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创作》 2007年第11期

　　近期，建筑文化考察组逐步开展了对辽代木构建筑较为详尽的考察研究，现已将已故建筑历史学家陈明达先生的遗作《独乐寺观音阁、山门的大木制度》增编为图文并茂的专著《蓟县独乐寺》正式出版，又与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合作，先后对义县奉国寺、涞源阁院寺、大同善化寺、华严寺等重要的建筑实例做了多次考察和详细测绘。

　　为更全面了解辽代建筑面貌，把握那一时期的历史演变脉络，我们便考察辽代砖塔及故城遗址——2007年10月15、16日，考察组对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地区作了一次实地踏访。参加人有金磊、刘锦标、刘江峰、陈鹤、殷力欣、温玉清等六人。

　　第一天：北京——承德——宁城——赤峰，2007年10月15日(北京气温6℃～16℃，赤峰O℃～8℃)

　　北京西山秋叶欲红未红之际，内蒙古大草原气温骤降，赤峰地区夜间温度已降至零度左右。早5时许，考察组一行六人行囊中备着冬装，从北京向北进发，踏上考察辽代中京和上京的历史文化之旅，途经承德——平泉，沿平双(平泉——双井子)公路北上经甸子直奔位于赤峰南端宁城境内辽中京大明塔。

　　驱车沿密云、古北口向承德方向疾驶，展曦微蒙中遥见燕山山脉自西迤逦东来，长城依山蜿蜒起伏连绵不绝，碉楼密布，隔在长城外的崇山峻岭陡然高耸，已透出冷峻之气。古北口自古为关隘要地，是北方游牧狩猎的各民族与中原文化不断冲突与融合的重要通道。历史上伴随着版图疆域的扩张与收缩，文化上的主动学习抑或被动接受，都在这长城一线内外演绎着一幕幕历史故事，留下了数不清的绚烂文物。而更早的上古文明史展上：长城以北的广阔内蒙古地域在8000年前～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即有人类繁衍，是中华民族的源头之一然而由于其后气候的变迁，逐步从固定的农耕文明转为畜牧为主的经济。

　　遥想当年：一个在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曾经搏击长空的鹰之族扶摇而起，又神秘消失，此即契丹。契丹的本意是“镔铁”，寓坚固之意。这个剽悍勇猛、骁勇善战的民族，以辽河流域为中心所创建的大辽国曾经是当时名震中外的盛大王朝，在二百多年的时间里曾经挥斥长城内外，辉煌一时，而今何在?今之所知，惟有那与汉文化融合一体的城池遗迹与颇具唐风的塔寺殿阁。

　　1.辽代始末

　　辽是契丹族所建的一个王朝(公元916年～1125年)。契丹原为居于东北辽河上游一带的游牧民族。耶律阿保机统一本族八部，于公元907年建契丹国，公元916年始建年号“神册”，947年定国号为“辽”，983年曾复更名“契丹”，1066年恢复国号“大辽”直到1125年辽为金所灭。辽亡后，耶律大石西迁到中亚楚河流域，建立西辽，1211年，被屈出律篡位，1218年被蒙古所灭。

　　辽疆域幅员万里，东濒太平洋；北至外兴安岭克鲁伦河，色楞格河和贝加尔湖一线；西近阿尔泰山，包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与喀喇汗王朝、高昌回鹘王国为邻；南逾鸭绿江、长城和大戈壁河北中部、山西北部，同高丽、西夏、北宋接壤。辽在与中原的交往中，卓有成效地接受了汉族的经济文化影响，促进了契丹在各个方面的迅速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从部落氏族社会过渡形成奴隶制度社会，并在向封建社会跃进的同时，统治了中国北部，密切了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促进了融合。他们是开发蒙古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先行者之一，所创造的灿烂的文明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世纪从中亚直到西欧，“契丹”一直是对中国的一个通称。俄国人到目前为止仍然称中国为Kitan(契丹)称中国人为Kitanyes(契丹人)。在俄语中，希腊语和中古英语中部把整个中国称为契丹(读音分别是KitayKitata，Cathay)，在穆斯林文献中常把中国称为契丹(Khita Khata)，阿拉伯著名的兵书《马术和军械》，把火药配方记为“契丹花”，把管状火器记为“契丹火枪”、｜契丹火箭“。

　　兴盛期的大辽国曾有五个京城分别是位于内蒙古赤峰巴林左旗林东镇的“上京”临潢府，辽宁省辽阳市的“东京”辽阳府、内蒙古宁城县的“中京”大定府、北京市的“南京”析津府和山西省大同市的“西京”大同府“五京”之中，内蒙古境内独占其二神册三年(公元918年)太祖耶律阿保机治城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名曰皇都。初，数侵燕蓟等地，俘虏汉人北迁建立“头下州县”，行封建生产方式：用幽州人韩延徽等汉人为官备中原之制，“营都邑，建宫殿，法度井井”。公元938年，太宗耶律德光得后晋石敬瑭所献燕云十六州(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寰、蔚，今北京，天津北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一带)，改元会同；诏以皇都临潢府为上京，升幽州(今北京西南)为南京，定辽阳(今辽宁辽阳)为东京。统和二十三年(公元1005年)，经多年争战，契丹与宋结澶渊之盟，订以白沟为界。统和二十五年(公元1007年)立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辽圣宗重熙十三年(公元1044年)立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至此五京之制成。

　　故今之东北、内蒙古、河北北部、北京、天津北部、山西北部均在辽版图之内。现有辽代建筑遗存主要分布在吉林西部，辽宁、内蒙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其中木结构建筑与建筑群遗存数量较少全为佛寺建筑，包括山门、殿、阁、木塔以及相关小木作；木结构建筑群仅存遗址。塔、陵墓遗存较多，包括砖石砌筑的楼阁式塔或密檐式塔、帝陵及奉陵邑遗址、砖砌或石砌墓葬。另有若干城市遗址及其相关建筑遗址。

　　辽国的皇帝信奉佛教，建寺造塔成为风尚。辽国的寺院遗迹在上京临潢府境内的有天雄寺，弘法寺、开教寺、弘福寺、开化寺、开龙寺、宝积寺、开悟寺、云门寺等十余处。中京大定府著名寺院有静安寺、感圣寺、镇国寺、三学寺、七金山寺、开泰寺。辽塔是辽代建筑艺术的珍品，据初步统计辽国五京之内，目前幸存的辽塔有100多座。

　　2.汉右北平郡治所遗址

　　在秋叶的色彩斑斓中驱车6个小时左右，约11时已进入宁城县境内。此地距承德180km，距北京380km，处辽、冀、蒙三省(区)交界处之内蒙古大草原的南端，未见辽中京遗址，率先途经汉右北平郡故址。此郡治于战国时期始设，汉时飞将军李广来此戍边，故至今“李广力射石虎”的故事仍为百姓津津乐道。郡治所为宁城县南部黑城(遗址)，晋隋属东部鲜卑宇文部；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在宁城县大明镇建饶乐都督府；辽代，在奚王牙帐地(今大明镇)建中京，成为中国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金代初海陵王在中京建都；元代属蒙古地。明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在大明建大宁都指挥使司为明外藩重镇，明中后期为兀良哈朵颜卫占据。清初建喀喇沁中旗，隶卓索图盟。宁城的地名是1931年(民国20年，在小城子设置大宁设治局，取大宁的“宁”小城子的“城”字，改为宁城设治局。1933年(民国22年)10月建宁城县，此名沿用至今。

　　汉右北平郡治所遗址及附近的南山东胡部落遗址等都是我国古代文明和人文历史的重要佐证。汉右北平郡治所遗址是一座百米见方的方城，虽是残垣断壁，却以汉家建筑规制昭示着往日的多民族共荣的辉煌。李白一句“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被王国维先生赞为“以气象胜”，今见此城，知其所言不虚。

　　3.辽中京城遗址、大明塔宁城——北方文化的中心

　　出右北平郡故城，于苍茫辽阔中一望无垠农田，内蒙古高原天空湛蓝几不见一丝云彩，柏油路两旁白杨挺拔，农田里秋收已过，黑土地残留着秸梗在秋日下闪耀着金的色泽，同样的色泽是农家院晾晒在屋顶上的玉米。远远地，大明塔进入了人们的视线，精神为之一振；慢慢地，塔的轮廓逐渐清晰，辽中京城遗址的夯土墙垣如水平线，衬托着塔的雄姿，又与一座小明塔和一躯半截子塔三塔彼此呼应梦幻般地展示着千年前辽中京的佛国景象。

　　(1)辽中京遗址

　　辽中京大定府位于宁城县大明镇铁匠营乡，此城建在老哈河冲积平原上，北有七金山(今九头山)，西眺马盂山，南濒老哈河。一千年前，这里气候温和，水草丰美，宜于农耕和放牧。史载，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公元1004年)路过这里，遥望南方霞光闪烁有郛郭楼阁之状，一派瑞气，因议建都。统和二十五年五日竣工(公元1007年)。辽中京大定府作为辽的陪都之一，是辽中晚期的主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

　　辽中京是辽代中期新建的城市，与辽代初期的上京相比，更多地模仿了中原都城汴梁的制度。全城分外城、内城和皇城三部分。外城是衙署、庙宇及居民区，内城是重要官署及贵族居住的区域，皇城是宫殿及皇族居住的区域。外城南北长约3500m，东西宽约4200m。内城在外城中央稍偏北每面长约1000m。内外两城略呈“回”字形。皇城居于内城中北部，以内城北墙为皇城北墙。皇城内建有祖庙景宗承天皇后御容殿，文化殿、武功殿、会安殿、昭庆殿等大型建筑，造型优美，气势宏大。辽中京大定府也一度成为当时北方草原上的第二大城市，辽代的重要陪都。在辽代城市遗址的考古中，以辽中京的考古成果最为重要，1959年至1960年间进行了全面勘测和重点挖掘。钻探450万平方米，发掘6000m2，基本弄清了辽、金、元、明各代此城的规制和地下遗迹。外城的朱夏门、内城的阳德门和皇城的闻阖门、左右掖门的遗址已被发现；自朱夏门经阳德门至阊阖门以内的中轴大路也被钻探清楚，路宽约64m，用黄土，灰土及砂子铺垫，路面中央略凸起剖面呈弧形，路两侧有排水沟，沟上盖木板或石板。外城南部为坊市所在中轴大路两旁有南北纵街三条，东西横街五条，这些街宽者达15m，窄者约4m。在外城还发现了官署、庙宇及廊舍遗址。廊舍在中轴大路之西，为一南北向的长方形建筑，柱础和夯土台基尚存。在外城西南隅土山顶上发掘了寺院遗址中的一座佛殿基址，平面呈正方形，面阔进深皆为五间，殿内用方砖铺地，中央有佛坛。内城阳德门至阊阖门之间的大路宽约40m两旁无建筑遗迹。皇城阊闻门内的大路宽仅8m，东西掖门内也有道路通往武功、文华两门，武功、文华两个殿址也已被发现。1964年，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辽国城市建置模仿中原都城建置以京、路、府、州、县为核心发展成卫星城，形成政治、经济、文化网络、以江河湖泊沿海地区为重点有秩序地排列成交通干线。京府路级古城城垣高8m～lOm，外有壕沟，外侧应有青砖包砌城四角均建有角楼或称箭楼，现辽中京城遗址上城垣残高1m～2m，青砖已不存。古墙在内蒙高原天苍苍野茫茫的广阔背景下默默地散发着旷古的幽思。中京城自兴建到失于金，历经150年，一直是辽的重要都城。1122年金兵攻陷上京时改辽中京为北京路。元代改称大宁路，明代曾设立大宁卫明太祖死后，因诸王纷乱，公元1399年此城历时三百九十二年遭战火遂成废墟。辽中京城内地面建筑已荡然无存，惟塔独立以及两重土城墙和点将台。因城毁于明朝，人们称这里为大明城，称城外的大塔为大明塔。

　　现在遗址内地上耸立有古塔三座，地下埋藏有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如宁城山嘴子辽代契丹墓地等)是研究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古代城市经济以及各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史料。

　　最西边的半截子塔，为八面仿木构砖塔，虽然只残余一层半，但是一层较完整。檐下砖雕斗拱比例硕大，光影立体丰富，转角铺作和铺间铺做出跳深远，仍保留着唐代木构建筑斗拱雄浑博大的气势。东西南北各正方向上雕有梁、柱、枋，券洞门窗细节完整，祥云飘逸其上，其余四个面上则各有两座塔的深浮雕。

　　据村民讲，此塔在立起来后不久就倒塌，修好后又塌，此后再未立起来。对比老照片可见，半截子塔已经过修葺。原底座砖基部分已部分坍塌。现经过整饬，结实的基座部分已失去些原有的雕刻纹样。一层以上尚余半截，后加的一层木挑檐稍嫌简陋。

　　(2)大明塔

　　大明塔位于辽中京内城的正南门——阳德门外东侧。因辽中京延续到明代而只留下塔，人们习惯称之为大明塔。塔筑于高约6m的夯土台基上八角形平面十三层砖砌密檐式，总高80.22m 塔基底径48.6m，塔体直径34m，高度上该塔仅次于陕西泾阳的崇文塔和河北定县的料敌塔，为全国第三高塔，体积则全国第一，在现存辽塔中雄居魁首。该塔雄浑凝重，巍峨矗立。晴日，便在百里之遥，亦可用肉眼望见。用清乾隆皇帝描写此塔的诗句就是“自远早见郁迢娆”，若到跟前看一看，却是“逼近欲瞻翻不易”观者无不为工程之浩大、造型之壮观、雕刻之精细而叹为观止，使人不禁肃然起敬。

　　密檐式砖塔为辽塔中最常见的一种，相比多层式塔和阁楼式塔，一般如陈明达先生所言：“略为瘦高，密檐重叠而无重压之感”，但此塔塔体直径与塔高之比近乎1/2，而塔基直径与通高之比更大于1/2，总体造型却是取浑厚的审美趣味，此是不同于其它辽代密檐式塔之处，或许是当时为国都的整体建筑风格考虑吧?

　　大明塔兴建的具体年代，至今尚无资料。根据1982年维修从塔上发现的一块砖上写有“寿昌四年四月初八……”等几字推断，认为大明塔应为辽统和25年到寿昌4年(公元1007年～1098年)间所建，据《元一统志》载可能建于辽重熙四年(公元1036年)。第一层大檐下塔身高近11m，每面嵌镶浮雕造像，正中镶成起券佛龛龛内莲座上跌坐佛像，佛像面目宁静神态慈祥、造型优美，姿势各不相同，显示了辽代佛文化的发达和高超的塑像水平。每位菩萨左右各有两个肋侍造型优美，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均是辽代杰出的彩塑。塑像之上砌出华盖，两侧上方各有飞天一对，飞天有的手持花束，有的手捧果盘，作供养佛状。莲荷花、牡丹花、海石榴、草凤等，依然色调鲜明、华丽。飞天面相丰颐，长裙赤足，身缠衣带，轻健飘逸，飞翔在彩云之间，构成肃穆的礼佛图景，可称是辽代建筑彩绘的精品。浮雕刀法简练，线条流畅，形象庄严，栩栩如生，是辽代雕塑艺术中的佳作。每面的转角柱都砌成二截塔的造型，上截刻有本面菩萨说法地名，下截刻有本面菩萨的法名。如：正北面左棱塔上截刻“曲女城边说法塔”，下截刻“金刚手菩萨”，全是汉文。不论是佛像浮雕，还是其他文饰，堪称罕见的艺术珍品。，佛塔各层有木檐，一层大檐下有仿木构石枋，斗拱只出一跳。二层以上木檐下全部是砖叠涩。塔顶基部高7.16m，铜顶高2.88m。整个大塔建筑宏伟，造型秀美，工艺精湛。

　　塔身赤面有两行蒙文，内容是“大清咸丰甲寅年敬修”，为清代补修时所写。塔座为须弥座，上部砌出仰莲瓣经改造修建，成为每边宽14m，高17m的直壁。大明塔历时近千年，是全国目前现存砖塔中保存较好、体量最大的古塔。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由于近千年的风吹雨打，特别是经历了元代7级大地震及1976年唐山地震，塔顶倾斜，风铎、铜鉴大部坠落。历史上对大塔可能有过多次维修，但未见史料记载。1981年国家投资50多万元全面维修，历时三年，于1984年8月全部竣工。维修后不仅将残损部位全部修好，而且更换了原铜顶(原塔刹顶现存内蒙古博物馆)，新挂风铎一千多个，铜鉴四十个。檐角铃铎随风摇曳，显示着时空的苍茫深邃。

　　大明塔东侧入口处一对石狮残臂雄踞，愈见苍劲雄浑古朴，给人以不随时间而消亡的坚定感。就形制归类此二石狮子与应县木塔砖台北侧惺道脚的石狮属同一类型，硬是辽代遗物。又从旧照片中的位置判断，原在远处应为石像生阵列，现穆至塔跟前。

　　出辽中京故城遗址，约下午2时半，但距赤峰市区相距尚远，且无高速公路，急行百五十余公里，至赤峰市区，已近黄昏。

　　4红山文化：5000年前的人类文明——中华龙的故乡

　　赤峰市因城东北部山石呈赭红色山而得名，红色的山体经差异性断块上升及河流侵蚀下切，山体形成褶皱、断块，陡峻险峰，奇峰怪石，景观壮丽更有中国最早具备文明社会标志的原始文化——“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发现于1935年，是长城以北地区有彩陶和细石器共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1954年命名为红山文化。分布在赤峰地区英金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遗迹一般所处地势较高，约高出河面10m～40m，大体位于山岗的南坡或东坡。已发现大量陶器、石器、玉器，尤以出土在翁牛特旗的玉龙最为著名。

　　在红山文化重大考古发现之前，人们所知夏商周以来近四千年的中华文明史自以黄河流域为文化中心地带；之后，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史前史寻找中华文明的源头。专家们发现：长城以北的与仰韶文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红山文化同样是中华民族老家和文明源头。

　　早在20世纪初始，一些红山玉器流传到了国外，赤峰地区也有征集到的一些远古玉器，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把它们鉴定为商周时期的文物。20世纪80年代苏秉畸先生明确鉴定出这是5000年以前红山人精心制作的祭祀礼器，其中更有一件C形玉器被公认为中国最早的龙形之一。中华民族向以“龙的传人”自居，龙的起源同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形成和文明时代的肇始紧密相关。红山玉龙对于研究我国远古的原始宗教，总结龙形发展的序列都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从这一点上来看，怎样估价红山玉龙的文化价值均不为过。以后红山文化玉龙的大量发现，使人们看到从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到7000年前的赵宝沟文化，在对猪的崇拜上一脉相承它们的出土，不但为人们解开了龙的起源之谜，也为人们展示了龙逐渐演化的轨迹和不断被神化的过程。

　　北方长城地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基本上是农业地带，它之所以变为游牧人往来驰骋的地带，是文化、生态环境、族群等变动的因素交互作用下形成的一个复杂过程。从红山文化及其后的文化遗存的考古挖掘结果看这一地区所反映的当时的自然环境不同于现代的沙漠草原地区，而应该属于山地森林地区，人们过着定居的原始农业生活，同时渔猎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因时间仓促，考察组下榻赤峰却没能入赤峰博物馆一睹红山玉器真容至为可惜。

　　第二天：赤峰——翁牛特旗——克什克腾旗——承德——北京，2007年10月16日(赤峰气温(0℃～80℃北京6℃～16℃)

　　按照日程安排从赤峰市出发，继续向北行进，预计行程240km，考察巴林左旗林东镇和巴林右旗大板镇，著名的辽上京遗址、后召庙辽代石窟寺、辽太祖陵、庆州白塔等都在巴林左旗境内。巴林系蒙古语译“要塞”、“哨所”、“军寨”之意商周以来，为蒙古先民东胡及其后裔乌恒、鲜卑、奚与契丹等族相继在此而居。在汉代为匈奴左地，唐代隶属于松漠都督府，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世家的祖居地、发祥地和建牙地，史称“西楼”或“龙眉宫”。

　　巴林左旗是富河文化、契丹文化的发祥地。据初步掌握已发现的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类文化遗存514处，其中辽代文化遗存291处。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辽上京遗址辽祖州祖陵遗址)，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3处(前召庙辽代开化寺，后召庙契丹真寂之寺，洞山辽平顶山云门寺遗址)。以上京为中心的祖州、祖陵怀陵、庆陵(包括白塔)、辽真寂之寺石窟群、上京南北二塔，构成了一个恢宏的辽代建筑群。据资料记载

　　1.辽上京城

　　在1961年进行了考古勘测，全城周长27华里，由汉城和皇城组成一个“日”字形平面布局。其城建规模气势恢宏，布局形制别具一格：早期宫室门皆东向，保持契丹民族崇拜太阳之俗。后期殿宇面南背北，一如唐人幽州制度。毡庐楼阁相问，不失游牧民族遗风。南北两衙并置，首开丹汉自治先例。城内有皇宫、殿宇、衙署、寺院等华丽建筑，道路纵横交错，有安置外来商人和使臣的官驿，有京都所署的县城，有纺织、冶炼、制瓷等各种作坊，还有密布的商业贸易市肆，是一座非常繁华的草原大都市。1961年国务院批准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化保护单位。

　　2.后召庙辽代石窟寺

　　位于辽上京南15km的山谷中。石窟开凿在桃石山东南面陡壁上，分中、南、北三窟。窟前是清代续建的喇嘛庙“善福寺”。中窟眉额刻“真寂之寺”四个大字，为辽代开凿石窟的题名。“真寂”二字与中窟内释迦牟尼“圆寂”之意相合。窟内释迦卧佛像周围有佛弟子像若干，做悲哀状。窟壁有千佛像百余尊，形象各异，南窟雕像中间为佛，骑狮子和象的文殊、普贤二菩萨分列两边，又有供养人服侍，窟门口有金刚力士像。北窟分内外两室，外室雕像同于南窟，内室造像均为浮雕，有佛、弟子和供养人，两侧刻有胡服装束力士像一对，颇具特色。桃石山谷口两侧缘石壁立有两尊金刚力土浮雕，十分生动，一东一西，各自把定金刚杵，足踏耐熏二鬼，另在岩壁和巨石之上多有清代阳刻梵文：“六字真言”。”真寂之寺“附近的山谷中还有石窟若干，其中有辽史所记弘福寺及开化寺遗址，诸多迹象表明这里是辽、清两代弘扬佛法的圣地。

　　3.庆陵

　　位于巴林右旗索博日嘎苏木驻地北约15km的瓦林乌拉山地狭谷中，当地人称“王坟沟”。四周大山环绕，瓦林乌拉(辽代称庆云山)如一道屏障呈东西向横亘，在山的南坡空兀而起的三个山峰，怪石嶙岣，直插云天。三座皇陵就位于庆云山南坡，由东向西排列着圣宗永庆陵，兴宗永兴陵，道宗永福陵组成的陵园建筑群。这里草木茂盛，环境幽雅，野兽众多，是辽代帝皇游猎地。这三座帝后合葬的陵墓，按三座陵墓位置人们又称为东陵，中陵、西陵、陵园规模宏大。陵寝建造豪华，陵葬器物重多。明末清初后经军阀和日寇盗掘破坏，陵室残乱不堪，随葬文物几乎被洗劫一空。庆陵哀册，几经周折，方得以完整保存下来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1)圣宗永庆陵

　　位于陵园的最佳位置，在山谷三公里半的山腰中，陵门尚存在，庆云山下筑有通往陵园的神道，山脚筑有陵门。从陵门到陵墓长1300m，宽3m的神道，神道两侧有望仙殿、御容殿等建筑遗址。永庆陵有七室，即前、中、后三正室，前室东西侧室，中室东西两侧，以后室为主室。前室平面为长方形，券顶，其余各室均为圆形，穹隆顶。陵寝由三层大青砖垒砌，内抹白灰，地面略向南倾，平铺打磨平整的方砖，下有排水系统。主室内有柏木组建的巨大椁室，各室间有通道相连，安有柏木大门，门楼用雕砖砌成，瓦垄起伏、鸥吻高翘，通体彩绘现在陵内尚保存有较完好的壁画、文官武士叉手而立，表情肃穆，色彩凝重。藻井、墓顶描龙画凤、牡丹盛开用色艳丽。中室的四幅巨大的山水画清新淡雅，画技高超，描绘了辽腹地的春、夏、秋、冬四季风光，构图严谨鸟兽形象生动，应是描绘契丹皇室四季捺钵之所在地的景色，这些壁画是极其罕见的辽代绘画品，使这座地下宫殿色彩纷显，更加富丽堂皇。

　　(2)永兴陵即中陵

　　位于永庆陵之西六百多米，陵园的地势和建筑物与东陵相同，现存神道、陵门、祭殿、膳堂等遗址。墓室规模大于东陵，前、中、后三个正室四个侧室，以后室为主室，墓室前为十字形甬道。各室平面是八角形，曾出土过兴宗和仁懿恣皇后哀册。

　　(3)永福陵即西陵

　　位于永兴陵之西约1400m，陵园建筑相同东陵。现存神道，陵门和祭殿遗址，墓室形同中陵。墓室前为十字形通道，各室平面呈八角形，规模大于中陵。墓内有壁画残存遗址。曾出土过道宗、宣懿皇后契丹文、汉文哀册。

　　庆陵建筑时辽朝处于经济雄厚鼎盛时期，建造豪华，陵葬物品极多。墓中墙壁绘有大量绘画、东陵壁画尤为壮观，有契丹人物，契丹建筑装饰纹，契丹族喜爱的四季山水画，表现出北国景色，与契丹人生活感情密切相关的情景。墓中出土保存完好，分别用契丹文、汉文镌刻的帝王皇后哀册为研究契丹文字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辽代墓葬是古代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古代墓葬营建的精华。庆陵对研究辽代墓葬、古建筑具有重要价值。1998年1月庆陵被国务院定为第三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庆州白塔(释迦舍利塔)

　　在辽庆州城遗址内西北角。八角七层楼阁式砖塔，通高69.46m，相传为辽兴宗为其母钦哀皇太后祈福于重熙十八年(1049年)所建。陈明达先生曾说：“辽代砖塔塔檐有两种不同轮廓线。一种是连接各层檐头的线成一直线，另一种是成一条向内递收的折线，有一些砖塔如易县千佛塔、涿县云居寺塔、涿县智度寺塔、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庆州白塔等，都是仿照木塔的形式。尤其是庆州白塔，其外轮廓、建筑风格，与释迦塔最为近似。”

　　几经山地、草场、森林，沙丘间穿插辗转，于旭日东升时分靠近翁牛特旗风电场：西拉沐沦河两岸的台地上80多台风机矗立草原，场面蔚为壮观。时至21世纪，空前的文明程度遭遇着空前的能源需求，也遭遇着空前的能源对环境的威胁。在这场危机中核电、风电、太阳能似乎是人类走出困境的最后的希望。风场发电将与东北电网并轨而惠及京津冀地区，成为中国北方经济发展的动力策源。

　　车过风场，忽接北京电话，有急务须即刻返京，考察组一行只能从克什克腾旗折返，将辽上京考察留待日后。

　　5.克什克腾旗——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

　　克什克腾旗(蒙语，即“亲兵”、“卫队”之意)素有“草原明珠”之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造就了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波澜壮阔的云杉林，林象整齐，林势雄伟，挺拔俊秀，雍容壮观。清高宗皇帝乾隆狩猎时多次到此观赏云杉林，并留有“我闻松柏有本性，经春不融冬不凋，凌空白有偃盖枝，讵无盘层傲雪霜”的诗句。

　　克旗出土文物多属“红山文化”与“夏家店文化”。大量出土的辽代文物可见契丹人特有的文化以及与汉族融合的痕迹。克旗辽墓石棺内壁画着放牧和毡帐住地等情景，展示了契丹游牧生活的场景。而辽墓葬特有随葬器具鸡冠壶，形态到重熙时期已经变成提梁式加圈足，从便于马上携带的皮囊式演变为宜于室内使用的提梁式可见契丹人在逐步接受汉人的生活习惯。在墓室壁画中可见在北宋墓中流行的“开芳宴”，有宴饮伎乐场面。

　　结语

　　辽、宋在同时期南北对峙，同是唐代文化的继承者，各自有经济发展、审美趣味的差别。辽代文化受唐代影响更重，但辽宋在经济上互有往来对建筑材料的生产规格、工限、料例之类，势必有较大影响。因而辽代建筑成为链接中古唐宋之间建筑关系的重要纽带。就现存古代木构建筑而论，辽代建筑代表着唐宋时期的最高水平(历史照片选自中国文物研究所信息中心资料)。

　　作者：刘江峰，《建筑创作》杂志社　编辑天津大学建筑设计及其理论专业　博士殷力欣，中国文物研究所　研究员

　　摄影：刘锦标，《建筑创作》杂志社　摄影师殷力欣，中国文物研究所　研究员金磊，《建筑创作》杂志社　主编陈鹤，《建筑创作》杂志社　摄影助理

　　收稿日期：200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