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子青

　　（接上期）

　　佛 塔

　　塔的梵语是窣堵波（stupa），略译为塔婆，后来更加简称为塔，有时又称它为浮图。塔在印度原是一种坟墓的意义，所以瘗佛骨处名为塔婆，译为“方坟”，后来又把它区别开来：有舍利的名为塔婆，无舍利的名为支提，或制底（Cailya），译为“可供养处”。佛陀入天，遗体火葬后，他的遗骨——舍利（sarira）被分成八份，由八王分别起了八座塔供养，这是佛塔的起源。佛灭约二百年后，阿育王（Asoka）发掘了八处的塔，取出佛的舍利，在各地建了八万四千座塔，连中国都有阿育王塔的传说，现存的是宁波阿育王寺的舍利塔，是闻名中外的。可见其分布之广了。随着佛教的传播，佛塔建筑也随处出现，后来就成为宗教纪念性的建筑了。近代日本高僧藤井日连发愿在世界各地建立佛塔，以作为和平的象征。塔在原始佛教尚无佛像的时期，在佛教建筑上具有神圣的意义，成为一个寺院的中心。印度原始的塔婆是一个坟形的覆钵状，在它的顶上造着方形的平头，在平头上饰以竿和伞盖，伞盖的发展成为后来的相轮。这种寺院建筑中心的塔，由于安置佛像的佛殿的出现而被分化。它最初本在四面回廊的中央，和佛殿左右或前后并列，为伽蓝配置上的重要建筑物；但后来被置于回廊之外或东西相对，即逐渐成了装饰的意义。正因为如此，佛塔的发展便成为中国最优美的建筑。

　　中国的佛塔创始于何时，未见明确的记载，大概是和佛教的建筑同时存在的。佛教末入中国之前，中国早有一种多层建筑物叫做“重楼”，这是古代封建帝王妄想会见神仙而建筑的。魏书《释老志》记白马寺的建筑说：“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当时的白马寺在殿宇之外有印度式的塔是可以相信的。第二世纪的末年，笮融在广陵、彭城间大规模地建筑佛寺，就有浮图的建筑。他造的浮图是：“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三国志吴志4刘繇传），至少其下必有三重以上的楼阁，其上面的九重铜槃应该是九个相轮的意思。因此，当时塔的形制就是在中国式的重楼顶上安置一种佛教象征的印度式的窣堵波而成的。这也就是中印两种不同的建筑风格的结合。三国时代，康僧会到了建业，他为孙权说了佛舍利的灵异和阿育王造塔的故事，孙权因此为他建了一塔和一寺，这是江南最初的一座塔。北朝的佛寺大概多有佛塔的点缀。据“洛阳伽蓝记”所载，永宁寺有九层的大木塔，景明寺有七层的塔，瑶光寺等各有五层的塔，其他三层的塔也不少。隋统一南北朝后，于仁寿元年（六○一）、二年和四年三次下诏并分送佛舍利于全国一百余州，命以同样形式，一齐开工建筑，造塔的风气到此就达于极盛了。（村田治郎《中国之佛塔》32页）一般的塔是由塔基、塔身、平头、覆钵、盘盖各部分组成的。平头一称为方龛，这里本是安置佛舍利的，所以平头的四面多雕刻着佛像。塔顶金属所制的盘盖，名为相轮。塔的上面有一根中心柱高耸于最上层的屋顶叫做刹柱，它被饰以露盘、相轮和宝珠，成为佛塔的标志。普通相轮各部分的名称，自下而上的顺序是：露盘（一称平头）、覆钵、仰莲（日本称为请花）、九轮、水烟（一称火焰）、龙车、宝珠等，相轮高度和塔身的比例，最大的有三分之一，最小的大约五分之一。相轮的轮数，一般多用三、五、七乃至十三重的奇数，这是中国化的特征。为了使塔上的刹柱保持直立的姿势，一般使用铁链在塔顶的翼角和柱头宝珠下加以联系，使它不会发生偏向。这在北魏时代的永宁寺塔就用过了，所谓“复有铁锁四道，引向塔之四角”，是这种形式最古的记载。

　　中国塔的平面，最初多是方形的。木造的洛阳永宁寺塔和石造的济南神通寺四门塔（建于西元五四四年）都是如此。唐代西安的大雁塔是现存最显著的范例。但中国传统的方形平面和印度窣堵波的图形平面是有矛盾的。因为木构形式难以做成图形平面形，所以唐代的匠人就创造性地采用了介乎正方与圆形之间的八角形平面。公元七四五年河南嵩山会善寺的净藏墓塔是这种仿木结构八角砖塔的最重要的遗物。在它出现之前，除去一座十二角形的嵩岳寺塔和一座六角形的天台国清寺塔的孤例之外，所有的塔都是正方形的。后来八角形便成为佛塔最常见的平面形式了。（梁思成《祖国的建筑》）。

　　塔的建筑材料，最初是木造后来多用砖造也有少数是用石造和铜铁造的。塔的级数，自一级至三、五、七、九级都有，常见的有所谓“七级浮图”（俗语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也有高至十二、十三、十五、十六级的。中国的塔型是随着时代而发展的。南北朝的塔型有：单檐亭式（山东神通寺塔）、多层叠涩檐式（龙门浮雕）、十二角叠涩檐式（河南嵩岳寺塔）、覆钵顶式（山西云冈中部第二洞小塔）。隋唐的塔型有：多层叠涩檐式（大雁塔）、石版檐式（房山北台石塔）、八角木构式塔（嵩山净藏塔）、亭式石塔（涞水先天石塔）。五代及宋以后的塔型有：楼阁型木塔（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一般简称为“应县木塔”）、多层斗拱檐式（山东长清灵岩寺支佛塔）、多层叠涩檐式（河北定县料敌塔）、叠涩檐高台基式（洛阳白马寺塔）、扩大塔身式（辽宁超阳白塔）、仿木构石塔式（福建泉州东西塔）、阿育王塔式（吴越王钱式所铸阿育王塔）、多层阿育王塔式（普陀山太子塔）、喇嘛教式（北京妙应寺塔）、木构砖塔式（山西赵城广胜寺飞虹塔）等。从上面塔型的变化看来，说明中国的佛塔是由崇高朴茂而趋于纤巧华丽的。

　　造塔的方法，佛典祇有很简单的记载。《有部毗奈耶杂事》卷18说：“应以砖作其两重，次安塔身，上安覆钵，随意高下。”这是印度的造塔法。中国也有一些记载。如唐代福州建造多宝塔时，恐怕发生偏颇和地面陷落，掘土至五十尺之深，百有余尺之润，然后舂土积石二十尺高，内甃以礴，外构以木，可知古人对于塔基的重视。（《闽中金石记》卷3，黄滔《大唐福州报恩定光多宝塔碑记》）建于明永乐十年至宣德六年（一四一二—一四三一）落成的南京大报恩寺塔，虽高达三十余丈，但它建筑时不施木架，造一层四周壅土一层，随建随壅，至九层亦堆壅九层，始终如在平地建造。工程完毕时，将所壅土除去而塔身始现（南宋泉州的东西塔，相继就用这种方法，旧称“土门”，即出土的城门）。这样伟大的工程是我们今天所难想像的。（张惠衣《金陵大报恩寺塔志》塔图说明）。在塔上悬挂风铎和檐灯，这是楼阁式的中国佛塔所特有的规制。北魏洛阳的永宁寺塔有承露盘十三重，周匝皆垂金铎，；又有铁锁四道引刹向浮图，四角锁上亦有金铎。浮图有九级，角角皆悬金铎，上下共有一百二十铎。后赵石勒时，佛图澄听“相轮铃音”能卜出师（打仗）的胜败，可知那时的塔上也是悬有风铎的。（梁《高僧传》卷9《佛图澄清》）唐福州定光多宝塔七层八面、高二百尺，相轮高四十尺，悬在相轮上的风铎一百九十个，悬在每层翼角的风铎五十六个，微风吹动，有如天乐呜空，使人听了不知不觉地对于佛塔发生了好感。明代南京大报恩寺塔，九级内外篝灯一百四十四盏，常川点灯，昼夜长明。它的灯盏用蜊壳制成，内置油盘，灯芯直径盈寸，附有机栝，燃灯时引入檐内。燃毕旋机使出。这种塔灯不但增加佛塔的壮丽，在中古时代的都市里还具有照明的作用。（张惠衣《金陵大报恩寺塔志》塔图说明）。

　　经 幢

　　经幢是中国佛教建筑特有的一种多角形的石柱。它是从布帛所制的幢幡转变而来的。梵语驮缚若（dhvaja），巴利语脱阇（dlmja），译为窦幢或天幢。它是印度古代帝王的一种旗帜；佛教称佛陀为法王，也以幢为他的标志，所以称佛的说法为建法幢。古时的幢是用以书写佛号和经文的：后来为保存久远计，即用石材仿其形制，上有盖，下有座，中有六角或八角形的柱，远望之有如幢幡。这是经幢即石幢的起源。这种石幢原是为刻“尊胜陀罗尼经”而设的。因为陀罗尼经上说，若人能写此陀罗尼安高幢上，或安置窣堵波上，那些被幢影映身或幢上的尘土落在身上的人们的罪业就会消除。所以佛教徒最初多用布帛的幢写这部经，后来才改用石刻的。

　　中国的经幢自唐永淳二年（六八三）佛陀波利译出“尊胜陀罗尼经”以后才广泛地流行起来。这一部经虽有许多译本，一般以佛陀波利所译的的为最流行。经幢最初虽因刻“尊胜陀罗尼经”而设，但是盛行以后，其他经咒也有刻之于石幢的。一般的经幢是八角形的，六角形的也有，四角形的最少。大的幢身高至丈余，小的不过一尺，普通的是三、四尺，最大的分为三级。上面有盖，下有台座，幢首的各面雕刻着佛像或佛宠。（叶昌帜《语石》卷4）

　　现存最古的经幢，是唐天实四年（七四五）四川阆中铁塔寺的铁幢。它的下部仅饰仰莲一周，即立八棱幢身，铸陀罗尼经文；上部以叠涩形曲践向外挑出，再向内收进，冠以宝珠，形制极为简洁雄健。大中（八四七）以后，幢下设须弥座，上加华盖，幢的形体更加变得壮丽。如浙江海宁硖石镇惠力寺的两座唐咸通经幢就是很好的范例。北京经幢的规模，愈趋愈大，而以景祐五年（一○三八）所建河北赵县经幢为唯一巨作。行唐县封崇寺的经幢次之。（陈从周《硖石惠力寺的唐咸通经幢》）辽金及元各代的经幢虽有制作，但已不如唐宋之盛。清光绪七年（一八八一）保定莲华池建六幢亭，收藏了辽幢二、金幢一和元幢三座，体例比较复杂。（郑宾于《保定莲华池六幢考》）元代以后，石幢已渐成尾声。比较著名的有明永乐十年（一四一二）四川新都宝光寺所建的一座和北京西山碧云寺的两座经幢，形制和唐幢很相接近。清代的遗物，那就以北京北海天王殿前的双幢为巨擘了。北海的双幢建于清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都是汉白玉建造的八角形石幢。下部须弥座有三层束腰，其上为幢身，再上为一稍大的天盖，其上为三层佛龛，间以仰莲，每面各雕坐佛一尊。其上为三层天盖尔冠以宝珠。两幢形制相同，高各约三丈。东幢刻“金刚经”，西幢刻“药师经”。这种石幢的建筑在中国各地非常流行，几乎成为寺院的标志：也有用来刻修建寺院题记以代替碑石的。现存的遗物还到处可见，但都成为寺院内部的点缀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