁止白莲教等“妄称弥勒佛”的教团活动,并在“明律”中规定,凡妄称弥勒佛者“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对正宗佛教教派,则采取严格整顿加强控制,限制发展的方针,严禁教寺僧侣“交结官府、干预政事”和任意增加僧尼、扩充寺院等等。在这样的政策下,梵净山弥勒净土道场自然没有好日子过。

  永乐初兴

  从南宋以来,梵净山道场经历了百余年的衰落,终于出现了兴隆的机缘。

  明成祖朱棣从他的侄儿(惠帝)手中夺取了政权,登上了帝王宝座。在他夺权战争和治国谋划中第一位依靠的人就是一个和尚——道衍。道衍(公元1335—1418年)先习天台,后归依净土,著有《佛法不可灭论》、《净土简要录》。他功盖朝野,位极人臣,对明成祖有很大的影响。因而明成祖对佛教特别净土宗有所偏护,亲撰《神僧传》,树立僧人形象。明初禅宗“第一流宗师”楚石梵琦也提倡净土修持,他的《净土诗》曰:“一寸光阴一寸金,劝君念佛早回心,尘尘刹刹虽清静,独有弥勒愿力深”。在这些上层人物的倡导、支持下,净土宗又开始欣欣向荣了。

  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明廷对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取消土司制度,设立贵州布政司,亲开贵州八府。梵净山是“山连四府”(思南、铜仁、乌罗、石阡),自此,梵净山以净土灵山闻于朝。在成祖、道衍的倡导下,王公大人、道府诸侯频频瞻顾,相传老金顶前的通明殿于此时由石砌小庙改建为辉煌梵刹,弥勒佛像重塑金身,其后又于新金顶修建释迦、弥勒二殿及天桥。梵净山终于以名山圣宇闻名于世。《敕赐碑》所谓:“海内信奉而奔趋,不啻若云而若水,王公大人之钦谒,恒见月盛而日新。久已灵驰于两京、倾动于十三布政。”就是对永乐初兴劢况的生动写照。

  万历鼎兴

  梵净山道场在永乐初兴后延续了近百年,厄运又降临了。

  明朝嘉靖皇帝世宗是个道教迷,他任用道士邵元节、陶仲文为礼部尚书,并升少师少保,位极人臣。又任用了一批“青词宰相”(即以写道教醮文——青词,取得皇帝欢心而当宰相),其中包括大奸臣严嵩等。明世宗自封为道教的“飞天真君”、“忠孝帝君”、“万寿帝君”。全国道士趾高气扬,佛教受到排挤,净土宗又衰落了。再加之从嘉靖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公元1543—1551年)前后8年间,在梵净山周边地区发生了两次战乱(嘉靖二十二年,铜仁平头苗龙桑科起兵,攻占松桃、江口等地;嘉靖二十七年腊尔山苗龙许保攻占松桃、印江等地),本已衰落的梵净山,在8年的战乱中,朝山路阻,香客稀少,庙宇毁坏,僧人风流云散。

  梵净山古佛道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衰落中湮没无闻了,直到万历初年,由贵州布政司、都察院派员踏勘,才重新确知梵净山“委系古迹名山”。因而,“招善人开砍道路,通行朝睹,起塑殿庵”(事载于金顶摩崖)。

  极度衰败之后,振兴的机缘又来临了。

  公元1573年,明宗朱翊钧当上皇帝时年仅10岁,全赖其生母要太后听悉扶持,加上名相张居正的有力辅弼使万历初期一度成为明朝的隆盛“治世”。李太后是明朝少有的贤后,“性严明”、“教帝颇严”。她是一个虔诚的佛徒,对国内灵山大寺都很关注。“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巨万,帝亦助施无算”。明朝佛教在她和神宗的影响下再度振兴,出现佛教史上“明末四大高僧”(云栖袜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和藕益智旭)他们虽然都是禅宗僧人,但由于从宋朝以来出现的禅宗和净土宗融合的趋势(禅净合一),他们都归依净土。主张“融合诸宗,归极净土。”

  在四大高僧中,憨山德清(公元1546—1623年)影响最大。憨山德清是禅宗临济宗下禅僧,他力主禅净兼修。他受到李太后的资助,用于施救孤苦和修建寺院。他曾因"私创寺院"罪被充军到雷州,李太后闻知即予赦免。德清得赦后曾在江南各地传法,以后在曹溪(今广东韶关)宝林寺传法30余年,晚年闭关念佛,大修净土,昼夜念佛6万声。在他的影响下,禅归净土,大大推动了净土修持。

  贵州布政司都察院于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发掘出长期淹没无闻的梵净“古迹名山”后,一方面开通道路,修复被损残存寺庙,一方面申报朝廷。当时李太后忙于政务,无暇顾及,直待神宗长成亲政,李太后退居慈庆宫,一方面虔心念佛,一方面关注全国灵山佛寺。梵净山古佛道场毁败,她深为不安。她带头捐赠并亲自倡导劝化集资修复名山。以后陆续地复修和新建了许多庙宇殿堂,灵山又开始兴旺了。

  然而,厄运又降临了。万历十八年至二十八年(公元1590—1600年)这10年间的播州(今遵义)杨应龙之乱,灵山刚现新貌又遭长期战乱,以致又是长期“香灯冷落,朝睹人稀”。战乱平息后,李太后哀名山之颓,要神宗以敕命重建梵净山。

  明朝诸帝多有设置替身僧者,替身僧就是接受皇帝钦命代表帝王向佛神仁王为国祈福。僧妙玄原是憨山的徒弟,这时受钦命来梵净山重建灵山,并作为替身僧行法祈福,“为万圣临銮”(《敕赐碑》),使梵净山古佛道场“旧貌换新”,再度走上鼎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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