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全国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巴黎综合工科学校应用美学研究中心成员、神经生物学家弗朗西斯科·瓦莱拉曾说过，“我们认为，对于亚洲哲学，尤其是对于佛教传统的再发现，乃是西方文化中的第二次‘文艺复兴’，它的冲击将会与在欧洲文艺复兴时对希腊思想的再发现同等重要。我们哲学的现代历史对于印度思想一无所知，这是不自然的，因为印度和希腊不仅与我们共享印欧语言遗产，还共享许多文化的和哲学的关怀。”

在尼泊尔临近加德满都宁静的高山上，法国当代思想大师、法兰西院士让－弗郎索瓦· 勒维尔和他身为喇嘛的儿子马蒂厄·里卡尔进行了一场扣人心弦的对话。这正是西方文化在发现佛教传统时所进行的颇具深度的思想交流。

马蒂厄·里卡尔的个人经历颇具传奇色彩，甚至可以说是本世纪下半叶西方文化发现佛教的一个典型代表。他从小接受了西方文化最好的教育。通过父亲，他接触到了许多哲学家、思想家、戏剧家。通过母亲－－画家雅娜·勒图默兰－－他结识了许多艺术家和诗人，其中包括著名超现实主义诗人安德烈·布勒东。通过舅舅航海家雅克－伊夫·勒图默兰，他认识了许多著名的探险家。他在年轻时，热爱音乐、天文、摄影、鸟类学，在22岁时还撰写了一本关于鸟类迁徙的著作。里卡尔曾是一位很有前途的生物学家，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郎索瓦· 雅科布，在巴黎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在著名的巴斯德研究所作为研究员工作多年。1972年，当雅科布教授想派他去美国从事动物细胞研究时，他作出了影响一生的重大决定，在20世纪生物科学日新月异、蓬勃发展之时，却毅然放弃了大有希望的科学生涯，来到寒冷偏僻的喜马拉雅山，开始了长期的刻苦修行；并且在7年之后，正式出家作了一位喇嘛。由于他的示范和影响，他的母亲后来也皈依佛教，并成为法国最早的比丘尼之一。他的精神探索和实践，引起了作为著名思想家的父亲的浓厚兴趣，他们在远离尘嚣的喜马拉雅山所进行的对话，就形成了这本《和尚与哲学家－－佛教与西方思想的对话》。

对话双方既是感情深厚的父子，也是两种完全不同文化的坚定信仰者，同时又是能够理解和同情对方思想的真正意义上的对话者。其中，作为法兰西院士的父亲堪称是西方文化的代表，儿子则是一位从西方主流文化皈依藏传佛教的出家僧人。这次对话的魅力在于，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西方文化和佛教文化。它能够充分说明在西方文化如日中天之时，佛教为什么可以在西方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因为对于西方而言，佛教并非是一种带有异国情调的所谓“东方文化”，在西方文化的传统中已经为佛教的传播准备了足够肥沃的土壤，作为超乎文化限制的佛教可以很顺利地移植成功。

　　　　　　　　一、实践的智慧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佛教对于马蒂厄最初的感召力，并非佛教系统、缜密的教义体系，而是实践与理论真正结合的精神修行，这在近代西方文化中已几乎绝迹。正是佛教这种对于真理身体力行的实践，对人格完善的不懈追求，使得马蒂厄仅仅通过一部电影就看到了“希望的源泉”。虽然第一次见面时，马蒂厄无法和康玉尔仁波钦进行语言交谈，却能对坐3个星期之久。结果，这位年轻的西方人很快就发现他再也离不开喜马拉雅山了。他深情地回忆说：“是他的人身、他的存在给我以印象……深沉、力量、宁静，从他身上散发出来，并开启我的心灵。”

从康玉尔仁波钦那里，马蒂厄认识到，虽然佛教教义是一个极其庞大复杂的理论体系，但对于佛教而言，精神实践、内心改造－－即修行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熟谙西方传统文化的勒维尔敏锐地意识到，在强调个人伦理和生活智慧方面，佛教与斯多噶学派、伊璧鸠鲁之间具有惊人的类似性。正是由于西方近代哲学传统逐渐放弃了对伦理和生活智慧的探索，所以佛教虽然没有任何有计划的传播行动，也没有任何经济和军事势力的支持，在西方却并未遭到任何抵抗，得以迅速传播。

勒维尔认为，西方文化中已经产生了一种思想领域的革命，即所谓道德家传统的复兴，这是对近代西方哲学潮流的反动。勒维尔回忆说：“在我年轻时，主宰着哲学界的那些伟大体系的建立者，将伟大的道德家们放逐到了世俗文学的领域里。他们说，这只不过是些不连贯的意见、经验式的随意的见解，不能够形成任何体系。”当代自作聪明的分析哲学家们指责人生智慧缺乏科学性，并对人生智慧的教导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虽然在职业哲学家(这种现象本身就是当今西方文化缺乏精神性的最好写照)那里产生了影响，使学院化的哲学日益成为逻辑游戏，丧失了其应有的功能。但是人生智慧从来就是最重要的，是人们需要最为迫切的精神营养，而不是某些浅薄人士所以为的麻醉剂，也并非是所谓纯主观的个人偏好。我们今天看到，人们还是在如饥似渴地到处寻求指导个人生活的人生智慧和生活艺术，可是由于其为主流学术界所抛弃，普通人缺乏必要的教养，无法辨别真伪，所以只能饥不择食地享用奥修、麻原札幌等人提供的大杂烩。

但是现在，象吕克·费里、安德烈·贡特－斯蓬维勒、E·M·西奥朗等指导人们如何生活的道德家却变得很受欢迎。而在重印的古代经典中，著名道德作家塞内加的著作是最为畅销的。这是一个极具讽刺性的事实，因为塞内加是一个典型的伪君子，言行完全背离，这和强调踏实修行、反对言行不一的佛教传统是背道而驰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西方文化中理论与实践严重分离的缺陷，即使在日益重视个人道德实践的今天，仍然对西方文化的健康发展构成了巨大的障碍。相比之下，注重真修实证的佛教则可以让西方人得到真正的受用。

相关文章：

《和尚与哲学家》（一）
《和尚与哲学家》（二）
《和尚与哲学家》（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