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维尔认为，西方思想在总的趋势中，是围绕着两个本质的和互补的轴而建立的：其一，强调个人的独立和个体性，推崇个人判断，主张应该增强作为有意识的行动者和决定者的个人意志。其二，强调要采取行动来改造世界，例如通过政治来影响人类社会和历史进程，通过科学技术来改造自然世界，使世界服从人类的需要。而通常外界认为佛教是一种消极的文化，将现实世界看成是一种幻象，缺乏一种改造世界的意志力，不能解决现实的问题，只能提供一种虚幻的精神安慰，因此怀疑佛教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否可能为西方人所接受。

马蒂厄指出，西方文化的问题是常将强烈的我执误认为灵魂的巨大力量。实际上，恰恰是摆脱了虚幻的自我的束缚，“我们的智慧、我们对他人的爱和我们的同情便能够自由地表达。目的是从对‘我’的眷恋所强加的限制中获得解放，根本不是一种意志的麻痹。这种‘智慧之眼’的开放增加了我们灵魂的力量、我们的勤奋和我们公正而利他的行动的才干。”

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高举人权旗帜，在建立民主和法制社会方面贡献极大，成为全球所仿效的对象。然而它往往过分强调权利，相对忽视义务，造成了偏狭的个人主义盛行。典型的案例就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不仅在1789年制定了《人权宣言》，而且还于1795年制定了《公民义务宣言》；但前者备受重视，被视为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精神杰作，而后者却默默无闻，淹没在历史档案之中。甚至1995年勒维尔在一位读者提醒之下，撰文呼吁人们不要忘记这个纪念日，但他的文章还是“坠入了最为彻底的漠不关心之中”，仍然没有一个人想到要纪念这一文件的两百周年诞辰^[6]。这种片面强调权利的偏狭态度，是今日西方许多社会问题的重要根源。例如，对色情资讯、枪支正当控制等就在对自由的错误理解中遭到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人们的普遍抵制。“在美国，一旦立法者建议用法律来控制在电视或因特网上的暴力或色情图象的传播，就会引起知识分子们以表达自由为名的愤怒抗议。如果人们坚持‘人权’而不考虑‘人的责任’，这个问题就是无法解决的。人们听任暴力成为家常便饭，以至平均每个美国青年在达到19岁之前，将会在电视上看到四万次凶杀和二十万次暴力。”佛教的缘起思想强调个人与群体、社会的互相依存，有利于在理论上消除错误的原子论式的个人主义思想；而在实践层面上，救度一切众生的菩萨精神对于过分强调权利的错误是一种有力的解毒剂。佛教强调严守戒律对于个人精神自由的积极意义，将为西方人指出获取自由的真正方向。

而西方近代以来集权制度的解决方案同样也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正如马蒂厄所指出的那样：“集权政体的失败与悲剧，就是因为它们通过愚昧粗暴地统治个人而与个人主义对抗，并且企图以一种与事实明显矛盾的手段保证人民的幸福。问题并不是要限制个人的自由，而是要培养其责任感。” 西方人由于对集权主义的深恶痛绝，所以往往更多地强调个人的自由选择，忽视甚至否定个人内心修炼的价值。西方个人主义和集权制度，虽然看上去截然相反，但其共同点则是企图仅仅从外在的制度安排上来解决社会问题。这是因为不了解我们一切问题的根源其实都是在我们自己的心态上。只有我们真正觉悟，洞见了人生的真相，才有可能彻底解决表现出来的各种外在的问题。

马蒂厄指出，外部世界的改进对于增进人的幸福影响较小，我们终究不是机器，真正幸福或不幸的是精神。对于外部世界的行动是有价值的，但内心的改造更是不可缺少的，事实上，只有改造内心才是改造现实的根本途径。如果不能消除人们心中的贪瞋痴，那么无论外界的景况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都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另一方面，佛教也并非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执著于道德至上”，完全放弃对外在事物的关心。佛教总是在遵循中道，决不过分偏倚一端；强调福慧双修，决不偏废。在佛教经论和实践传统中，尤其是大乘佛教，从来都是非常重视外在世界和科学的，从来都是关注民生的，主张在日常生活中洞见和实证缘起性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是菩萨的大愿。究竟而言，一切资生事业皆是佛道；担水砍柴，无非妙道。六祖慧能云：“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但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在真正领悟实相的基础上，所做的事业才是真正无漏的，才不会象我们现在的利生事业那样总会产生始料未及的弊端；而外在事业的根本意义还在于它是我们改造心灵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