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造像艺术的顶峰——大同云岗石窟纪实

　　时间：2001年12月13日下午6：30分，北京时间14日零点10分

　　地点：芬兰首都赫辛基国际会议中心

　　内容：联合国第25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全体会议评审、表决本年度列入遗产名录单位

　　这是激动人心的时刻，此次会议陈述人享利的助理尤戈博士，两手扶住讲台，声音沉静有力：

　　“关于中国云岗石窟，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云岗石窟已有一千五百年历史，现存佛像51000尊；其二，云岗石窟代表了中国早期造像艺术和佛教造艺术顶峰；其三，云岗石窟造像艺术风格不仅继承了中国优秀民族艺术，而且与健陀罗艺术，阿旃陀石窟艺术产生了融合……”

　　时间牵动着彼洋两岸。一分钟、二分钟、六分钟过去了……，当陈述人离开讲台，无人发表异议，本次会议主席先生宣布：中国云岗石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几乎在同一时间，越洋电话报告了这一喜讯，等待了二十多个小时的大同儿女，跳啊！蹦啊！云岗石窟的武洲山麓，顿时成了欢乐的海洋，千百年来属于大同三百万人民的云岗石窟，同时也属于世界……

　　翻开1500年历史，大同市县志有这样一段记载。大同云岗石窟始凿于北魏文帝和平初年，也就是公元520年至524年，历时64年。位于大同市郊外16公里处的武洲山南麓，东西绵延1公里，占地面约40万平方米，现存主要洞窟45个，附属窟龛207个。

　　公元398年，自北魏从今天内蒙古和林格尔迁到平城，即现在的山西大同市后，定佛教为国教，并推广到民间，武洲塞地处在盛乐与平城交通要道上。山雄水秀，林木茂密，北魏皇帝多次在这儿祝祷祈雨，听说还很灵哩。文成帝以前的太武帝时信仰道教，压抑佛教，成为教史上太武灭法事件。从这以后，太武帝病逝，文帝即位，推行佛教，这也就是开凿云岗石窟的主要原因。

　　谈到当时云岗石开凿的情况时，市档案馆一位同志拿来了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当时的一本《水经注》，虽然纸张黄淡，线装旧断，但记录情况十分珍贵。郦道元写到：“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意思是形容当时盛况空前。

　　云岗石窟与甘肃敦煌莫高窟不同，传说莫高窟是僧人乐尊和尚云游到敦煌，发现一道佛光，自己开凿石窟，由少到多，形成规模。然而云岗石窟是皇帝信佛，官方派人推行佛教，凿石而成。

　　为了弄清云岗石窟来龙去脉，在当地朋友的陪同下，我们来到16-20窟，习称“昙曜五窟”。

　　昙曜是著名的凉洲禅师，这五窟是由他负责建造的，故名为“昙曜五窟”。我们看到，窟的造型大同小异，外壁满雕千佛，内为椭圆形草庐形式，造像主要是三世佛。主尊形体高大，面相方圆，深目隆鼻，神情庄严肃穆，身躯健壮高大。其第20窟因前额于辽代以前塌毁，今成为露天大佛。主尊是13.7米高的释迦牟尼坐像，传说这是魏道武帝的造像。头部高肉髻，广额丰颐，唇薄隆鼻，双耳垂肩，双肩广厚，身着袈裟，神情庄重肃穆，火焰纹背光。整体造型雄伟浑厚，气势宏大，其雕刻技术法直接继承汉代画像石刻的传统，又吸收了印度健陀罗佛教的成分，创造出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雕刻艺术品。

　　陪同的一位朋友提醒我们说：你们看，在造像上，昙曜五窟表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纷然杂陈的特征：

　　18窟主佛衣纹厚重，凸起感强，身躯魁伟，颇有健陀罗造像风韵；

　　16窟主尊褒衣博带，挺秀劲健，完全是一种中原汉代风格。这种融多种造像样式于一炉并加以创新的情形，正是云岗早期造像的显著特点。

　　太和十八年，也就是公元494年，北魏迁都洛阳，虽然政治中心南移，但北都平城，现在的大同仍是佛教重地。从494～524年的30年间，由留居平城的中、下层官吏和信仰佛教的民间团体开凿的中小型窟龛，如蜂窝般从东到西遍布崖面，现存这类型窟达210个，从这里可以看到平城佛教文化的光盛炽烈。这一时期流行三壁龛式及重行列式洞窟，窟风方整，窟外门楣门楣处雕饰繁缛，佛像面形清瘦，长颈，削肩，均着褒衣博带式服装。这时云岗造像艺更臻成熟，尤其是许多窟顶的微含敛意，宁静中充满意境，是艺术美的典范之作。这种清新、典雅的艺术风格与昙曜五窟中深厚、淳朴的西城式情调，和第二期石窟中复杂多变、气度恢宏的太和情调，似乎各有不同的趣味，但是，这是中国石窟艺术民族化进程中最显著的转折点。 (中广网记者李振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