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敦煌莫高窟第9窟甬道李弘定、弘谏的供养人画像及题名为主要对象，结合莫高窟第196窟甬道北壁索勋父子供养人画像及题名、第148窟涅槃佛坛下晚唐李明振父子等供养人题记及敦煌文书中有关李弘愿四兄弟的记载，认为第9窟甬道供养人画像绘制于乾宁三年初（公元896年）至四年（897）6月9日之间。

　　[关键词] 敦煌；莫高窟；考古学；绘画；佛教

　　敦煌莫高窟第9窟位于南区北端，与第12窟相邻，往南是第16窟（藏经洞就在甬道北壁）。第9窟的研究分为两个方面，由于没有明确的建窟题记，围绕洞窟开凿的确切年代及窟主问题一直是探讨的热点；另一方面，晚唐至宋劳度叉斗圣变兴起，由于第9窟此经变画位置独特、内容清晰而备受关注，因此也成为研究的一个主题。

　　学术界对第9窟开凿时代的判定大多依据甬道南北两壁四身供养人画像题名的结衔，由于侧重点不同，故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向达先生认为索勋执政归义军期间将张承奉引以为节度副使，第9窟张承奉的结衔残阙者或即《旧唐书·昭宗纪》记载的节度副使的诸官勋。[①]姜亮夫先生认为，此窟为张承奉初掌政权时的功德窟，开窟时间是大顺二年（891），索勋接受托孤后到未自立为归义军节度使之间。[②]唐长孺先生认为第9窟张承奉题名的称号是索勋给他的尊称，开窟时间是在索勋初任节度使时。[③]贺世哲先生根据索勋的官衔题名认为第9窟甬道题名当在公元892年倾。[④]马德先生沿用此说，认为892年前后莫高窟第9窟建成。[⑤]梁尉英先生认为该窟建于唐僖宗大顺至景福年间，即890－893年。[⑥]

　　以上学者根据张承奉、索勋的任职情况来确定第9窟特别是甬道的修建时间，而没有对李弘定、弘谏的题名给予更多的关注。钱伯泉先生将第9窟李氏兄弟的结衔与《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以下称《乾宁碑》）中相应部分进行比较，认为李弘定题名应在《乾宁碑》之后。[⑦]荣新江先生认为第9窟张承奉、索勋的题名写于景福二年（893）9月前后，当时索勋为节度使，张承奉的“司徒”称号只不过是索勋用以收买沙州人心的虚衔而已，并没有实际的意义；[⑧]后又对李氏兄弟的题名进行分析，认为至少应写于894年之后。[⑨]李正宇先生根据第9窟张承奉的结衔，依据其自称“检校司空”之后至建立金山国之前这一段时间自称“司徒”而判断张承奉画像及题名当建于天复四年（904）八月后到天佑三年（906）之间，第9窟亦当建于这一期间；同时认为，此窟提名中有张承奉、索勋、李弘定、李弘谏而无李弘愿，更意味着李弘愿已经被张承奉所排斥。[⑩]2008年，李军博士亦根据第9窟没有李弘愿画像及题名，认为此窟当在张承奉称王之前建成，即乾宁四年（897）二月至光化元（898）年之间；并推测东壁门上的四身男供养人画像可能是真正的窟主李弘愿兄弟。[11]

　　研究从索勋上台到张承奉掌权这段归义军史，特别是在探讨第9窟修建年代等相关问题的过程中，前人很少注意李氏兄弟的任职情况，或有注意却没有用李氏兄弟的供养人画像作为此窟断代最直接的依据。虽然，李军博士推测此窟窟主是李氏兄弟，东壁门上的四身供养人像可能是李弘愿四兄弟，但是其断代的依据却是张承奉的结衔，可见对李弘定、弘谏的结衔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在乾宁元年（894）至第9窟建成之时，李弘定的结衔比较稳定，一直是瓜州刺史兼墨离军等使，而弘谏的官职变化较多，那么，对二人的任职情况进行分析，再结合其它相关信息，肯定有助于年代的判定。本文以李弘定、弘谏任职为切入点，对第9窟的建成时间作进一步的探讨。

　　敦煌莫高窟第9窟甬道绘四身男供养人画像，且保存有题名。甬道南壁第一身题名为：

　　敕归义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索勋供养

　　第二身题名为：

　　朝散大夫沙州军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李弘谏一心供养

　　甬道北壁第一身题名为：

　　……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食……实……万户侯赐紫金鱼袋南阳郡开国公张承奉一心供养

　　第二身题名为：

　　……瓜州刺□（史）……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郡李弘定一心供养[12]

　　这四身供养人像反映出了当时归义军政权的内部政局，一直备受重视，苏莹辉先生认为“李弘谏”题名应作“李弘愿”，此说在今天看来是不成立的。[13]既然第9窟甬道出现了李弘定、弘谏的画像与题记，我们对李氏兄弟前后的任职情况进行梳理。

　　李明振父子的记载最早出现于莫高窟第148窟的供养人题名中，此窟西壁涅槃佛坛下底层北向第三身题名：

　　弟子银清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守凉州左司马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李明振一心供养[14]

　　从题名来看，这次重修李明振还在世。

　　P .4615+P.4010《李端公讳明振墓志铭》也有李明振父子的记载：

　　李端公墓志

　　唐故河西节度凉州左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陇西李府君墓志铭

　　清河张球撰。

　　公讳明振，[字九皋，陇西成纪人也]。其先即武昭王之苗裔也。绵迹纡远，□□□（难以具）列。皇祖大宾，唐赞善大夫。祖暐，兼御史中丞。父恩，任敦煌录事参军。府君之生也，龆龀岁已去童心，逮冠颇以韬钤见重麾下。大中初，辅政辕门，经略河外，讨荡吐蕃，先登执馘，有庆忌之勇。方期分阃维城，继先人之

　　悲也。（当）龙纪二祀七月十有六日，

　　敦煌县漠高里，从吉兆也。夫人南

　　拜左神武统军兼司徒赠太保

　　沙州敦煌县尉曰弘愿，次将仕郎

　　简，次曰弘益，女适南阳张氏。其于□□□□□□□□□□繁云，球故揭其大□，□防陵谷之变。铭曰：

　　猗欤哲人，世嗣群官。圭绳于佩，严而不峻。仲由化蒲，庭谓清闲。公之从官，中兴之间。提戈河右，宣宗承干。有勋有爵，而未登坛。倏以云殁，高松麓原。陇西之志，纪于万年。[15]

　　李明振死于龙纪二年（大顺元年，890），任凉州司马与第148窟题记中的结衔相同。《墓志铭》中还有其诸子的记载，长子弘愿任沙州敦煌县尉，次子弘定任将仕郎，三子弘谏（简）残缺，四子弘益没有记载官职，而第148窟的题记中有官衔。

　　李氏兄弟的名字及结衔再次出现在《乾宁碑》中，此碑是李明振妻张氏率领诸子在乾宁元年10月5日以其夫名义重修家窟时而立，现存莫高窟第148窟前室南侧南向，碑文与《大历碑》同碑，敦煌文书P.4640存有碑文的写本，徐松、罗振玉、张维、蒋斧、王仁俊、石璋如、沙畹、李永宁、郑炳林、荣新江等先生都有录文，研究成果也颇丰。[16]其中除记述了张氏率诸子消灭索勋集团，扶立张承奉为归义军节度使的重大事件外，还详列了其四子的结衔，现摘录于下：

　　长男使持节沙州诸军事□沙州刺史兼节度副使、检校右散骑常侍、御史大夫、上柱国弘愿，……

　　次男使持节瓜州刺史，墨离军押蕃落等使，兼御史大夫弘定，……

　　次男使持节甘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国弘谏，……

　　次男朝议郎前守左神武军长史兼侍御史弘益，……[17]

　　《乾宁碑》是在消灭索勋之后为了庆祝胜利而立，893年9月至10月间，李氏兄弟发动政变消灭了索勋，迅速控制了归义军政权，之后派曹光等人进京，以求降节。[18]乾宁元年10月5日之前，唐政府派使节来沙洲，于是就有了碑文中李氏兄弟的任职。

　　P. 3552《儿郎伟》在《乾宁碑》立碑前一年所作，是除夕驱儺仪式上唱的歌词。文中多次提到“长史”、“司马”和“太夫人”，关于“太夫人”学界没有异议，一致认为是李明振妻张氏，而“长史”、“司马”则争论较大。荣新江先生认为是李弘愿和其某位兄弟。[19]李正宇先生认为应是张承奉与李弘愿。[20]冯培红先生认为，在诛灭索勋之初担任长史与司马者应为李弘愿和弘定，在二人获得唐政府册封沙州刺史和瓜州刺史之后，将两职分别让给了弘谏和弘益。[21]前辈研究颇受启发。

　　李氏兄弟是发动倒索政变的执行者，消灭索勋之后他们迅速控制了归义军的各个要职，此举一方面是为了掌控权利，更重要的是防止索勋残余势力反攻。换言之，即使唐政府不派遣使节册封，也不会改变李氏兄弟控制政权的这种现状。那么他们之间权利如何划分，这要依据归义军的实际辖区而定。此时，归义军在内讧中消耗着自身的实力，实际掌控的地区主要是二州六镇，[22]可见，控制归义军政权主要是控制瓜沙二州。我们首先来分析李弘定是何时被任命（或自任）瓜州刺史的。《乾宁碑》正式确定弘定为瓜州刺史兼墨离军使，那么在李弘愿等发动政变到朝廷册封（893年9、10月至894年10月5日）这一年左右的时间，由谁实际控制瓜州呢？据《大唐河西道归义军节度索公纪德之碑》记载，景福元年（892）9月索勋被唐政府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而P.3711《大顺四年（893）正月瓜州营田使武安君牒》后面有瓜州刺史索勋的批示，说明至迟到大顺四年（景福二年）正月之前，索勋在任归义军节度使之后还一直兼任瓜州刺史，而且他任瓜州刺史多年，口碑较好，可以说是从瓜州起家而入主归义军的，因此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瓜州刺史还控制有墨离军，尽管军队人数不是很多，但如果在当时政局跌宕的形势下发动叛乱，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可见瓜州的稳定对归义军政权的稳定至关重要，因此在消灭索勋后必须有一个人去实际掌控瓜州，可想而知李弘定是不二人选。因此，我认为在李弘愿等发动政变之后，由弘愿控制沙州，弘定控制瓜州，不管朝廷任命与否，这应该是面对现实情况的一种最佳抉择。由此可见控制沙州政局之“司马”不是李弘定。

　　学术界对《儿郎伟》中“长史”与“司马”二人的研究都是依靠李氏政变之后的文献，而忽略了其前任的情况，我们如果弄清楚了二人特别是这位称“长史”最初任职的时间，可能更有利于此问题的解决。莫高窟第196窟甬道北壁索勋后索承勋题名：

　　男故 太保孙朝议郎守沙州长史兼御史中丞承勋一心供养

　　第148窟涅槃佛坛下晚唐供养人画像李明振后还有其他供养人，第十三身题名为：

　　男宜奉郎守左武卫长史赐绯鱼袋上柱国弘益一心供养

　　第十四身题名：

　　故甥将仕郎守沙州司马□……索□鼎供养[23]

　　莫高窟第148窟李弘益题名中“宜奉郎”当为“承奉郎”之误，且“宜奉郎守左武卫长史赐绯鱼袋”要比《乾宁碑》中“朝议郎前守左神武军长史兼侍御史”品阶低，很明显碑中弘益题名要晚于洞窟。[24]从李明振与弘益题名可知第148窟晚唐供养人画像及题记时间比《乾宁碑》立碑时间早，依据李明振的题名，他在生前（龙纪二年之前）曾经率领全家及内亲等成员对家窟进行过重修，并绘制自己、诸子及家人等供养人画像于佛坛下。而乾宁元年10月5日，李明振妻张氏又率诸子重修其家窟，并立碑纪念。第148窟晚唐第十四身供养人索口鼎，从与李明振的关系判断，他同第196窟索承勋一样均为索勋之子，索□鼎任“沙州司马”，索承勋任“沙州长史”，冯培红先生认为是索勋上台后为了控制政权的需要。[25]据索□鼎题名可知，他在龙纪二年之前已去世，其任职当在张淮深当政时期。另一子承勋任“沙州长史”是在索勋当政期间，他的任职就是为了帮助索勋控制政权。

　　目前，学术界对第196窟索承勋的画像与题记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从索承勋的题记来看，在绘制第196窟甬道北壁供养人画像时，索承勋已任沙州长史。P.4640（3）是《乾宁碑》碑文的写本，在李弘愿处只写“长男长史弘愿”，后又将“长史”抹去，在弘定处则只写“次男瓜州刺史”，其它名字、官职等全无。荣新江先生认为李弘愿最早任职应该是沙州长史，时间大概在索勋执政时期，等到张氏、弘愿母子推翻索勋立碑纪功时，形势已与撰写碑文初稿时大不一样，所以划掉长史称号，李弘愿是以“长史”的身份诛灭索勋的，所以这一称呼就成了他的固定称号。[26]冯培红先生认为，这种涂抹应能证明李弘愿在景福二年起兵推翻索勋后曾自任沙州长史，而唐朝使节到来才得到正式加官为沙州刺史兼归义军副使，故在刻碑时直书新官，甚至在文书底稿抄本中也自然将旧职划去了。[27]李正宇先生则认为此“长史”为张承奉。[28]从抹去“长史”的身份来看，至少可以说明李弘愿曾经担任（或自任）过沙州长史。我们从第196窟题记知索承勋在索勋当政时期任沙州长史，索勋的归义军节度使得到了唐政府的任命，可推知索承勋的沙州长史也应得到了唐政府的认可。然而大家对第196窟索勋画像及题名是否为晚唐绘写存在异议，一般认为是在索勋任归义军节度使期间（892—893）绘制的。土肥义和先生认为此窟开凿在925到980年之间。[29]梅林先生认为其原建时代在索勋当政时期，何法师为了庆祝索勋任归义军节度使，不惜将自己的供养像抹去换上索勋，时代从晚唐说。[30]李军对供养人题名分析之后认为此窟索勋的题记要晚于第98窟的题记。[31]我认为此窟开凿于晚唐，索勋像及题名绘写于他当政时期，理由是：

　　首先，虽然艺术风格不能确定洞窟的准确年代，但是可以确定相对年代。从洞窟形制来看，第196窟是晚唐独有的单层马蹄形中心佛坛窟；[32]从壁画内容及布局来看与第138窟同时，且比后者时代要早；[33]从供养人画像来判断，此窟索勋父子供养人画像与晚唐第156、138等窟的供养人画像相同，却与五代时期洞窟的供养人画像有很大差异。[34]

　　其次，敦煌莫高窟供养人各家题记对第196窟索勋的题名记载均不相同，孰是孰非，因为此窟甬道北壁索勋的题名已经漫漶而无法比对。尽管伯希和《伯希和石窟笔记》[35]中错误较多，却是目前最早的有关敦煌石窟较为完整的记录资料，可以弥补后人对石窟记录的不足，至少伯希和上世纪初所能看到的题记及内容远比四十年代人们看到的要清晰，因此，荣新江、梅林等先生都谨慎地依据了伯希和的记录。[36]

　　最后，学者们都对索勋的供养像及题名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而忽略了其子索承勋。我们对晚唐至宋时期敦煌莫高窟甬道绘制供养人画像的洞窟进行了调查，第156窟南壁是张议潮、淮深画像，北壁是议潮夫人宋氏等像；第94窟南壁画张议潭等，北壁则是议潮等像；第85窟南壁被五代重绘，可能绘曹议金等画像，北壁则是原窟主翟法荣等供养像；第98窟南壁是曹议金等供养人像，北壁则是张议潮、淮深、索勋等像；第108窟南壁是曹议金、元德等，北壁题名不清，从题记知，可能是张怀庆家族成员；第454窟南壁是曹议金、元忠、延恭、延禄等，北壁供养人题名漫漶，可能是窟主家族成员；曹氏归义军时期重修前代洞窟第205窟南壁绘曹延禄等，北壁绘制索勋等画像；第427窟南壁画曹元忠，北壁画其夫人翟氏等。从调查结果看，晚唐至宋洞窟甬道高大的供养人画要么一壁是历任归义军节度使，另一壁是自己家族成员；要么两壁画节度使夫妇。如果第196窟索勋像是宋代补绘的话，就意味着索承勋的供养人像也是宋代补绘，此窟是何家窟，索承勋不是归义军节度使，这不符合甬道绘制供养人画像的原则。如果索承勋像是晚唐原绘，而索勋像是宋代补绘，何氏家族成员无缘无故画一个既非本族成员也非节度使之人进入甬道显眼的位置，此举不可思议。从以上分析来看，第196窟索勋父子供养人像是索勋当政时期所绘无疑。

　　既然，我们确定了第196窟甬道北壁供养人画像及题记均为索勋当政时期绘写，根据《索勋纪德碑》和李正宇先生根据《儿郎伟》推定的李弘愿等发动政变的时间，可知索勋任归义军节度使在892年9月底至893年9、10月间，这也说明第196窟甬道北壁的供养人像及题名绘写于此时，索承勋任沙州长史当然也在此时。然而，这一时期李弘愿任沙州长史又如何解释？大顺元年张淮深一家被杀，从此张氏归义军政权内讧不断，特别是“托孤”之后，张承奉虽是归义军政权的合法继承人，在索勋任节度使时已被彻底被架空，是索勋主要提防的对象。那么李弘愿兄弟是如何发动政变的，如果只凭借张氏为议潮十四女身份与威望是远远不够的，还要靠在归义军政权中担任相对重要的官职才行，由此我认为李弘愿在发动政变时确实任沙州长史，即索勋在任时弘愿已任“沙州长史”。有了担任重要官职前提，相对合适的时机，加上张氏为议潮女的身份，才有可能成功消灭索勋。

　　从第196窟供养人题名可知，在索勋任节度使期间索承勋任“沙州长史”，只要索承勋存在，沙州长史这样重要的职位是不会轻易落入李弘愿之手的。再看第196窟索承勋的题记：

　　男故 太保孙朝议郎守沙州长史兼御史中丞承勋一心供养[37]

　　这条题记非常怪异，“男”是指索勋的儿子，“故 太保孙”说明是张议潮的外孙。这个“故”是指张议潮已死，这里好像是起专门强调的作用。张议潮死于咸通十三年，当时归义军政权中可以说是无人不晓，因此没有必要用“故”字特别强调，如果只强调是议潮的外孙，只称“太保孙”，如果要专门强调议潮，只称“太保”即可，因为在索勋之前能称太保者，非议潮莫属。足见此题名之奇怪。再对比索勋另一个儿子的题记：

　　故甥将仕郎守沙州司马口……索□鼎供养

　　“故”说明此时索□鼎已死。再看其它与第196窟索承勋相类似的题记，第85窟甬道北壁第四身翟法荣侄题名：

　　侄男河西节度押衙兼监察御史 懷恩

　　第156窟张淮深题名：

　　侄男银清光禄大夫检校果子宾客上柱国……大将军使持节诸军……赐紫金鱼袋淮深一心供养[38]

　　这些题记叙述方式均与索承勋题记不同。从敦煌石窟供养人的题名来看，北朝供养人题名一般前面是“清信弟子”或“弟子”等，隋唐时开始书写官职，有的开头直书官职，有的则说明与窟主的关系，前面称“外父王”、“父”、“母”、“考”、“妣”、“叔”、“叔母”、“兄”、“弟”“姊”、“妹”、“男”、“女”、“侄”、“甥”、“新妇”等等；僧人前称“僧”、“尼”；死去的人不管僧俗前面均称“亡”或“故”；遍查《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也未见与索承勋题名相同称呼者。敦煌文书碑铭赞中记载人物官职、关系等与供养人题记基本相同。仔细对比我发现索承勋题记中的“男故 太保孙”只能是“故男 太保孙”的误写，即将“故”和“男”次序颠倒。如果是“故男”既符合供养人题名书写的规则，也符合何法师一家将索承勋绘入其家窟的动机。索勋自任归义军节度使后，很快任命自己的儿子索承勋为沙州长史帮助控制政权，不久就得到了唐政府的承认，为了表示庆贺何法师不惜将自己的供养人画像抹去换上索勋，然而就在此时索承勋突然去世，于是何家人将其画像一并绘入洞窟之中，是以接班人的身份表示纪念的，否则以索承勋身份既非节度使也非何家成员，怎么有资格将自己的画像绘入何家窟甬道如此重要的位置。“故男”说明在索勋当政期间，索承勋已经去世。再结合第148窟索□鼎的题记来看，索勋有两个儿子已经亡故。也许他只有这两子或其他的子嗣还没有成气候，这才给觊觎节度使之位的李弘愿制造了机会。

　　索承勋之死，使索勋失去了巩固政权的左膀右臂，出于某种现实考虑他任命李弘愿为沙州长史。据《李明振墓志铭》记载，龙纪二年之前弘愿任“沙州敦煌县尉”。只有李弘愿任沙州长史，才能成为消灭索勋的必要条件，如果是张承奉任此职，在同样的条件与机遇下，可能也会成功，但这与《乾宁碑》中“于是先兄亡弟丧，社稷倾沦，假手托孤，几辛勤于苟免。所赖太保神灵，辜恩剿毙，重光嗣子，再整遗孙。虽手创大功，而心全弃致，见机取胜，不以为怀。乃义立侄男，秉持旄钺。”[39]的现实情况不符。更重要的是索勋是否愿意将沙州长史的重任委予张承奉，我想答案是否定的。

　　从P.4640（3）中我们还看到在李弘愿之后有“次男瓜州刺史”的字样，与《乾宁碑》记载李弘定的情况基本相同，前述弘定可能是在消灭索勋之后立即出任（自任）瓜州刺史，此题名也印证了我们对李弘定控制瓜州的推测。那么，有没有可能李弘定任瓜州刺史与其兄一样是在政变之前？仔细推敲，这种可能不存在，因为一旦李弘愿为沙州长史、弘定为瓜州刺史，势必会对索勋的执政造成威胁，等于作茧自缚。因此，李弘定不可能在消灭索勋前任瓜州刺史，而只能在之后。

　　李弘定是在消灭索勋之后自任瓜州刺史的，894年10月5日前则被唐政府正式任命，因此莫高窟第9窟李弘定的画像并题名应绘写于此后。

　　李弘定何时结束瓜州刺史的任职，没有确切记载，但是可以找到一些间接的证据。P.4640V《乙未至辛酉年（899—900）归义军军资库司布纸破用历》中多次提到张使君：

　　（三月）[40]十四日，奉 判矜放张使君布壹匹。

　　十伍日，都押衙罗通达传处分，支与张使君细布壹匹。

　　七月十三日，衙官李文德傅处分，支与张使君粗布贰匹。

　　（已未七月四日），又同日，支与张使君画纸叁拾张。

　　（辛酉年二月）九日，刘和信传处分，支与张使君细纸壹帖。[41]

　　这篇文书用布年代不明，后面用纸年代相对较清楚，可能用布与用纸时间相同。冯培红先生认为这位张使君是接替李弘定的瓜州刺史。[42]为是。乙未年为899年，说明至迟在此年之前李弘定已经不再任瓜州刺史，接替他的是这位张使君，而第9窟李弘定供养人画像及题名当在此之前绘写。

　　索勋为了控制沙州政局，让其子索承勋任沙州长史，无独有偶，李弘愿等发动政变以后，先自任沙州刺史，此时他不可能直接自任归义军节度使，因为李氏兄弟是以“扶张倒索”的名义发动政变的，为了避免步入索勋之后尘，李弘愿绝不会甘冒此风险。夺取政权后，为了不让索勋残余势力东山再起，这就需要有人协助他巩固沙州政局。上面已经讨论，李弘定去控制瓜州，这个任务只能是李弘愿的三弟弘谏、四弟弘益完成。我推测可能是弘谏接任沙州长史、而弘益任沙州司马，由于此时唐政府的使节未到，这只能看成是李氏四兄弟内部权利的划分。李弘愿这样做最终目的就是要成为第二任异姓归义军节度使，同时也吸取了索勋被杀的教训，即将沙、瓜两州军政大权集于一身，一旦发生不测，大权很快旁落。

　　李弘谏，P.3418v《唐沙州诸乡欠枝夫人户名目》之“敦煌不纳枝夫户”中记载有“长使（史）李弘谏欠卅壹束”[43]，可知他确实曾经任沙州长史，也印证了我们对他任职的推断，他任“沙州长史”当在消灭索勋之后而在唐政府正式任命之前。

　　公元894年10月5日前，唐政府使节来到沙州进行册封，李弘愿任使持节沙州诸军事□沙州刺史兼节度副使，弘定为瓜州刺史兼墨离军押蕃落等使，弘谏任甘州刺史，而李弘益只得到了文散官为正六品上的朝议郎，且无执事官。

　　P. 3552《儿郎伟》及后来行使归义军权利的“长史”不是李弘谏而是弘愿，弘愿是以沙州长史的身份消灭索勋的，正如荣新江先生所说“长史”成了李弘愿的代名词。《乾宁碑》立碑之后，李弘谏有可能出任甘州刺史，沙州就只剩李弘愿与弘益兄弟二人，而这期间“长史”与“司马”掌权的“司马”可能是老四弘益。

　　在李氏执政时期，从《乾宁碑》中有唐使臣来到沙州以及P.3101《书仪》等材料显示，甘州是否已被回鹘完全占领还很难确定。第9窟李弘谏的题名是：

　　朝散大夫沙州军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李弘谏一心供养

　　这条题记李弘谏有两个文散官即朝散大夫和银清光禄大夫，执事官是沙州军使，检校官是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沙州军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应是后来补绘的，因为以朝散大夫从五品下的文散官，不可能兼任沙州军使等职的。[44]这就说明前面的朝散大夫写上之后由于某种原因不及涂改而又在后面直书后任的官职。此条题记对我们进一步理清李弘谏前后任职情况有很大帮助。我们再看《乾宁碑》中弘谏的官职：

　　次男使持节甘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国弘谏，……

　　既然第9窟甬道壁画绘制的时间在《乾宁碑》立碑（894年10月5日）之后，那么，在绘制第9窟李弘谏供养画像前，他已经经历了从“甘州刺史”到“朝散大夫”任职的转变，在绘制画像之时，官职最终又变为“沙州军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第9窟李弘谏前后两次不同的官职，首先，在《乾宁碑》立碑后至第9窟画像时，李弘谏由于某种原因从“甘州刺史”降为“朝散大夫”，在第9窟甬道南北两壁供养人画像已经画好，“朝散大夫”的题名也已写上时，弘谏旋即又被任命为“沙州军使”以前的任职都没有来得及涂抹直接在后面写上现任官职。可见李弘谏的任职可分为甘州刺史、朝散大夫以及沙州军使三个阶段，这一切都在第9窟开窟到完工时发生。虽然分了三个阶段，但是没有丝毫证据证明这一段时间李弘谏任职的变化。

　　这一时期，归义军节度使虽然是张承奉，但是实际由李弘愿及弘益掌权，李弘谏如果没有大的责任或过错，怎能从正四品下的甘州刺史降至从五品下的朝散大夫。如果此时甘州已经被回鹘人占领，弘谏任甘州刺史只是遥领，他又无大的过错，即使是虚衔其散官的品阶是不会下降的，怎么会一下子降至朝散大夫，由此可见他在此时一定出现了大的过失。对比此时归义军与回鹘人的关系，我认为可能是李弘谏在甘州任上时甘州被回鹘人占领，他被迫退回沙州，李弘愿虽有心袒护，但是为了向其他人有所交代，将弘谏的官阶降至从五品下，以示惩罚。

　　李弘谏是何时又从“朝散大夫”升至“沙州军使”，而第9窟的甬道供养人像为什么没有李弘愿而只画了李弘定、弘谏二人？李正宇先生认为，绘制张承奉画像之时，李弘愿已被除掉。[45]李军也认为第9窟修成之际，张承奉在沙州大族的支持下，除掉了李弘愿并为索勋平反，李弘定兄弟被迫在甬道画上张承奉及索勋的供养像，自己却侧身其后。[46]李弘愿与弘益二人是否已经被除掉，尚无法判定，但是从第9窟供养人题名排列来看，李弘愿、弘益二人特别是弘愿至少已经失去了掌控归义军政权的能力。那么，又如何解释李弘定、弘谏的画像还继续存在，李弘谏结衔不降反升又是何原因？

　　李氏执政后期，李弘愿把张承奉撇在一边自领节度使，他的专权引起了张承奉和敦煌大族的不满与反对，沙州出现了一场推翻李氏专权的政变，阴氏家族可能参与其中。[47]荣新江先生根据S.2263《葬录》认为在乾宁三年（896）五月以前李氏家族彻底垮台。[48]《葬录》：

　　时与乱世，根浅性□。俗化所易，王教风移，其君欲与贪狼为政，其臣欲与□□求尊，人心变改，邪魅得便，正法不从，非道为美。得事者不师轨，□求同类，擅作异谋，货赂求名，破灭真宗，离害能德。能德既无，恣行非法。非法既盛，邪道日兴。

　　在这段概括李氏执政的文字中，张忠贤直接斥责李弘愿时期是乱世，进一步对张承奉大加赞美，说明在896年5月前张承奉已经掌握政权。实际情况可能是张承奉在敦煌大族的帮助下只消除了李弘愿、弘益集团，而保留了李弘定及弘谏，此事当发生在896年初至5月之前。李弘定及弘谏二人没有被清除的原因可能是他们没有参加李弘愿后期的专权及排斥张承奉的活动，从第9窟李弘定与弘谏画像及题名来看，二人有可能是站在张承奉一边的，而且从弘谏由“朝散大夫”至“沙州军使”的升职情况来看，在此次行动中他可能对张承奉有一定的帮助。此时张承奉急于掌权，对李弘定、弘谏采取了暂时容忍的措施，一旦局势稳定，他肯定会剪除剩下的二李，从后来事态发展看，至少李弘谏是死于非命的。从以上分析可知第9窟甬道供养人像绘制时间当在896年初到李弘谏死之前。

　　李弘谏死于何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我们可以从敦煌文书S.1177找到一些线索。S.1177《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

　　弟子女太夫人张氏，每叹泡幻芳兰，不久于晨昏，嗟乎爱别痛苦，伤心而不见。岂谓天无悔祸，哀迥树之先凋，歼我良贤，类高花至早坠。谨为亡男使君、端公、衙推，抄《金光明最胜王经》一部，缮写云毕，愿三郎君神游碧落，联接天仙。质（直）往净方，闻经树下。三涂八难，愿莫相过。画台莲宫，承因游喜。阎浮促寿，永舍无来。净土长年，恒生于此。慈母追念，崇斯胜缘。咸此善因，皆蒙乐果。 大唐光化三年庚申岁六月九日写记。[49]

　　这篇文书是李明振妻张氏在光化三年（900）为她三个已死的儿子抄写的佛经题记。荣新江先生认为至少李氏三子在此时都已亡没，这似乎不能认为是简单的自然死亡，而很有可能是张承奉贬其职之后的灭祸根行动的结果。[50]到900年6月9日前，可以肯定李氏四兄弟中有三人已死。四人之中只有李弘定未死，[51]敦煌文书中保存有李弘定后人的邈真赞，P.3718《李绍宗（润晟）邈真赞并序》载：

　　使持节墨离军诸军事守瓜州刺史银青光绿大夫李公长（次）子矣。

　　S.289《李存惠墓志铭并序》载：

　　曾祖墨离军事守瓜州刺史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讳[弘定]。[52]

　　可能是张承奉正式掌权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权利，在收回沙州军权的过程中与李弘谏再起争端，将李弘谏处死。而李弘定则为求自保主动将瓜州军政大权交出才幸免遇难，此后瓜州刺史由张承奉的一位兄弟继任。可见李氏兄弟最后的下场是只有李弘定幸存，其他三人均死于非命。

　　那么李弘愿兄弟三人是何时被杀的，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李弘愿、弘益死于敦煌大族推翻李氏统治的政变时，而弘谏则死于第9窟完工之后；另一种是在第9窟建成之后三人同时被杀。从S.1177来看，我认为他们三人可能同时被杀。那么，三人到底死于何时，这要从张氏为三个儿子抄写的《金光明最胜王经》题记中去寻找答案。《金光明最胜王经》是一部表现诸天护世、增财、益辨、除灾、使众生获得福报，同时又具有忏悔罪恶等信仰行仪的经典，此经的抄写在吐蕃、特别是归义军时期非常流行。张氏为她三个死去的儿子抄写此经，不仅是祈福、忏悔等目的，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神游碧落，联接天仙。质（直）往净方，闻经树下。”看来她抄写《金光明最胜王经》的目的就是为了超度其三亡子的灵魂升天，进入西方极乐世界，而不是进入地狱。中国古代地狱思想比较严重，人死之后要经过七七、百日、一周年、三周年等冥间审查，三年之后亡灵才可到达转轮王前接受六道轮回。因此，人死之后，要做“七七”、“百日”、“一周年”、“三周年”的斋会来帮助死者轮回。李氏三兄弟是被张承奉处死的，不可能为他们做斋会，即使其母张氏想做张承奉也绝不允许。直到900年，张承奉已经控制政权多年，而且此时他节度使的任职可能也得到了唐政府的册封，有了一定的赦免之心，才允许其他的姑母张氏为儿子抄写《金光明最胜王经》超度亡灵。“神游碧落，联接天仙”一句是祝愿她的三个儿子灵魂升天，永除三涂八难，由此可判断张氏写经是为了三个儿子三周年之忌而作，由于受到张承奉的限制，她不可能为儿子举行“三周年斋会”，而只能以写经的形式来表达。张氏是光化三年六月九日抄写佛经的，以此向前推三年为应是乾宁四年六月九日，即李氏三兄弟死于此时。即使S.1177中的“三郎君”是指一人即李弘谏的话，以上的推论也可成立，至少说明李弘谏是死于此时。从以上分析可知李弘定、弘谏画像绘制时间当在897年6月9日之前。那么，莫高窟第9窟甬道供养人画像及题记当绘写于896年初至897年6月9日之前。此窟的开凿年代当在此时或之前不久。

　　以上我们通过对莫高窟第9窟甬道供养人画像中李弘定、弘谏的结衔，第196窟索承勋的题名、《乾宁碑》以及敦煌文书S.1177《金光明最胜王经》题记等材料进行分析，推断出李弘定任瓜州刺史的时间范围，弘谏任职前后的变化以及死亡时间，进而推定第9窟供养人画像及题名的绘写时间在乾宁三年初至四年6月9日之前，进一步认定此窟的开凿时间当在乾宁三年初或之前不久，而完工当在乾宁四年6月9日之前。

　　作者简介：张景峰（1977—）， 男，陕西周至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生，敦煌研究院助理馆员,主要从事石窟考古与艺术及敦煌学的研究。

　　通讯地址：甘肃省兰州大学第一分部敦煌学研究所， 张景峰 邮编：730020

　　个人邮箱：dunhuangzha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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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向达：《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载同著者《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19页。

　　[②] 姜亮夫：《罗振玉补唐书张议潮传订补》，《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3辑，载同著者《敦煌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901页；姜亮夫：《莫高窟年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44页。

　　[③] 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中华文史论丛》1962年第1辑，另载陈国灿、陆庆夫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历史卷》，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第207—209页。

　　[④] 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第214页。

　　[⑤] 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04页。

　　[⑥] 梁尉英：《略论敦煌晚唐艺术的世俗化》，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9、12窟》，南京：江苏出版社，1994年，第10页。

　　[⑦] 钱伯泉：《为索勋篡权翻案》，《敦煌研究》1988年第1期，第68—75页。

　　[⑧] 荣新江：《沙州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称号研究（修订稿）》，《敦煌学》第19辑（台北），1992年，第31－33页。

　　[⑨] 荣新江：《晚唐归义军李氏家族执政史探微》，《文献》1989年第3期，另载同著者《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06页。

　　[⑩] 李正宇：《索勋、张承奉更迭之际史事考》，郝春文主编《敦煌文献论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8—119页。

　　[11] 李军：《晚唐中央政府对河陇地区的经营》，兰州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六章第五节《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第9窟的建成时间——兼论张承奉首度称王的时间》，第175—183页。

　　[12]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6页。

　　[13] 苏莹辉：《论索勋、张承奉节度沙州归义军之迄年》，《敦煌学》第1辑（香港），1974年，第90页。

　　[14]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68页。

　　[15] 录文参郑炳林：《敦煌碑铭赞缉释》，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93页。文书图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41页；第32册，2005年，第180页。

　　[16] 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文及有关问题（一）》，《敦煌研究》试刊第一期1981年，第66－72页；史苇湘：《世族与石窟》，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1—164页；孙修身：《敦煌李氏世系考》，《西北史地》1983年3期，第36—47页；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41－53页；荣新江：《晚唐归义军李氏家族执政史探微》，《文献》1989年第3期，载同著者《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97—213页；谢生保：《敦煌李氏三碑研究综述》，《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第105—112页；公维章：《涅槃、净土的殿堂——敦煌莫高窟第148窟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18－19页。

　　[17]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98页。

　　[18] 李正宇：《索勋、张承奉更迭之际史事考》，《敦煌文献论集》，第122—126页。

　　[19]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205—206页。

　　[20] 李正宇：《索勋、张承奉更迭之际史事考》，《敦煌文献论集》，第116—121页。

　　[21] 冯培红：《晚唐五代宋初沙州上佐考论》，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编《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64—72页。

　　[22] 郑炳林：《晚唐五代归义军疆域演变研究》，《历史地理》第15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6—73页，另载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2页。

　　[23]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87、68页。

　　[24] 冯培红先生将第148窟与《乾宁碑》中李弘益之题名、官职大小、二者先后详细解释给我，这里对先生指教表示衷心感谢。

　　[25] 冯培红：《晚唐五代宋初沙州上佐考论》，《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66页。

　　[26]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202页。

　　[27] 冯培红：《晚唐五代宋初沙州上佐考论》，《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67页。

　　[28] 李正宇：《索勋、张承奉更迭之际史事考》，《敦煌文献论集》，第114—128页。

　　[29] [日]土肥义和：《论莫高窟中的何法师窟（第196窟）的创建时代——对供养人题记的考察》，敦煌研究院编《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敦煌莫高窟，2000年，第54页。

　　[30] 梅林：《“何法师窟”的创建与续修——莫高窟第196窟年代分说》，《艺术史研究》第8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13—432页。

　　[31] 李军：《晚唐中央政府对河陇地区的经营》，兰州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78页。

　　[32] 张景峰：《敦煌莫高窟的中心佛坛窟》，《敦煌研究》2009年第5期。

　　[33] 第138窟是莫高窟晚唐相对纪年最晚的洞窟，其开凿年代当在张承奉正式被唐政府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即光化三年（900）之后，是莫高窟晚唐与五代洞窟区别的标尺性洞窟。具体参拙稿《关于莫高窟第138窟及其影窟的几个问题》，敦煌研究院编《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10-424页。

　　[34] 张景峰、顾淑彦：《敦煌莫高窟第138窟供养人画像再认识》，《艺术百家》2009年。

　　[35] 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 Carnet de Notes Paul Pelliot, Inscriptions et Peintures murale, Ⅰ-Ⅵ,Paris, 1921-1924.

　　[36]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90页；梅林：《“何法师窟”的创建与续修——莫高窟第196窟年代分说》，第427页注6。

　　[37] 我们对比《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伯希和石窟笔记》及其它有关供养人的记录，发现题记抄录均相同，可见非某家抄录有误所致。

　　[38]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29、73页。

　　[39]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198页。

　　[40] 依后文“四月五日”知，前面应为三月。

　　[41]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253—267页。

　　[42] 冯培红：《敦煌归义军职官制度研究》，兰州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15页。

　　[43]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1页。

　　[44] 此官职蒙冯培红先生赐教，深表感谢。

　　[45] 李正宇：《索勋、张承奉更迭之际史事考》，《敦煌文献论集》，第119页。

　　[46] 李军：《晚唐中央政府对河陇地区的经营》，第180页。

　　[47] 张景峰：《关于莫高窟第138窟及其影窟的几个问题》，敦煌研究院编《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10-424页。

　　[48]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207—209页。

　　[49] 录文参考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第438页。

　　[50]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210页。

　　[51] 荣新江与郑炳林先生均认为李氏四兄弟没有死者为李弘定。参见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210页；郑炳林：《晚唐五代归义军疆域演变研究》，《历史地理》第15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另载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9—20页。

　　[52]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缉释》，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466、5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