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疆吐鲁番出土剪纸为例

　　作者简介：刘超（1988.07-），男，汉族，山东肥城人，本科，四川大学艺术学院,

　　研究方向：美术史论、美术思潮

　　通讯地址：四川大学（江安校区）艺术学院 邮编：61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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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剪纸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剪纸，本文以新疆出土剪纸为例，从历史和民俗传承关系的角度，通过分析归纳早前剪纸艺术的造型特点并对其形成原因进行溯源，发现新疆地区剪纸艺术已经与佛教文化和中原文化融为一体，并且与原始艺术（原始岩画和原始彩陶图案）存在着密切的继承和发展关系。

　　关键词：

　　剪纸艺术 造型特点 新疆出土剪纸

　　一、新疆出土剪纸介绍

　　对鹿团花剪纸（北朝）

　　1959年10-11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东疆文物工作组在吐鲁番县火焰山公社阿斯塔那村北区发掘了六座古墓葬，出土剪纸三件:①TAM303出土剪纸一件，土黄色纸剪成圆形图案。图案外圈作齿轮状，内圈环状排列着八个对称的镂空菱形，中心为莲篷形，莲篷核心的圆孔及其周围等距离环形排列的八个小圆孔象征莲子。[㈠] ②TAM306出土剪纸二件，均残，一件蓝纸剪成，图案同上;另一件土黄纸剪成六边形，每边上各有立尾梢相连的对鹿。该墓散布着一些被剪成菱形或束腰形的小纸片，其中有文字的十四片， 四片可拼合，存字三行，似为契约之类，年款为“章和十一年辛酉岁正口(月)”[㈡]《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12(民间玩具、剪纸、皮影)》图136刊载了TAM306出土的对鹿剪纸彩色照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贾应逸先生撰写的说明文字如下:“六边形对鹿剪纸，北朝，纵10厘米.横10厘米。这件剪纸1960年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出土，残存一小部分，系土黄色纸剪成。其中心已无法分辨，仅见一段弧形，余为几何形图案，可复原为六边形。每边上各立相背的二鹿，两鹿尾梢相连，四肢直立;其中一鹿头上还残

　　存一叉角.浑厚而美丽。”[㈢] ③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贾应逸先生报道，1960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出上一件隋代“猴形团花图案剪纸”。此件剪纸系用土黄色纸剪成，直径26厘米，“中心为圆，周围是层次重叠的八角形，再以圆圈围绕，圆上站立一圈猴

　　子，外绕以锯齿状圆圈。出土时残存中间圆圈的大部分和四只猴子。相邻的一对猴子相背而立，两尾相连，又回过头来相对而视;上肢相连，一高举，形象生动，显示了艺人的巧妙构思。”[㈣]此件剪纸虽然未见正式发掘简报，但系发掘和收藏单位发布的消息，故当正式报道视之。 4、1966年至1969年，新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在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区发掘古墓105座，其中67TAM88出士圈形图案剪纸二件。该简报只附刊了两幅出土剪纸的黑自图版（原图_二六、二七)，未见任何文字描述。[㈤]《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新疆维吾尔尔自治区博物馆贾应逸先生扭写的说明文宇指出:“两件团花勇纸是将纸折吸数次后.再剪成四面均齐的几何形图案。两件均为圆心菊形。出土于墓葬。是死者的随葬品.作为祭莫鬼神，慰籍亡魂的。1967年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从图形比较，可以看出这两幅剪纸即是157TAAl88出土的那两件剪纸。

　　二．造型特点

　　1、造型的完美性

　　中国民间美术图形追求圆满、美满、美观、和谐的内在本质，构图充实丰满，具有独特的造型方式，剪纸也不例外。新疆出土的剪纸并不注重透视、比例等方面的表现，古人们将自己的观察、分析、想象的形象刻绘出来。如莲鹿团花剪纸、莲猴团花剪纸，无论是鹿还是猴，它的四肢，身体的每一个面都表现了出来。在古人们看来，如果缺少某一样东西他们就会觉得画面不完整，而不完整的造型肯定是不美观的。关于古人的这些想法，虽没有文献记载，但就剪纸艺术的传承性来看，我们可以根据现代剪纸一人的聊天内容推测古代认得“创作”思维。一个农夫在解释她的剪纸作品是说：“我站在耙上向左边一晃就看到牛的腿朝那边，往右边一晃就看到牛的腿朝这边。”从他的解释中，我们可见一斑。

　　2、表达的装饰性

　　远古时期人们对自然、对生命的理解被披上一层神秘而朦胧的面纱，在迷茫中顽强的追求着自己的希望和理想，在吉祥图案中体现为对美的追求，一对表现题材的超越自然地装饰性。中国的早期的剪纸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制作者不自觉地以意象或象征的装饰变形手法，在实践中摸索，创造了适合纹样、单独纹样、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等装饰造型模式，并总结了装饰造型的审美原则与法则，如对立与统一，对称与均衡，虚形与实形，重复和多样等。这六副北朝团花剪纸，均用折叠剪纸方法剪成。所谓“折叠剪纸”简称“折剪”，就是将纸折叠多次，然后在单元上剪镂纹样，展开后既为若干对称的形纹构成的图案，宛如万花筒。折叠剪纸可以适合正方形、长方形、菱形、圆形、花朵形等剪成连续图案、折剪成圆形的图案叫团花。其风格匀称、均衡、圆满，象征完美之意，一般用于佛道贺喜的吉礼和葬礼。由于图案题材多为吉祥物，所以团花又称为“祥花”“喜花”。折剪形式起源于中国古代彩陶、青铜器上的对称连续图案，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被大量用于佛教装饰艺术中，并被创造性的运用到剪纸中。可以说，北朝的团花剪纸，开创了中国折叠剪纸的形式。[㈥]

　　3、图形的平面性

　　由于剪纸的手段局限，只能在平面上用剪刀剪，或用刻刀刻或者手撕，只能做出一种平面效果。剪纸的魅力在线条，有的线条浑厚，稚拙，有的线条严谨、灵巧，有的用阳刻线形成刚毅而富有弹性的风格，有的用阴线刻线产生低沉而圆润的效果。民间剪纸艺术虽然受工具的限制而做的平面化，但是在内容的表达上却不平，处处可见古人们的立体型思维。[㈦]

　　4、纹样的抽象性

　　在新疆出土剪纸中，图案表现都比较抽象。这种抽象性代表了民间美术审美意蕴中一种独特的风貌。艺人们将自然的形态进行归纳、比较、分析，抽出其内在的精神，而忽略其具体的形象，以抽象的方式表现具象的结果，通过这种抽象的方式，表达人们对世界万物中某些形态的理解，表达人们心目中的理想与希望，所以当人们面对它时，都会在心理上产生一种类似的表现的情感感应。如植物纹莲花，动物纹猴、马。

　　三、渊源考证

　　上述吐鲁番出土剪纸，均为鞠氏高昌王国时的作品。TAM303墓中，此墓出土烧砖制墓志一方，朱书四行墓志铭:“和平元年辛末，一口(月)三日，虎口(牙)将军、令兵将、明威将军、民部参军赵令达墓”又据该墓出土三幅人首蛇身(伏羲女蜗)绢画的左上角有墨书“赵季”二字，可知墓主赵令达，又名赵季。季，可能是排行，即老么。虎牙将军、令兵将、明威将军、民部参军是赵令达的官衔。“和平元年”，为鞠氏高昌王国鞠口口和平元年，相当于西魏大统十七年，即公元551年。鞠氏高昌王国，是我国中古历史上建立在今新疆吐鲁番地区，以汉族人为主体组成的封建割据王国。这个王国从押嘉承平元年(公元502年)起，经南北朝、隋、至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为唐太宗统一，历十一王，共139年。高昌王国是金城愉中(今兰州市愉中县)鞠氏建立的封建割据政权，“彼之毗庶，是汉魏遗黎”，“其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即主体文化应是中原传统文化。我们研究吐鲁番剪纸，应从中原传统文化的“大同”着眼。同时，我们也应注意高昌地当中西交通要道，史载汉为车师前王之故地，北魏和平元年为蠕蠕(柔然)所并，鞠嘉曾臣伏高车、毗哒，隋开皇十年突厥破高昌四城，高昌王伯雅的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因此中西文化、古代北方各民族的文化在吐鲁番均有所表现。

　　1.中亚佛教文明影响

　　从新疆出土的古代早期剪纸中不难看出，从内容、形式和应用大上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如南北朝五幅团花剪纸中的鹿、猴、莲花、光环、宝塔等，都是佛教图案中常见的。这些剪纸可能是用于佛洞穿顶花，因为它的形式与新疆石窟弯顶壁画十分近似。从东汉末期以来，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到魏音南北朝时期，新疆已成为佛教兴盛的地区，各民族上至士大夫，下至庶民都“俗喜鬼神而好佛。”埋葬剪纸，寓意招魂的习俗，就是当时意识形态的反映。《封氏闻见记》卷六纸钱记述:“后代既宝钱货，遂以钱送死，汉书称盗发孝文园座钱是也，率易从简更用纸钱。”《荆楚岁时记》中记载:“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杜甫《彭衙行》也有“暖汤灌我足，剪纸招吾魂”的诗句。从新疆出土的晋至唐代殉葬品中，就发现有纸钱、纸人等，而且纸人数恰为七枚，进一步印证了文献记载，说明当时人们将剪纸作为死者殉葬品，是用于崇信佛教、祭奠鬼神。

　　莲花团花剪纸 北朝

　　莲花又名荷花、芙蓉、水芙蓉等、是佛教的圣花，传说佛祖释迦牟尼降生后即行七步，步步生荷；尚有鹿母夫人生莲花之说；释迦牟尼讲经说佛就结跏趺坐在莲花台上；观世音菩萨，更是坐在白莲花上，一首执着一朵白莲；佛经把佛国成为“莲界”，吧寺庙称为“莲舍”，把和尚的袈裟称为“莲服”，把和尚行法手印称为“莲花合掌”，至于和尚手中使用的“念珠”，也是用莲子串成。莲花成了佛国的象征。[㈧]佛教中的莲花，象征着圣洁、生殖、祥瑞、福祉等。据考古学家研究，莲花，是我国古代装饰中最早见到的植物纹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和陶器上就出现了莲花图案。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后，由于佛教崇拜莲花的缘故，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莲花成为各种佛教艺术器物之上的常见图案纹饰，尤以莲瓣形纹为多。莲瓣纹形式多样，或圆头莲瓣，或尖头莲瓣，或菱形莲瓣，或三角形莲瓣，或人字形莲瓣，或束腰形莲瓣等。北朝团花剪纸中，莲瓣是菱形、三角形、人字形、束腰形纹样。这三种形纹都象征女阴。含有生殖繁衍之意。

　　佛教文明在西昌国地区的影响深远，在出土剪纸中都有体现。对于剪纸造型上，也有佛教教义的阐释。

　　2、中原道教文化的影响

　　人与自然和谐存在的“生生”韵律,既是生命肌体与感性的存在,对人的存在而言还应该显示精神性的存在,因为人的实践与灵性不是凭空而就的,而是由天地阴阳之气聚合生化而来。《淮南子·精神训》云:“夫精神者,所受于天也;而形体者,所禀于地也。”精神与形体共融乃天地之精气的集萃,但精神与形体又各有所出,天地之气与人身之气存在着生态同一性,因此人能以自己的生命精神感应自然万物的发展变化,与自然万物产生共鸣,产生由生命的共通感而生成的生命感应性,方可润化和谐存在的生态关系,而人类润化这种关系的至高之法,所获取的至深的生命体验,或者是活动状态,就是艺术与审美。

　　“阴阳刚柔”与“万物化生”所体现的生命智慧不仅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成为中国文艺思想的又一个理论支撑点。中国文艺思想中充蕴着丰厚的生命精神,而其中对自然的指认,对生命的化生及生成的深层次体验,对气韵流动与阴阳转换节律的深度体认及诗意性的呈现,就使这种生命智慧又必然润化着人的审美理想。“阴阳刚柔”与“万物化生”的智慧作为生命思想的所指,必然使中国文艺具有了独特的精神气质、生命色彩与诗性智慧,这就确立了中国文艺以人的生命体验为中心的价值基础和以表现生命的诗意和形而上的境界为动因的独特的生命艺术范式。

　　在魏、晋以后，北方战乱频仍，秦凉诸州秩序较中原安全，文化世家多奔凉州避难，故文化学术此地保存也较中原为多。陈寅格先生首发其覆，指出:“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高昌翔氏系金城榆中人，西北一隅保存的中原文化又赖其在吐鲁番建立的高昌王国得以继续发扬。显然，中原地区的道教思想也随即带到高唱地区。阴阳相合、相生，化生万物，其基本的哲学观念是一个统一体，人类对生命的崇拜以及生命的永生意识是永恒的。[㈨]人类的思维方式是人类自身及自然万物中“观物取象”，其愿望是“生者长寿，死者永生。”在古墓中发现的这些剪纸是作为冥器埋人墓葬中的。依据中国民间传统习惯，逢年过节，喜庆日子，打扫清洁以后，例贴上窗花，其意义不外招祥纳福和辟邪驱怪两种。团花剪纸大都贴在门窗上，因而镂空和透明是其必要条件。吐鲁番出土的六件团花剪纸的图案，应该说都是墓主生前装饰门窗的窗花图案，只是颜色可能为红色。对鹿和对猴的象征意义已如上述，是作为吉祥物使用，具体说是祈求福禄。莲花图案剪纸作为窗花主要取其“丰饶—富裕”的含意，引申为连生贵子、长寿健康，可以说是一种求寿的吉祥物。菊花图案团花剪纸，是求寿辟邪的吉祥物。车轮图案剪纸贴在门上，为“轧恶人脑”，主要功能是辟邪驱怪，也有招财进宝的含义。从这些图案的隐喻含义中我们可见道家的思想对此地区文化的影响深远，在造型内容上也显示了中原汉区的道教文化特征。

　　3、原始艺术的影响

　　中国民俗剪纸艺术作为民族的文化现象，在其产生之前，必然在艺术特点上有相似的母胎形式给以直接的启发和影响。也就是说，在产生之前即已滥觞和孕育。原始岩画、原始彩陶、原始透雕，夏商周青铜器就是它的艺术圆头和先河。

　　在原始岩画中，为了容易塑造平面形象，原始岩画作者抓住物象的基本形态，进行高度的简化概括。岩画的制作技法有凿刻法好涂绘法。造型一般以影像为主。所谓的影像，就是将物象的基本形态凿刻或平涂成平面影子，也有用凿刻或绘画的方法刻绘出物象的基本形态，外轮廓线好形体内部结构线。线条简单、粗糙、幼稚，犹如儿童简笔画。原始岩画作者在塑造形象时，往往要突出物象的主要特征，强调夸张的变形，不考虑物象的透视好比例。如刻画大象，则突出夸大其胖体长鼻，刻画山羊，则突出夸大其叉角；刻画老虎，则突出夸大其凶猛的头。宁夏贺兰山有副岩画，老虎头比身躯还要大，内蒙古阴山有幅岩画，山羊的叉角呈五条弯曲的长线从头部一直延伸到臀部。原始岩画作者在组合不同形象时，也不考虑自然物象的比例关系，只要自己认为是重要的物象，就随意夸大。如四川珙县岩画，有一幅《打猎图》，猎物鹿的形象，甚至比人的形象还要大。

　　陕西剪纸

　　阴山岩画车驾图

　　原始岩画的这些造型特征，被剪纸所继承，在造型上，造型夸张，物象生动，在传情达意上也是不注重透视，几乎把物象的各个面的面貌如实的塑造，产生一种不同于其他民间美术的造型方式。如对岩画象征寓意的延续，在剪纸中也有所体现。成对的猴子，象征着封侯，成对的鹿象征着福禄双全，莲花象征着纯洁，来世等等。在雕刻技法上，对于影响透空的造型意识早在新石器时期已经产生。

　　四、总结

　　以目前的出土的剪纸来看，新疆出土的剪纸是最早的，但不能说明剪纸就诞生在此时。因为自剪纸技术的运用上都已经很成熟，而且纸也普遍使用。但是，新疆吐鲁番出的剪纸依然是早期剪纸的代表之作，其造型的完整性、表达的装饰性、图像的夸张性、图案的平面性这些造型特征，与其所处的地域文化有很深的关系，既有来自中亚的佛教文化的影响，又有中原道教的影响，同时还受本地原始艺术的影响，各种文化共同交织在一起，共同促进了剪纸艺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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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发掘剪报》，《文物》 1960年第6期。

　　[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发掘剪报》，《文物》 1960年第6期。

　　[㈢] 《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12(民间玩具、剪纸、皮影)》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8年9月第一版

　　[㈣] 《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12(民间玩具、剪纸、皮影)》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8年9月第一版

　　[㈤] [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葬群发掘剪报（1963-1965）》 。《文物》 1972年第一期，

　　[㈥]《中国民俗剪纸史》陈竞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8月第一版105页

　　[㈦] 此点见本文的造型特点1 造型的完整性

　　[㈧] 李志炎、林正秋主编：《中国荷文化》第110页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5年

　　[㈨] 江玉祥 “吐鲁番出土剪纸研究” 出自《中国民间剪纸研究》陈竞主编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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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壹]

　　[1] 《中国民间剪纸研究》陈竞主编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

　　[2] 《剪纸文化》 王光敏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一版

　　[3] 《中国民俗剪纸史》陈竞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8月第一版

　　[4] 《中国民间美术观念》吕品天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

　　[5] 《中国民间美术概要》周旭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6月第一版

　　[6] 《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8年9月第一版

　　来源：中华美术网 作者：刘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