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戏曲简介】佛教与中国戏曲有着密切联系。魏晋后，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佛教形象、佛教仪式及佛教思想逐步融入早期戏曲中，促进了中国戏曲的发展。

　　佛教影响中国戏曲最主要的是佛教史实，诸如出自佛经的故事以及观音显迹、僧尼高风、僧俗交通、神僧异行等，这些内容作为戏曲创作素材，丰富了戏剧的内容。

　　据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元节》载：“七月十五日，中元节……自过七夕，便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倍增。”“目连救母”为佛经故事，在我国民间流传久远。唐代即有《大目连犍冥间救母变文》，说的是目连之母刘氏，生前悭吝作恶，死后堕入地狱。目连是个孝子，他求佛救度其母。佛祖让他每年农历七月十五设盂兰盆会，这样便能使其母得救。后来母子同升天界。这出戏在当时能连演8天，可见情节已较为曲折复杂。剧中将佛教关于轮回报应、冥界地狱、礼佛敬僧的理论与儒家所主张的孝道结合起来，成为中国古代戏曲中以佛经故事为题材、影响广泛的一出戏。在宋代戏曲剧目尚不多、排演经验亦不足的情况下，这样的连台戏对戏曲剧本创作和表演有重要借鉴作用。目连戏内涵丰富、生命力极强，在不同社会形态下均得以保留，是佛教与中国戏曲结合的代表作之一。

　　中国戏曲在佛教的影响下，产生和保留最多的是观音戏、目连戏、布袋和尚戏、达摩戏、济公戏、度脱戏、西游记系列戏以及众多的高僧、神僧戏等。这方面的作品有关汉卿的《泗洲大圣锁水母》、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李寿卿的《月明和尚度柳翠》、尚仲贤的《洞庭湖柳毅传书》、郑廷玉的《布袋和尚忍字记》、李好古的《沙门岛张生煮海》、杨讷的《西游记》等50余部。

　　《月明和尚度柳翠》，从主题到细节都取自佛教，可以看作是借佛教内容增强戏曲艺术效果的一个典型例子。剧中讲述南海观音净瓶中的柳叶，偶染微尘，被贬到人间，转生为美女柳翠，在杭州沦落于风流场中，罗汉月明奉命化身和尚度化柳翠。该剧宣传了佛教清净生活的美好和超脱尘俗的精神。情节充满人情味，有些对白还颇具哲理。

　　《布袋和尚忍字记》讲汴梁富户刘均佐为罗汉转世，他积钱守财，自私自利。弥勒佛化为布袋和尚前往开导，终使刘均佐信佛，并成为护法罗汉。这部戏将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与佛教思想结合起来，在宣扬佛教四大皆空超脱思想的同时，又显现中国传统观念和神仙故事情节，语言浅近风趣，比喻贴切生动，情节生动曲折。

　　佛教变文对中国戏曲也有一定影响。六朝时佛教产生了一种佛经讲唱形式，谓之“唱导”，主要是宣讲佛理、演唱佛教故事或史诗传说。南朝梁代僧人慧皎《高僧传》(卷15)说：“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在戏曲的发展过程中，为适应民众需要，又将讲经文改写成白话，以吸引更多的听众。这种具有表演性的变文艺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到了唐代，俗讲已相当发达。这时的俗讲不仅内容广泛，而且听众已遍布各阶层。为适应这种需要，僧、俗作者以原有的俗讲题材为基础，汲取中国古代说唱文学的表现形式、手法，编写出变文，以供俗讲之需，使这种形式自成一体，并相对固定下来。在僧俗作者参与的这种再创作过程中，变文的内容在佛教经义、佛经故事的基础上，逐步增添了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及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题材。前者如《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庐山远公话》等；后者有《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孟姜女变文》等。变文语言通俗易懂、讲唱结合、情节曲折多变、富于传奇色彩，每事均喻佛理，创作意图明确。这些特点对中国的说唱艺术，如诸宫调、鼓子词、弹词、平话的形式和创作手法均有明显影响。如《降魔变文》，讲述佛及其弟子们战胜邪魔的故事，表现了正义者勇敢、坚定、无所畏惧的斗争精神，扬善抑恶，褒贬分明，符合中国民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意识，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类似题材、内容、情节和结构形式的变文，稍加改编，即可成为一出好戏，故南戏、金院本、明清传奇及历代杂剧中，都有由变文演化而成的剧本。

　　佛曲也是影响中国戏曲的重要因素。佛曲是以乐曲旋律配以佛经偈颂谱成的歌曲或描述佛教精神的乐曲。佛曲先于佛教传入我国，在早期的传播和影响上也大于佛教本身。

　　《晋书·乐志》云：“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张骞于公元前139年至公元前119年间两度出使西域，此时佛教尚未传到中原，但张骞带回的《摩诃兜勒》佛曲受到音乐家李延年的重视。李延年将其改编成一组多达28首的军乐，使其艺术价值大增。

　　到南北朝时，佛曲传入的途径增加，数量增多，影响渐广，并日益与中国传统戏曲结合。《隋书·音乐志》载：“西凉者……其歌曲有《永世乐》、解曲有《万世丰》、舞曲有《于阗佛曲》。”《旧唐书·音乐志》也说：“自周隋以来……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典度皆时俗所知也。”在敦煌发现的史料中，唐代佛曲就有200多首。在《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及《佛祖统记》等书中，还记录了不少佛教音乐家，其中少康、文淑、段善本等成就卓著，影响颇大。这些佛教音乐家，在灵活运用佛曲的同时，还注重学习中土民族民间音乐，成为民间艺人和教坊效法的对象

　　凡是宗教，其仪式之原始型态大多含有戏剧之成分，最初系以献神为目的，后则逐渐演变为布教之用途。然佛教略异于此种发展；原本以断尽烦恼、舍离七情六欲为主旨之佛教，于原始佛教及部派佛教时代，排斥一切华丽之戏剧歌曲，至大乘佛教时代始大量采用印度各种神话、叙事诗、通俗文学等，同时以戏曲来宣扬佛教教义。在当时，不仅为宣扬教义而编作戏曲，于寺院演出，且经典亦多以当时之戏曲形式编纂。法华经、维摩经等，即为此类代表作；疑系模仿印度戏曲十种形式中之维有迦（梵vya^yoga ）所写成。真正于佛教戏曲中占首位者，系马鸣所作‘舍利弗之所说’（梵S/a^riputraprakaran!a ）之断片，此为印度戏曲文学最早期之作品。此作品于一九一一年从中央亚细亚吐蕃之贝叶写本中被发现，原有九幕，内容系以舍利弗与目犍连改宗归投释尊之故事为骨干。又传为戒日王所作之‘龙王之喜’（梵Na^ga^nan=da ）五幕戏亦为著名之佛教戏曲。近代印度诗圣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所作诸多戏曲作品中，‘舞者之供养’（Nat!I^rpu^ja^）、‘真陀利’（ Chan!d!a^lika^）二作均取材于佛教经典中之故事。

　　中国戏曲在思想、题材、形式等各方面，受印度文学及佛教经典之影响甚大，如京戏中之‘西游记’、‘目莲救母’、‘白蛇传’等脍炙人口之名作，内容均充满佛教之因果思想；另如佛曲、宝卷、变文及长篇之弹词等讲唱文学，亦受佛偈文体之影响而产生，尤以‘佛所行赞’关于八王分舍?利之一段，俨然戏曲形式之对白，更奠定了元人杂剧之基础。然较具佛教文学价值者，以明、清之传奇为多。其中最著名者为‘劝善金科’、‘归元镜’，前者为钦定戏曲，为源自盂兰盆经之民间传说｜目莲戏，故传播至广；后者全剧分为四十二分，系取华严经四十二字母之义，其中之曲白皆源自藏经之语录，故可视为佛教之戏曲。其他以佛教为主题之著名传奇尚有‘弥勒记’、‘茯苓山’、‘享千秋’、‘无底洞’等。又戏曲中之乐歌部分以佛教为主题者，最早为隋?唐之乐府，如‘普旡佛曲’、‘日光明佛曲’等。刊行于明代永乐年间之‘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乃歌赞诸佛名称之名曲，为散曲中最珍贵之资料，共计南北曲调四百余种，二一七七首。其版本以永乐原刊为最早，永乐十五（1417）至十七年间曾颁行天下，令所有民众赞诵，以得劝恶修善之功德。

　　除上述外，另如‘天雨花’、‘笔生花’、‘安邦定国志’等著名弹词，系源自佛偈之样式体裁；郑廷玉之‘布袋和尚’、吴昌龄之‘唐三藏西天取经’等杂剧，系将佛教高僧之事?迹加以改编而成。另如元代无名氏之‘金水桥陈琳抱妆盒’杂剧，出典为?六度集经卷二、大方便佛报恩经卷三之鹿女故事；李好古之‘张生煮海’杂剧，出典为贤愚经卷八大施抒海品之故事。至二十世纪梅兰芳所编之‘天女散华’，取材于维摩经；尚小云之‘摩登伽女’，取材于摩登伽经，亦皆广受欢迎。

　　日本古典戏曲中，较特殊者有圣德太子时代输入之伎乐及舞乐，其后与民间之散乐互相结合，自此寺院之祭祀行事乃逐渐戏剧化。大抵而言，日本之能剧、文乐、歌舞伎剧等，皆经常以佛教故事为题材，或以佛教思想、赞叹佛德等内容为戏剧主干。例如日本最伟大之戏曲作者近松门左卫门之三十篇歌舞伎脚本中，约有半数即属于有关佛教之剧本。

　　于十六、七世纪时，日本产生所谓新兴商人阶级之黄金时代，戏曲亦随之蓬勃发展。然至德川时代，幕府施行锁国政策，商人或一般民众顿显志气消损；复因寺院僧侣之堕落，渐失民众之尊重，故当时之戏曲中，多以破戒无惭之僧侣为主角，此类剧作有：延命院日当、十六夜清心、法界坊等。明治维新后，佛教界以锐意革新之姿态因应新时代，於戏曲方面亦产生焕然一新之气象，著名之作品有：坪内逍遥之‘役の行者’、森鸥外之‘日莲■说法’、长田秀雄之‘大佛开眼’、武者小路觃笃之‘佛陀と孙悟空’、仓田百三之‘出家とその弟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