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佛教史话


2014/9/8    热度:355   

  安康佛教史话

  安康佛教之渊源佛教是悉达多·乔答摩创立的宗教,公元前六世纪(相当于中国春秋时期)形成于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今印度与尼泊尔之间)。西汉以前,佛教仅在南亚次大陆和中亚一带流传,并未传入东土,是以中国人对佛教一无所知。汉武帝元狩(公元前122—116)年间,霍去病率军西征匈奴,在河西战役中获得休屠王所供金人,据说这个金人就是佛像。但汉武帝并不知道是“佛”的法像,而当作天上的大神,列于甘泉宫内。张骞通西域之后,人们才知道天竺国有浮图之教,对于佛教的教义、戒律等详细情况还是一点不了解。据《魏书》卷114《释老志》云:汉哀帝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始从大月氏使者学习浮图经,这是已知中国人接触佛教的最早记载。

  东汉初年,上流社会的一些达官贵人对佛教产生兴趣,开始接触并学习佛教经文,汉光武帝刘秀的儿子楚王刘英,招聚方士桑门(沙门),祭神求福,汉明帝刘庄给刘英的诏书里褒奖他“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并提到伊蒲塞、桑门等名称。汉明帝将诏书宣示各王,说明朝廷提倡佛教,也说明在汉明帝永平八年以前佛教即已在民间流传。永平十年(公元67年),汉明帝“夜梦金人,顶有白光”。问及群臣,傅毅以佛相对。于是明帝派郎中蔡愔等“使天竺,写浮屠遗范”。蔡愔到大月氏邀请天竺沙门摄摩腾和竺法兰,以白马驮经像而还,中国始有“沙门及跪拜之法”。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缄于兰台石室”,并且下令修建了著名的白马寺。此后约在汉桓帝、汉灵帝时,西域名僧安世高、支谶等人先后来到洛阳,译出佛经多种,佛教影响因此更深了一步,在中国有了部分忠实信徒。所有这些,说明佛教在东汉时期已正式传入中国。

  开始流行的佛教主要是小乘教,它的教义是(一)人死精神不死。即人的身体死亡了而人的神却不灭。(二)因果报应。即“有道虽死,神归福堂;为恶虽死,神当其殃”。把现世祸福,说成种因可以在前世,报应可以在来世。(三)轮回。身体死了,精神不死,可以再生人世。在轮回时按过去所作的因得各种不同的果。(四)布施。佛教说“布施是为本人造功德”。这就使布施盛行。这四条中,特别是神不灭论,很受中国老百姓的欢迎,那些虔诚焚修的男女信徒,将小乘佛教奉为圭臬。从而使佛教广泛流布,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高潮。

  魏晋时期社会上一些有闲阶级,手执尘尾,口谈玄妙,对《老子》、《庄子》、《周易》湛力研究解说,从而出现清谈和玄学思潮,使老庄“玄学”成为清谈的主要依据和内容,“清谈”便是这种对“玄学”的阐述和表现方式。

  这一思潮的开端起于曹魏正始年间(240—248),史称“正始之音”,代表人物是何晏和王弼。他们出自儒家,但研究《老子》和《庄子》,用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典。何晏著《论语集解》和《道德论》,王弼注《易》和《老子》。他们通过这些书的注释,发挥老子的“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的理论,要求“圣人体无”,效法自然,形成“贵无”的思想体系。王弼还从哲学上探讨了自然和名教的关系,宣称名教出于自然,自然是本。何晏也说:“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这对两汉儒家名教的神圣地位是公然的藐视和挑战,所以他们的著作、言论倾动一时,影响极大。

  何晏在司马氏与曹魏的斗争中被司马氏所杀,王弼也因病早死。司马氏以传统儒学的卫护者自居,标榜名教,但又大杀异己,蓄意取代曹魏。这激起了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玄学家的强烈反感。他们不敢正面反抗,于是以老、庄为师,谈说玄虚,使酒任性,玩世不恭。政治上虽不明确表示是非,但却猛烈抨击名教,蔑视礼法,以对司马氏假奉名教表示抗议。他们认为名教与自然是对立的,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实质上是反对名教。嵇康公开“非汤武而薄周孔”,指斥“六经未必为太阳”。敢于揭露儒家礼法。冲击了儒家僵死的教条,具有积极的意义。嵇康的学生赵至,字景真。晋太康中(280—289)曾随魏兴(安康)太守张嗣宗寓居旬阳。赵至亦尚清谈。传说他十四岁时诣洛阳邀太学,遇嵇康写石经,徘徊不能去。请问嵇康姓名。康很惊异这孩子的胆量,便告诉了自己的名字。年十六岁,拜稽康为师。康常说:“(赵至)头小而锐,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风,恨量小狭”。赵至云:“尺表能审玑衡之度,寸管能测往复之气,何必在大,但问识如何耳”。赵至是西晋间有名的清谈家。嵇康的儿子嵇绍在《赵至叙》中曰:“至论议清辩,有纵横才”。赵至到魏兴,张嗣宗视为座上宾,甚被优遇,其所带来的玄学思潮,对安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安康、旬阳还有“景真泊舟”的遗迹和传说。与赵至同时的王澄,曾为晋昌郡太守(治地在今平利、白河间、领县二、吉阳、东关),据《世说新语》云:“王平子(澄)、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风为达,或有裸体者”。王隐《晋书》亦云:“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绩,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总而言之,玄学除了体现出批判经学的巨大进步外,在行为上,针对名教礼法,故意反其道而行之,或放浪形骸,长醉不醒,甚至裸体为乐。虽然不免有些颓废倾向,但仍没有失掉其积极意义。到了西晋末年,玄学走向第三阶段,主张“名教即自然”,消解名教与自然的对立,调和“有”与“无”,强调要听任自然,安分守己。代表人物是向秀、郭象。向秀作《庄子注》,郭象又“述而广之”。力图使“儒道合一”,互不相违。他们说老子的“绝圣弃智”不是非毁名教,庄子的“内圣外王”更是两兼名教。这样,玄学经过正题(名教出于自然),反题(越名教而任自然),合题(名教即自然),完成了一个思维上的螺旋圆圈而达到高峰。于是玄学重新纳入儒学体系,成为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种。东晋以后,玄学又与佛学合流,名士谈佛,僧人说玄,虽依旧是清谈风趣,但已经逐步失掉玄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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