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域龟兹佛教
2014/9/8   热度:959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域龟兹佛教 才吾加甫 公元220至589年,是我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这三六百十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原地区政权更迭频繁,一个个王朝就像走马灯似地一掠而过。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内地和北方甚至西域历史上民族大迁徙与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各地诸民族之间的大融合,不仅有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为我国内地各诸侯国和西域各城邦国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之三百六十多年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西域诸国自东汉末的二十余国走向了互相兼并、相互统一的过程,在天山南北形成了十多国对峙的局面。与此同时柔然、吐谷浑、高车、吃哒等四个游牧国和民族也进入西域各地,与北魏以及西域进行了长期的争夺战争,促进了西域各民族的大融合,同时也进一步繁荣了西域诸地丰富多彩的文化发展。一般认为,在这三个半世纪的历史长河中,西域各地成了汉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希腊、罗马文化,特别是游牧文化的荟萃之地。 库车古称龟兹,又称丘兹、丘慈、鸠兹、归兹、屈茨、屈安、拘夷、苦先、苦叉、曲先、俱支囊、屈兹、邱兹、安西等,梵文称kuca,藏文称kutsahiyui。龟兹,是古代西域的一个大国,有居民八万余人,士兵二万余名。龟兹,这一名词最早出现在班固的《汉书·西域传》中,称: “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大都尉丞、辅国侯、安国侯、击胡侯、却胡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左右力辅君各一人,东西南北部千长各二人,却胡君三人,译长四人。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木于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能铸冶、有铅。东至都护治所乌垒城三百五十里。”? 自汉历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近千年时间,龟兹势力实际统治着塔里木盆地北道诸国,即从今日阿克苏、乌什、温宿、阿瓦提、巴楚、柯坪、阿合奇、拜城、沙雅、新和、轮台等地区,在西域历史上的影响至为深远。上面《汉书》所记,仅是龟兹国内人口。 如果将龟兹地区,即龟兹管辖地区人口总计就不止八万余人了。按《汉书·西域传》记载: “尉头国……户三百,口二千三百,胜兵八百人。”? “姑墨国……户三千五百,口二万四千五百,胜兵四千五百人。”? “温宿国……户二千二百,口八千四百,胜兵千五百人。”? 那么,龟兹国的人口,在汉代就有十一万七千五百人,胜兵二万七千八百余人。 龟兹国的疆域,据《三国志》记载:“……姑墨国、温宿国、尉头国皆并属龟兹也。”?《北史》中更有详细的记载: “姑墨国,居南城在龟兹西,去代一万五百里,役属龟兹。 温宿国,居温宿城,在姑墨西北,去代一万五百五十里,役属龟兹。 尉头国,居尉头城,在温宿北,去代一万六百五十里,役属龟兹。”? 综上可知,龟兹位于天山南麓,当汉通西域的北道线上,其疆域在汉时有姑墨、温宿、尉头三国之领地。即以今库车为中心,包括轮台、沙雅、新和、拜城、阿克苏、乌什等县,为当时西域五大国之一。 龟兹的势力范围则大大超过其疆域。东汉明帝时,龟兹曾攻破疏勒,杀其王,并其国,而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称雄于西域北道。到东汉章帝时,龟兹便控制莎车,把其势力范围扩张到西域南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丝路北线上一个独立的文化中心的库车,它所起的作用完全相当于南线上的和田。”?其佛教发展特别兴盛。《丝绸古道上的文化》一书说:“与和田情况一样,库车国王也是僧侣教团的赞助者和保护者。从一份梵文文献中我们得知,国王和王后决定亲手做饭来宴请教团的僧侣。克孜尔壁画上有一个国王,正在和他的夫人同僧侣交谈,他向他们表示敬意。从公元四世纪的一份中国资料上可知,国王的宫殿很像佛教寺院,因为里边不仅装饰着壁画与雕塑品,而且有很壮观的佛像。另一份六世纪初的资料写道,在城堡里边有许许多多的佛塔和寺院。”?这一时期龟兹地区成了塔里木盆地北部之中西各种文化的荟萃之地之一。当时龟兹地区之佛教从发展到进入鼎盛时期。在龟兹社会上佛教大小乘教并存之外,密宗也有流行。《丝绸古道上的文化》一书又云:“除了这两个‘乘’之外,印度佛教中较晚期的派别也在这个绿洲中站稳了脚跟,例如,魔法咒语与巫术法在大乘佛教中就已存在,而这些东西在密宗佛教中占据中心地位,从公元四世纪起,在库车也有人信奉。”? 从中原通西域,汉时有南北二道,龟兹居北道中;魏晋时有南北中三道,其中北疲乏,中道都要经过龟兹。 龟兹与汉朝的交通始于汉武帝时。到汉宣帝神爵二年,汉朝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管辖龟兹。到唐高宗时,则以龟兹之地为龟兹都督府,以龟兹国王白素稽为都督,统辖龟兹、于阗、碎叶、疏勒四镇。唐开元以后,回鹘逐渐强盛,雄视西域,唐文宗时,西域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龟兹被其吞没,不复存在。 龟兹地区何时传入了佛教,史无明证。据《梁书·刘之遴传》载,梁朝时刘之遴好古文物,曾在荆州收集数百种古代器物,并将四种献给东宫。其中有一种“为外国澡灌一口,铭云:元封二年,龟兹国献给。”按“元封二年”,是汉武帝年号,为公元前109年。“澡灌”是佛教僧侣所用器具。龟兹将一澡灌献给汉中央朝廷,必是一种重大的礼仪,很可能代表佛教集合的一种敬意。如果真如此,那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龟兹就已有了佛教。《龟兹石窟》一书也载:“佛教在公元前二世纪或公元前一世纪传入龟兹后,必然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传布,才有人信仰,才在龟兹流行起来,这个时间是相当长的。大约于公元三世纪时,龟兹佛教才进入鼎盛时期。”⿰当然这个结论尚有待于进一步证实。 龟兹地区早期佛教情况,可以从一些汉文典籍中钩稽一些。目前已知东汉永元三年(公元91年)班超废龟兹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以来,龟兹国王以白(帛)为姓,故一般认为白或帛为姓的西域僧是来自龟兹,从而根据如三国魏帛延、西晋帛尸犁密多罗等的译经来推测当时龟兹的佛教情况。然而以上看法毕竟只是推论。 龟兹佛教自公元三世纪中叶,则进入一个兴盛阶段,这从文献中可以看出,如《晋书·四夷传》载: “龟兹国西去洛阳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 又如《出三藏记集》卷十一的《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对龟兹佛教概述说: “寺甚多,修饰至丽,王宫雕镂,立佛形像,与寺无异。有寺名达慕蓝百七十僧,北山寺名致隶蓝六十僧,剑慕王新蓝五十僧,温宿王蓝七十僧。 右四寺,佛图舌弥所统。寺僧皆三月一易屋床坐,或易蓝者…… 阿丽蓝百八十比丘尼,轮若干蓝三十比丘尼,阿丽跋蓝三十尼道。 右三寺,比丘尼统,依舌弥受法戒。此三寺尼,多是葱岭以东王侯妇女,为道远集斯寺。” 上面提到佛图舌弥是《阿含》即《阿含经》,是小乘佛教的基本经典。 此外,据《高僧传·鸠摩罗什传》载,鸠摩罗什在胎时,其母“闻雀梨大寺名德既多,又有得道之僧,即与王族贵女,德行诸尼,弥日设供,请斋听法。”这里的“雀梨大寺”就是前面提到的“致离寺”。“致隶”乃“雀离”的异译名。 综上所知,西晋以后,龟兹佛教已相当普及,公元七世纪,玄奘路过龟兹时说:“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大城西门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余尺。于此像前,建五年一大会处。每岁秋分数十日间,举国僧徒皆来会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损废俗务,奉持斋戒,受经听法,渴日忘疲。”⿲ 根据上引资料,龟兹佛教盛况已略为所知,公元三世纪中叶,龟兹佛教已相当流行,其著名佛寺有达慕蓝、致隶蓝(即雀梨大寺)、剑慕王新蓝、温宿王蓝、王新伽五所僧寺,有僧四百四十人。此外尚有阿丽蓝、轮若干蓝、阿丽跋蓝三所尼寺,有尼二百六十人。仅文献所载著名大寺里就有七百人。 又据《出三藏记集·鸠摩罗什传》载,说鸠摩罗什从沙勒回到龟兹时“龟兹僧一万余人”。可知,龟兹佛教盛况时,僧尼总数多达万人,几乎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了。到唐代,龟兹僧侣也有五千余人。玄奘仅指学小乘佛教僧侣,如果连信奉大乘佛教的人加上,远远不止这些。据《往五天竺国传》载: “龟兹国,足寺足僧,行小乘法。食肉及葱韭等也。汉僧行大乘法。”⿳ 看来,尚有不少汉族人是信奉大乘佛教的。 由此可知,公元三世纪中叶以后,龟兹地区是大小乘佛教并行,而以小乘佛教为主。龟兹僧尼按照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的戒建《十诵律》,从事出家修行。僧尼每经三月需易寺屋,出家不久者不可独自住宿。比丘尼需三人出行。尼僧受僧寺管辖。龟兹地区已是西域佛教文化传播的一个中心,许多“葱岭以东的王侯妇女”都来龟兹削发为尼,修行佛法。她们不畏道险,长途跋涉来龟兹国修行,可见龟兹在当时佛教界的地位。 龟兹佛教一向是以小乘佛教为宗的,特别是小乘说一切有部长期占据龟兹,因此,我们在现存龟兹石窟群中所见壁画内容,早期都是反映小乘佛教的。 古代文献记载与国内外学者研究表明,龟兹是一个小乘佛教国。玄奘在《大唐西域记》记载: “屈支国……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取则印度,其习读者,即本文矣。尚拘渐教,食杂三净。”⿴ 慧英的《华严经感应传》记载: “龟兹国中唯习小乘,不知释迦分化百亿,现种种身,示新境界。不信华严大经。有梵僧从天竺将华严梵本至其国中,小乘师等皆无信受,梵僧遂留经而归。”⿵ 古文献中所记龟兹流行说一切有部的史实,后来为考古发现所证明了。因此很多学者都认为龟兹是一个小乘佛教国家。日本学者羽溪了谛在《西域之佛教》一书中说“及至(鸠摩)罗什去国,大乘便渐失其势力,而小乘遂风靡于此国也。”“玄奘时代以后,此国之佛教状态,仍无若何变化,而惟小乘教独流行,大乘教几扫地以尽……。”⿶马里奥·布塞格里在《中亚绘画》中也认为“库车曾是小乘佛教的中心。”⿷他说:“库车在宗教上和巴米扬一样,是小乘佛教的中心之一;该地处于大乘教和小乘教之间的各教派,如说出世部一样,很长时间内都居于统治地位;而事实上该中心可能长久地促进了印度——伊朗流派的传入。”⿸查尔斯·埃利奥特在《印度教与佛教史纲》第一卷中则说:“一切有部,盛行于巴达克山、疏勒和龟兹……大乘佛教,流行于于阗和莎车。”⿹ 龟兹的初期佛教之所以属小乘教派,这是因为龟兹佛教主要在犍陀罗国传入的,而犍陀罗国是一个小乘佛教的国家,法显在《佛国记》中曾说:“此国人多小乘学。” 到公元三世纪末,龟兹地区则开始流传大乘佛教。如曹魏甘露三年(公元258年),已有龟兹王白延,于洛阳白马寺协助译出《无量清净平等觉经》等大乘佛典。又如太康七年(公元286年),竺法护译《正法华经》时说:“天竺沙门竺力、龟兹居士帛元信共参校”。⿰这里的帛元信,据《后汉书·班超传》记载,龟兹王以白(帛)为姓,可知,帛元信是龟兹人。既然帛元信参与校定《正法华经》等大乘佛典,说明三世纪后期,龟兹佛教已相当流行,大乘佛教已有传播,有的人还到外地传教译经。据《出三藏记集》卷第八记载: “(晋武帝)太康七年(公元286年)八月十日,敦煌月支菩萨沙门法护,手执胡经口宣出正法华经二十七品,授优婆塞聂承远、张仕明、张仲政共笔受,竺德成、竺文盛、严威伯……等,共劝助欢喜,九月二日讫。天竺沙门竺力、龟兹居士帛元信共参校”。 据《出三藏记集》卷第二记载:晋惠帝(公元291—306年)时,沙门帛法祖译出惟逮菩萨经一卷。 如上所述,公元三世纪时,龟兹之佛教徒来中原传教译经者已不绝于途,不仅有一般的沙门,还有王族的子弟和虔信的居民,对此,梁启超先生曾作过如下的结论:“后汉、三国以安息、月支、康居人为多;两晋以龟兹、宾人为多;南北朝则西藏诸国与印度人中分势力,隋唐则印度人居优势,而海南诸国亦有来者。”这就是说,以后汉到隋唐的八九百年时间中,龟兹人只有在两晋时间来中原传教译的最多。可想而知,当时的龟兹能够派出大量僧徒往中原传教,足见其佛教的信仰已经根深蒂固,佛教在龟兹已经十分兴旺发达了。故而《晋书·四夷传》记载:龟兹“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 《晋书·四夷传》中所说的龟兹的“佛塔庙千所”以及《出三藏记集》卷十一中所说的龟兹的许多佛寺,至今仍有踪迹可寻。如克孜尔石窟第四十七号窟,用墙壁上的木楔做碳十四测定,时间为距今1785±75年,树轮较正年代为1730±80年,当在公元三世纪中。如森姆撒木石窟第三十六号窟,用墙壁上的木楔做碳十四测定,时间为距今1890±120年,树轮校正年代为1845±125年,当在公元二至三世纪。特别如《高僧传·鸠摩罗什传》所记鸠摩罗什未生之日,其母以有孕之身往雀离大寺“请斋听法”,据考证,这个雀离大寺即现在的库车东西苏巴什遗址。鸠摩罗什生于公元344年,苏巴什遗址碳十四测定在公元三世纪左右,其间相差百年。雀离大寺为古代龟兹境内最大、最著名的寺院,道安《西域记》和玄奘《大唐西域记》均有记载。它建成以后,即成为龟兹佛教活动的中心,不断扩建,到罗什出生的时候已经很可观了。由此观之,雀离大寺建成的时间与苏巴什遗址碳十四测定的时间是基本一致的,即为公元三世纪左右。 这样,我们可以比较肯定地说,到公元三世纪时,龟兹佛教即进入鼎盛时期。这个时期延续得很长,一直到公元八世纪末。 公元四世纪时,龟兹有僧尼一万人。根据班固《汉书》的记载,龟兹有“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班固成《汉书》于公元一世纪,当时龟兹的人口为男女老幼八万一千余人。到公元四世纪时,经过三百年来的发展,龟兹的人口必然有所增加。至于增加到什么程度,则无史料可寻。我们假定,三百年中龟兹的人口增加了一倍。那么,十六万余口男女老幼中有一万人当僧尼,其比例仍是相当惊人的。 到公元七世纪上半叶,玄奘赴龟兹时,龟兹有“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这与《晋书·四夷传》所记龟兹有“佛塔庙千所”以及梁《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所记龟兹有僧尼一万人的情况相比较,似乎龟兹的佛教已经今不如昔了。 公元四世纪中叶,鸠摩罗什诞生。鸠摩罗什幼年随母出家。九岁时到宾学习小乘佛教,十二岁返回龟兹。二十多岁时,在疏勒受莎车王子的影响,改宗大乘,以后数破外道,名震四方。当时,鸠摩罗什门下有四方来的沙门三千余人,这对传播大乘佛典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在鸠摩罗什的影响下,大乘佛教曾盛兴于龟兹。一些原来著名的小乘学者也改信大乘,许多西域国王都来听鸠摩罗什说大乘佛典。这说明当时统治者对大乘佛教的笃信和支持,表明大乘佛教在龟兹地区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大乘佛教的出现,是佛教文化的一次分化。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无论在教义理论方面,还是在修持实践方面,都有所不同。吕贗先生说:“大小乘的区别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有下列几点:一、在宗教的实践上,大乘以成佛为目的,而小乘则以达到阿罗汉为究竟。二、在理论上,对法空的解释,小乘对佛说很拘泥,认为(特别是有部)凡佛说的都实在。只要佛说有这类法,有这类概念,也就有这类实在。这是一种概念的实在论。因此,它们不承认万法皆空,最多只承认人无我,所谓人空法有。……大乘的看法就不然,认为一切皆空,法的自性也是空,所以说一切法的存在如幻如化。三、小乘认为要实现自己的理想,非出家过禁欲生活不可;而大乘,特别在其初期,则以居家的信徒为主。”⿱ 总之,为适应龟兹地区变化的政治、经济的形势,大乘佛教于公元四世纪中叶至末年,在西域一度兴旺发达起来。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大乘佛教,迅速得到发展。北传佛教的大乘学说,都是鸠摩罗什等西域佛教大师们译经介绍的,对尔后的中原佛教产生深远的影响 公元四世纪末至六世纪中叶,龟兹佛教又进入一个转折时期,小乘佛教再次迅速抬头,大乘佛教则出现衰弱的状况,并逐渐形成以龟兹为中心的小乘说一切有部,最终形成小乘佛教占据统治地位的局面。 龟兹小乘佛教复行,兴修佛寺至百余所,并出现了一些名刹大寺,云集不少高僧;同时,还常于城西门外立像处举行盛大法会,举国僧徒皆来会集,佛教之盛达到空前的程度。直到唐代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受中原佛教思想的强大影响,龟兹佛教才由小乘佛教转大乘。从龟兹石窟壁画中,直到晚期才绘有大量菩萨造像,如克孜尔一百一十八窟之十地菩萨,左右协侍菩萨,一百三十五窟中的立菩萨;库木吐拉新一窟中的十一身脚踩莲花的菩萨;新二窟中十三身珠光宝气的菩萨等等。此外,还出现了西方净土变、药师变、弥勒变以及千佛像,都说明龟兹地区的大乘佛教大约在公元八世纪中叶又开始得到流行。印度查娅·帕塔卡娅在其《中亚艺术》一书中也说:“库车是佛教艺术最丰富的中心”、“佛教在库车一直持续到公元八世纪。”⿲ 注释: ???《〈二十五史〉前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第727页。 ?同?,第725页。 ?《三国会要卷二十二·四夷》,中华书局点校本,1956年3月第1版,第394页。 ?《〈二十五史〉北史卷九十七·西域传》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第3234页。 ?〔德〕·克林凯特著、赵崇民译:《丝绸古道上的文化》,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166页。 ?同?,第169页。 ?同?,第172页。 ⿰韩翔、朱英荣著《龟兹石窟》,新疆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39页。 ⿱《〈二十五史〉晋书卷九七·四夷传》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第1541页。 ⿲周国林注释《大唐西域记》,岳麓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14—17页。 ⿳《往五天竺国传笺释·经行记笺注》,中华书局,2000年4月版,第159页。 ⿴同⿲,第14页。 ⿵朱英荣著《龟兹石窟研究》,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89页。 ⿶〔日〕羽溪了谛著《西域之佛教》,商务印书馆,1999年11月版,第194—198页。 ⿷许建英、何汉民编译《中亚佛教艺术》,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2年7月版,第50页。 ⿸同⿷,第57页。 ⿹〔英〕查尔斯·埃利奥特著《印度教与佛教史纲》,商务印书馆,1982年5月版,第一卷,第17页。 ⿰僧佑《出三藏记集》卷七“阿雅越致遮经记”。 ⿱同⿵,第162—163页。 ⿲同⿷,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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