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事活动、打鬼、绕寺

　　每年农历正月三十，新春之际，是北京雍和宫一年一度“打鬼”的日子。中午时分，雍和宫里鼓乐齐鸣，“打鬼”仪式开始。僧人们敲着锣鼓、吹着长号，由喇嘛扮演的天神戴着面具在台上跳舞。京城的百姓和游人纷至沓来，争睹这一独特的宗教活动，现场十分热闹。

　　“打鬼”是京城百姓的俗称，通常称作“法舞”，学名为“金刚驱魔神舞”，藏语称“羌姆”，蒙古语称“布扎克”。它是在西藏土风舞的基础上，吸取了藏传佛教仪轨和印度瑜伽宗面具舞的某些形式，而形成的一种藏传佛教密乘仪式舞蹈。法舞有独特的面具、服饰、乐曲和舞蹈程式，音乐抑扬浑厚，舞姿酣畅淋漓，富有极强的震撼力。它把民间传统的驱祟避邪与祈祷人寿康泰相结合，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跳法舞的风俗年代久远。公元8世纪初，印度莲花生大师应吐蕃赞普赤松德赞的邀请，入藏弘法，倡建桑耶寺，教授藏族弟子学习翻译之学。从那时起，法舞即在雪域弘传。至公元15世纪，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为纪念释迦牟尼神变伏魔，弘扬佛法，保护众生平安，在拉萨举行祈愿法会，将原黑衣舞改编完善后成为祈愿法会的一大仪式，并延续下来。明朝末年，法舞传到北京。到清代，许多藏传佛教寺院都跳法舞。皇宫正殿每年举行这一仪式，清人福格所著《听雨丛谈》这样描述：每年年终集喇嘛于中正殿，建诵经道场，祈福送祟，羽葆幢幡，鼓乐跳舞。驱除邪恶，祈愿天下太平。

　　那时，雍和宫法舞的扮饰者除了本寺僧人，还有从京城各藏传佛教寺院中挑选出来的僧人。每年大愿祈祷法会前，由雍和宫扎萨克喇嘛行文“喇嘛印务处”，再通知各寺院派僧人到雍和宫练习跳法舞，名曰“过排”。法舞共跳三日：第一日“排练”，第二日为正式跳法舞日，第三日是“绕寺”日。每逢跳法舞日，雍和宫内外人山人海，“观者甚众，有万家空巷之风”。雍和宫牌楼前卖糖葫芦、风车以及京味小吃的比比皆是，叫卖声此起彼伏。清代时，各地的藏传佛教寺院都在例演这种大型宗教乐舞，只是日期不同，故当时京城流传着“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在打鬼”的说法。自嘉庆年以后，北京只有皇宫中正殿、雍和宫、黄寺、黑寺等寺院跳法舞。

　　20世纪50年代，雍和宫跳法舞的规模相当大。后来，法舞一度中断，1987年，雍和宫在举行大愿祈祷法会的同时恢复了金刚驱魔神舞，使得“法舞”这一古老的宗教舞蹈重现雍和宫。如今的雍和宫法舞，除了原来固有的宗教内容外，时代还赋予了僧人们通过神舞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祈祷和平、祈祷幸福”的新含义。作为大型佛教乐舞，受到广大僧俗的喜爱。

　　每至跳法舞的日子，红墙黄瓦的雍和宫门前悬挂着大幅唐卡，院内搭起舞台，上铺红色地毯。台下熙熙攘攘，挤满了游客，等着一睹法舞的风采。舞台前方，放置着用大红纸和高粱秸糊制的三角架，上有骷髅模型和风、火图饰。此架称“巴凌”，藏语称“朵玛”，待舞蹈结束后，向邪祟抛掷朵玛咒时用。随着铿锵有力的鼓乐声，身着金色盔甲的四大天王出场，立于舞台四隅。布袋僧和六名小童至台前坐定，形成六子戏弥勒造型。他们头戴各式面具，身着五色绣花缎袍，肩披五色缎云肩，胸前披挂骨制璎珞，足着厚底青缎靴，手执法器，为了驱除魔障和人世间的烦恼而尽兴狂舞。具体分为黑帽度母舞献神饮、阿杂日、骷髅面具、地狱主、尸陀林主、牛鹿面神六幕。

　　跳法舞时，要戴着藏传佛教具有象征意义的面具，随着鼓、钹、号等法器的节拍，跳着抑扬进退、疾徐有序的舞蹈。关于法舞的动作，有严格的要求：“上身犹如狮子，腰部如盘绕，关节像幻轮，肌肉当放松，血脉似沸腾，举止应尊严，作舞亦缓慢，膝盖要弯曲，骨骼现安乐，皆勇显威猛。”“跳怖畏之舞时，不应挥舞过重；作尊严柔和之舞时，不宜双目紧闭；作快乐之舞时，不应显露急促；作轻松慢舞时，不宜动作过于懈怠；作妩媚之舞时，动作不宜变化过重。”舞毕，抛掷除祟朵玛咒，俗称“送祟”。鼓乐声中，众僧路经长长的甬道至牌楼院，那里已准备好以干高粱秸搭起的柴堆。但见住持带领众僧诵经，随后，将巴凌尖端对外，投入点燃的熊熊烈火中，意为将摄受的 “我执”投入火中燃烧，使之达到圆融无碍的大自在境地，以祈愿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太平。

　　之后，僧人陆续归来，在代表佛的世界的曼达前，在盛满甘果的铜盘前诵经。这些甘果可称为胜利果。诵经毕，僧人将甘果分发给游人信众，得到甘果被认为是一种福分。

　　次日凌晨，当太阳即将升起的时候，雍和宫的绕寺活动开始了。绕寺，又称弥勒转寺日，意为接未来佛弥勒到人间清邪除祟，使人间的每片土地、每个角落都平安洁净。

　　法舞的面具揭示了人世间的美好与丑恶，使人类的真善美和假恶丑得以直观表现，受到人们的喜爱。可以说，每尊面具都蕴涵着一定的精神力量。所谓邪祟，主要指人类自身的弱点和恶念，包括贪、瞋、痴等烦恼。从佛教义理来讲，舞蹈本身是“上求菩提、下化众生”的菩提行。跳法舞者以圣者及众多护法眷属的身份，消灭魔障，弘法利生，表现出僧众禳除邪恶，祝福天下太平、百姓吉祥幸福的心愿。

　　来源：《中国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