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安佛教沿革之颓废衰落时期
2014/9/8   热度:379
近代西安佛教沿革之颓废衰落时期 抗战甫毕,内战又起,在这一时期,由于南京政府和陕西省政府大肆搜刮民财,发动反革命内战;又由于西安佛界囿于陈规,追随国民党政权;加之太虚、印光大师相继圆寂、佛界失去导师,故西安佛界每况愈下,一蹶不振,从而进入了颓废衰落时期。 1957年春,康寄遥无限感慨地指出:“近代以来,陕中佛教衰败已极,宗风不振,义学久荒,戒德消沉,僧才缺乏。诸祖塔寺虽尚保存在西安附近,但是只能抱残守缺。所谓绍隆佛种,弘宣正法,殊觉暗淡无光,不过令人偶瞻古塔,随时凭吊而已!”他的这番感慨之词,为解放前夕的西安佛界描画了一副肖像,勾勒出一个轮廓,可作为这一时期西安佛教颓废衰落的注脚。 这一时期西安佛界的颓废衰落状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旧两派组织涣散,纷争不已 抗战胜利后,陕西省佛教会改选职员,朗照出任会长,慈云、关符清出任副会长。从这时开始至西安解放,省佛教会一直由旧派掌权。与此同时,新派代表人物妙阔法师闭关终南,不再过问西安佛界是非,而康寄遥、路禾父,迢一等革新派人物,则以陕西佛化社为阵地,独立开展各种活动。 当时,无论就陕西省佛教会还是陕西佛化社而言,组织都十分涣散无力。故在四年之内,这两个佛教组织均无任何重大决策和行动。陕西省佛教会抱残守缺,人心离散,数年之内,竟未组织一次统一活动,更谈不上积极救世,匡助社会的政治活动了。朗照法师等人,大多独居苦修,与世隔绝;而一般僧伽,则放任自流,各行其事。陕西佛化社虽力图振作,倡编《关中伽蓝》一书,但响应者寥寥无几,始终未能实现。其他如创办佛刊,弘宣佛化及开办佛校等项活动,也大多冷冷清清,虎头蛇尾。 不仅如此,在此数年内,这两个佛教组织仍相互诉讼,纷争不已。抗战胜利前夕,新旧两派僧伽因争夺大兴善寺方丈一职大动干戈。抗战胜利后,两派为此纷争又起,诉讼不断,打了几年官司。与此同时,西安各寺庙正统地位,寺产归属和是非屈直之争屡仆屡起,闹得不可开交。凡此种种,都直接影响了新旧两派的团结,导致了西安佛界的颓废衰落。 (二)宣传活动冷冷静静,影响不大 在此四年中,新旧两派僧伽均脱离社会,仅仅在佛教界圈子内进行了一些宣传佛化工作,致使宣传活动冷冷静静,影响不大。 1947年春,陕西佛化社曾在社内附设西安市佛化图书馆。4月,该馆试办公开阅览。然而,由于该馆的读物主要是各种 佛教报刊,放除少数僧伽不时光顾外,其他读者则寥寥无几,门庭冷落,直可罗雀。1949年3月,陕西佛化社又创办《大雄》半月刊,该刊由康寄遥主编,其宗旨为“随分量力施诊施药,弘化利人”。。然而,该刊与康寄遥当年主办的《佛化随刊》相比,无论从内容、篇幅和影响等方面来看,都不能同年而语了。而且,该刊虽为半月刊,但从创刊至停刊,在一年零九个月内,仅出版发行12期,主要在省内部分寺庙和居士林流通。其出版之艰难,销路之狭窄,于此可见一斑。 (三)教育事业每况愈下,收效甚微 抗战胜利后,西安佛界(特别是新派)虽创办了一些僧校,企图培养弘法人才,挽救佛教衰败,但是,由于师资、经费缺乏等因,这些僧校均每况愈下,收效甚微。 1945年春,新派代表人物康寄遥等人创办的世界佛学苑巴利三藏院正式开学。因太虚大师迟迟未能莅任,故暂由迢一法师代理院长一职,并聘请归善法师等人为教席。该院成立时,曾与锡兰摩诃菩提会签订互换师资及留学合同,但锡兰教席素默等人借口西北苦寒,始终未来执教。加之该院财力有限,举步维艰。因此,直到1945年春停办。四年之内,该院仅开办四期,毕业学僧16人。 在开办高等僧校的同时,西安佛界还开办了一些初等僧校,1946年夏,新旧两派分别在慈恩寺、兴教寺和卧龙寺等寺庙,先后创办了国民小学、小学补习班等初级僧校,接收寺庙附近的贫困儿童入学。然而,由于师资缺乏,管理不善,财力不继等原因,在西安解放前夕,这些僧校均先后停办。 (四)佛事活动日稀,信徒迅速减少 据有关档案记载:1933年10月,陕西省会公安局曾对西安地区的宗教团体进行过一次调查统计,其时,陕西省佛教会有会员300多人;陕西佛化社有居土84人;临潼县佛教会有会员134人;户县佛教会有会员35人;以上合计共500多人。至于信教群众,据有关档案材料可知:截止1932年8月,中国济生会长安分会有会员154人;理教联合会有会员50人;陕西理善劝戒烟酒会有会员100多人;另外,讲善局等佛教团体亦有数十人。1935年成立的陕西佛教青年会和西京妇女观音会,则分别拥有会员1000多人和近百人。1937年8月,当心道法师在陕西佛化社宣讲佛法时,听讲的信徒多达一万多人。由以上不完整的记载和统计可知,抗战前夕和抗战期间,西安的僧伽曾多达500多人,而信徒则多达一万多人。 然而,抗战胜利后,西安佛界的这一盛况却很快成为昙花一现的往事。 抗战胜利后,西安佛界的佛事活动日稀,致使信教群众迅速减少,据《大雄》等有关佛教报刊披露:四年之内,西安佛界的佛事活动主要有以下几次:1946年春,朗照法师在卧龙寺传戒;1947年3月,陕西佛化社举行太虚大师纪念会,公祭大师;1948年3月,朗照法师在卧龙寺宣讲《地藏菩萨本愿经》等佛典,10月圆满;12月南五台大茅庵达一和尚在该庵结士念佛等。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佛事活动,多为祈祷护国息灾、追荐阵亡将士及被难同胞一类忏罪荐亡法事活动。其目的在于广宣因果报应,超度内战罪魁及牺牲者,故日益脱离人民群众,违背大多数僧伽意愿,故导致僧伽和教徒迅速减少。1950年春,据陕西省政府宗教事务处调查统计,截止1949年底,西安的僧伽尚不足百人,而佛教徒仅1000多人。 (五)僧伽备受摧残,寺庙荒芜不堪 抗战胜利后,陕西省政府紧跟南京政府,极力推行内战、独裁、卖国方针,残酷压迫剥削陕西广大民众,西安佛界亦难幸免。 全面内战爆发后,陕西省政府不仅屠杀和镇压反对内战的人民群众,而且对西安僧伽也千方百计进行摧残。当时,反动当局在西安等地没产逐僧、拆庙毁像,肆意践踏佛教徒的人权。为此,1948年8月7日,在陕西省参议会一届五次大会上,参议员陈右阶等18人仗义执言,联名提出《保障佛教寺庙财产议案》。该议案严正指出:“抗战以来,地方各机关部队或任何强有力之个人,随时随处皆有任意没产逐僧、拆庙毁像情事,甚或破坏、变售之者,弁髦法令,蹂躏人权,比年以来,益复加厉。”针对这一情况,该议案主张立即制止没产逐僧、拆庙毁像等情事,借以维护僧众应确有的人权。但是,由于陕西省政府顽固坚持其反动的既定方针,因此,这一议案案并未付诸实施。 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为挽救其覆灭命运,竟在西安的一些名刹古寺驻扎重兵,挖掘战壕,屯集战略物资,致使各寺面目全非,荒芜不堪。据康寄遥解放后撰写的《陕西佛寺纪略》一书记载:西安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长期驻扎 崇仁寺、慈恩寺、大荐福寺及南五台各寺庙,致使这些寺庙殿宇佛像毁坏殆尽,景况至为凄惨。例如,西安解放前夕,由于蒋军长期驻扎破坏,闻名中外的大慈恩寺已荒芜不堪,仅余的十多间残殿破寮,成为狐兔出没的地方;满目疮痍的大雁塔,淹没于荒草枯树之间,游人至此,无不发麦秀之感,生黍离之悲。 由以上之简述可知,这一时期,西安佛教的确已经颓废衰落了。
温馨提示:请勿将文章分享至无关QQ群或微信群或其它无关地方,以免不信佛人士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