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总

　　商务印书馆近期推出的《贺昌群文集》收入了史学界前辈贺昌群先生原于1931年在《东方杂志》第28卷第17号发表的《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一文。此文在敦煌学的范畴、或者说更大的中国佛教艺术之内，都是一篇卓有贡献的重要论文。

　　贺昌群先生此文所起的先鞭独着之作用，在国际敦煌学界早已得到公认。日本治敦煌

　　学的重要人物神田喜一郎之《敦煌学五十年》，评说贺昌群“发表了极为通俗的论文《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敦煌艺术）这才成为注目的课题”。

　　近年敦煌学方面的一些回顾总结，对此均有清楚的认识。1991年刘进宝《敦煌学述论》（2002年增订为《敦煌学通论》），1992年林家平等《中国敦煌学史》，都指明此为国内第一篇研究敦煌艺术的重要专论文章。1998年《敦煌学大辞典》为贺昌群所列专条中对此文有介绍，而1999年《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之艺术卷也收入此文，排为前列（此艺术卷第一篇郑午昌《中国壁画历史的研究》通篇没有对敦煌壁画的研讨。因而贺文仍可视为属首篇。）

　　林著中对此文的优缺有较详的分析。他从六个方面来归结此文的内容，又从七个方面阐述此文的贡献与价值所在。论及此文第一次较全面地向国内学者介绍了敦煌艺术的主要内容；提出了莫高窟始凿的两说；首次推测了西魏题记窟为东阳王元荣所建；对敦煌艺术风格源流提出了西来说；将敦煌与云岗联系比较研究；难能可贵地认识到人间苦难是佛教艺术得以兴盛的大原因；提出外国僧徒有可能开凿窟室；第一次对藏经洞遗画从艺术角度并联系美术史文献进行述评并多方探讨，将“以题证史”的历史研考转至对艺术的研究，标志对遗画的研究提高到新水平等等。评价较低处只在于风格源流的由犍陀罗更至希腊的西来，认为忽略了民族性因素而有局限性。

　　众所周知，敦煌艺术乃至敦煌学的内涵是非常丰富庞杂的。贺先生此文中也说及：“敦煌壁画、雕塑、画像等……只要在这中间抓住一麟半爪，也可以索引起许多新问题，”时至今日，敦煌学已届百年，很多研究都是从一个线索或专题入手的。但贺先生此文却并不是取此法，而是系统地、高屋建瓴地展开论述。此文共九节，涉及敦煌及西域史地及诸国探检情况；先前的研究史；敦煌石窟艺术雕塑、壁画（主要借助伯希和《敦煌图录》六集376图来介绍莫高窟，但同时有考论）；藏经洞绢纸绘印画迹；与云岗石窟的关系及北魏佛教的特征；风格源流上承犍陀罗甚至希腊、下及高丽日本等等，此中又不乏一些精细的微观考证讨论。如对西魏题记窟（现285号）由东阳王元荣所增补的论说（现已成为常识），据碑记、遗书对莫高窟始建年代的讨论，甚至细至辨析中外学者对莫高窟在敦煌位置的记载。现在看来文中的一些不足及简缺，若历史性地看待，也很正常。如对敦煌艺术风格之西来之说，若重在论述其源流脉络关系，亦无不可。即对云岗石窟影响所及，也不是粗浅之论。考古学家宿白先生对云岗石窟性质影响亦有相似观点，虽然具体如敦煌与云岗关系及详深等方面不尽相同，但是对要点的重视还是有共同之处的。

　　贺昌群先生治学领域既广且深，很多专题都能开风气之先，敦煌艺术研究即为显例。贺昌群先生为何在未至斯地的情况下，就能够洞若观火地孤明先发呢？从文集中部分论述可知其思想方法、史学观念之一斑。贺昌群先生十分善于把握事物之间规律性的联系，对学术潮流整体态势有清晰的认识。且其眼界开阔，视野之广，无论对欧美或是日本的学术动态，方方面面都了若指掌，因而才能切中要害地在多方面点出题目开出篇章。其与敦煌艺术有一定关联的文章在文集中可说已有一组。1930年就曾编写了《西北考古记》二册七万余字，刊出的《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绩》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还有《西北的探检事业》等等，并译出了斯坦因《敦煌取经记》，还做出考释汉代木简的工作。

　　陈寅恪先生有时代、学风与新史料方面“入流”的著名论说，贺昌群先生则有更深入的认识，如在《历史学的新途径》一文中，他强调学术思考上也要有入流与不入流之分，学术研究的思辨要深澈，文字要严密，可从习见材料提出不注意的问题等等。时贤的论述中常提20世纪四大发现：甲骨文、大内档案、简帛、敦煌遗书。但这四大发现都是具文字的“文献”。而贺先生的视界较此更广，他的列举涉及了考古、佛教美术，石经、墓志、汉代工艺、西南语之研究并史前时代等多方面，可见他的眼光没有局限，顾及物质文化、美术图像、宗教方面等许多内容（在《撒园荽》中对英国宗教学著作《金枝》的论断也能信手拈来）。正是这识高见博，才能奠定贺先生学问的境界。

　　贺先生的境界尚不止于学问，当年贺先生积极响应向达先生倡议，发表《敦煌千佛洞应归国有赞议》，对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设立亦有功劳。后来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副馆长期间，购买伦敦大英博物馆藏敦煌写本缩微胶卷，并委派在该馆工作的刘铭恕编成《斯坦因劫经录》，所以先生对敦煌学的贡献，实在于学术与事业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