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由于统治阶级的推崇，很快在全同各地传播开来，桂林早在隋唐时期便已建有多座佛教寺院，其中建于唐朝的西山西庆林寺为唐代南方五大禅林之一，是古代桂林佛教的活动中心。位于象山附近的开元寺则由于唐代鉴真大师布道于此而名扬古今。

　　“天下名山僧占多”，桂林秀丽幽雅的山水，是佛徒信士们修道参禅的适意之地。桂林的大多数山林都曾留存有佛寺道观的踪迹，有的至今仍香火不绝。桂林的山大多为纯石灰岩，崖石质地坚硬，为摩崖造像提供了优良的条件。在唐代，桂林摩崖造像之风兴盛。现留存的摩崖造像约600尊，主要分布在西山、叠彩山、伏波山、骝马山，其中叠彩山、西山、伏波山的摩崖造像为广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象山、龙隐岩、普陀山也有零星的造像存在。

　　桂林摩崖造像以唐代为主，其次是宋代遗物，大多因山就势开龛造像。由于桂林的山石多裂隙，故而造像场面不大，龛窟小巧单纯，多为1龛3尊，山有1龛5尊、7尊、11尊的，其内容也较单纯。以佛传、佛本生的故事为题材，大多中为佛像，两旁为菩萨及供养者，突出主像。主像多为卢舍那佛、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及送子观音等。

　　桂林摩崖造像最大的高约2米，小的仅数厘米，造像比例适宜，体形袅娜，具有钟灵毓秀、玲珑精致的南方地域特点，与桂林的山体环境十分和谐。这些造像，宗教的神秘色彩较淡，早期佛像的神态气质、衣着装饰受印度本土造像艺术的影响较大，造像精湛。晚唐以后的造像简朴粗拙，明显地融入了汉民族文化的传统艺术技法及民俗特点，具有较多的南方风韵，民族化及世俗化明显，有较强的地域性与写实性。在雕刻技法上多采用薄雕和线刻处理，衣纹流畅，刀法娴熟，达到了较高的艺乙术水准。

　　西山及伏波山千佛岩内的摩崖造像，最具唐代的造像风格。其共同的特点是：面形长而丰满，神态温和慈祥，耳垂至肩，宽胸细腰，身材清秀袅娜，袈裟轻薄贴体如出水状，斜襟飘逸。位于西山观音峰的唐代李实造像，为1龛3尊形式，中为卢舍那佛像。两旁为菩萨。佛像坐高1．2米，佛面圆长端重，耳长至肩，鼻梁略高，目形扁长而温肃，口含而唇微翘，表情和顺。右臂饰钏，右手取触地印，左腕戴镯，左手取定印。衣襟斜披，薄衣透体，袈裟简朴，袒露右肩右胸，肩圆胸实，肌肉匀称，腰腹紧缩，二足结跏趺坐于金刚座上。身后浮刻莲瓣形背光。两旁胁侍菩萨头戴花冠，颈佩饰环，面长颐方，肩宽腰细，全身大部裸露，仅一帛由肩斜披腹下，均侧身向佛，端坐于有梗莲蓬台上。在像龛的左下方，有造像题记为“大唐调露元年(679)十二月八日，隨太师太保申明公孙、昭州司马李实造像一铺”。整龛造像雕刻刀法洗练，线条流畅优美，且又粗朴洒脱，是桂林摩崖造像中的珍品。

　　唐宣宗再兴佛教后伏波山成为桂林摩崖造像最为集中的地方，共有造像36龛 239尊，多为晚唐时期的作品。在还珠洞内有释迦牟尼佛的旃檀佛像，华严三圣及西方三圣像，这些造像面容慈祥，身材高挑，体态适宜，袈裟轻薄，线条流畅，已渐露汉人之相。千佛岩因造像繁多而得名，总体较粗糙，有的甚至尚未完成，其中也有不少做工精湛的。在临江的崖壁上，有龛观音菩萨浅雕造像，像高1.85米，头戴繁密花簪和宝珠花冠，正中有一小化佛，冠旁的宝缯下垂至肩向外飘扬。菩萨面形长圆，神态和善，鼻梁较高，眉如细柳，樱桃小口，头后有两重火焰形头光。细颈蜂腰，胸腹平坦，四肢修长，裸臂，戴项饰、臂钏及珠状手镯。右手下垂提净瓶，左手略举系衣带、帔巾，薄纱透体，衣褶流畅呈U字形，身披璎珞宝珠，腰束罗裙，衣带飘举。两足丰圆外展，亭立于莲瓣基座上。整龛造像，刀法细腻娴熟，形象优美，轻盈潇洒，给人以一种婀娜多姿的美感。在造像旁有“桂管监军使、赐绯鱼袋宋伯康，大中六年(852)九月二十六日镌”的题记。

　　西山和伏波山的摩崖造像在艺术风格上与北方的造像又有许多不相同的地方，带有较明显的印度本土造像痕迹，这说明桂林唐代的摩崖造像技术极可能直接来源于印度，显示出桂林在佛教文化及艺术的传播路线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叠彩山现有摩崖造像23龛98尊，造型风格较为朴拙，浮像较浅，衣饰宽敞飘逸，较为厚重，面肩瘦削，神态忧郁，仍显犍陀罗式造像痕迹，明显地具有宋代造像的风格。留存的造像题记大多是 1064年前后的。

　　此外，桂林的摩崖造像中，还有几尊道教造像：普陀山及仙鹤峰的龟蛇玄武、伏波山还珠洞的道教像及大悲洞旁的玄武大帝像、隐山的老君像等，这些道教造像，多存在于佛寺佛像的周闱，保存良好，这种佛道共存的局面可谓奇绝。

　　桂林的摩崖造像题记不多，但记载了发愿造像人的身份、造像目的以及时间，有助于确定造像群的分期断代，展现桂林造像艺术的发展过程。这些题记书法风格各异，有的逸秀，有的端庄，有的茂实，保存了当时的书法风貌，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