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朝阳佛教文化的由来、发展、影响、利用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那么朝阳佛教文化有哪些特点呢？本文粗浅地略谈几点，供研究者参考，请专家学者指正。

　　佛教传入朝阳在东北地区最早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古印度，自从西汉开通了中原与西域的丝绸之路，印度佛教逐渐东传。至东汉永平年间，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用白马驮着佛经和佛像于永平十年（67年）来到都城洛阳，汉明帝刘庄接见了他们。第二年，汉明帝敕令建造了我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佛教正式传入中国，并逐渐传播开来。何时传入东北，当在东晋十六国时期。慕容鲜卑人最先崇奉佛教。

　　西晋末年，晋室发生了“八王之乱”，《十六国春秋》记载：“（东晋）永和元年四月时有黑龙白龙各一，舞于龙山，皝率群僚观之，去龙二百余步祭以太牢。二龙交首戏翔，解角而去。皝大悦，还宫赦其境内，号新宫曰和龙，立龙翔佛寺于山上”。

　　东晋永和元年四月，即公元345年，龙山，即今朝阳城东的凤凰山，该山隔白狼水（今大凌河）与龙城相望，距离约一公里。燕王慕容皝亲自率领文武百官上龙山观看黑白二龙，离龙二百余步处，用牛、羊、猪三牲全备的太牢来祭祀。慕容皝回到皇宫后颁诏令，赦全国所有囚犯，为新建的皇宫起名叫“和龙宫”，并在龙山上创建龙翔佛寺。

　　慕容皝在龙山上创建龙翔佛寺，是朝阳乃至东北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是史籍所载迄今朝阳地区在内的前燕统治区内第一座佛教寺庙，也是东北地区最早的佛寺建筑，并在凤凰山南沟山崖上凿摩崖佛龛，现仍存63个，数量之多，令人称奇。经调查，这些佛龛开凿于三燕时期，经过北魏，最晚可到隋唐。其中有的是被用来安葬僧人骨灰的灵龛，有的则是佛龛。

　　慕容垂建立后燕对佛教更加崇信，甚至还将佛教弟子擢为谋士，编入行伍，直接参与开边拓土的攻伐战争。《晋书?慕容垂》载：“（慕容垂）遣其太子宝及农与慕容麟等率众八万伐魏，慕容德、慕容超以步骑一万八千为宝后继。魏闻宝将至，徙往河西。宝进师临河，惧不敢济。还次参合，忽有大风黑气，状若堤防，或高或下，临覆军上。沙门支昙猛言于宝曰：‘风气暴迅，魏军将至之候，宜遣兵御之。’宝笑而不纳。昙猛固以为言，乃遣麟率骑三万为后殿，以御非常。麟以昙猛言为虚，纵骑游猎。俄而黄雾四塞，日月晦冥，是夜魏师大至，三军奔溃，宝与德等数千骑奔免，士众还者十一二，绍死之。”昙猛乃后燕高僧。

　　在慕容垂时期，还有一位朗和尚，为慕容氏所青睐。朗和尚亦名竺朗、朗公和尚，长安京兆人。他修建了位居中国古代四大名刹之首的灵岩寺，为名僧佛图澄、鸠摩罗什弟子。慕容垂常致朗和尚信函垂询国事，其中一封见《十六国春秋》“皇帝敬问太山朗和上：澄神灵绪，慈荫百国，凡在含生，孰不蒙润。朕承籍纂统，方夏事膺。昔蜀不恭，魏武含慨，今二贼不平，朕岂获安？又元戎克兴，狂扫暴乱，至人通灵，随权指化。原兵不血刃，四海混伏，委心归依，久敬何已。今遣使者送官绢百匹。袈裟三领，绵五十斤。幸为咒愿。正因为有前燕、后燕慕容鲜卑统治者提倡和支持，龙城地区佛教有了较快发展。到冯氏北燕时，形成了非常兴盛的局面，可谓塔寺林立，高僧辈出。在南朝梁国高僧释慧皎所撰的《高僧传》中，收录北燕龙城高僧共有7位，分别是释昙无竭、释昙无成、释僧诠、释昙弘、释昙顺、释法度、释慧豫。

　　释昙无竭——东北西天取经第一人

　　《高僧传》卷三《释昙无竭传》载，昙无竭俗姓李，幽州黄龙人。幽州，古代九州之一，故址在今北京西南，今朝阳所在的辽西地区属古幽州辖境。黄龙，即龙城，就是现在的朝阳。《宋书》列传第五十七《东夷高句丽国传》载：“先是，鲜卑慕容宝治中山，为索虏所破，东走黄龙。义熙初，宝弟熙为其下冯跋所杀，跋自立为王，自号燕王，经其治黄龙城，故谓之黄龙国。”《水经注》卷十四“大辽水”条亦载：“白狼水（今大凌河）又北迳黄龙城东”。南朝宋称冯氏北燕为黄龙国，故这里所说的“黄龙”均为三燕都城龙城。

　　昙无竭听说僧人法显等躬践佛国，从古印度取回真经，于是立下誓言，决心亲赴西天取经。于南朝宋永初元年，也就是北燕冯跋太平十二年（公元420年），召集志同道合的和尚僧猛、昙朗等25人，携带供养佛、菩萨的幡盖和法器、衣钵等物，从龙城出发，先到慕容鲜卑吐谷浑人建立的河南国（今青海湖一带），再出海西郡，（今甘肃河西走廊），穿过今新疆吐鲁番东，又从高昌郡沿塔里木河盆地北缘向西行，途经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一带）、沙勒国（今新疆库什一带），攀登葱岭（今新疆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等山脉），翻雪山，到达罽宾国（今克什米尔和巴基斯坦东部一带），进入月氏国（今新疆伊犁以西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东部），来到北印度（今巴基斯坦一带），再向南往中天竺（即中印度），到达舍卫国。昙无竭在印度各地礼拜佛陀圣迹，寻访名师，学习梵文经典，取回梵文《观世音授记经》一部，然后从南天竺搭乘商船，回到广州。

　　回国后，昙无竭住在江南某寺，翻译佛经，弘扬佛法，直至去世。生卒年月无考。昙无竭所译《观世音授记经》现收录于《大藏经》中，为世人所传诵。

　　昙无竭是我国最早西天取经僧人之一，堪称东北西天取经第一人，比唐玄藏还早207年，为我国古代佛教事业的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释昙无成

　　《高僧传》卷第七《义解四?宋淮南中寺释昙无成传》载：“释昙无成，姓马，扶风人。家世避难，移居黄龙。年十三出家，履业清正，神悟绝伦，未及具戒，便精往复。闻什公在关，负笈从之。……成乃著《实相论》，又著《明渐论》。宋元嘉中卒，享年六十四岁。

　　释僧诠

　　《高僧传》卷第七《义解四?宋余杭方显寺释僧诠传》载：“释僧诠，姓张。辽西海阳人。少游燕齐，遍学外典。弱冠方出家，复精链三藏。为北土学者之宗。后过江止京师，铺筵大讲，化洽江南。……诠先于黄龙国造丈六金像。入吴又造人中金像。置于虎丘山之东寺。……”据推算，僧诠大概生于公元370年前燕亡国前后，后燕时出家，北燕时南游建康，南朝宋文帝元嘉前期去世。

　　释昙弘

　　《高僧传》卷第十二《亡身?齐交趾仙山释昙弘传》载：释昙弘，燕都龙城人，少年时出家，学习、修炼戒行，专门精究经、律、论三部中的律部。南朝宋武帝永初（公元420—422年）中，从龙城往南去游到番禺（今广州市南部），住在台寺。晚年又来到宋交趾郡（治所在今越南首都河内东天德江北岸）的仙山寺，于宋武帝孝建二年（公元455年）自焚而死。其弟子收其骨灰，建塔安葬。

　　释昙顺

　　《高僧传》卷第六《义解三?晋吴台寺释道祖传》后：“（慧）远又有弟子昙顺、昙诜，并义学致誉。顺本黄龙人，少受业什公，后还师远，蔬食有德行。南蛮校尉刘遵，于江陵立竹林寺，请经始。远遣徙焉。”

　　昙顺先后拜鸠摩罗什和慧远为师，并受到两位佛学大师的称赞。慧远率众行道的庐山东林寺，是中国著名的净土宗发源地之一。昙顺跟从慧远法师在庐山修习净土法门，成为净土宗最早信仰者之一。后来遵从慧远法师的派遣，到江陵（今湖北江都）竹林寺当了住持。刘宋元嘉二年（公元425年）去世，享年七十九岁。

　　释法度

　　据《高僧传》卷八本传，释法度乃“黄龙人，少出家，遍学北土，备综众经，而专以苦节成务”。刘宋末年（刘宋亡于公元479年，北魏孝文帝太和三年），法度从北方南游至南朝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高士齐郡明僧绍将所居之摄山舍给法度，建栖霞精舍居之，成为栖霞寺开山祖师。齐永远二年（公元500年）卒，享年六十四岁。

　　释慧豫

　　慧豫，黄龙人。《高僧传》卷十二有传，“少而务学，遍访众师。善谈论，美风则。”后南游至建康，止灵根寺。齐永明七年（公元489年）卒，享年五十七岁。

　　以上史料可佐证佛教传入朝阳三燕就迅速发展成为当时的佛教圣地，而且又从朝阳传播到东北全境。

　　朝阳佛教文化历史最久远

　　自从三燕时期佛教传入朝阳，当时就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周边地域的佛教中心。一千六百多年来，朝阳的佛教文化代代相传，沿袭至今。

　　东晋十六国时期，慕容氏以龙城为都建立三燕政权，三朝开国皇帝慕容皝、慕容垂、冯跋都崇奉佛教，建龙翔佛寺，涌现了释昙无竭等七位高僧，佛教盛极一时。

　　隋唐时期，据隋王邵在《舍利感应记》中记载，隋文帝在即位前从一位印度僧人那里得到一包佛舍利，请他供养。印僧走后，他找来一个和尚将舍利放在掌心，想数一数有多少颗，可两个人数来数去就是数不清，始知佛法高深莫测，非凡情可度。文帝命人定制了一个精致的七宝箱，将舍利珍藏在里面。继帝位后，他普诏天下，广兴佛事。隋文帝一生致力佛教的传播，曾三次下令全国各州建立塔寺，派高僧分送佛舍利于各州，供奉于佛塔内。

　　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六月十三日是隋文帝六十岁生日，这一天他特意在仁寿宫仁寿殿里，请来数位高僧，议论弘佛之道，最后他决定在全国选三十个州，各州在高爽清净之地建造舍利塔。据大唐西明寺沙门释道宜记载：“仁寿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复分布五十三州建立灵塔。令总管刺史以下县尉以上，废常务七日请僧行道。教化打刹施钱十文。一如前式。期用四月八日午时。合国化内同下舍利封入石函。所感瑞应者别录如左。恒州、泉州、循州、营州、洪州、杭州。”“营州舍利三度放光。白色旧龟石自然折解，用为石函。”

　　据《法苑珠林》卷第四十记载，隋文帝于仁寿二年（公元602年）正月二十三日，再令全国五十三州建立灵塔，营州就是其中之一，而所感的灵瑞则是“三放白光，感得古石解作函”。《续高僧传》卷二十六《释宝安传》又载：“（释宝安）兖州人。仁寿二年，奉敕置塔于营州梵幢寺，即黄龙城也。旧有十七级浮图，拥在其内，安置舍利。当夜半上，并放白光，状如云雾，初惟一丈，渐大满院，明澈朗然，良久乃灭。前后三度，相类并同。旧有石龟，形状极大，欲作函用，引致极难。匠石规模，斫截成函，三分去二。安自思念，石大函小，何由卒成，惧日愆期，内怀忧灼。比晓看之，其石称函。自然分析，不劳镌琢，宛尔成就。函虽神造，计应大重，薄用拖曳，轻迅若驰，不劳至寺……”。营州即今朝阳，可见隋时营州佛教文化之发达。

　　唐玄宗天宝年间，大约公元750年前后，营州军民与众僧又奉诏对隋文帝敕建的舍利塔进行维修，并在塔檐束腰处装饰了彩画。修后的寺称开元寺，塔为开元寺塔，宝塔高耸，庙宇恢弘，雕梁画栋，蔚为壮观。

　　兴盛的辽代佛教。十世纪初，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各部，并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公元916年）称帝，建立契丹国。后晋开运三年（公元946年）辽太宗耶律德光率兵大举南下，占燕云十六。翌年初攻陷后晋都成开封，推翻后晋王朝即帝位，改国号辽。尔后二百多年，辽称雄长城内处，辉煌一时。这一时期，朝阳地区在前代佛教发展的基础上，达于极盛。塔寺分布范围更加广泛，数量急剧增加。其分布由原来的以霸州城为中心的附近区域，扩展到各州、各县乃至城乡、平地、山巅。著名的佛寺有华严寺、天庆寺、灵感寺、灵岩寺、建昌寺等，著名的佛塔有朝阳北塔（延昌寺塔）、南塔、摩云塔（云接寺塔）、大宝塔、青峰塔、八棱观塔、黄花滩塔、东平房塔双塔寺塔等14座。

　　金元时期朝阳佛教的继续发展。在喀左大城子辽代砖塔附近发现一块《利州精严禅寺盖公和尚行状铭》碑，碑文是金代文学家赵秉文于承安五年（公元1200年）所撰，证明这里是金代的精严禅寺，而盖公和尚也是一位知名高僧。建平县深井镇有一座六角形五级密檐式砖塔，据塔北面假门上方的题记砖记载，是“讲理论沙门美公灵塔”，即美公和尚的墓塔，时代是金代“大定十六年”，就是公元1176年。这是朝阳地区现在唯一有明确纪年的金代塔。

　　朝阳地区元代寺庙也比较多，遍布各地。如朝阳城内的关帝庙，曾是元代大通法寺的故址，有“大通法寺地产碑”为证，清乾隆八年（公元1744年）创建为关帝庙。明代永乐年间到清初的200多年间，朝阳地区一直是蒙古兀良哈部游牧地，佛教相对薄弱。

　　清代藏传佛教在朝阳的较快发展。在清室扶植下，藏传佛教在全国，特别是在蒙、藏地区和西北地区有相当大的发展。朝阳自清代乾隆以后，关内汉民大量涌入，成为蒙、汉杂居之地，清政府对东蒙这个地区实行蒙汉分治政策。由于蒙古族信奉藏传佛教，加之统治者为了结好蒙古，控制蒙古势力，大力倡导藏传佛教，支持修建藏传佛教寺院，致使藏传佛教在朝阳地区逐步盛行。这一时期突出的特点是寺庙多，僧人多。规模较大的寺庙有佑顺寺，建筑面积14912平方米，建筑为“伽蓝七式”布局，主要建筑设在南北中轴线上，由南而北依次为牌楼、山门、天王殿、经阁、大雄宝殿、更衣殿、七间殿。山门东西两侧有曲尺状僧房、关帝殿、五间配房、钟楼、西配殿、西经堂、西廊屋等。北票市下府乡惠宁寺。据《朝阳县志》记载：下府喇嘛庙，庙基约百亩之大，前映凌河，后据官山，甚佳胜地。东西南北修建大殿及配殿八十一楹，内供佛像无数，有万佛仓之称，昔日住寺喇嘛不下千人。寺院周围建有十二仓院，最大仓院“招万仓”，每年收粮千石以上。还有万祥寺、凌云寺、药王庙等。至清末，朝阳境内有寺庙429座，僧人一千多人。

　　纵观朝阳的历史文化，佛教文化是其主要内涵之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圣寺、圣僧、圣物，其佛教文化活动规模大，规格高，信众多，影响极其深远。

　　朝阳佛教文化达到佛教最高境界

　　“见舍利如见佛陀”，教徒和信众能亲自参拜舍利，就像见到了佛祖一样，而拜奉佛祖真身舍利谈何容易。

　　但燃灯佛舍利和释迦牟尼佛舍利，先后在朝阳发现；两佛舍利同现一个城市，目前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历史进入1984年，辽宁省文化厅和朝阳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北塔进行维修和加固，为保证维修工程质量，特聘国家文物保护研究所高级古建筑工程师姜怀英。杨玉柱任工程技术指导。年底初步完成了北塔勘测和维修方案设计工作并报省文化厅。1986年春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朝阳市博物馆的专业人员组成了考古发掘队，对北塔周围遗址进行了勘探、试掘。1987年初，国家文物局将朝阳北塔维修工程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维修工程，立项拨款维修。从此，拉开了北塔考古发掘，维修研究的序幕。

　　1988年10月21日开始了对塔体本身的勘测和清理。檐体风化严重。至11月中旬，当清理到塔顶第十二层檐时，考古人员将残砖移开后，在12层中心位置发现了青石板，板已裂成两块，板下是一个石匣，石匣内几乎被尘土填满。考古学家凭经验确认这就是北塔天宫。

　　1988年11月12日至14日正式清理。清理现场戒备森严，市公安局派5名警察，荷枪实弹昼夜守在塔下，非工作人员不得靠近。20名考古和施工人员，在现场吃住，不准与外界联系，省文化厅文物处副处长王晶辰，是文化局副局长孟繁刚，市文物管理办公室主任杜斌，北塔博物馆馆长董高，市博物馆张云峰5人共同负责清理。考古人员趴在临时搭建的木板上，用毛刷一层一层、一点一点清理掉灰尘，当第六袋千年尘埃被清出之后，天宫露出了本来面貌。

　　天宫位于第十二层塔檐中部，由门道、甬道、宫室组成，南北长4.2米，东西宽1.39—1.80米，深1.72米。门道设在南面，从迭涩檐处可观察到两边的砌砖及封堵砌体。宫室为方形，长1.3米，宽1.39米，壁高1.27米。从门道至宫室都用木板棚盖。木板计12块，横置，约长2.83米，宽0.31米，厚0.2米。板上再砌塔体。

　　宫室内置石函，略呈方形，以6块绿砂岩石板筑成。即四面和上下面各一块石板，南北长1.4米，宽1.17米，高1.26米。底板置于两侧墙壁12厘米宽的砖台上，其下隔一层平砌砖面便是塔心室顶部石板。底板南北长1.38米，宽1.28米，厚0.6米，其中部刻出浅槽，长方形，南北向，长0.97米，宽0.04米。东、西、北三面刻长方形凹槽，槽长0.38米—0.52米，宽0.07—0.09米，深0.04米。宫室石板有榫，立于槽内，南面石板位于平面底板上，盖板南北长1.48米，宽1.29米，厚0.12米，板下面雕刻莲花藻井，顶板上面铺木板，木板上面铺木板，木板上面置刹杆石座，方形，上面凿有圆佔，周围堆放着铜钱、生铁等物。

　　四面立置石板有雕饰和题记，大多已剥蚀不清。

　　南面石板内面中间刻有蛤式口盆，置于莲台上，盆内有盛开的莲花，莲盆两侧各一只飞天，跪姿，双手捧供物。外面题记计31行，楷书，阴刻。其上部题“塔上勾当邑人等”，记邑社、勾当、施金者共46人姓名及施金数额。下部题“当寺塔下同勾当僧人等”，计29人。上，头上方垂宝盖。“化身佛”三字清晰，佛像上部存留，其余大部分剥蚀。“化身佛”左侧阴刻楷书题记，记载主持重修塔事诸官、高僧。因下部剥蚀，姓名无存。

　　北面石板刻有一佛八菩萨，有榜题。大日如来端坐中央，周围八大菩萨，因部分剥蚀，现存提名有弥勒、文珠施利、虚空藏。金刚手诸尊。

　　西面石板线刻佛教图案及题记，剥蚀殆尽，仅中上部存小块纹饰。题记大多不存，仅右边缘存2行10余字“……说都……世尊减 百九十二年第三……”。

　　天宫的精工制作和周密安置，使考古工作者预感到一种莫名的神圣。清理者急切而小心翼翼地打开天宫，这是1988 年11月14日，首先发现了散落的七宝塔饰件。清理出上万件佛珠等饰件，接着发现了木胎银棺，打开银棺，也许是佛缘吧，金光闪闪的一座舍利金塔映入眼帘。当工作人员打开金塔，有惊奇的发现了塔内一个精致、漂亮的金盖玛瑙罐。金盖打开，一丝光亮射出来，沿玛瑙形成一个隐约可见的光环。工作人员惊喜万分，忙看罐底，一乳白色，一红褐色高粱米粒大的晶体呈现出来，联想到北塔是舍利宝塔，对佛教有研究的北塔博物馆馆长，考古专家董高先生，明确地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舍利，释迦牟尼真身舍利”。一传十，十传百，北塔天空发现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信息，不胫而走，在朝阳境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前来礼拜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

　　伴随舍利出土天宫的珍贵遗物也向世人展示了佛教文物的博大精深。这些文物依次是：天宫石函内后部正中放置木胎银棺，棺内装舍利金塔，金塔内装金盖玛瑙罐，罐内装释迦牟尼真身舍利两粒，鎏金珍珠五颗。佛家“七宝”装饰而成的七宝塔罩在银棺四周之上。棺前供养经塔，前部近门处立有鎏金银塔，其他遗物还有鎏金铜菩萨像3尊、银菩提树4棵、灯笼银饰1件、金法轮2件、鎏金铜法轮2件、龙纹花式口银碟8件，花式口铜像10件、银罐1件、银镶1件、银镶盒1个、筒式花瓶1件、铜铸戏狗童子像1件、铜镜9件、金叶形坠饰2件、金指环2件、莲花纹狮钮双系白瓷净瓶1件、碟纹花式口白瓷方盘6件、花式口白瓷圆碟7件，白瓷盖罐2件、波斯玻璃瓶1件，玻璃盖瓶1件、玻璃碗1件、还有玻璃管、玻璃棒、纺轮形坠饰、单色和彩色玻璃珠，“蜻蜓眼”玻璃珠等许多小件玻璃制品、玉璧4件、玉块1件、玉环1件、玉制壶1件、玉斧1件、玛瑙盏1件、玛瑙盒1件、玛瑙碗1件、玛瑙斧1件、玛瑙棒1件、水晶斧1件、水晶马1件、琥珀化生童子1件、琥珀乐人1件、琥珀盘龙2件、琥珀龟2件、骨雕童子像1件、骨雕狮子2件，有柄石香炉2件、海螺1件、铜钱1580多枚、玛瑙与水晶棋子计934个，其中水晶棋子817个，玛瑙棋子117个。用红色和白色玛瑙、水晶磨制而成，作扁平或圆鼓形，大小两种，大者直径1.9厘米，厚0.8厘米，小者直径1.3—1.6厘米，厚0.6厘米，这些遗物种类之全，档次之高，数量之多，在全国同类舍利塔中绝无仅有，首屈一指。

　　燃灯佛舍利现南塔，2004年10月19日，是个吉祥的日子。朝阳晴朗的上空有几朵白云，似莲花绽放。整修一新的南塔，屹立在新华路旁，俯瞰这过往的车辆，注视着仿古一条街的施工现场。一台挖掘机正开掘着地下管网通道。在距南塔五十米，仿古一条街与新华路交汇的路口处，已挖出5米深的大坑。眼看挖掘就要达到施工要求时，工作人员挖出了几块砖，再挖又挖出了石板，揭开石板，古代墓葬的侧面露了出来，惊讶的工作人员马上对朝阳建设集团建业公司经理刘中军进行了汇报。刘中军认为此事非同小可，立即上报北大街改造指挥部，指挥部负责人田明府闻讯赶赴现场，出于强烈的责任感，他立即通

　　东西石板刻法、报、化“三身佛像”，有榜题。佛像披袈裟，结契印，坐于莲座知文物部门，正在朝阳老城区清理龙城遗址的辽宁省考古研究所青年专家白宝玉率领考古队，随即进行了现场保护并连日进行了紧张的发掘。

　　10月19日下午，经清理，遗址外部全部露出。这是一座辽代墓葬，为砖石混砌的墓室结构。外部用砖包砌，内部用规整的石板砌成盒状，石板厚8厘米，上部覆盖着14厘米厚的大青石板，墓内有一合墓志和一个石函。墓圹口距地表2.5米，圹口宽3.3米。下午两点左右，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书记、研究员田立坤，指挥部负责人田明府，市文化局助理调研员米培林等有关领导亲临现场，首先观看了墓志。

　　墓志乃《佛舍利铭记》。其内容是：夫以真躯非幻，幻有非真。然化渡于诸天，垂灵珠于华夏。府主、令公、国夫人、掌也。瞻奈苑于西方，恒饮三宝；耀乘门于东土，敬仰二尊。识解缘情，志依正觉。是以位崇将相，国号壁田。盖我佛之慈悲，伏真球之卫护。于大契丹国霸州居第东南，上兴塔庙下置石宫，藏释迦佛舍利一尊，锭光佛舍利一十八粒。愿也。永拖有漏，长固无生。七佛垂福禄之恩，六通保延龄之 。精心功毕，咸契同缘。时统和二年岁在甲申四月已塑十一日卯柄时。故记之耳。

　　安时守节，弘化栩亮。功臣：彰武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食。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政事令、使持节霸州诸军事。行霸州刺史，上柱园、东阳郡动公。食邑五千五百户、食实封五佰户姚汉英；

　　许国夫人刘氏；长男、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司空、左金吾卫将军兼御史大夫、上柱过柬之；次男、彰 宫汉儿副都部署、银青崇禄大夫、栓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衡之；长男新妇、清河郡张氏；孙新哥；孙杨七；将男新妇、京兆郡杜氏；孙筐儿；孙扬留。

　　“统和”是辽圣宗耶律隆绪的年号。看到墓志所记，在场人员都十分惊喜。自1988年北塔天宫发现释迦牟尼两粒真身舍利后，朝阳南塔有发现有明确文字记载的锭光佛舍利，在全世界尚属首例。

　　他们又仔细地观察了石函。石函长70厘米，宽40厘米，四壁外均刻画牡丹花彩绘图案，还有“飞天”形象。

　　石函内发现有银碗、银匙、鎏金佛像、浮雕佛像、白瓷净瓶、鎏金银菩提树、玻璃舍利瓶。因玻璃舍利瓶破碎，舍利混于尘土中，经考古工作者筛选出十多粒白色晶体，有如大黄米粒般，有如高粱米粒般，大小不等，晶莹剔透。这就是墓志所记“锭光佛舍利十八粒”。

　　朝阳佛教文物最珍贵 丰富的佛教文化，给我们留下了众多的佛教文物。朝阳境内的佛教遗址和佛教文物，在东北地区独占鳌头，在全国也很有影响，以北塔出土文物为例，北塔博物馆藏文物近万件。三燕、北魏、隋、唐、辽五个历史时期文物都有、绝大多数是精品、孤体。经专家鉴定国家级文物3件，辽宁省仅有10件。现例举几件：

　　1、鎏金银舍利塔。佛塔起源于印度，初为安葬舍利的坟墓，体积大小不等。流传到中国以后，融入中国传统建筑风格，逐渐发展为楼阁式高塔，但其功能没有改变。舍利是佛塔的核心，也是镇塔之宝，其他珍宝均为“供养”舍利的贡品。

　　2、金银经塔1件。以金、银、铜、珍珠制成。分为炉盆、莲座、塔身、顶盖四部分，高39厘米。炉盆铜质，浅钵形，平底，盆内残存棉绢类物灰烬。盆上覆盖豆座形连弧边银盖，盆与盖间有空隙。盖上铆接十四瓣仰莲银座，平沿外展，座内置单层八瓣金莲叶，座上安塔身。塔身由四重金、银片制作的圆筒套装而成，内藏银经卷。从外向内，第一重金质，高20、直径12厘米，外表銮刻大日如来坐像和八大灵塔，塔身刻写塔名。第二重为银筒，高22.2、直径11.1厘米，銮刻三尊菩萨，披袈裟，戴华冠，系璎珞，结契印，坐于莲台上。第三重金筒，高13.5、直径8厘米，刻一佛（大日如来）八菩萨及3行题记：“重熙十二年四月八日午时葬像法只八年提点上京僧録宣演大师赐紫沙门蕴珪记”。第四重银质，素丽。经卷由7块银片连接后卷成筒形，全长3.622米、宽11.3厘米，刻写梵、汉文佛经咒语：《大宝广博楼阁善住秘密陀罗尼请一切如来真言》、《法舍利真言》、《五如来真言》、《梵本般波罗密多心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汉文译本）、《佛说佛顶尊胜陀罗尼》、《佛说菩提场庄严陀罗尼》、《一切如来大乘阿毗三摩耶百字密语》、《佛说大乘圣无量寿使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圣千手千眼观自在菩提摩珂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末尾写《法舍利偈》：“诸法因缘生，我说是因缘，因缘尽故灭，我作如是说”。经塔顶盖用金片制成，八角帽顶形，上面凸起八瓣半敷莲花形，上下面饰珍珠，顶安一颗大珍珠。

　　3、波斯玻璃瓶。在北塔天宫出土的各种供佛物品中，有很多产于西域的各种玻璃制品，其中，产于伊朗的波斯玻璃瓶（又称执壶），非常珍贵。此瓶由透明玻璃吹制而成，造型非常奇特，整体似一只昂首蹲坐之鸟。圈足厚而外撇，腹似卵形，最大径在下部，上部细收为颈，平口略大于颈，一端尖出似鸟首状流，金质子母口式盖，用金丝穿绕在执柄上端。环形执柄，柄上扳住如鸟尾。通高16、腹径8.5厘米。令人称奇的是，该瓶的内底上又立一小瓶。长颈，弧腹，一侧有执柄，呈谈蓝色。高约4.3厘米。

　　这件文物做工精致，极轻薄，呈淡绿色，晶莹剔透，是产于古代波斯地区的玻璃珍品，反映了崇尚佛教的辽国与伊斯兰世界的贸易往来和密切联系，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实物见证。有学者认为“器形与伦敦维克多利亚和阿拉伯特博物馆保存的一件相同”。“这种形式的伊斯兰玻璃执壶在国外也有发现。但如此完整且瓶中套有小瓶者，据目前所知，可能是罕见的孤品”。

　　4、七宝塔1件。置于天宫石函后半部，内藏木胎银棺及棺内的金舍利塔等。由6块石板组成的石函，由于地震、雷击、火烧、风吹等自然破坏，破损特别严重，底板断为８块和若干碎片顶板裂成2块，侧面石板大部分剥蚀。因此，七宝塔（也包括天宫其他文物）上的木质等所有易燃物，皆烧毁无存，加上穿缀串珠的银丝大多锈蚀残断，使宝塔散架、塌毁，塔上各种饰件散落，少量饰件还从底板缝隙掉入塔心室而遗失了。此件文物曾经误称“宝盖”，经过初步修复之后，其原貌大体上显现出来，又经分析、查证，原来它是佛经中所说以佛家“七宝”（诸经论所说稍异，有金、银、琉璃、玛瑙、砗磲、再加上珍珠、玫瑰，玻璃，珊瑚、琥珀中的两种，合为“七宝”）装饰而成的“七宝塔”，又称“多宝塔”。《妙法莲花经.序品第一》说：“尔时佛放眉间白毫相光，照东方万八千世界，……复见诸佛般涅槃后，以佛舍利，起七宝塔。”《妙法莲花经.见宝塔品第十一》云：“尔时佛前有七宝塔，高五百由旬，纵广二百五十由旬，从地涌出，住在空中，种种宝物而庄校之。五千栏楯，笼室千万，无数幢幡以为严饰，垂宝璎珞宝玲万亿而悬其上。四面皆出多摩罗跋 檀之香，充遍世界。其诸幡盖，以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珍珠、玫瑰、七宝合成，高至四天王宫。三十三天，雨天曼陀罗华，供养宝塔。余诸天龙、夜叉、乾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侯罗伽、人非人、等，千万亿众，以一切华、香、璎珞、伎乐，供养宝塔，恭敬、尊重、赞叹。”据《经》中所说，此宝塔中有东方宝净世界多宝佛全身舍利，多宝佛又于宝塔中分半座与释迦牟尼佛，二如来结跏趺并坐于塔中。

　　5、金舍利塔1件。金片制成。方形单层檐式，高11厘米，重269克（含内藏物）。塔基座为三层平台式，底边外展，台面銮刻云纹。座上置单层八瓣金莲座，满饰花瓣纹，上承方形塔身。塔身四角刻出圆形倚柱，四面及北侧内面各刻一尊坐佛，合为五方如来，皆头戴宝冠，手结契印，结跏趺坐于莲座上，两侧饰祥云。塔身四周莲座上立有栏杆，前面开门，栏板，望柱俱全。单层塔檐，脊上和檐下饰珍珠流苏及云形金饰，刹顶置金莲座，座下饰珍珠，上安金宝珠。塔身内藏玛瑙舍利罐，罐下垫一玉璧。

　　6、金盖玛瑙舍利罐1件。藏于金塔内。罐平底鼓腹，小口圆唇，金盖金链，盖上刻纹精细。通高4.5、腹径4.2厘米。罐内藏舍利2粒、鎏金珍珠5颗。舍利大小如米粒，呈红褐和乳白色，有光泽，经高僧鉴定，确认为佛真身舍利，属佛家至宝。其中乳白色舍利于1992年维修中重葬天宫内。舍利罐以质地精良之玛瑙精工制成，造型端正，极其莹润华美。罐底托玉璧，青玉，光滑，直径3.4、厚0.3厘米。

　　7、木胎银棺1件。木板制成，外面包钉银片，舍利金塔原置于棺内，木板已烧毁，现存4块银片，边缘存有银钉。银片大小两种，大者宽33—33.1、高17—18.1厘米。从出土情况来看，银片应钉在棺之四面，棺为一头略大而高的长方形，复原后应略大于银片。一大银片线刻释迦牟尼涅槃像。释尊头南足北，头枕右手，侧卧床榻上，表情安详、恬淡。床侧天人异众皆作哀恸之相。床后有娑罗双树，右上方置锡杖、钵盂。床脚站立护法天王一尊，身着甲胄，双手持弓箭，足踏二夜叉。北侧银片线刻法、报、化三身佛，头上有宝盖，手结契印，结跏趺坐在莲座上，座下置莲盆。西侧银片线刻帝后礼佛图。释尊双脚下垂，坐于莲座上，阿难。迦叶二弟子侍立两旁，作帝王形象的梵王和贵夫人形象的帝后跪于佛前。右侧刻手持宝剑的护法天王。

　　朝阳佛教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最广

　　中国社会科学院黄心川研究员说：“朝阳文化底蕴深厚，特色突出，保存完整，是中原文化、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交融的重要结点，对于北方佛教文化及至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佛教史的研究将提供有力的佐证，具有可填补中国佛教史空白这样举足轻重的学术价值。”事实充分佐证了这一论点，历史上，朝阳佛教东传是先在东北地区传播，进而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

　　著名考古专家郭大顺先生研究指出：关于朝阳北魏思燕浮图在东北佛寺建筑中地位和影响，主要从佛寺布局上有所反映。经多年钻探，已在北塔北部10米处发现夯土台基，可知朝阳思燕浮图是与洛阳永宁寺相近的塔近中心的布局，但朝阳思燕浮图的建筑年代（约公元480年）要早于永宁寺塔（公元516年），也要早于另一个塔近中心的平壤岩里废寺（公元498年）。辽宁朝阳发现的五世纪后期兴建的思燕浮图，是现知距离高句丽最近的一处以塔为中心的佛寺。可见东北亚地区佛寺布局及崇拜观念也经历了以塔为中心到以佛殿为中心的演变，从已知实例所了解到的具体过程为：由前述公元五世纪后—六世纪初的塔近中心到塔移殿前（公元六世纪中—公元六世纪末，如韩国忠清南道扶余军守里废寺、日本奈良飞鸟寺和大孤四天王寺）、塔寺东西并立（公元七世纪—七世纪后，如日本奈良川原寺和法隆寺）、佛殿居中，东西双塔（公元七世纪末，如日本奈良东大寺）这样的较为系统连贯的演变过程。而北魏时期的朝阳北塔是在东北亚地区佛寺中目前所知时间与布局都最早的一个实例，可见其在东北亚佛寺布局以至佛教从北路东传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史载前秦苻坚于公元370年灭前燕，尽据燕属辽东、辽西之地，于龙城（又称和龙）置平州昌黎郡。前秦占据东北后，便与高句丽进行了政治、文化交流，于公元372年和374年两次向高句丽输入佛教。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龙城历来是中原通往东北的重要通道，前秦使者和僧人应当经龙城而至高句丽丸都城的。

　　从佛教装饰图案等方面进行比较，高句丽比慕容鲜卑的略晚，并明显受到了三燕的强烈影响。朝鲜半岛装饰佛教题材的壁画墓，以朝鲜安岳3号冬寿墓为最早，其次是南浦市德兴里发现的幽州刺史慕容镇墓。冬寿墓墓室藻井上绘有彩色莲座、莲花、舒叶等边饰花纹。著名考古学家宿白认为，这些纹饰都是我国六朝以来佛教艺术的装饰课题。墓主人冬寿，本是辽东平郭（今辽宁省盖州）人，曾在前燕慕容皝时任司马，后因内讧，于晋咸康二年（公元336年）逃往高句丽，死于晋永和十八年（公元357年）。从墓室藻井装饰佛教图案推测，冬寿应该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虽然死后葬在朝鲜，但墓葬所反映的却是前燕文化习俗。

　　幽州慕容镇墓，在墓室墨书题记中自称“释迦文佛弟子”。慕容镇乃鲜卑人，死于公元408年，终年77岁。

　　在辽代，佛教天台宗再次由朝阳地区传入朝鲜半岛。高丽王朝文宗的第四子、僧统义天（公元1055—1101年），在宋哲宗佑元年（公元1086年）入宋求法，再次将天台宗传入朝鲜。他在宋代看到天台宗僧戒珠写的论禅教关系的《别传义》（后人称《飞山别传义》，戒珠葬于飞山）十分欣赏，特为写跋，其中提到：“近者大辽皇帝诏有司，令义学沙门诠晓等再定经录，世所谓《六祖坛经》、《宝林传》等皆被焚，除其伪妄条例，则《重修贞元续录》三卷中载之详矣”。从时间推测，他所说的大辽皇帝就是辽道宗。

　　由此可见，佛教文化在由西域和中原传入东北地区，并由东北向朝鲜和日本的传播过程中，龙城确实发挥着重要的黄金纽带作用。

　　朝阳佛教文化在北方民族融合中作用最大

　　历史上朝阳境内先后有山戎、东胡、匈奴、乌恒、鲜卑、库莫奚、契丹、靺鞨、蒙古、女真、汉族等诸多民族繁衍生息。朝阳地域是汉族与其他民族交错杂居、相互交往、共同生活之处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必然存在诸多的矛盾，那么，掌控者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又如何使各民族的人和睦相处。他们在实践中找到了法宝——宗教。

　　我国古代北方各族中盛行一种原始宗教萨满教，即对自然神的崇拜，并有专职事神的萨满，萨满通称太巫，地位最高，通常在皇帝身边为祭祀礼仪服务。大巫通常为达官贵人家祭祀礼仪服务。巫专司一般礼仪。而汉人信奉儒、释、道。中原的宗教传入北方民族，统治者首先接受的是儒，学习汉人用孔孟之道，治国平天下。其次是佛教，于是北方民族就将萨满教仪逐渐融入佛教之中，萨满化了的佛教就成了杂居的汉族和北方民族共同信奉的宗教了。

　　在劝人为善，普渡众生，四海之内皆兄弟，和谐共处的教仪下，当然会化解诸多矛盾，维持社会的安定，以邻为善，和睦共处，久而久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方立天教授说：“隋唐时期佛教宗派林立，盛极一时，可谓中国佛教最富创造力的巅峰时期，而朝阳众多保存完好的辽代佛教文物，足见朝阳当时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可以这样讲：朝阳佛教文化在促进我国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佛教的两大主流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在朝阳交汇，并在较长时期里和睦相处、相融相伴，堪称典范。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杨曾文教授说：“诸多史料、实物足以表明，朝阳堪称辽金佛教文化的‘标本’，是北方佛教文化传播路线上的重要结点，朝阳佛教对促进我国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和国家政权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孟昭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