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足石刻

宋代在思想文化方面最突出的演变是程朱理学的确立和儒道释三教在理论上的融合，宋代佛教进入后期并日益儒化，出现了“阳儒阴释”的理论。又由于宋代统治者笃信道教，对道教的依重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尤其是真宗、徽宗二帝对道教更为推崇，道教达到鼎盛时期。在这样的形势下，除禅宗继续流传外，其它派别亦呈衰落景象。佛教艺术至宋代已近尾声，但这却是一个大放异彩的尾声。在晚唐至两宋之际开凿的四川大足石刻，在“盛唐典丽辉煌”的基础上又发展到一个新的成熟阶段，其艺术魅力为人折服。大足石刻佛像更是突破宗教仪轨，以生活世俗气息浓郁而著称于世。如有“北山之冠”之称的“数珠观音”，根本就是一位婀娜多姿、纯洁迷人的少女形象。宝顶山的“牧牛道场”、“养鸡图”、“涅　图”等等数以万计的佛像完全是中国化、世俗化、生活化的典范，是以佛教题材来表现现实生活，堪称宋代生活的缩影。在这里“神的庄严，人的神韵，生活的美，神化了的人，人化了的神”得以充分体现。大足石刻佛像群把佛教艺术中国化进程推向高峰，它浓缩地反映了源于古印度的佛教艺术时至宋代完成了它中国化进程的历史，为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数珠观音

到了元代，由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存在，政治、经济、文化一度趋于衰退，佛教艺术也随之江河日下。此外， 由于元代统治者崇信西藏佛教，对中原佛教加以限制，对道教大力扶持(元代也是道教发展的高峰时期，是中国道教史上最重要的阶段) ，对儒家照顾的复杂局面，除个别大型石窟有少数造像活动外，元朝几乎没有开凿新的石窟，留存至今比较好的佛教造像就只有杭州飞来峰一处了。飞来峰现存68 窟，大小117 尊元代石雕造像，其中尤以弥勒佛像最引人注目，此像丰颊便腹，姿态自在，笑容可掬。在这里雕刻的无论是弥勒佛像还是众多的罗汉像，大多十分独特，形象多为密宗艺术风格，各个雕工精良，技艺高超，实为元代初期佛教艺术造像之杰作。

桑披寺

明清之际，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佛教加速与儒学的融合，以佛释儒，援儒入佛，表现了越来越强烈的儒化倾向，从而也就使佛教在中国越来越丧失自身的个性，基本上是作为儒家伦理道德的配角而发挥其社会效能。明代统治者沿袭元代崇道抑佛的做法，佛教不振。清代统治者承袭明代各种制度，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领域强化其统治，大兴“文字狱”，造成学术思想禁锢的局面，文化艺术方面的有识之士在统治者恩威并施的政策下，大都销声匿迹，佛教艺术更不待言。虽然清代统治者推崇藏传佛教，也兴建了一些喇嘛寺院，但在造型上没有新的发展和收获，更与中国传统的佛教艺术相脱节。

结束语

纵观自东汉佛教传入中国以来近两千年中国佛教艺术的发展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佛教艺术随佛教的沉浮而沉浮。

佛教是一种纯粹的外来宗教，它用精细的、丰富的哲理去俘虏知识界，用权设方便的形象说教去俘虏下层民众，取得了中国人的承认。但中国人有着自己数千年深厚的文化根基，有着极强的同化异质的能力。中国人用了几百年的时间来介绍、引进、探讨、消化佛教，用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改造佛教，使它中国化，终于把庞大的天竺佛教变成基本适应中国国情的封建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佛教来源于印度，又有别于印度，呈现出中国的气象和特质。佛教艺术亦是如此。中国的绘画、雕刻艺术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绘画雕刻艺术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如战国时的帛画，秦代兵马俑，汉代帛画、墓室壁画、画像石(砖) 、霍去病墓前石刻等等均显示出中国传统艺术技艺之成熟精湛。中国佛教艺术源于印度，在中国经过中国艺术家不断的改铸和扬弃，从而形成了中国式的佛教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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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传入, 兴盛与佛教艺术之演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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