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与书法


2014/9/8    热度:387   

  禅与书法

  来源: 衡阳日报

  ·谢宏治

  记得赵朴初先生在《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要搞中国古代文史哲艺术等的研究,不搞清它们与佛教文化的关系及所受的影响,就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也不可能总结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规律”。当时觉得这个结论有点玄,后来通过习书和参禅,慢慢领悟到其中的奥妙。书法作为中国本土艺术,禅作为中国本土佛教,虽属不同门类,但理是相通的。

  今天我们开会的地方,即七祖怀让的弘法地,大家进山门时看到的对联“六朝古刹,七祖道场”即是佐证。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有个磨镜台,唐朝时期,后世尊为南禅七祖的怀让和尚在这里磨镜点化马祖道一,于是便呈现出禅学史上“一花五叶、五叶流芳”的枝繁叶茂景象。

  南禅的基本思想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它告诉我们,禅是以心传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禅不承认权威偶像,不迷信圣典和教规,也没有繁琐奥涩的教义,他提倡简捷的修行方式和精炼的语言文字,这对我们的书法研究是有借鉴意义的。书法研究有一种不正常的风气,即喜欢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故弄玄虚,使理论与实践脱节,且渐行渐远,这是不利于理论研究的健康发展。

  十二世纪初,日本有位道元禅师,在中国修炼学禅功成回国后,别人问他:在中国学禅十年,悟到了什么?他回答:“我已真正领悟到眼晴是横着长,鼻子是竖着长的真理,所以我空着手回来。”众人听后莫不捧腹大笑,“眼横鼻竖”这一简单的道理,用得着远涉重洋到中国修炼十年吗?

  这则禅学界广为流传的故事,使我想起了何绍基在《张玄墓志》中的一段题跋:“包慎翁之写北碑,盖先于我十年,功力既深,书名甚重于江南,从学者相矜以包派,余以横平竖直四字绳之……”“横平竖直”应是蒙学习字时老师的要求,为何大名鼎鼎的书法家,学书几十年后仍以“横平竖直”四字自绳呢?这看似平淡的四字,实则蕴含深刻的禅学思想和美学意义。

  孙过庭在《书谱》中讲过:“至于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这里所说的平正,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哲学过程。追险绝,归平正,是书法追求“熟极返生”“人书俱老”的艺术境界。

  禅界有一句广为流传的禅语,“平常心是道”,这“平常”二字,不能简单理解为心态方面的指向,而蕴含更深刻更杂复的内核,至于是什么内核,也只能用道明和尚的一句话:“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来解答。

  禅学最大的贡献是将复杂的东西、奥涩的问题简单化、朴素化。这种朴素的观念与书学上很多观点相通的。“既雕既琢,复归于朴”是书学研究的重要美学观点之一,也是书法所要求的“朴实”和“朴素”。

  所谓朴实,可理解为艺术上的“真”。明代书法家傅山曾大胆提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这一美学观点。这“四宁四毋”的提出,对当时刻意雕琢追求完美的甜俗书风是重重的一击。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曾讲过“不完整的形式和有缺陷的事实都更能表达精神”。可见,太完美的形式,往往容易吸引人的眼球,如同漂亮的外衣,具有美化和遮丑的功能,能给人带来愉悦,同时也带来虚伪。

  所谓朴素,即通常艺术上所强调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西方艺术大师罗丹曾感叹:“艺术上最大的困难和最高的境地,却是要自然地、朴素地描绘和写作。”这与庄子“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美学思想是相通的。

  现在的书法创作空前繁荣,流派纷呈,各领风骚,但繁荣的背后,有许多泡沫的成分,在这里不展开讨论。我个人认为,真正的书法,一是要立足传统,离开传统的书法是无根浮萍;二是要面对社会,面对大众,不能将书法变成极少数人“孤芳自赏”的把玩之物;三是要雅俗共赏,要防止以雅为幌子,追求创作上的“奇、怪、丑”,因为这类“丑”书往往容易远离了古人所强调的“丑”的真相。“丑”要建立在“真”之上,才可能达到美的境界,这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境界,只有得道高僧才能游刃其间。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禅与书法,事实上,禅与书法这两者都是讲不清楚的,越谈有可能越偏离真相。前面我提到的怀让还讲过一句话:“说似一物即不中”,他提醒我再讲下去,则有悖禅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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