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强盛期，在隋唐思想领域中，儒道佛三家合流是总体趋势，但与此同时，佛教的社会影响有盛过另两家之倾向。从中国哲学发展史来看，有先秦百家争鸣，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唯独在封建文化处于**的隋唐时代中国本土哲学没有典型形态，时人也曾慨叹“儒门淡泊，收拾不住”。［1］当时众多社会精英投身佛学，创立众多佛学流派，在中国佛教史上达到了佛教的极盛。

　　佛教自东汉末传入中国以后，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到唐代达到全面兴盛。其间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北魏太武帝、周武帝的灭佛、梁武帝的佞佛，以及唐初的抑佛，直到武则天时期，佛教才勃兴起来，其影响波及后世，从而形成了唐代佛教的全面兴盛。关于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前**多泛泛而谈，未能深入到唐代民众，皇帝，官僚士大夫思想深处去探讨，尤其是涉及到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时，许多学者都认为她不信佛，只是纯粹地利用佛教为**服务，立论有些偏颇，忽视了人的思想精神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笔者认为武则天之信仰佛教还是比较虔诚的，虽然作为**家，她也有意识地运用了佛教的社会影响力来达到某些**目的，但对于佛教本身她是深信不疑的，并为佛教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武则天时期，是从武则天当皇后的永徽六年（655年）至神龙元年（705年）中宗复位，这一时期出现了佛教的勃兴局面。

　　一、佛教勃兴表现

　　佛教勃兴有着多方面的表现，主要有：

　　（一） 佛教地位显著提高

　　武则天时期的佛教地位，与唐代的其它时期比较起来是最高的。之前的唐高祖、唐太宗由于李氏同道教祖师李耳的关系，把道教列在三家之中的首位，高宗还把道教祖师李耳封为玄元皇帝，使道教的地位提得更高。初唐诸帝之所以这样提高道教的地位，是由于当时社会上门阀观念流行，出身名门的人受到整个社会的尊敬。在武则天之后的唐玄宗也大力推崇道教，他恢复了老子的皇帝称号，礼敬张果老等诸多著名道士，并御注《道德经》，命士庶家藏一本《道德经》，贡举人加试老子策，开元年间还编辑《一切道经》，使道教典籍成为“藏”。但武则天的上台使佛教地位发生显著变化，她先把太宗的“道先佛后”改为“儒道并重”，然后又进一步明令“自今以后，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处皇冠之前”，［2］用官方正式的行政命令把释教的地位置于第一。她还采取了种种措施来提高佛教地位，加强佛教的社会影响。她极其礼敬高僧，率领百官礼拜神秀大师，封其为国师；同时请法藏、慧安、仁俭等多位佛教大德入宫问道，待以师礼，并赐袈裟，极大地提高了佛教及其维持着僧人的社会地位。如此一来，佛教的地位便由第三跃为第一。

　　（二） 修建大量佛寺，塑造众多佛像，僧尼数量增加。

　　武后时期，在她的推动下，以国家出资的形式大量修建寺庙、塑造佛像，广度僧尼。《新唐书》卷一二五记载：“武后铸浮屠，立塔庙，役无虚岁，环以为‘虽不出国用，要自民产日殚。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天下僧尼滥伪相伴，请并寺，著僧常员，数缺则补’”。虽然大臣们一再劝谏，但她为了积攒功德，求佛保佑，还是坚持大兴土木，修建众多寺庙佛像。

　　以天授元年为例，武则天在《大云经》颁布之后，立即令诸州都要修建大云寺，当时有三百五十八州，建造大云寺三百五十八座，总度僧上千人。长寿元年置长寿寺，证圣元年又置崇先寺。慈恩寺、敬爱寺、福先寺等也得到修缮。此外，延载元年（694年）她还曾下令：“盗佛殿內物，同承御物”，对寺院严加保护。[3]《唐会要》载京兆名寺三十八所，属武则天时期建的约占百分之三十，并且规模巨大，装饰精美。可见当时寺庙的兴盛状况。

　　此外，武则天时期以洛阳为“神都”，很少住长安。因此，武后时期的大崇佛教必然在洛阳龙门石窟留下痕迹，据统计，显庆五年（660年）至长安四年（704年）的窟龛约占唐代窟龛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正是那一时代崇佛风气的反映。这段时期也正是武则天参与、执掌政权的武后时期。在此以后，705年，武后即传位于太子，退出了**舞台。

　　根据记载，武则天还亲自捐钱资助龙门大卢舍那佛的修建，龙门大卢舍那佛座北侧有一则《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佛龛记》，文中记载了武则天为大卢舍那佛的修建捐助脂粉钱二万贯，可见她对于修建佛像的热心。此外她还对敦煌莫高窟进行修缮和扩建，延载二年在96窟主壁西塑成了倚座弥勒大象一身，高达三十三米，庄严肃穆，大像俯视人间，正是武则天君临天下的象征。[4]

　　（三） 武后时期译经数量巨大，译经成果累累，译经名手和梵经善本荟萃，佛典翻译及其流通达到新的水平

　　佛教在隋代发展的基础上，进入唐代兴盛时期，而武则天时期又是唐代佛教发展的高峰。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佛典翻译及其流通、保存方面都达到新的水平。她打破唐太宗由玄奘一统译场的局面，接待各方译僧，其中除实叉难陀外，还有于阗提云般若、中印地婆诃罗、汉僧义净等，而最著名的是菩提流志。

　　她很重视佛典的翻译，天册万岁元年十月二十六日命佛授记寺大德僧明佺俭校《大周刊定众经目录》。明佺在《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序》中讲述了武则天对整理经目的重视和支持。这里武则天被誉为转世的菩萨，乘愿而来，发弘誓绍隆佛教，用五戒十善来引导众生；她重视佛典翻译，专门下诏令来进行整理，以去伪存真，整理的数目甚为可观。另外武则天时期的译经成果还表现在：翻译译场组织较前有所突破，武则天时期译经名手众多，梵本荟萃，译经成果累累。这一时期共译（含佛教著作）186部，1496卷，按唐代译经部数共435部、2476卷左右计，这一时期约占全唐总译经部数的42%，卷数占一半以上。［５］这充分说明了吗武则天时期已经数量巨大，为佛教的进一步推广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四）武后时期信佛者数量众多

　　这一时期，除了僧尼以外，社会中的佛教信仰数量众多，信仰阶层也比较广泛。不仅当朝的士大夫们大部分都信仰佛教，而且还有一些道士改信佛教，百姓中也有大量信仰佛教的人。在唐高宗龙朔二年准备下诏命令僧尼致敬父母王者时，居然有超过半数的官僚士大夫反对他的命令，迫使他不得不收回诏令。“时朝宰五百三十九人请不拜，三百五十四人请拜。时大帝至六月赦不拜君而拜父母，寻亦废止。”［６］可见当时官员中崇佛者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这种情势迫使皇帝收回诏令。还有官员自愿出家为僧尼，武则天时期，监察御史王守慎辞官为僧，则天赐号法成。

　　当时佛教的兴盛竟然导致一些道士改变了信仰，《儒道论衡》中记载：“京城西华观道士郭行造金铜佛像五躯，十一面观音像二躯，并诸大乘经，改依佛教”。

　　当时百姓中信佛人数同前后期比较起来，也是最多的。敦煌藏经洞发现了大批写经，其中以唐朝写经居多，而高宗武则天时期写经最多。写经多为法华、阿弥陀、维摩诘、观无量寿、药师、弥勒、宝雨等经。［７］这说明佛教在高宗武则天时期达到了鼎盛，人民普遍信仰佛教，并抄写经书以求福，形成社会风气。

　　（五）武后时期一些重要佛教宗派创立并繁荣起来

　　武则天支持并促进了在中国思想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华严宗、禅宗之创立于繁荣。华严宗、禅宗都是中国化的佛教，是由中国僧人完善建设起来的，已不同于原始的印度佛教，它们更符合华夏民族理性自省、崇尚简易的传统。武则天大力扶持法藏创立华严宗，从法藏的出家到经典的翻译、华严教义的推广，她都参与其中。法藏刚出家就是在武则天为母亲死后追福的太原寺担任职务，此后她又派人到滇取回梵本《华严经》，组织翻译，并亲自作序，以九乘之尊的身份听讲，促成华严宗的繁荣。

　　武则天不仅遣使取经、亲自听讲，还组织《华严经》讲经**，宣传佛教义理，为华严宗的创立作出了贡献。《华严经传记》三记载：“（公元689年）正月命僧等于玄武门建华严宗高座八会道场讲经，集僧尼数千人共设斋会。”这类官方组织的大规模的讲经**推动了华严教义在社会上的传播。正是由于武则天的大力支持，才使华严宗得以创立。

　　她亦极其礼敬禅宗北宗的大师神秀，九十高龄的神秀被肩舆上殿，则天亲加跪礼，时时问道，而王公大臣们也是望尘拜服，日有万记，极大地推动禅宗北宗的兴盛。此外，她也礼敬男宗大师慧能，《宋高僧传》中《慧能传》记载则天应神秀请，诏慧能进京，慧能不就，于是赐摩纳袈裟、钵盂等，并遣使往诏。虽然慧能始终没有进京，但当地的官员对他也是毕恭毕敬，大力支持他的弘法事业，使南禅宗派建立并繁荣起来。

　　（六）这一时期佛事活动数量众多，规模宏大，推动全国范围的崇佛**

　　众多的佛事活动包括盂兰盆会、迎舍利活动、讲经**、无遮大会等。佛教两大重要节日，是四月初八的佛诞日、七月十五的盂兰盆会，武则天每年在洛阳城南门外举办盂兰盆会。《资治通鉴》卷二零五记载：“怀义又常作无遮会，用钱万贯，士女云集，所在公私田宅多为僧有。”这样的官方支持的佛事活动是常常举行的，整个社会弥漫着浓郁的宗教氛围。

　　唐代诸多帝王崇敬佛舍利，曾经发生七迎舍利的崇佛举动。他们期望通过供养舍利，能够受到佛祖护佑，使国泰民安、江山永久。特别是武后时期发生过两次迎舍利的佛事活动，都是规模宏大，皇帝、百官、平民争相礼敬。显庆五年（660年）三月，高宗赦迎舍利于东都宫内供养。皇后武则天大行布施。晚年第二次迎舍利，依然焚香礼拜，场面壮观。

　　二、佛教勃兴的原因

　　（一）佛教自身发展的态势

　　佛教经过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到唐代已经有一定的势力和较具规模的信仰阶层。佛教自身发展的态势是佛教在武后时期勃兴的前提条件。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多年，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译述介绍阶段，从汉代到南北朝，历时约五百年；第二阶段为创造发展阶段，隋唐时期，历时约三百余年；第三阶段是儒释道三教合一阶段，从北宋到鸦片战争，一千余年。［８］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史不断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相融合的过程。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当时的人们运用已有的知识系统去理解佛教，把它看作神仙方术的一种；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上流行玄学，所以人们以玄释佛，渐渐地玄学衰落，而佛教进一步发展。这一阶段在佛教原典的翻译、传播和佛教思想与中国社会相互适应方面卓有成效。东汉末年，佛经翻译出现安世高、支娄迦叢两支，前者的翻译属于小乘佛教，注重禅定和佛教的四谛、五阴、十二因缘等教义，后者属于大乘佛教，主要是般若性空学。魏晋南北朝又出现了支谦、鸠摩罗什、真谛、菩提流支这样的大翻译家，对于佛教经典的译介已经比较完善：大乘经论有《金刚经》、《维摩诘经》、《华严经》、《摄大乘论》等，小乘经论包括《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等，其他的还有一些密教经典和律典。可以说，这一时期在隋唐的繁荣兴盛奠定了经典的基础。

　　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信众、寺庙的经济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南朝历代皇帝都崇信佛教，梁武帝、陈武帝、文帝都以舍身佛寺的活动来倡导佛教，而且寺院经济也由于官方的支持而蓬勃发展。北朝统治者也比较重视佛教，他们光做佛事，修庙建像，大同的云冈石窟就是北魏文帝组织开凿的。但是，由于长期的南北**，佛教在南北两地的发展并不平衡，各有所侧重。南朝偏尚理论，思辨精微；北朝崇尚实行，禅风兴盛。

　　总之，这一阶段佛教原典的翻译、传播和佛教思想的推广已经为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创立奠定了信众、基本理论的基础，寺庙经济也有了一定的规模。所以随着隋唐时期的南北**统一、经济繁荣，佛教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不再像前一阶段那样，主要由外来僧人进行佛教传播、翻译原典。这一时期众多中国僧人成为佛教的代表，他们结合中国实际对佛教义理进行创造性的发挥，法藏、神秀、慧能等都建立了各自的佛教理论体系。

　　唐初一段时期内佛教地位低于儒道两家，不仅**上有这样的规定，在佛教和儒道的辩论中，佛教也没有明显优势。高祖、太宗执政时，为了提高李氏地位，他们和道家祖师李耳攀上血缘关系，认李耳为先祖，采取鼓励道教的政策，武德八年，高祖宣布三教地位为道第一，儒第二，佛最后，形成崇道抑佛之势。贞观十一年，太宗进一步重申：“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9]唐太宗还多次表达对佛教的不满：他曾与傅奕讨论佛教之事，奕答谓：“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太宗颇然之。[10]公元646年，萧瑀请出家，太宗下诏斥责，有“至于佛教，非意所尊”、“瑀倾心释教，为**遗风”等语。[11]贞观年间甚至发生僧人法琳念观音不灵被流放之事。唐太宗令僧人法琳依据他写的《辨正论?信毁交报篇》中所说：“有念观音者，刀不能伤。”给法琳七天去念观音，七日期满，当敕使来问念观音灵不灵时，法琳回答：“我不念观音，只念陛下。”唐太宗问他为什么，他说：“陛下功德巍巍，照经典说，陛下就是观音，所以只念陛下。”唐太宗于是免了法琳死罪，流放到远州僧寺。[12]这些足以说明太宗对佛教的态度，他认为李家掌权，就应该以李耳为教主的道教为先，如果释门为政，就应该释门居先。

　　高祖时，诏徐文远讲《孝经》，沙门惠乘讲《般若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德明难此三人，随端立义，众皆为之屈。高祖大赞，并赐帛五十匹，可知唐初期佛教义理的深度还未足以折服其他思想。

　　高宗上台后继续推崇佛教。他第一次把老子封为玄元皇帝。《资治通鉴》卷二百记载：“666年，乾封元年葵未，至亳州，谒老君庙，上尊号曰：太上玄元皇帝。”不仅如此，高宗还带领皇后、太子等一起礼拜道士，《资治通鉴》二百零二卷记：“680年，己未，幸道士宗城潘居正所居，上及天后、太子皆拜之》。”高宗作为李姓皇帝，对道教依然大力提倡。

　　虽然官方把道教列在第一，初唐诸帝也实行崇道抑佛的政策，但佛教在民间经过了五百多年的传播发展，已经在人们思想中占有很大优势。佛教义理的细致精密远远胜过儒道两家。尤其是在对于人本身的生理心理的分析上，佛法更显示出其精微独特之处：从三处观去考察有情，五蕴观（色受想行识），详于心理的分析；六处观（眼耳鼻舌身意），详于生理的分析；六届观（地水火风空识），详于物理的分析。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孔子罕言性与天道；道家思想虽对世界本体作了一定探索，但依然采用模糊笼统的表达方式，未能进行精密的分析。经历过北朝时期玄学、佛学的冲击，作为意识形态主流的儒学依旧未能完成理论的建构，突破在本体论与心性论上的不足。正是由于人们对于世界本体的思考、内心自性的反省、现实世界之外的向往无从在儒道两家思想中找到答案，所以精深细密的佛教哲学理论体系给人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展示出它的理论魅力。因此政府对道教的大力推崇，并不影响佛教在思想领域取得的优势以及经过南北朝的发展后已在民间形成的势力，佛教依据自身的内在发展态势渐渐向着巅峰发展。

　　武后高宗时期，由于佛教义理的完善，已能够战胜唯物主义理论。太宗时傅奕一再反对佛教，而著《辨证论》的法琳因为念观音不灵被流放，客死他乡更成为反佛者的笑柄，由于皇权的支持，佛教势力不及道教，在相互的辩论中，佛教也没有明显优势。但高宗时期情况就大为不同玄奘译出了《因明论》，尚药奉御吕才以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对它进行批判，玄奘在宰相于志宁支持下反驳，“吕公（才）词屈，谢而退”。可见，当时佛教的理论深度已经胜过其他思想。

　　虽然高祖、太宗明文规定先道、次儒、后佛，但佛教作为一种思想信仰，并不完全被行政力量所控制，佛教在民间、甚至皇室中的势力依旧很大。如《法琳别转》上记载：高祖下诏询皇太子建成沙汰佛教之意，建成上疏为释教声辨，有“周孔儒术，庄老玄风，迥非伦比，世代贤士，今古明君，咸共尊崇”等语。这里皇太子也为佛教辩护，足见佛教势力不容忽视，皇帝颁布的道先佛后的排名并不能阻碍佛教由于自身的理论魅力赢得人们的尊崇。

　　众多的历史事实还说明，虽然高祖、太宗都有道先佛后的赦令，但李唐王朝有许多皇室成员和大臣皈依佛门，与佛教产生剪不断的密切关系。史料显示出佛教当时在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中仍有相当的地位，虽然**上不推崇佛教，但它的发展不以行政命令为转移。寺庙经济的发达、不同流派佛学经典的完善译介、佛学义理发展的渐趋中国化，这些都使中国的高僧们从被动地接受转为创造性地思考；如何使互相并不和谐的佛教哲学观点统一并确立各自在佛教体系中的地位。这就产生了叛教体系，为建立中国化的佛教哲学体系打下了基础。

　　可见，虽然在表面形式上，皇帝的诏令规定佛教排为三家中的最后，使佛教发展相对于南北朝某些兴盛时期进入了低谷，但事实上佛教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打击和强烈的压制，而是经过长期传播，依照其固有的发展态势，不断地与中国宗法制度相适应，有了完善的经典、深厚的信众基础，在唐代社会开放包容的氛围中以潜流的形式高涨着，等待合适的时机以东山再起。

　　（二）武则天的个人宗教倾向

　　这是佛教勃兴的直接原因，她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众多诗文中表现出的佛学造诣，以及她的崇佛行动都体现了她对佛教的由衷信仰。

　　在历史上，统治者的个人宗教倾向往往对一个朝代的宗教兴盛起到直接的作用。女主武则天正是顺应佛教在唐代社会中的发展态势，推波助澜地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推动佛教的发展，并且把**与佛教紧密地联系起来，使二者形成一种“互动”的关系。她以佛教经典的授记、预言为自己**上的**大造声势，拥有权力之后又采取种种兴佛措施，扩大佛教的影响，并以她的一国之尊的身份影响到大唐帝国的臣民们以及她的作皇帝的子子孙孙们。她　的儿子唐中宗、唐睿宗均受了菩萨戒，大力兴佛；唐玄宗虽一度信道，但由于承袭其祖母武则天对于神秘福瑞的喜好，他后期也经不空大师灌顶，对拥有神通的佛教密宗予以提倡；其后代宗、宪宗、肃宗等多位皇帝也推崇有加。因此在有唐一朝，曾七次迎请佛骨舍利，成为佛教史上的奇观。

　　在武则天的宗教信仰上，学者们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她对各种宗教均采取积极支持和利用的态度，并无固定之宗教信仰。[13]还有人认为她是无神论者，妄佛但不信佛。[14]

　　1．武则天的家庭背景对她的佛学兴趣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武则天的父亲武士鄩，是山西大木材商人，出身寒微，但却曾帮助高祖起义，是唐朝新贵；母亲是随宗室宰相杨达之女，出身高贵，并承袭随宗室信佛的传统，笃信佛教，曾被武后时期佛教人士誉为大**，她一生习佛修禅，活到九十二高龄。史料记载：“杨氏死于咸亨元年八月二日，崩于九成宫之山第，春秋九十有二。”[15]则天九岁时丧父，随母亲生活，母亲的信仰和相应的宗教行为无疑会影响到她。

　　另外公元649年，即贞观二十年，太宗卒，武则天入感业寺为尼，成为佛门**，日日参加诵经、礼佛等佛事活动，这段寺庙生活的宗教氛围和宗教维持也加深了她的佛学修养和对佛教的感情。

　　2．武则天的一些诗文体现出她与佛教的深厚关系。她不仅声称自己从小信佛，而且她的诗文也确实体现了她对佛教名相的熟悉，对佛教义理的精通，以及在学习佛法时的独特领悟。首先，她在诗文中声称自己从孩提时就信仰佛教；其次，武则天的许多诗文都显示出她具有丰富的佛教基础知识，对佛教名相非常熟悉，她不只是站在佛教教义外面盲目地迷信，而是对佛教义理哲学有自己深刻的领悟；再者，她还在自己的诗文中多次谈到她在学佛过程中的欣喜，豁然自得的感受；最后，武则天以佛**的口吻，将弘扬佛教、化导众生弃恶向善作为己任，在众多诗文中表达了她用佛法教化天下的决心。

　　总之，从武则天的诗文中可以得出结论：数量上，写作佛教方面的文章较多；语气上，对于佛教的兴隆充满热情和关切；内容上，她不仅推崇佛教，而且熟悉佛教名相概念，对佛教义理哲学颇有心得体会，能够拥有学佛的欣悦之情，而且以自己一国之尊的国主身份屡屡表明自己自幼崇佛，具有绍隆佛教、引导众生脱离苦海的决心。这些都表明她在思想上理解佛法，在感情上接受佛法，与佛教关系密切而深厚。

　　3．在行动中武氏也多次表现对佛教的尊崇和对佛教教义的奉行。首先她多次大舍财物，进行供养、修寺、建像等活动；其次，她亲自钻研经典，学习佛法，崇敬高僧大德，给予特殊礼遇；再次，她还多次加封自己与佛教有关的称号，并将佛教七宝摆上殿堂。她在信佛的同时，也聪明地运用了佛教的社会影响力。寄希望于能得到佛力的帮助和护佑，使人们更为拥护她。她不断地改年号和称号，也说明她对这些与佛法有关的名称力量的笃信不疑。

　　4．在她**地位稳固以后，继续推崇佛教；在可以选择其他宗教的情况下选择佛教的方式来处理事情；以及危急状态下祈求佛佑等行为更充分地证明了她对佛教的崇奉。

　　许多人认为她是为了维护**统治，才利用佛教的，但历史事实表明并非完全如此。公元690年，她顺应百官、宗戚、四夷酋长、沙门道士合六万余人的请求，成为圣神皇帝，这时她的地位已经比较稳固，前一时期谋反的李敬业、裴炎、李贞等都已被**，三十余年的执政已经基本取得百姓的认同，天下豪杰也由于她的赏罚分明而愿为她所用。之后她并没有抛弃佛教，反而尽力去推广，禁止捕捞鱼虾，以实践佛教不杀生的教义。

　　此外，我们还可以比较武后与高宗为死去的亲人追福的方式，武后采取佛教方式修寺庙，高宗则修道观。在太宗去世后，“高宗以旧宅为太宗追福，立昊天观，武则天在母亲去世后舍宅为太原寺，为母亲追福。这说明高宗和武后的宗教倾向有多大差别！在遇到生活中危险的无法以求人力来解决的问题时，武后向佛教祈福。显庆元年，太子弘病危，武则天和唐高宗祈求如来大慈大悲，予以保佑；太子病愈后，即令于延康坊西南隅建寺。同年十一月，第三子李显将生，难产，武则天和高宗向玄奘许愿，说如能保佑平安，所生是男，即令随玄奘出家；李显出生后，便成了玄奘的**。

　　这些事实都充分证明，在武氏心底深处还是相信佛教的为亲人死后追福的方法，以及发愿祈求平安、高僧护佑吉祥的行为方式，这除了说明武氏一贯笃信佛教之外，很难有其他的解释。

　　5．扶持创立新的佛教宗派华严宗。武则天对于推动华严宗的创建起到了关键作用，华严宗的实际开创人法藏，在武则天为母亲求福的家庙出家为尼，与她关系密切。武则天扶植的华严宗，是各种佛学流派的糅合，是佛学的综合整理和体系化。总之，武则天的宗教倾向不仅仅具有个人意义，由于她特殊的身份地位，使她的行为在后世起到了范式作用，她曾开创佛教史上的诸多风气。

　　（三）武则天当政期间佛教与**的互动关系是佛教勃兴的根本原因。

　　佛教之所以能在武后时期达到极盛，最根本的因素就是当时**与佛教的互相作用、互相促进的特殊互动关系。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运用佛教为政权服务，佛教对**有能动的反作用，既巩固了政权，又兴隆了佛教，造成了双赢的局面。从此，促成武则天以女皇成为皇帝，同时佛教也得以大兴于世。

　　佛教并不像人们一般认为的那样是纯粹出世的，虽然原始佛教讲一切皆苦，人应该脱离世俗，出家修行；但佛教在发展过程中渐分为大小乘，小乘仍是以追求个人解脱为主，但大乘却是慈悲济世，在自度度人的过程中**菩萨道。大乘佛教勇猛无畏的精神曾鼓励着近代谭嗣同这样的有识之士进行社会改革，可见佛教对于世俗社会并不是一味厌离的。

　　在唐代武则天时期佛教与**的互动作用体现的十分显著，武则天以女子之身当皇帝，颇为惊世骇俗，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挑战。她需要一种思想理论的支持，这时佛教恰如其分地作出贡献，为武则天的上台找到神圣的根据。她通过颁布《大云经》、《宝雨经》以及译经写序等推广佛教思想，运用佛教经典的预言、授记来使武氏政权合法化、神圣化，通过佛教的福瑞象征、弥勒信仰、转轮圣王的经意等增加政权的神圣性，并请求佛教的高僧大德用法力来维持政权；但佛教在为**服务的过程中也并非消极被动，它多方辐射影响，通过改变执政者和士人集团的思想信仰来传播佛教，利用执政者颁布的行政命令推广教义，通过僧人为官、上书来直接参与**。

　　1．**运用佛教为政权服务。

　　第一，武氏运用佛教经典和社会上的弥勒信仰来增强君权神授的权威。第二，运用佛教的灵异瑞迹来为自己政权制造福瑞象征。武则天本来就相信神异的福瑞象征，所以此时期出现的讲经地动、佛足现身的神异现象都成为她的政权佛授的证明。第三，请求佛教大师用法力护国。当契丹侵犯边疆时法藏建立十一面道场作法，佛教高僧的法力为国家军事作出了贡献。不仅是武则天祈求佛教大师的法力来击败敌兵，而且还影响到她的儿子中宗和睿宗，他们也祈求高僧来保佑政权、化解自然灾害。

　　２．佛教对**的能动作用。

　　第一，佛教影响统治者们的思想信仰，使他们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实践。前文谈到，唐代常常以官方组织的形式举行大规模的讲经及佛事活动，整个社会氛围笼罩着浓厚的宗教气氛。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上至皇帝，下到平民百姓，都大力推崇佛教。而且由于当政者同高僧大德的密切交往，耳濡目染，他们都受到佛教的影响。就连唐太宗那样的圣君，晚年也由于玄奘的原因，回心向佛，后悔自己没能大力推广佛教。

　　更何况武则天与神秀、法藏、慧安等诸多高僧交往，谦虚学习，更增强了她信仰的虔诚程度，晚年优胜。武则天和一些大臣们由于自己信仰佛教，所以也常常通过行政手段来使佛教教义获得推广，令佛教取得优胜地位。武则天曾颁布政令，命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之前。她还常常发布禁断天下**的诏令，以实践佛教不杀生的教义。

　　第二，通过佛教人士额上书、上表来影响**决策，参与**活动。早在高祖、太宗年间，佛教人士就通过上书来影响朝廷的一些决策。

　　第三，僧人直接为官、从政来干预**生活。

　　武则天由于在夺取政权时得到僧人的帮助，故当她成功时，也没有忘记对僧人们封官进爵。总之，在唐代，佛教与**的关系是异常密切的，而武后时期尤胜。佛教有助于**教化，规范行为。武则天推广佛教，也重视佛教的道德教化的作用，稳定政局，消除人们内心的斗争反抗意识。

　　正是因为政权对佛教的护持和佛教对于**的反作用，才使它们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使武则天能成为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也使佛教在武后时期达到极盛。

　　（四）唐代社会的思想状态

　　武后执政这段时期内神异之风流行，人们相信天人感应、鬼神、术数等，因果报应理论也颇兴盛，这些都为佛教的勃兴准备了肥沃的土壤。

　　唐代社会思想状态是武后时期佛教勃兴的社会文化背景。当时人们的思想比较单纯、轻信、开放，易于接受神异的事情。武则天时期尤其如此，他们敬畏天命，迷信祸福报应之说，也崇尚神异、术数，具有热烈纯真的信仰感情。这些都为宗教的兴盛准备了社会思想基础。

　　1．敬畏天命的思想在唐代时一种社会共识。

　　唐人的思想中普遍存在着敬畏天命的成分，这是“天人合一”思想在生活状态中的反映。但在高祖和太宗时期，对神异、天人感应等不大加提倡。唐人敬天的同时，有所畏惧，尤其是武则天，还为日食进行大赦，改变年号和自己的称号。

　　2．迷信报应、神异、术数。

　　武后时期对神秘的不可琢磨的现象、食物的推崇导致当时社会中弥漫着一种轻易相信神异力量的气氛，为宗教的兴盛准备了肥沃的土壤，使佛教犹如种子遇到合适的生存环境一般，迅速生长壮大起来。

　　唐人不仅仅敬畏天命，而且相信善恶报应，也即是佛教中的因果规律，迷信人死后有知有灵，故唐人在亲人故世后多建塔庙以追福，并且积德行善，尤其讲求积阴德，为后代子孙留福荫。

　　结合史料分析，唐代思想状态中，神异之风流行，而且百姓、官僚、皇帝都持相信态度。不管我们今天认为这些有多么荒谬可笑，根据史料记载，我们得以尊重历史事实的态度来重构彼时的思想状态，而不能依据现代人的认识水平来抹煞史实。

　　3．崇信宗教的社会风尚。

　　唐代社会风气自由开放，包容性强，对各种宗教都很宽容。不管是皇帝、大臣、还是一般百姓，或佛或道他们大都有所信仰，社会上许多**或其子女出家修行，许多不出家的人也是谙熟佛教义理，掌握佛教精髓。大约在武后时期之前，社会中以弥漫着对宗教的狂热**，甚至出现毁身供佛的现象。

　　结合史料分析，可以看出当时佛教已经有很大的势力，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这种情势下倡导佛教，只不过是因势利导、推波助澜的掀起佛教的新**。此外，唐人生命力的张扬推动其精神层面对生命真谛的进一步思索寻求。唐代人的生命力非常旺盛，音乐、诗歌、舞蹈都极其发达，是中国历史上音乐舞蹈最发达的时代。

　　由前文的论述可知，唐人敬畏天命，相信善恶报应，社会中弥漫着艺术气氛和狂热的宗教**。整个社会生活中，上至皇帝王公大臣，下至老百姓大都崇信宗教，或道或佛，甚至有人弃官入道。最值得注意的是宗教的兴起往往是社会动荡、**黑暗、生活苦难中的产物，然而唐代社会处于欣欣向荣的发展期，佛教却大兴其道，并且在诸多方面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作用力。其中笔者笔者认为体现了这样的道理：不论什么时期，从人类内心深处都存在着对生命的关注和思考，期望探索人的终极存在和生命本源，对支配人祸福的冥冥天命的有所畏惧，对精神超脱有所渴求，期望能寻找到对现实生活的超越。

　　（五）唐人的内在心理需要

　　家族信佛传统给人们以心理积淀，普通人希望求得佛之护佑，士人们对佛学有现实功利性和超越性的需求。唐人对于宗教信仰的虔诚热烈，不能用简单的“迷信”二字概括，这种信仰有着深厚的社会传统、思想基础和心理原因。家族信佛传统给予唐人深厚的心理积淀。

　　唐代沿袭前朝的文化传统，尤其在思想领域内，表现出家族思想的延续性，对于个人产生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除了最显著的是武则天母亲杨氏家族的崇佛传统之外，较有名的还有萧氏家族与尉迟家族的崇佛传统。

　　达观贵族呆呆信佛形成了这种家庭信仰风气，而个体在其中被潜移默化，从而成为一种社会心理积淀。人们浸染在这样浓郁的宗教氛围中，对于佛教的接受是比较自然的，不过不同阶层的人对于佛教的接受心态是不同的。

　　首先，普通官员、平民百姓为了满足生存和安全的需要，求佛护佑的消灾祈福心理。唐代社会风气自由开放，在各种文化激荡下，人们对神秘力量产生崇拜。于是，借助于佛法来掌握自己的命运，积攒福德，以求趋利避害、遇难呈祥，这些都是一般的消灾祈福心理。还有诵经、信佛免于灾难的例子，说明人们内心中对于灾难的恐惧以及期待佛法保佑、化解灾难的心理。

　　其次，升官、社交的现实功利性心理需求。士人们信佛之后懂得佛理，上了取悦于崇佛的皇帝，次可结交有势力的高僧大德，再者也可以借助佛教义理来写奏折，有助于完成自己为官的职责，进而谋求奖赏和升官。

　　在唐代社会那样的时代氛围里，佛教的语言、观念已经成为大家所共知的话语言说方式和一种基本的文化修养，没有读过佛经，不知道佛教常识就无法写奏折，甚至无法进行最普通的社交。

　　再者，士人们追求心灵安顿和精神超越的需要。各种现存思想意识的僵化与高层次精神需要之间的矛盾，导致士人寻找新的可以为人减轻烦恼的良药。.

　　以上论述了唐人的心理需求对于佛教兴盛的影响，还着重从政教关系及宗教信仰的角度研究武则天及她统治时期的社会现状，认为她不仅是一位佛教信徒，而且始终以振兴佛教为己任，按照佛教义理广积功德，组织宗教活动，形成唐代佛教兴盛的高峰，对唐代佛教爱哦的全面兴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佛教勃兴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由隋唐进入黄金时期，从武后执政走向鼎盛阶段。这一盛况出现显然是与武则天分不开，不仅是揭示武则天时期**、经济、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可以从中深入了解佛教发展的全过程。

　　武则天大力发展佛教，在于**斗争、思想领域斗争和社会矛盾斗争的客观需要，不在于她对佛教的信仰。她与佛教界互相爱那个利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她执政时把中国佛教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推向历史的高峰，积极方面的贡献得到后人的肯定和认可。

　　四．武则天发展佛教的功过：

　　武则天发展佛教虽然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出于政**争的需要，但客观上把中国佛教发展到了鼎盛阶段，有着重大的贡献。同时，在兴盛的佛教背后却隐藏着许多祸患，为强大的唐代种下了危机的根源。

　　武则天发展佛教，虽然对推动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贡献，但却给强盛的唐朝造成了许多致命的隐患，她是利用佛教为其篡夺皇权和巩固皇权制造**，愚弄视听，是混合佛、儒、道兼收并用，根据她的需要，把佛教升于道教之上。

　　佛教在武后时期的兴盛，当然也带来了一些反面的社会作用，如寺庙经济的扩张，破坏了均田制；寺庙造像的过量建造，增加了人民的徭役负担；常进行的佛事活动靡费国库大量钱财……这些都加剧了社会矛盾，使佛教在兴盛的背后，埋藏了一些社会危机。此外，**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也使佛教更为世俗化，消解了宗教本应具有的神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