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伴随而来的有各种艺术，绘画艺术，即为其中之一。中国绘画，自受佛教艺术的影响，遂发生了不少变化。中国的艺术家们，为佛教服务，也创造了不少宝贵的成绩。

　　自汉以后，甫朝与北朝，都很快的接受了佛教的绘画技法，各有发展，比画与绢素，也都各极其妙。至隋唐时代，而南北合流，融合了民族的传统，表现出优秀的佛教画风，在中国艺术史上，展现出中古时期光辉的成就。

　　印度原始的绘画与中国汉代以前的绘画，原是各自独立发展的，因此风格互异，并无相似之点．到东汉明帝时，佛像随佛教传入，这是见于中国文献记载的开始。晋袁宏《后汉记》说：“初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遗使天竺，问其道术，而图其形像焉。”《后汉书·西城传》的记载，与此略同。又《佛祖统记》等也记其事：传蔡愔于明帝永平初遣赴大月氏，至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一说永平九年），偕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当时以白马驮经，及白毡裹释迦立像，因在洛阳城西雍关外，建立白马寺，并在寺中壁上作千乘万骑三匝绕塔图。《魏书·释老志》说：“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又说：“明帝并命画工图佛，置清凉台显节陵上。”这是中国最初的佛教绘画，也大概是中国艺术家自作的佛教绘画。但在汉代，画家中以擅作佛画著名的尚少，其后便渐渐有擅长佛画的画家出现，而且就现存的古代壁画看，印度的阿旃陀（Ajante）石窟壁画，与阿富汗巴米阳石窟壁画，我国西疆塔里木盆地、克子尔明屋佛洞壁画，是佛教自西北传来的通路上，所遗留的作风相似的壁画；到敦煌千佛洞北魏时期的作品，仍然具有印度佛教画的风格。

　　塔里木盆地遗存妁古代佛画，为斯坦因、李考克等人劫取而去者颇多，高昌壁画的一部分，至今尚保存于德国的中央亚细亚博物馆中；闻保存于柏林民俗博物馆中的，业于二次世界大战中，毁于战火。惟我国敦煌千佛洞的壁画，有丰富的遗存。北魏时代的遗物，尤其色恋绚烂，保存完好，为世界学术界所重视。以这一时期的壁画，来证明中国佛教绘画的初期情况，这是最好的证物。

　　在魏晋南北朝时，已有善于佛教画的名画家，最早期的如东吴的曹不兴，西晋的张墨和卫协，相传都擅长佛画。曹不兴画的佛像，是根据康僧会传来的画像制作的。康僧会是西域康国人，相当于现在的中亚细亚萨马尔干（Samarkand）地方，僧会来中国南方传佛教，同时带来了佛教画的样本。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连五十尺绢画一像，心敏手运，须叟立成，头面手足肩背，亡遗尺度，此其难也，曹不兴能之。”作大像的身体比例，能很匀称，这是颇不容易的。曹的画虽已失传，但他创立的画派，却传于后世。

　　卫协生于西晋，当时有画圣之称，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引孙畅之《述画》说：卫协组七佛图，人物不敢点眼睛，想见其妙。东晋最有名的画家顾恺之，又是一位佛教画的能手。《历代名画记》中，曾记他的一个故事说：

　　“长康又曾于瓦棺寺北小殿画维摩诘，画讫，光彩辉目数日。京师寺记云：兴宁中瓦棺寺初置，僧众设会，请朝贤鸣利注疏，其时士大夫莫有过十万者；既至长康，直打刹注百方。长康素贫，众以为大言，后寺众请勾疏。长康日：宜备一壁。遂闭户往来一月余日，所画维摩诘一躯，工毕，将欲点眸子。乃谓寺僧曰：第一日观者，请施十万；第二日可五万；第三日可任例责施。及开户，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万钱。”

　　从这个故事里，可知当时的名画家，很热心于佛教艺术的工作，并且得到老百姓的拥护。

　　佛教画的初期，大概依据的多是印度传来的图样，到梁代的张僧繇，善画佛像，独出心裁，创立了“张家样”，佛像的中国化，从他开始有了很好的发展。他的儿子善果和仔童，也善画，并擅佛画，能传其业。善果画悉达太子纳妃图、灵嘉寺塔样，仔童画释迦会图、宝积经变图。在南北朝的后期，张僧繇的影响很大，有不少人学习他的画派。所谓“望其尘躅，有如周孔”，可见声望之隆。他用简炼的笔墨，绘画佛像，《历代名画记》说他“笔才一二，而像已应焉。因材取之，今古独立。像人之妙，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佛教绘画在中国的发展，当唐以前，僧繇是一个有力的推动者。他又常用印度的画法，在南京一乘寺作画，据文献说：“一乘寺，梁邵陵王伦所造，寺门遍书凹凸花，称张僧繇手迹。其花乃天竺遗法，朱及青绿所成，远望眼晕如凹凸，就视郎平，世咸异下，乃名凹凸寺。”这种画法，证之以印度阿旃陀六七世纪以前的壁画，用浅深渲染的方法，分出明暗的阴影，这也就是一乘寺凹凸法的根源。张僧繇和从西域来的尉迟乙僧都会用此法作画。这种源于印度的新的画法，在当时的中国画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在南北朝这一时期，佛教与中国绘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其在北朝，北齐曹仲达，佛画颇享盛名。曹氏来自中亚的曹国，带有域外的作风，他创立了“曹家样”为唐代盛行的四种样式之一。其的特点是衣服紧窄，大约为印度笈多朝式样，与吴道子的结合了中国传统的风格，所创立的“吴家样”并称。所谓“曹衣出水，吴带当风”，就是对他们概括的评语。

　　当隋以前，还有不少印度的画僧来到中国，为中国绘画，渗入了新的作风。新疆甘肃的洞窟壁画，曾有中亚细亚人、印度人来与中国画家们合作。来中国的画僧释迦佛陀、吉底俱、摩罗菩提等，都是擅长绘画的印度人。所以南朝陈时姚最《续画品》说：“右此数手，并外国比丘，既华戎殊体，无以定其差品。……下笔之妙，颇为京洛知闻。”观乎此，则中国画坛上佛教艺术所占的地位是很重要的。

　　到了唐代，佛教绘画更是盛极一时．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举“两京外寺观画壁”有上都寺观画壁一百四十余处，东都寺观画壁二十处，多出于名家之手。其中吴道子画就有三十二处；杜甫诗称“画手看前辈，吴生独擅场”。吴画既精且多，享名不是偶然的。吴道子的画迹，多在寺观中，可惜这些宝贵的名作，当会昌五年时，多被破坏。据张彦远所记：“会昌五年，武宗毁天下寺塔，两京各留三两所，故名画在寺壁者，堆存一二。当时有好事，或揭取陷于屋壁，已前所记者，存之盖寡。先是宰相李德裕镇浙西，创立甘露寺，唯甘露不毁，取管内诸寺画壁，置于寺内。大约有顾恺之画维摩诘，在大殿外西壁；戴安道文殊，在大殿外西壁；陆探微菩萨，在殿后面；谢灵运菩萨六壁，在天王堂外壁；张僧繇神，在禅院三圣堂外壁；张僧繇菩萨十壁，在大殿两头；张僧繇菩萨并神，在文殊堂外壁；展子虔菩萨两壁，在大殿外；韩干行道僧四壁，在文殊堂内；陆曜行道僧四壁，在文殊堂内前面；唐凑十善十恶，在三门外两头；吴道子僧二躯，在释迦道场外壁；吴道子鬼神，在僧迦和尚南外壁；王施子须弥山海水，在僧伽和尚多壁。”据此文献，则当时名家的作品，幸而保存者，仅此寥寥；经过历世的劫难，即此也付之烟消云散了。

　　南朝的寺观壁画，虽多毁去，但是北朝的洞窟壁画，却多有保存。在敦煌的千佛洞，所保存的即以唐代的壁画为最多，足补这个遗憾。敦煌千佛洞有唐代壁画与彩塑的洞窟，共207个，可分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其重要的洞窟，如初唐的第220窟，造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盛唐的第335窟，造于垂拱二年（686年），第130窟和第172窟，造于开元天宝年间（公元八世纪前叶）；中唐的第112窟、晚唐的第156窟（此为为张议潮建，窟外北壁上有咸通六年——公元856年所写的《莫高窟记》）等，都存有辉煌灿烂的作品，可为唐代佛教绘画的代表。这些洞窟壁画，虽则出于无名画家之手，但是研究它的画风，应该与吴道子、阎立本诸大家的作品是相一致的。例如敦煌壁画的维摩诘经变，在座前的听众，有诸王贵官，就与现存的阎立本的帝王图相似，由此可以推知这些图像应有共同的画法，为当时的规范。

　　这些壁画的内容，为了宣扬怫教，表现的题材是佛经经变故事、净土变相以及佛菩萨像等。唐代佛画内容，较之过去更丰富，色彩也比较绚烂，表现的境界也更扩大。唐代最流行的是佛教净土宗，因此净土变相在壁画中表现得最多，约占二百二十八壁。其他经变如观经变相、药师净土变相、报恩经变相等，也往往采用净土变相作为其主要的部分。

　　在净土变相中，把极乐世界装饰得非常庄严，其中有七宝楼台、香花伎乐、莲池树鸟，表现出无尽的美景。用富丽的物质现象，去描绘观想法门境界。其中表现了乐观美满的生活，并且所绘画的佛、菩萨、诸天、力士等，都是美丽与健康的化身。对于美和健康的赞赏，这和唐代的社会生活、人民的爱好是完全一致的。唐代的佛画中，并且点缀着许多人间社会生活小景，乐观、明朗、富有情趣，这些佛画可以说与世俗的情感愿望相结合。因此它深入到一般社会中，滋生在群众的心灵中，佛教艺术，得到了民间的拥护，为此后开拓了广大的园地，在中国绘画中，也扩大了它的影响。

　　社会既有这样的要求，艺术家也都热心于佛画的创作。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说：“自吴曹不兴，晋顾恺之、戴逵，宋陆探微，梁张僧繇，北齐曹仲达，隋郑法士、杨契丹，唐阎立本、阎立德、吴道子、周妨、卢楞迦之流及近代侯翼、朱繇、张图、武宗元、王瓘、高益、高文进、王霭、孙梦卿、王道真、李用及李象坤、蜀高道兴、孙位、孙知微、范琼、勾龙爽、石恪、金水石城、张元蒲、师训、江南曹仲元、陶守正、王齐翰、顾德谦之伦，无不以佛道为功，岂非释梵庄严，真仙显化，有以见雄才之浩博，尽学志之精深者乎！”从这一段众多名画家从事佛画创作的记载，可知佛道宗教画，已经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并且自隋唐以来，佛画更多的融合了中国传统的技法，逐渐与印度传来的风格相违，表现了中国艺术家的智慧和独特的作风。

　　到这时中国佛画不仅在形像上创造了多方面的优秀而完整的典范，在内容上也通过一些故事性的情节，表达了生活中的欢乐与希望，表达了极大的忍耐、镇静、牺牲的种种精神生活。例如在《维摩诘经变》中，以热烈的辩论，去追求真理：在《降魔变》中，以坚定的力量，去镇服邪念；在《劳度义斗变》中，以种种方法，克服了敌人等等。艺术家以丰富的想像力，把很难表达的情感，鲜明而深刻的表达出来，这在佛画艺术中，绘成了不少宝贵的名作。

　　唐代的佛教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可以说达到一个高潮；唐以后的佛画虽然仍继续演变，但气魄的宏大与构图的复杂，已不及唐时。在敦煌壁画中，宋代的洞窟壁画，已显得黯然失色，不似唐画的重彩显明。而且故事性的内容也较少，佛像多是依据一律的粉本，殊少变化。其在民间艺术中，仍然保持着佛画的传统，惟其生动活泼的技法，较之唐代似已衰落。画院画家与文人画家，趋向于山水花鸟的发展，重心已不在佛画方面。至水墨画派兴起，佛像、菩萨像、罗汉像虽仍有画家去创作，但已在笔墨韵味上要求有特出的表现，与唐代及其以前的佛画也面目不同。此与北宋以来的禅宗盛行，不无关系。宋以后元明清清时代，中国与尼泊尔佛教艺术发生了关系。佛像的画法，由西藏传来，又有变化，遂开近代佛画的一个新的阶段。

　　佛教对于中国绘画，有很大的影响，以唐代为最深。鲁迅先生对于唐代的佛画，有两句卓见，他在《论旧形式的采用》中说：“在唐，可取佛画的灿烂，线画的空实和明快。”他对于佛画的色彩与线条，有很深的理解。而佛教对中国绘画的影响，也就在这里。这是我们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学者，应该对这一部分宝贵的遗产加以好好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