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巧英

　　中国的历史是汉族和其他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是生息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劳动和斗争的结晶。许多年来人们看重的是大一统格局下的精神和物质成果，由于各种原因，对少数民族立国且又偏居一方的政权，虽不能说轻视，至少是很不重视的。因为不重视，研究当然也就不够，比如与北宋对峙的辽国。这个由契丹人建立，立国200余年(916—1125)，疆域“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今青海)，北至胪朐河(今蒙古国克鲁伦河)南至白沟(今河北雄县原拒马河故道，辽宋界河)，幅员万里”(《辽史·地理志》)的朝代，我们了解多少呢?特别是辽时全国五京之一的西京大同府及以大同为中心的蔚州两县，应州三县，朔州三县，曾经有过怎样的繁盛，人们更所知甚少。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宋代历史，认为宋——包括北南两朝——不再是所谓的“积弱无能”。邓广铭先生说过：“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所不能及”。而辽与北宋对峙的200余年，两者一直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双方都没有攻灭对方的实力，这本身不就透露出一些信息吗?可惜数百年来，先是由于“义例”未定，“帝统”难决，《辽史》修纂居然搁置了二百余年，再加辽代没有留下什么有价值的私人著述——元好问《壬辰杂编》和刘祁《归潜志》等金代人著作，为修《金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因此元至正三年(1343)脱脱主持修的《辽史》谬误多出，内容也甚为单薄。后世研究辽代，特别是西京一带史实，确实不易。

　　辽代西京一带留给今人的以佛寺为主。佛教寺院并不单单是宗教的产物，更不只于宗教有意义。从佛教寺院，我们可以见出历史，见到那个时代的文化，了解那个时期的社会状态，以至科技。寺院是人类物质和精神成果的结晶。

　　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俗称应县本塔，以下从俗称)1961年3月4日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早已享誉世界，特别到1974年四层主像内辽代秘藏的发现，更是石破天惊，为我们揭开了许多历史的谜团，应县木塔从外到内是当之无愧的国宝，它向人们展示了辽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应县木塔给人的第一印象当然是它的建筑。人所共知，它是世界上保存到现在最高大的完全木结构建筑，高67米的木塔，全部是卯榫结构，未用铁钉，历经九百多年(木塔建于辽道宗清宁二年，公元1056年)屹然耸立，至今没有单位敢落架大修，这本身不就说明当时在这块土地上的汉族和契丹族人民有着怎样的高超技艺，至少建筑技术不落后。

　　登临木塔，11米高的坐佛庄严肃穆神态安详，与塔内空间四围裕如，浑然一体。所有造像比例匀称，圆润丰满。特别是佛像下颔所独有的细月纹，充分表现出辽金塑像介于唐和宋塑之间的独特风格。专家根据秘藏中发现的宋、辽、金三朝货币和四层佛像木骨碳14测定的数据认为，至少四层主像是“辽塔金像”，塔是辽代建的，像是金代塑的。

　　应县本塔于道宗清宁二年(1056)始建，佛像装像大约在金天会年间(1123—1134)。另有专家认为装像应在金明昌6年(1195)上距辽亡(1125)约70年了。即便如此，辽金文化本就一脉相承，动荡的是政权，是最高统治者的族别和姓氏，于历史、于民间工艺看，那个年代数十年只“一瞬”而已，辽金造像或雕塑艺术可以置之于中国古代雕塑以至世界雕塑艺术之林而无愧。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辽代秘藏中的七幅图画。有六幅为《药师琉璃光佛》、《释迦说法相》等佛像图，这些佛像坐式与手印也和我们通常见的跏趺坐定印或说法印不同。特别是《炽盛光佛降九曜星官房宿相》中间是结降魔坐，双手放腿上捧宝珠的炽盛光佛，背光是圆环状，从双肩以下到莲花座前半环绕着九位星官(日月加北斗七星)形象有男有女，都身着汉式衣冠，各手捧宝物做仰视奉献状。我们都熟知北宋时三教合一思潮盛行，辽朝民间坊里干脆将佛和道教的神只，“团结”在一起，一起供奉，反映出民间信仰的融合。还有一幅《采药图》。图中人物面形丰满，双目细长而有神，肩披兽皮，腰围树叶，背负竹篓和盘根木杖。竹篓内盛满灵芝草。裤腿同挽，右手举灵芝左臂夹药锄，赤足，头发虬结顶上是一青年男子彤象。图长70厘米宽38厘米，人物充满卷面布局合理。这一画作人物是谁，说法不一，有说是释迦佛；但有专家认为悉达多太子出冢前已剃发，此图是神农氏。画作的唐代风格非常明显。笔者70年代末参观应县本塔时，在塔一层门口两壁见到过两幅人物壁画，各为线描人物，形象与一般所见魏晋以来的寺庙壁画形象都不一样，有点像某些地方画的鬼卒却又相貌端正，绝不丑陋、狰狞。印象最深的是耳垂成极大的环状，我孤陋，在别处从没见过，也曾请教过人没得到解答。现在一层塔门已叠起砖墙，不知这两幅人物画作何处理了。回顾历史自从北魏孝文帝迁都之后云朔地区在全国居于很不重要的地位，常处于战乱中。唐朝初年这一带人口只有4万多，唐盛时也只有6万多人。唐末这一带发生过非常残酷的战争，人口无统计。公元937年石敬瑭将这一带割让给辽。云朔地区在辽将近190年，这一时期社会稳定，兵乱不兴。兴宗重熙十三年(1045)为应对西夏李元吴进犯，改云州为西京。作为政治中心之一的云朔地区，经济文化成为辽国西部的重镇。据《辽史·兵卫志》记载西京地区仅乡丁就有32万2千7百人。应该说木塔建筑及造像的高超技艺是有稳定的社会、较繁荣的经济作基础的。

　　“辽承唐制”，在政治体制、教育制度方面辽沿用了唐朝的许多做法。《辽史》比较多地记载了政治体制的沿革和变化，此处不赘述。关于文化教育，我们从木塔秘藏中的一部“课本”残页说起。在木塔四层主像盘膝部位有杂抄、卜巫书、蒙童书、笔记等文字资料(关于所藏位置，后说)，其中有七页标明叫《蒙求》，属古代启蒙读物，是刻本。四字一句，比起现在可见的《幼学琼林》、《千字文》、《三字经》等艰深了许多，几乎是典故堆砌，有很多生僻故实，只可意会的引申。如现存七页开始一页的前八句：“燕昭筑台，郑庄置驿。罐靖二妙，湛连璧。郄诜一枝，戴凭重席。邹阳长裾，王符逢掖。”除燕昭王筑黄金台招纳贤士的典故今人熟悉外，“郑庄置驿”据《汉书·汲郑列传》记载汉景帝时，太子舍人郑庄于每五日一次的洗沐日，在长安附近准备下驿马接送宾客(有才识的士)，“夜以继日，至于明旦，常恐不遍”。“郄诜一枝”是讲晋代泰始年间的郄诜被举荐上来后，能公平对待举荐他的人，史称“威严明断”。晋武帝司马炎问他：“卿自以为何如?”他说：“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戴凭重席”是讲东汉光武帝时戴凭的故事，是戴凭易学博士，一次朝会时皇帝让能讲经的人互相辩论，被难倒的就下去，问不倒的坐在主辩席上，戴凭连续坐了50多席。京城流传着：“解经不穷戴侍中”。当时戴凭已经官居侍中。大约宋以来关于郑庄、郄诜、戴凭的故事，已经就不是很流行了。“邹阳长裾”说邹阳在狱中《上梁(孝)王书》，善于辞令使自己脱困。“长裾”本来是指前后衣襟宽宽的，这里大约是指狱中散着袍服(不系带子)。“王符逢掖”，王符，东汉《潜夫论》的作者。王符和历史上著名的马融、张衡都是好朋友，当时时兴“游宦”，游历结交一批朋友，互相援引，然后出仕。王符生性耿直又是庶出，受人轻视，愤而隐居著书。《后汉书》记载同乡度辽将军解官回到家乡，对一位退职太守态度冷淡，而听说王符来了急忙出迎。当时就传出了“徒见二干石，不如一缝掖。”“缝掖”语出孔子，意为大袖单衣，儒者所穿。后来“缝掖”就成了儒生的代称。邹阳和王符句都是说处于困境的士人，凭自己的知识受到人的重视、敬重。三、四句“珑靖二妙，湛连璧”笔者还不敢确解，暂缺。就这八句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启蒙所学已经很艰深。参照厉鹗著《辽史拾遗》说，西京国子监“宏敞静深冠他所”，各州县也设学校，如应州，道宗清宁年间创建州学于城西北。后来应州人邢抱朴又在城西南建龙首学院。邢抱朴曾任翰林学士，参知政事等，《辽史》有传。可见辽代学风很盛。《辽史》还记载邢抱朴受教于他母亲“陈氏甫笄，涉通经义，凡览诗赋辄能诵，尤好吟咏。”可见他母亲还是位女诗人。前面所说《蒙求》的一页上有儿童涂鸦的小人可见确是儿童所读之书。妇女不乏通经的诗人，小小孩童就学如此繁复的史志知识，可以推想辽代一般文人的水平。

　　木塔秘藏毕竟还是佛教珍藏，那么关于辽代佛教，秘藏又告诉了我们什么呢?首先，关于辽代大藏。史上有记载，《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是辽金石刻，但辽代藏经世无传本，有的人认为辽只有石刻经，刻本是否存在大有疑问。有的人甚至调侃辽代有“虚幻的大藏经”。木塔藏宝的发现，向世人证实了辽代藏经是实实在在的，有明确刻经纪年。其大致是统和(辽圣宗年号)八年到咸雍(辽道宗年号)七年从990至1070，约80年间所刻而成。用现代语言说叫做填补了历史的空白。

　　从木塔处发现的经本，有手抄经和刻版经两种，给人总的印象是辽代不乏名僧，著作很丰富。如守臻集的《略示戒相仪》、思孝集撰的《毗奈耶藏近事优婆塞五戒本》、思积集撰的《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玄镜记》，还如《新编诸宗教藏总录》。有目的《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科文》内容早已散失，木塔中发现了全文，等等。现代人观木塔都在赞叹稀奇，在辽代却没什么重要记载，可见当时只是一般庙宇，而秘藏所藏经文之多，抄本字迹之恭整更令人赞叹。这些僧人对佛法弘传勇猛精进，均不见经传。整个来说佛教史研究人们关注的是宋，北边这一片广大地域200多年间的情况我们关注太不够。又，从木塔发现的多部经中我们见到关于戒律的经文和戒碟等占了相当比例，说明辽朝佛门重视戒律修持，与宋朝禅净结合重心性、重义理的风气不一样，这也是值得我们仔细研究的。

　　木塔发现的经文中有当时佛教领袖之一无碍大师明诠《成唯识论详镜幽微新钞》、《上生经疏科文》等，还有对《法华经》、《金刚经》、《弥勒上生经》作会古通今钞，都是在窥基大师原疏基础上的补述，以慈恩宗义沟通诸经。秘藏中有一封《应州当寺沙门祈福原文》奉献对象为：“亲教和尚当寺首座唯识华严大众等”，也见出在偏远的一般寺院里唯识学在华严之上。上自当时佛教领袖，下至普通寺僧都重唯识，也是反映出慈恩(法相)宗在辽代是很重要的宗派，并没有因玄奘窥基等大师的离去而消沉歇绝。

　　当然佛教从来是通于世法的，并不泥古不化。在当时，南边宋朝佛门在佛教世俗化方面走得步子较大，辽朝佛教也表现出了这一走向。如秘藏中发现的手抄残页《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序》后面就附《劝善文》。都是韵语，“……陈平韩信今何在，季布锺离向那(哪)边，庞涓为赚人和论，子武偏遭刖足僭。……如斯无限英灵将，总被冥司蕃裹追”，讲历史故事，发挥人生短暂，富贵无常的思想，劝人“闻言切需修片善，莫要痴心造恶僭”，用民众大白话，通过故事讲道理。这很明显是寺院俗讲的记录。手抄卷《华严经疏序》文字稚拙，讲经中穿插了许多感应故事。如讲印度僧人功德贤(求那跋陀罗)到唐朝讲经，“以华言未通，有怀愧叹，既昼夜精勤，行道礼忏，虔请观音，以求冥应，遂梦有人执剑，持一人首来，至其前日：何忧?于是具陈上事，即刎劫法师头，便置新头。语令：‘徊转，得无痛耶?’答曰‘不痛。’豁然便觉，备悟华言。”把这段“疏”与《高僧传》、《出三藏记》等经籍比较，时代、国度都变了，而且增添了故事性很强的细节。这样讲说不是很能吸引听众吗!讲经逐渐发展成为变文。这些抄本表现出佛教向世俗化迈进，佛经与俗文学结合的趋向。

　　另据专家在发现和整理四层主像内秘藏时，发现足以证明大乘诸宗装像规矩的实例。相当于佛像心位置的，是花式银盒内盛七宝和舍利佛牙、《释迦说法相》三幅。喻义是至为尊贵的心。心间以下用木板排列着刻经、写经和佛画，喻义是脏器。膝部以下装藏则内容庞杂，如童蒙书、卜巫书杂抄，甚至常住僧卖什物养畜的辩护状。关于佛像装像的规矩到清代才有明确记载，但未有实例。木塔四层主像秘藏的发现又填补了这一空白。

　　还有一重要事件，就是二、四两层发现的舍利佛牙，笔者才疏学浅不敢妄加评说。此前曾请教根通老和尚，根老只说佛牙究竟，兹事体大。如果把是说成非则是大罪过，把非说成是也属罪过。我只有些感想。非得证成什么佛的舍利佛牙吗?大乘讲有如恒河沙数诸佛，越到后来有许多高僧住世时人们已尊为大菩萨，他们也发愿，“乘愿再来”。木塔内舍利佛牙肯定是当时人们心中的真佛、大菩萨。欣逢盛世，佛牙现身，应该说是佛法大弘和太平之世的吉兆，我们以敬佛之心供养就是了。

　　应县木塔是名副其实的国之瑰宝，他所昭示于今人的是整个那个时代。本文限于笔者水平和其他原因只能挂一漏万地粗略谈谈，希望对木塔及秘藏的研究能引起更多人重视。已故赵朴老一再强调佛教是文化，而文化，无论是物质的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是和那个社会发展时期的物质生产水平(或者叫生产力)及社会意识相适应的。我们应当仔细地全面地研究木塔，以更好的继承并光大这块土地上曾经有过的灿烂文明。

　　(作者：太原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