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去年的一个时候，一个朋友将一部关于安庆迎江寺的电视专题片角本送我“把脉”。他之所以这样做，大约是考虑到我是安庆迎江寺第一部寺志《迎江寺志》的主编。我注意到，专题片中有关于迎江寺建寺历史的内容。迎江寺是安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一处重要的风景游览点，寺内的振风塔则被当作安庆的标志性建筑，想到这个电视专题片将会在社会上流传开来，我不能不腾出时间，对这个电视专题片角本作认真的拜读和研究。

　　佛教传入安徽的最早记录，大约可追溯到东汉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楚王英因“为浮屠（佛陀）斋戒祭祀”及“尚浮屠（佛陀）之仁祠”而被贬丹阳郡泾县 （今宣城泾县一带），随其南徙者有数千人。宣城与安庆仅一江之隔，楚王英的早期佛教对安庆不可能不有所影响。虽然佛教传入安庆确切的历史现已无从查考，但从现有的资料看，至少在东晋大兴年间，安庆境内的太湖、潜山等地已有了关于寺僧的活动。

　　迎江寺现为安庆市第一大寺，其规模在江淮之间也屈指可数。迎江寺中的振风塔被认为是沿江一带最高的寺塔，素有“万里长江第一塔”之称，并有“过了安庆不说塔”的民间俗语。至于迎江寺建寺的历史，“文革”后出版的一些文史资料以及某些工具书多认为：“迎江寺由僧人涵万初建于北宋开宝七年（974）。”如政协安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及安庆市图书馆资料室合编的《安庆史话》（1979年版）第197页中“迎江寺和振风塔”一文称：“据《法门龙象传》记载，北宋时，涵万和尚（生于937年———五代时后晋天福二年）在970年（开宝三年）去四川峨眉山，路过安庆，看见安庆背山面江，风景清幽，决定结茅安禅，立愿建庙。自开宝四年（971）起四方劝募，日夜经营，于开宝七年（974）建成迎江寺，前后三进。”黄山书社“安徽风光丛书”中《安庆》一书（1986年11月版）第8页也称：“据《法门龙象传》记载：宋名僧涵万在去四川峨眉山路过盛唐湾宜城渡（今安庆境内）时，看见这里背山面江，风景优美，决定结茅安禅，立愿建庙。从开宝三年（970）起，他一边劝募一边兴工，前后经过四年的努力，于开宝七年（974）建成万佛寺……”而《安徽百科全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2月版）在介绍迎江寺时也有同样的说法，如第806页中：“迎江寺……该寺建于北宋开宝七年（974）。”

　　1990年，在我与已故迎江寺方丈皖峰合著的《迎江寺传说》（黄山书社1991年版）中，同样引用了这一资料，该书的首篇，即有“风雨再三，涵万建寺”一文。

　　直到1997年，皖老主动隐退，决心在他生命的末年完成《迎江寺志》的编纂工作。承皖老的信任，我被他请为该志主编。编志不同于编民间传说，我开始对迎江寺的历史进行一系列翔实而认真的考证，终于发觉，上述结论，都只是出现在“文革”以后、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资料和工具书中，而“文革”之前的所有史料均无类似记载。至此，我开始对“北宋开宝七年涵万建迎江寺”的说法表示质疑。

　　（二）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那一段特殊时期的结束，一些文献开始纠正这一说法。如安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与《安庆文史资料》编辑部于1994年8月合编的《安庆文史资料》“民族宗教专辑”中第50页“寺塔沿革”一章中介绍迎江寺时称：“迎江寺始建时间，现在唯一可考的是《安庆府志》和《怀宁县志》，其上曰：‘明万历己未（1619）怀宁县士绅阮自华募建。始建之寺，庙小业小，不甚出名。’”

　　安庆自宋设府以来，明、清两代多次修志，而《安庆府志》及《怀宁县志》是现存的两种最早的方志，也是我们今天了解安庆历史的唯一可信的志书。为此，我专门去安庆图书馆查看了《安庆府志》，“寺观”栏中有这样的记载：“迎江寺，在枞阳门外，明万历己未邑绅阮自华募建，光宗御书护国永昌禅寺，特建翰宸楼贮之……”《怀宁县志》在卷九“祠祭”栏也有同样的记载：“迎江寺，万佛塔（俗名振风塔），在枞阳门外。明万历己未邑绅阮自华募建……”至于明光宗（即朱常洛）御书“护国永昌禅寺”，这是迎江寺最早受到皇封的历史记载。由此，我开始逐渐推翻“开宝七年涵万建迎江寺”的错误结论。

　　安庆师范学院已故教授乌以风先生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一次我在无意中查看他耗十数年心血编纂的《天柱山志》，其中的“人物”篇中有阮自华的条目：“阮自华，平生曾创建两大佛寺，即万历二十五年丁酉（1597）为迎接达观和尚说法而与桐城吴应宾请敕建天柱山佛光寺，以及四十七年己未（1619）募建的迎江寺。”

　　似乎是为我对这一段历史的质疑提供佐证，一同协助皖老编纂《迎江寺志》的蔡小愚、谢明奎两位先生将他们抄录的两块碑记示我。这是现存于迎江寺及安庆市博物馆内的两块完好的古碑，其中道光十五年（1835）《重修振风塔暨殿宇山门碑记》称：“……万历己未，郡守阮公自华募建头山门、大雄宝殿、宸翰楼、三官殿，并装修前后佛像。光宗御书护国永昌禅寺。”而另一块刻于光绪十五年（1889）的碑记则称：“护国永昌禅寺，又名迎江，与振风万佛塔并建，历称胜境。”建于1570年的振风塔与建于1619年的迎江寺虽然相隔49年之久，但对于事隔270年后的清光绪年间的人来说，49年应该并不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况且两大工程又都出自明代，说振风塔与迎江寺“并建”是可以被今人理解的。

　　《怀宁县志》不仅记载了振风塔建造的历史，还记载了振风塔在当时建造的过程和方法：在建筑科学不甚发达的当时，振风塔系用原始的“堆土法”建造而成。当塔建成之后，用以堆塔的大量泥土无法运走，便散开于振风塔周围，形成一片高地，而49年后，即万历四十七年（1619），阮自华在此地基上建造了迎江寺。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迎江寺地基会比它周围的地势要高出许多的原因所在。

　　中国佛教在经历隋唐盛世之后，由于统治集团的过分利用或过分打击，开始出现了长达数百年的低潮时期，直到明清之际，由于统治阶级的极力推崇，佛教出现了新的高峰期。明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经几十年征战，终于建立了他的大明王朝。因朱元璋年轻时曾在安徽凤阳的一座寺庙里度过了一段屈辱的生活，为了缅怀那一段非凡的经历，朱元璋开始对佛教全面复兴。他修复寺庙，制定戒律，颁敕寺僧。于是，一时间各地建寺立像之风盛行。今天安徽境内的许多重点寺庙几乎都兴建或重修于明代，如凤阳龙兴寺、浮山华严寺、九华山百岁宫、肉身宝殿等，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阮自华募建了安庆境内的天柱山佛光寺和迎江寺。

　　（三）

　　将迎江寺建寺历史从“北宋开宝七年（974）”改为“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这是我遵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而得出的正确结论。当我把这一结论告知皖老时，这位为迎江寺献出毕生之爱的老人久久沉默，一脸沉郁。对于一座曾被号称“千年古刹”的掌门人来说，这是一件并不轻松的事情。然而第二天清晨，皖老即给我打来电话，经过一夜痛苦思索的老人在电话中说：“我们应该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决不图一时之快，图做历史的老大，从而做出欺骗后人的事情。”皖老的态度，让我感动，也让我欣慰。就这样，我在迎江寺历史上第一部寺志成书之时，把迎江寺历史“砍”去近650年。《迎江寺志》于2001年底正式出版，而皖老于半年后魂归极乐。

　　然而，直到今天，一些有关迎江寺历史的介绍中仍然延续“建于北宋开宝七年”的错误说法。迎江寺属全国重点寺庙，在皖老圆寂七周年之际，我再次将这段历史公案公布于众，当然不仅仅是对皖老博大襟怀的一种怀念，也希望那种为了造大而不惜篡改历史的行为不再重演。

　　来源：安庆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