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云：人性本明，如宝珠沉溷水中，明不可见。去了溷水，则宝珠依旧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处。只是这上便紧著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游兵攻围拔守，人欲自销铄去。

　　朱子集前代道学家之大成，从中自可看出横渠、明道、伊川之影响。朱子以为心中之性，具天下万物之理之全体大用，穷天下万物之理，即穷吾性中之理，穷到极处，自然顿悟。阳明先生年轻时格竹子，格出病来，非怪朱子，应怪自己误解了朱子。格物之物，应是动容周旋待人接物，非一物件矣。

　　佛家也讲性之全体大用，有真如、实际、般若等名，然朱子以为佛家以性为空，儒家以性为实。《心经》中“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华严宗也讲“理事圆融无碍”，色虽无常，缘起缘灭，为幻有，与真如不二，此等全是需要证悟，无禅定功夫，焉能证得？如能证得，何妨入世干出一番事业？怕就怕在从理上争论不休，如说食数宝，了无益处。

　　朱子以为佛家言性如告子生之谓性之说，能视听言动底皆是性，诚然，然能令六贼（眼儿鼻舌身意）出入无所执著，而性王明明不动，岂易事哉？儒家重人伦责任，佛家亦重，然佛家出世法，儒家不具，不具而不知学，不知其可也。

　　陆象山与朱子同时，为学与明道相近。仁义乃人之本心，蔽于意见、私欲则失其本心，批评儒家同样是出世以自私，“惟义惟公故经世；惟利惟私故出世”，佛家是否自私，前文已辨之。此再明之，当今之世，做一无事僧其实不能，法事不断，若定力不强，和凡夫无别，若定力强，何妨入世？至于人伦责任，乃戒律及经教一再所讲，比如佛教人报四重恩：国王恩，父母恩，菩萨恩，众生恩。至于披袈裟而行魔事，和释迦牟尼佛所教无关。

　　阳明言心，“只是一个灵明”，发为良知，吾人顺此而行即可，不可稍有“拟议增损于其间”。否则便是明道所谓“自私用智”，而佛道正在于“自私用智”。阳明言，佛氏不着相，其实着了相，吾儒着相，其实不着相。“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个君臣父子夫妇著了相，便须逃避。”其实出家修行之苦远大于君臣父子夫妇之累，出家者并非逃避主义者，《四十二章经》言：学佛乃大丈夫所为。从释迦牟尼佛和一些大德高僧的出家因缘可知。阳明讲物来顺应，不要著一分意思，和佛家讲无所执著便一样了。阳明讲佛家著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无善无恶，佛家是讲菩提、真如之境界，在修行地位，仍须“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至于“治天下”，非佛家所长，如人人皆学佛，世界自然太平，然终究只是一理想。佛菩萨在世，犹然不能。何况佛菩萨皆依众生而立，如无众生，即无佛菩萨。只是一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只是一个“大悲三念”，即一、众生信佛，佛不生欢喜心，常安住于正念正智，是第一念住。二、众生不信佛，佛也不生忧恼，常安住于正念正智，是第二念住。三、同时一类信，一类不信，佛知之亦不生欢喜与忧戚，常安住于正念正智，是第三念住。

　　人带无始以来之习气一出世，即面临许多分别，国家、家族、乡里、性别、贫富、体格、智力，等等，为生存发展，谁也不敢怠慢，某伟人言“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是硬道理”，皆迫不得已矣。

　　阳明言良知之体如明镜，随物见形，而明镜曾为无留染，并同意《金刚经》“无所住而生其心”。又言“性即人之生意”，罗钦顺（字整庵）批评阳明“以知觉为性”，为佛氏之说。后人指出陆王较朱派为近禅，迨有自乎？

　　后世学者，王龙溪、王心斋、罗近溪、李卓吾、金圣叹，直至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熊十力、马一浮、章太炎，等等，佛学修养无不深厚，想必与人生密切者，儒道之外，佛学不可或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