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死事大：经济学是人生之学

经济是一个具有时代与阶级内涵的概念。古希腊的色诺芬认为经济即家务管理。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所说的经济，则是“经邦济世”之意。近代伊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共同的特征是将经济主体规定为财富(实则是所有者)，其目的则在于为资本家的增值财富服务。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又有了研究“资源配置”的新提法，但其实质不变。可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共同特点就是突出物性，忽略人性，或者把人性物化，是一种“唯利是图”的非人生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促进生产力和文明的发展中的确起到了其历史的作用。然而，由于切断了同更广阔的人类生活领域的联系，过于引导人将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如何更多地占有物上，所以它在面对当今伦理的、社会的和环境的问题时就显得无能无力，甚至可以说其狭隘的经济学思维事实已成为社会问题和环境危机的主要社会根源。

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同，佛陀从开始思考自身、接触社会起，便将生死苦恼问题作为他深切关怀的大事。《中阿含经》卷六十的《箭喻经》记载佛陀说：世界常恒存在，世间万物，各类众生，皆悉无常，众生谁都免不了生、老、病、死、以及由此而生的种种忧悲苦恼，从这些忧苦中解脱，才是摆在人类面前亟需着力解决的迫切问题，就像那身中毒箭者，赶紧找医生拔箭疗毒，乃是当务之急。佛陀思想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经济是人生的经济，经济学应是一种人生之说。作为人生之说的经济学，自然要以人生根本问题之解决为根本任务：，那么什么是人生的根本问题呢?佛陀认为人生的根本问题是从人生的诸般痛苦中得到解脱。然而，佛陀大讲特讲人生诸苦，并以此为其全部学说之基础者，使不少人由此认为佛陀全盘否定人生价值，是悲观主义者，或者认为佛陀所说的人生诸苦，只是他当时身处的古代奴隶社会的现实，在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应是过时之论了。这实在是误解了佛陀的本义和用心：其一、佛陀说“有生皆苦”，只是佛陀人生价值观的一个方面，而非其人生观的全面。若就世间一般意义上的人生价值观而言，佛陀实际持人生苦乐间半的人生价值观，而且佛陀还认为生而为人，是幸运之事，强调“人身难得”。其二、没有人能避免老、病、死等自然苦难与恩爱别离、怨憎相会、所求不得、忧悲恼苦等社会苦难。佛陀所揭露的人生诸苦，并无扩大渲染，可谓对人生的如实观。实际上，对于人生诸苦，若要细数，现代人不但不比古人少多少，还增加了许多古人未曾受过的新苦。其三、佛陀大谈特谈世间诸苦、人生缺陷，不是教人消极地诅咒人生、厌恶人生，而是对症下药，如实诊断人生痼疾，唤醒世人对人生缺陷的如实认识，唤起对解决人生根本问题的高度重视，鼓励人们奋起抗争，征服苦难，根除诸苦，实现人生幸福。

与佛陀的人生观不同，西方主流经济学一方面认为人的本性是趋乐避苦，另一方面却回避对人生苦难的分析，而仅将趋乐避苦等同于物质财富的追求，这实际是有意无意地掩饰人间的苦难和缺陷。以佛陀的智慧观之，实在是失之偏颇。实际上人生之苦无非是人生价值未能实现，因此经济学的根本任务就是研究如何实现人生价值。人生价值内涵极其丰富，但基本价值有三种，即人的身心健康，人的友爱情谊和人的创造活动。将上述三种人生的终极价值综合起来，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最终的价值：个人的全面发展。所以作为人生之学，经济学的根本任务就是研究如十可使人避免人生苦难，促进入的全面发展。毫无疑问，经济活动是离不开物的，所以人生的经济学并不排斥物质财富的创造，也不否认对经济过程控制的技术性，但应将其视为实现人生价值的手段。人生内涵极其丰富且相互交织，因此人生经济学并不废除各门类社会科学的相对独立性，但要否定绝对独立，也就是说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都是研究人生经济学的必要内容，它们是内在地交织和制约的。

二、因缘和合：经济学是和谐之学

缘起观是佛陀的根本教理，《楞严经疏》说：“圣教自浅至深，说一切法，不出因缘二字”。“缘起”并非佛陀所“创造”，而是宇宙人生本来的、必然的、普遍的理则，在《杂阿含经》卷十二中，佛陀自己就说：“缘起法者，非我所作，亦非余人作；然彼如来出世，及未出世，法界常住。彼如来自觉此法，成等正觉，为诸众生分别演说、开发、显示。”佛陀认为世间一切事物均是因缘和合而生，即所谓“缘起”。“缘起”法所阐述的，就是因、缘、果的关系，强调因、缘、果是相依相待而存在，没有绝对的独立性。《杂阿含经》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就是缘起的最好说明，也是因果法则的最佳诠释。佛陀将缘起法则视为宇宙基本法则，同时又以此法则看人生。在佛教缘起观看来，整个人生和宇宙的一切现象一样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科学的经济学必须契合这一宇宙基本规律，成为一种和谐之学。

佛陀因缘和合观揭示了人类与其他生物，人类与自然共同构成一个生命共同体，彼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经济学应是教导人类以天人和谐的视野与心怀，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进行经济活动的和谐经济学。视竞争为理论体系灵魂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自然不可能认同佛陀的因缘思想。但佛陀的和谐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中却得到了回响。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归根到底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同时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所以人在经济活动中应该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本原则，“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当然和谐和共生论并不是要求人们无所作所为，消极地保持人与自然原始和谐的共存，而是要求人们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寻求人与自然在共同发展中的动态平衡。和谐共生论也并非要求人类不使用、发展科技，但人类应该自觉地反思现代科技的价值，不仅使人享受现代科技的福祉，而且也应考虑科技对“人的无机身体”——自然的可能效应。

佛陀的因缘和合观揭示了人是人与人和合而成的，因此经济学应是指导不同经济主体之间利益和谐的经济学。经济利益追求是人性的基本追求(这是人性之体，即不变的人性)，这一点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人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的人性预设作了诠释，马克思主义对此也有说明，“人民奋斗所取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但对利益的追求却可以通过和谐与不和谐和的方式取得(这是人性之用)，因此经济主体之间利益和谐的基本任务是引导、规范人性之用以实现每个八出于人性之体的利益需求，实现利益和谐。佛陀一方面倡导人们应该合理合法地追求利益。佛陀讲“八正道”中，其中之一是“正命”，就是指合理合法的谋生手段。(《杂阿含经》)说：“营生之业者，田种行商贾，牧业牛羊兴息，邸舍以求利”，意思是说，只要合理合法，勤劳努力，无论是农牧收成、经商贸易所得，还是企业经营、投资生息所得，都是正当的。另一方面还倡导人们要广种福田。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恩田，所谓恩田，就是有恩于我们的所有事物我们都要怀着感恩的心情去报答；其二是悲田，所谓悲田，就是要从慈悲心出发，尽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因为万物均由因缘而生，帮人就是为自己培育好的因缘，实际上是在帮己；第三是敬田，也就是恭敬一切应该恭敬的人。这实际上是从积极意义上倡导人们要在促进和谐的人际关系中得益。

三、心为法本：经济学是心性之学

佛陀所谓缘起，终是心的缘起。从郇可含经》到大乘、密乘众多经典所载的佛陀言教，自始至终散发出浓厚的重心、唯心的气味。佛教所说的“心”，泛指精神、心理现象，原意为“集起”，谓集合多种功能而表现为心的整体功用。郇可含经》主要是从“业惑缘起论”的角度，强调心是起惑造业的主因，指出众生流转生死，诸苦交攻的境遇，非由天帝鬼神所主宰，也非由物质所决定，而是众生各自所造善恶业的必然果报。《增一阿含经》卷五十强调心是产生、建立一切的根本，心最为尊贵，心具有驱使、主宰众生的权力，所谓“心为法本，心尊心使”。既然“心为法本，心尊心使”，因此只要能征服自心，便征服了世间的一切，“若能伏心，则伏众法”(《胜天王般若经》卷七)。“伏心”的关键是护心、治心，即精心地监护自心，不令烦恼生起，若生起，速令消灭，使心摆脱欲界、色界、无色界的烦恼的系缚而得到解脱。而治心、护心，则须以智慧时时、念念观照自心，做到善念则令其助长，烦恼恶念、不良情绪则警觉宰制，已生者令灭，未生者护令不生。

佛陀心为法本的思想启示我们人生的实质在于精神，经济学实质是一种心性之学，应以精神为主要研究对象。其一，人类的经济行为是受高度发达的大脑神经反应即精神支配的。人类的经济行为之所以具有这种特性，从根本上说，是由人类肌体，特别是由人类高度发达的神经系统的本质特性所决定的。正是由于这种本质特性的存在使得人类的存在和发展，在本质上集中地体现为人类精神的存在和发展。从如此意义说精神的存在和发展才是人类生活的一般本质，是人类经济的根本支柱，这也就是佛陀所言的“心为法本，心尊心使”。其二、人类经济行为的最终目的并不于在物质利益而在于物质彼岸的“精神快乐”。人们之所以需要物质财富只是由于这些物质对象能给人们带来快乐，有助于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精神快乐的实现。而满足人类精神快乐的物质对象，远不仅是人们熟知的那点金钱财富。人类的需要包含极其广泛的内容：和谐的人际关系，优美的自然环境，创造与爱等等，都是获得快乐满足的重要内容。

反观现代社会，人类在自然科学方面确是今非昔比，科技成果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给世人的生活带来了越来越大的方便，而突飞猛进的计算机智能，巧夺天工的克隆技术，使今日的人类智力几乎接近了上帝的水平。这一切，可以说是循西方主流经济学思维向外征服自然的路线前进而取得的成果。然而人类物质生活虽然提高了许多，社会苦难、社会问题和人们的精神、心理问题，并未减少多少，社会道德水准并未提高多少。至于佛陀主要要解决的生、老、病、死诸苦，依然存在，并未因科技之进步而解决。而且，物质方面的发达，还带来了能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弊端，酝酿着使全人类毁灭于一旦的劫难。这一切，当然也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片面逐物、忽视心灵的路线有相当的关联。所以佛陀所提出的通过“伏心”，“观心”说来解决人生根本问题、文明根本问题的路线，对经济学发展的确有深刻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