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剑川县城约二十余公里的石宝山支峰，有16处石窟和摩崖造像散布在石钟寺、狮子关、沙登村三个地区。这些石雕雕刻精细、形象生动、内容独特，是南诏、大理时期的雕刻艺术魂宝。

　　绵延六七公里的石窟，造像约一百四十躯，其反映的生活内容首先是南诏的历史画卷。石钟寺第一窟《异牟寻坐朝图》、第二窟《阁罗凤议政图》以及狮子关的《细奴罗全家福》分别刻画了对南诏历史起过重大作用的细奴逻、阁罗凤、异牟寻三代帝王的形象，并通过这些形象反映南诏一代历史。这为后人研究南诏的政治、军事、文化以及服饰、风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异牟寻坐朝图》一窟，雕九人，异牟寻端坐中间，头上戴着头囊。一清平官手持赤藤杖立身后，窟门两侧还对坐清平官二人，年龄一老一少，着汉官服饰，短翅璞头。窟左还雕有南诏时期的一天竺僧人像。《阁逻凤议政图》共雕16人，是石窟群中雕像最多的一窟，整窟雕成一座华贵的殿堂，窟外檐浮雕三重：第一重雕瓣状花纹、第二重雕连珠纹，第三重雕垂帐纹。下面还雕出卷起一半的幔幛，生动逼真。窟内石座上雕一把龙椅，左右两端雕龙头，南诏王阁罗凤端坐龙椅上，戴更为华丽的头囊，王座前雕有蹲伏着的一狮一虎。阁罗凤左侧雕六人，分别握剑、执扇、执旗；右侧雕七人，也分别握剑、执旗、执扇，其中六人站立，惟有一僧人坐在椅子上，着袈裟，执念珠，椅子后有一人为其撑曲柄“杠伞”。靠近窟门处也雕两位清平官对坐。两窟雕塑从殿堂布局、人物身份、仪态看，确乎是南诏王坐朝与群臣议政的图像。从雕塑艺术的手法和风格来看，多数用浮雕，也有圆雕和浮雕相结合的手法，在表现背景的旗帜上会用线雕。石雕中清平官长袍的线条雕得非常细密，衣纹流畅，衣服紧贴肌肉，衣薄透体，褶纹稠叠多皱，就像是从水里捞出来似的，有北齐画家曹仲达的表现风格。其次是在雕像中出现最多的宗教人物，如观音、阿难、文殊、普贤等等。石钟山地三窟的《地藏像》雕头戴宝冠、上罩斗篷、两耳佩环、手执念珠的地藏菩萨坐像。第四窟为《释迦牟尼佛像》。第五窟的《达摩像》，达摩似作沉思状，并有樵夫、琴童等世俗人物和猴马等动物。第六窟是《八大明王》。第七窟的《甘露观音》头戴化佛冠，袒胸披璎珞，胸口上有一长方形洞，右手执柳枝，左手托钵，左右各侍立一位捧瓶女供养人。这尊被老百姓称为“挖心观音”的雕塑，雕刻得容貌端庄，雍容大方，善良慈悲，圆圆的脸型，胖墩墩的身材，颇有唐代遗风。此外石窟还留下一些奇特而有意义的造像。如狮子关的波斯人造像，石钟寺第二窟房浅刻螺髻披毯人，深目长鼻，披毯携狗，有力地说明了当时南诏与南亚各国有密切的文化交流。而石钟寺第八窟被称为“阿秧白”的雕像为一具女生殖器，它被供奉在庄严的佛像旁得到众人的跪拜，反映了当代大理地区的生殖崇拜的情况。

　　剑川石宝山的雕塑，不仅人物形象生动，各有个性，而且规模宏大，极能反映各历史阶段的特征。细奴罗的全家造像，其王其妃二人袖手盘坐，容貌端庄、体态丰满、强健有力，带有山民特有的质朴风姿。室内陈设简朴，切近史实。而第二窟的阁逻凤则是头戴雕镂王冠，身着圆领宽袖长袍，袖手盘坐，其侧侍从立像六人，有的抱剑，有的执扇，有的举旗，皆体魄雄健，孔武有力，十分得当。威风凛凛的武士手中五面旗迎风翻飞，透露着吐蕃的影响。窟檐多层雕花，内起人字形帐幔，构成一所富丽堂皇的大厅。厅内人物高低相间，尊卑分明，有强烈的立体感。整个场景，弥漫着这个政权欣欣向荣的景象。石钟寺一号异牟寻窟多雕忠实善良、知文习武的大臣，有手持书卷的侍者出现，又反映出异牟寻时期崇儒的风尚。栩栩如生的观音，形象各有不同：有愁面观音诚朴厚重，甘露观音端庄含笑，细腰观音体态苗条，面容秀美，熔铸着工匠们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带有浓厚的人情味。那些显示男性力量、雄健的天王、力士的形象，也各具风采。

　　剑川石窟是云南现存规模最大、保存较完好的石窟群，有较高的历史、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