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现存有各类碑刻和摩崖题刻逾万通(方)，在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清代集金石著录大成的《金石萃编》中，收录的陕西金石就占全国的半数以上。据记载，陕西最早的石刻文字有上古“阳虚岩壁二十八字”、传为夏代禹王所刻的“嶓冢摩崖”和秦“石鼓文”、“诅楚文”，今除“嶓冢摩崖”尚残存于原地、“石鼓文”藏北京故宫外，其余二品已失佚。本图共收录省内汉至元代的碑刻和摩崖160余处、300余通(方)，内容包括记事、颂功、石经等类；以处计，关中地区占三分之二以上。肇建于北宋的西安碑林，共收藏汉至明清的碑石2300多通(方)，是国内保存碑石时间最早和数量最多的一处。另外，汉中石门、略阳灵崖寺、礼泉昭陵、户县重阳宫、周至楼观台、耀县药王山、韩城司马迁祠等，都是汉至元代碑刻或摩崖较为集中之地。

　　陕西现存最早的摩崖和碑刻均镌刻于东汉，而以汉中褒斜道石门最为集中。石门共有历代摩崖百余方，东汉摩崖有“鄐君开道碑”、“杨君石门颂”、“李君表”、“杨淮、杨弼表记”等，内容主要为记颂开通褒斜道的事迹，是研究古代交通史和书法艺术的珍稀资料。“鄐君开道碑”刻于永平九年(公元66年)，幅宽2.7米，高1.3米，笔阵森严，气势雄峻，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摩崖。“杨君石门颂”幅宽2.05米，高2.65米，书法洒脱劲挺，为汉隶的上乘之品。略阳“郙阁颂摩崖”刻于建宁五年(172)，存470余字，记述了修造郙阁大桥一事，极为珍贵。明代出土于郃阳的“曹全碑”，中平二年(185)刊，碑文记载了郃阳县令曹全的家世生平，并涉及黄巾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其书法秀韵飞动，是汉隶中锋圆笔书体的代表作。城固“唐仙人公房碑”，灵帝年间刊，书体是由篆变隶的标志，备受世人推崇。

　　三国至南北朝的碑刻及摩崖有10余处，分布在关中和汉中地区。出土于西安的曹魏“三体石经”残石，存《尚书》、《春秋》两篇84字，是国内首次发现的有“正始”年款的“三体石经”。西安碑林的西晋“管氏夫人墓碑”，高仅0.59米，碑首刻有三条弧形晕线，属碑碣演变为墓志的过渡式样，较为罕见。白水“广武将军曾孙产碑”和蒲城“邓太尉祠碑”均刊于前秦，前者书体拙朴，有汉隶“石门颂”遗风，推世之绝品；后者碑文则是研究十六国时期关中少数民族聚居、融合的重要资料。澄城的北魏“晖福寺碑”，魏书中遗有隶意，端庄古拙，被誉为“隶楷之极则”。汉中石门的北魏“石门铭”摩崖，记载了重开褒斜道一事，是这一时期石刻铭文中的佳作。耀县的北周“张僧妙法师碑”，书体隽健而介于隶楷之间，为北朝书法的珍品。

　　陕西隋唐两代的名碑荟萃，为天下之冠。全省的40余处70余通(组)隋唐碑刻中，绝大部分位于关中。这些碑刻形制高大，类别丰富，书法价值高，尤以西安碑林的一大批名碑最负盛誉。“道因法师碑”，欧阳通书，以险峻凌厉的小欧书法名传于世。“三藏圣教序碑”，僧人怀仁集王羲之书历时24年而成，以再现王书风貌而极为士林所重。“石台孝经”是碑林最早的藏品，唐玄宗李隆基书，碑身方形，盖顶、碑首、碑身及三层碑座上均雕有精美的纹饰，是盛唐石刻艺术的精华。张旭书“断千字文碑”，书草淋漓酣畅，是著名的“狂草”作品。“大智禅师碑”，史惟则书，被清人推为“开元第一碑”。颜真卿的著名作品有“臧怀恪碑”、“多宝塔碑”、“郭氏家庙碑”、“争座位稿碑”、“颜勤礼碑”等，“多宝塔碑”和“颜勤礼碑”，分别为其中年和晚年的力作，极为世人推重。柳公权的“玄秘塔碑”，书体雅练刚健，是历来影响最大的柳体楷书范本。“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基督教的一支景教在中国传播、流行的情况，是研究唐代中国与叙利亚、希腊、波斯等国文化交流的罕有资料。成于唐开成二年(837)的“开成石经”，刊《周易》、《尚书》等儒家经典14种，共计114石65万字，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大型经书刻石。

　　关中各地的名碑还有：麟游九成宫遗址的“九成宫醴泉铭碑”，为欧阳询力作，楷书典范，对后世影响极大。西安大雁塔和大荔的两通“圣教序碑”，虽同为褚遂良书，但笔致风韵迥异，连同昭陵的“房玄龄碑”，是公认的褚体三大名碑。昭陵“李碑”，唐高宗李治撰、书，是以行草体书碑的杰作。高陵“李晟碑”，柳公权书，世称三绝。其余如桥陵李北海书“云麾将军碑”、扶风唐玄宗李隆基书“杨珣碑”、蓝田僧人帷嵩书“大福和尚碑”、华县韩秀弼书“李元谅碑”，不仅形制高大(“杨珣碑”通高6.7米)，也有很高的史料和书法价值。另外，50年代以来西安一带出土的唐“李愍碑”、“东渭桥碑”、“重修内侍省碑”、“智该禅师碑”、“上方舍利塔碑”、“回元观钟楼铭”等，均未见著录，也是研究当时一些重大事件的难得资料。

　　宋金元碑刻及摩崖共发现近130处、200余通(方)，遍布以关中为主的全省各地。其史料和书法价值虽逊于隋唐，但内容更加丰富、广泛，加之有助于书法艺术发展的刻贴的兴起，仍不乏佳品出现。在西安碑林，北宋摹刻的著名碑石有秦李斯书“峄山刻石”、隋智永真草“千字文碑”、唐张旭草书“肚痛帖”、虞世南书“孔子庙堂碑”、李阳冰书“李氏拪先茔碑”、“三坟记碑”，怀素草书“东陵圣母宫碣”、“藏真帖”、“律公帖”等，均为不可多得的珍藏。在道教圣地楼观台(周至)和重阳宫(户县)，存有宋元碑石40余通(一部分为蒙汉合文)，著名者有元代赵孟頫所书的“敕藏御服之碑”、“孙真人道行碑”等，是研究宋元两代道教史的重要资料。西安碑林的“大观圣作碑”和耀县的“褚慧龙章云篆诗文碑”，宋徽宗赵佶以瘦金体所书，内容分别涉及教育制度和道教宗师林灵素(褚慧)的活动，也颇为珍贵。

　　在全省各地，还遗存一批从各个角度反映政治、经济、军事等内容的碑刻和摩崖，其中不少未曾著录。主要有：反映金代道教在上层集团活动的元“邱长春内传碑”(宝鸡)、反映制瓷(陶)业史实的北宋“耀州窑德应侯碑”(铜川)、反映盐业管理的南宋“禁运盐榷摩崖”(勉县)、反映宋与金、西夏、元之间边战的北宋“宝塔山摩崖”(延安)、金“宋家川摩崖”(吴堡)和“白沟界碑”(吴旗)、南宋“灵崖叙别摩崖”(略阳)和“李侯重建州治碑”(洋县)，以及记载黄河水文状况的北宋“河渎碑”(韩城)等。这些碑刻在证补史阙的同时，往往有着较高的书法价值。

　　摘自1998版《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