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与方城博望白马寺渊源考


2014/9/8    热度:898   

  张骞与方城博望白马寺渊源考

  □李迎年 张中坡

  在张骞封侯地——方城县博望镇老街西北处有一座白马寺遗址,2006年经当地居士集资,在遗址西边新建了一座白马寺。寺内有清代石碑五通,除两通漫漶不清外,其余三碑碑文字迹清晰可辨。从碑文中可知,白马寺原有中佛殿、左佛殿、右佛殿、毗庐佛殿等建筑。据当地居士李太春、邱炳善介绍:张骞封侯于博望(公元前123年),从西域带回金神若干,两个大的留在宫廷,其余小的带回博望,放在修建的金神庙内供奉,金神庙即在当时张骞衙署后300米左右处。

  张骞从西域带回博望的汗血白马死后葬于庙旁,为纪念白马,后人才将金神庙改为白马寺。自建寺以来,白马寺历经2000余年,屡建屡毁,几度兴衰,历尽沧桑,1929年被冯玉祥部彻底毁坏。如果方城博望白马寺为张骞封侯博望并在此工作生活时所建,这里的白马寺就比洛阳的白马寺还要早180多年。方城博望白马寺是否为张骞所建,需要众多史实、文物支撑。为此,笔者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考证。

  一、佛教的兴起及早期传播。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世纪~5世纪的古印度,由释迦牟尼带领弟子主要在印度恒河中上游传播,他圆寂后的一二百年里,佛教传播的速度并不是很快。到了公元前三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佛教开始向印度及周围国家迅速传播,很快传播到中亚、南亚、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阿育王是佛教史上有名的保护佛教的国王,被佛教徒尊为“法阿育王”。他为了宣传佛教,利用佛教维护其统治,每年都要向僧侣施舍大量金钱,在他的资助下,佛教完成了第三次结集。据《汉书·西域传》载:“大月氏国,都兰氏城……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钱货,与安息同。”这说明此时佛教在大月氏已经盛行。

  二、张骞出使西域最早接触并接受佛教。公元前138年,汉武帝第一次派张骞出使西域。据《汉书》卷六十一《张骞李广利传》第三十一载“骞身所至,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并在大月氏“留岁余,还”。《后汉书·西域传》载:“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张骞但著地多暑湿,乘象而战,班勇虽列其奉浮图,不杀伐,而精文善法导达之功靡所传述。”《魏书·释老志》亦载:“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浮屠之教。”这些史料说明,张骞是我国最早接触佛教文化的人。莫高窟初唐第323窟北壁西侧,有五组画面。第五组画面位于全图的左侧上部,画面内容显示:有三人行至一西域方城,两人手持双节,城内佛塔高耸,城外两僧人向城内观望。此组画面描述了张骞带领侍从人马到达大夏国,并见到了大夏国的僧人、寺院和佛塔的情景。

  三、张骞是传入西域佛教音乐的第一人。最早把佛乐引进中国的人,是开启丝绸之路的张骞。《晋书·乐志》载:“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以为武乐。”张骞带回的这首乐曲,应是一首佛乐。“摩诃”在梵文中是“大”、“伟大”的意思,兜勒改变信仰,终于变成“摩诃兜勒”(伟大的兜勒),是这首音乐的主题。这首佛曲可被视为有史可依的传入中国的第一首佛曲。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张骞既能将佛乐带回,佛教的其他相关文化也应由其带入中国内地。

  四、张骞封侯博望并带回佛教文化。据《汉书》卷六十一《张骞李广利传》第三十一载:“骞以校尉从大将军击匈奴。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乃封骞为博望侯。”时为公元前123年,此时信奉佛教的张骞将佛教文化带往博望应为必然。

  五、白马寺现存碑文及史实证实该寺为中国早期的佛教庙宇。白马寺遗址所处地气势不凡。据清乾隆十一年《重修毗庐佛殿小引》载:“且是佛也,东临三皇,西界大帝,南临释迦,北至玄武,巍巍乎,势站山岗,威震博望,位居中央……”此处正为博望坡之最高地,张骞选择此处建立衙署,并为方便信佛在其后附近修建金神庙当可信也。另据清嘉庆二十三年《重修白马寺碑记》载:“兹博望镇之北,有白马寺焉……惟因日久年深,风雨剥蚀,墙垣颓废,光彩晦暗……”由此可知,该寺修建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博望白马寺始名金神庙,“金神”为佛教早期在中国的称谓。《魏书·释老志》载:“汉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即佛像,汉人奉其为“金神”。由此可知,方城博望之金神庙(白马寺)应为中国早期的佛教庙宇。

  拨开历史的尘埃,我们不难发现,佛教的传入与张骞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联系。张骞封侯地——方城博望白马寺有关情况的发现,为这一佛教重大课题勾画出了清晰的历史脉络。我们有理由相信,张骞不仅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还是最早把佛教引入中国的先行者,从而更加坚信方城是丝绸之路源头的论断。

  来源: 南阳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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