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6月22日。

　　这天清晨，看守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起床后，伸手撕掉前一天的旧历，这一天是夏至，可是戈壁大漠的晨风还是那样萧飒。

　　就在这时，一个抄经人来到王道士的住所，神色诡异地说，他在七佛殿抄经，休息的时候用芨芨草点烟，然后很习惯的把草插到身边的墙缝里，却发现这个墙缝很深，长长的芨芨草根本探不到头。

　　王道士立刻跟随抄经人来到七佛殿，果然看到甬道的北面墙壁上有一个墙缝，王道士又找来一根很长的芨芨草，还是探不到头。

　　王道士立刻找来一把镢头刨开墙壁，发现墙壁后面有一道被泥封起来的小门，他又把小门刨开，眼前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这里竟然是一个装满宝物的洞窟！里面堆积着许多白布包裹，每一包都包着经卷，整整齐齐，白布包下铺着经幡、绣像。一个隐藏了千年的秘密，就这样被王道士揭开了！

　　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后来被世界公认为20世纪人类文化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在这些被发现的稀世珍宝中，有一卷木版雕刻印刷的《金刚经》轰动了世界。

　　《金刚经》是佛祖释迦牟尼，与须菩提等众弟子的对话记录，成书于公元前994年间的古印度，是佛教的重要经典之一。尽管这部经书源自印度，但在印度早已见不到它的踪迹，长期以来，世界各国的学者一直在苦苦地寻找《金刚经》的下落。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得以使《金刚经》重现世间。人们惊奇的看到，这部经卷是由七张纸粘接成卷的，长约1丈6尺，页首是佛像，后面是经文。在沉睡了一千多年以后，经文字迹依然清晰秀丽。画面中佛像、弟子、侍从和诸神、兽像姿态生动，线条舒展流畅，雕刻刀法也非常纯熟。

　　特别是在这部经卷的卷尾，还准确的标出了经卷刊刻的具体时间：“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

　　咸通，是中国唐朝的年号，转换成公历纪年，也就是公元868年。

　　这个重大的发现，震惊了当时中外学术界。人们认为这部中文译本的《金刚经》，不仅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最精美的佛经版本，还是最早的图书，它为研究人类雕版印刷史的起源年代，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但是这个证据在66年之后，受到严重的质疑。

　　1966年10月13日，韩国庆州佛国寺在修复释迦塔的过程中，在塔身第二层舍利洞内，发现了装在舍利盒内的古代印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咒经》。经过考证，这个经卷是公元704年到751年之间的雕版印刷之作。

　　这一发现，再次引起世界学术界的轰动。韩国学者也就此为依据向世界宣称，这幅《无垢净光大陀罗尼咒经》的印刷年代，比《金刚经》要早100多年。因此可以认定印刷术起源于韩国。

　　究竟雕版印刷术产生于哪个年代呢？

　　中国的印刷史研究专家潘吉星曾经仔细研究过这幅《无垢净光大陀罗尼咒经》的副本。他发现，这幅经卷之中，使用了四个武则天创造的制字——证、授、地、初。

　　据历史记载，武则天喜好自己造字，比如她曾经出家为尼，法名明空。此后她登基称帝，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曌”。

　　经卷上“证、授、地、初”，共出现了九次。

　　潘吉星相信这幅经卷，是从中国流传到韩国去的。主要有五点理由：

　　⑴ 载初元年（公元689）武后创制了十八个制字，译经者，刻版者为了遵从武后法令，或社会上已极流行，才会使用这些新字。假使这些新字传到新罗，也只是在少数文人之间偶一使用，不会流行，因为新罗没有遵从武后法令的必要。

　　⑵ 唐朝与新罗文化交流频繁，贞观十三年，新罗、高句丽、百济各遣子弟到唐朝留学。新罗在唐初由僧人慈藏取去《三藏》四百余函，举国欢迎。僧人洪庆又自唐闽府航运《大藏经》回新罗。既然卷帙浩繁的大部书籍都运送回国，小小的一本《陀罗尼经》随之带回，自在情理之中。

　　⑶ 我国在吐鲁番出土的《妙法莲华经》一卷，内容为“分别功德品”第十七、黄麻纸，行十九字，是用武后新字的刻印本。

　　⑷ 李弘植先生未能举出武后新字在新罗很流行的情况和新罗写本中有武后新字的证据，却知此经的字形与字句与《高丽藏》有所差异。

　　⑸ 日本正仓院所藏的唐代图书文物，大部分是从唐朝带到日本去的，其笔迹自然与唐朝印本相符。）

　　公元868年，是一个奇妙的年份。这一年，中国的雕版印刷名作《金刚经》问世了。

　　同样也是这一年，一位来自新罗的留学生，进入到大唐东都洛阳的国子监，正式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这个人，就是后来被奉为韩国儒学第一圣人的崔志远，那年他14岁。

　　公元874年，崔志远在国子监学习六年后毕业，参加了唐朝的科举考试，并登进士第，接着就在唐朝为官，专掌书记的职务。十年以后公元884年，崔志远回到了新罗，也就是现在的韩国，他把中国的大唐文化传播到了韩国，被誉为“东国文学之父”，“新罗文化的圣人”。

　　现在的扬州唐城遗址上，建有崔志远纪念馆。每年到了夏季，韩国的崔氏后裔就会赶赴扬州，祭祀自己的文明先祖。

　　事实上，从公元4世纪开始，新罗就开始吸收中国文化，并创造了使用汉字标音的民族语言“吏读文”。公元682年，新罗开始设立国学，读《论语》《礼记》，并向唐朝派遣留学生。据史书记载，公元837年，新罗在唐朝的留学生达到216人。

　　也就是说，韩国现藏的公元704年到751年间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咒经》，极有可能是由留学中国的新罗学生带回去的。

　　公元824年12月，正值江南的隆冬时节。这是诗人白居易在杭州作刺史的最后一个月了。就在这时，他收到了好友元缜的一封书信。

　　元缜在信中写道，他给白居易编辑的书集已经完成了，并亲自撰写了序言。他将这部书命名为《白氏长庆集》。

　　在元缜写下的这篇序言中，他留下了这样一段注释“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余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他告诉白居易，在扬州附近，有书坊刻印白居易和他的诗集，并在市集之中贩卖。

　　元缜在无意间还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模勒（出字幕），就是指雕版印刷。而这个雕版印刷的生产基地，就是扬越间。

　　扬越间，指的就是扬州。

　　在位于扬州的广陵古籍刻印社里，工人们时至今日，仍然保存着雕版印刷最传统的工艺手法。

　　雕版印刷为什么会在扬州兴盛，并且保存至今呢？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辟邗沟。邗沟所在的邗城，在2400多年之后，被称为扬州。

　　公元603年，为了能使江南地区的丰富物产能直接经水路运往都城洛阳，隋炀帝下令开凿大运河。这条运河分为三段，一条是从洛阳经山东临清到河北涿郡的“永济渠”，一条是从洛阳到江苏淮阴的 “通洛渠”，另外一条是从江苏镇江到浙江杭州的“江南运河”。

　　大运河的开通，使扬州成为了沟通南北的交通枢纽。当时的皇帝隋炀帝，曾沿大运河三下扬州。“华馆十里，夜市千灯”，这样的景象是扬州商业繁荣的最好例证。

　　大运河的开通，给扬州带来了雕版印刷的兴盛。

　　扬州地处盐运漕运要塞，盐商富贾云集，这些人不仅有钱，也有文化方面的追求，喜好刻印书籍，因此雕版印刷也就在扬州传承下来了。

　　刻印有白居易诗作的书籍在扬州贩卖，这是不是关于雕版印刷的最早记录呢？

　　在中国雕版印刷史上，有这样一种说法，雕版印刷术肇始于隋，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盛于明清。这句话极其准确地概括出了雕版印刷的发展历程。

　　如果这种说法是准确的，那么，雕版印刷应该是在隋朝时就已经出现了，但是，为什么到今天却看不到任何实物证据呢？

　　这个答案在1983年的美国纽约被揭晓了。

　　1983年，位于美国纽约的克里斯蒂拍卖行准备拍出一幅画片。这幅画片就是《中国书画目录》中的第363号，《敦煌隋木刻加彩佛像》。

　　这幅佛像描绘了南无最胜佛和两名侍从。采用了雕版木刻线条，之后又用画笔添加彩色的做法。因此，叫做木刻加彩佛像。

　　值得注意的是，这幅佛像的底部有八行汉字，即“大业三年四月大庄严寺沙门智果敬为敦煌守御令孤押衙敬画二百佛普劝众生供养受持”。

　　大业，是隋朝时期的年号。大业三年，也就是公元607年。

　　这幅画片，有填墨的痕迹。专家们分析，这可能是由于当时雕版印刷技术还不成熟，印刷质量不好造成的。

　　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雕版印刷作品。

　　事实上，雕版印刷技术的诞生，和佛教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

　　在佛经《四十二章经》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公元67年的一个夜晚，中国的汉明帝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到在宫殿中，有很多浑身金色的人在飞行。

　　为皇帝解梦的大臣认为，这些浑身金色的人，就是远在西方天竺国的佛。汉明帝于是派出专人赴天竺求经。

　　大臣们寻访西域，到达了天竺国。在天竺国里，他们遇到了两个高僧。一个名叫摄摩腾，另一个叫竺法兰。大臣们邀请这两位高僧到中国传经布道。三年之后，大臣们护拥着两位高僧，并用白马驮着佛像经卷返还洛阳。汉明帝修筑寺院供高僧居住，并取名白马寺。这是中国第一座佛寺。而佛教也就此正式传入中国。

　　由汉朝开始，佛教在民间日渐流行。佛寺增多，僧侣广布，不少朝代的帝皇都笃信佛教。公元527年，南朝梁武帝曾经四次在南京鸡鸣寺舍身出家。这种风气，对民间信徒的影响非常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佛教兴盛的真实写照。

　　佛教的流行，使得佛经和佛像的需求大幅增加。为了满足这种不断扩大的需求，所有的寺庙都设有一个专门的职位，这就是抄经人。

　　抄经人负责抄写经书，并散发给广大信众。但是，抄写的速度非常缓慢，佛经仍然供不应求。

　　于是，就有人发明了印刷的方法。将经文反面雕刻在木板上，再铺纸印刷，就能够得到大量的印刷本经文了。

　　在唐代，雕版印刷一直被认作为民间的手工艺，并没有纳入官家的法眼。因此，唐代的雕版印刷事业，只局限于寺院和民间。正统书籍的复制，仍然停留在手抄书的阶段。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参与的刻印的典籍，是五代后唐时期，当时的宰相冯道和田敏，主持刻印了整套的《九经》。为了完成这套儒家经典著作的刊刻，他们用了22年的时间。这种由官方参与的雕版印刷，在历史上被称为官刻。

　　这一时期，不但有了官刻的经典，并且在士大夫阶层内也开始出现自己出资刻书的人。

　　公元935年，后蜀宰相毋昭裔自己出资，刊刻了《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书籍。毋昭裔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私人出资刻书的人。他去世之后，儿子毋守素将全部的藏书和刻板都捐献给了北宋朝廷。

　　唐和五代的刻本，流传到现在的非常之少。所仅存的几种都是在敦煌发现的，而且都是残本。官方刻印的《九经》虽然受到当时读书人的重视，但是一本都没有留存下来。

　　2003年7月13日，北京中国书店的古籍春季拍卖会上，一页刻印于公元1244年的《玄都宝藏?云芨七笺》，宽26厘米，长76厘米，还没有一块毛巾大，竟以五万五千元成交。

　　1244年，正是宋朝淳佑四年。

　　为什么宋版书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

　　宋代是雕版印刷的鼎盛时期。政府刻书事业全面展开了。与此同时，私人刻书和坊间刻书的规模也扩大了，中国的雕版印刷事业终于形成了官、私、坊刻书系统的庞大网络。

　　明末崇祯年间，著名的刻书和藏书家毛晋，为搜求宋版书，在他的藏书楼汲古阁门前悬挂征求启事：“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虽然告示上的货币单位已无从考证，但是，从这段史料可以看出，宋版书在明朝末年就已经是论页计价了。

　　宋版书之所以如此珍贵，是因为许多著作在宋代才有了第一次印刷，因此宋版书是最接近原本的书籍。这些书籍又经历了近千年的时代变迁，能保存到现在的非常之少，几乎可以称之为绝本。

　　另外一方面，宋代刻书，在字体书写、内容文字校勘、上版雕刻、印刷装帧各方面都非常认真，错误很少。所以宋版书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是很高的。从艺术角度来看，从字体到排版，从纸张到用墨，宋版书都是极为讲究的上品，因此被后世藏书家所珍视。

　　专家认为：宋版书大多数是用书法名家的字体来进行刊刻的。北宋早期盛行欧体，后期渐渐也开始采用颜体和柳体。宋代的印书多用树皮纸和麻纸。书的版式疏朗雅洁，版心下方往往有刻字工人姓名和每版的字数。印书用墨也很讲究，色泽清纯匀净。

　　雕版印刷比起依靠手写不知节省多少人力和时间，但是也存在局限和不足。雕版印书一页一版，发生错漏不容易更改，刻印大部头的著作，耗费材料，并且大批版片的储存需要占用很大的空间。版片容易生虫、也容易断裂，拿来再去印刷的时候，就会影响书籍的质量和阅读效果。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即公元1041－1048年，一位名叫毕升的平民发明家，创造了活字印刷技术。他将单个的字作成字模，在印书的时候，可以随取随用，克服了雕版版片不易存放，又不易更正的缺点。

　　但是，在活字印刷术诞生之后的800年时间里，这项先进的技艺并没有完全取代雕版印刷的地位。相反，雕版印刷在明清时期，还出现了另一个高峰。

　　明代的雕版印刷技术，出现了一种新的变化，可以套印彩色的图画。这种技术被称为饾版。

　　饾版彩印的原理就是，将原画按照色彩的不同分别雕刻出不同的版块，再按照顺序依次印刷，就可以得到一幅彩色的图画了。

　　清朝时，扬州的雕版印刷技术突飞猛进，成为新的雕版印刷中心。

　　康熙年间，皇帝需要一批能工巧匠刻印《全唐诗》，这些工匠全部都是从扬州选取的。当时的两淮盐政曹寅，也就是曹雪芹的祖父，就在扬州的天宁寺内设立了扬州书局，召集这批工人，赶制《全唐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唐诗》。

　　雕印《全唐诗》的工程十分繁复。刘向东曾经考察过这种工程进度。《全唐诗》是在一年的时间内雕印完成的，推算过来，至少需要500名刻工集体工作，才能在一年时间内完工。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年扬州雕版印刷的盛况。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麾下的蒙古铁骑，开始了漫长的西征。惨烈的战争几乎遍布了整个亚欧大陆的北部。

　　然而，令人恐怖的战争却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中国，第一次和欧洲见面了。

　　非常意外的是，这次东西方第一次会面，将中国古老的印刷术，通过成吉思汗西征的大军，传入了欧洲。

　　有专家认为，在蒙古军队中，盛行玩纸牌的消遣游戏。由于西征路途遥远，时日漫长，为了补充纸牌的消耗，军队中带有随行的印刷工匠。印刷术可能就此传入欧洲。

　　潘吉星却有另外一种看法，他认为公元1255年，法国罗柏鲁在游记中记述了在中国看到的印刷纸币，这是印刷术传入欧洲原因之一。

　　欧洲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现藏英国曼彻斯特市赖兰兹图书馆的″圣克里斯托夫及耶稣像。这幅画印刷于1423年。画面刻着圣克里斯托夫背着手捧十字架的年幼的耶稣渡水图。

　　雕版印刷技术传入欧洲的同时，活字印刷技术也随之传入。使用字母文字的欧洲，显然比中国的汉字更适于活字印刷的技术，它免去了繁复的捡字工作，只需要将26个字母变换排列就可以实现排版。1450年，德国人谷登堡发明铅活字和印刷机。从此，西方的印刷技术开始追赶中国。

　　当中国人还沉迷在雕版技法如何翻新的时候，西方工业化的进程已经让印刷开始了机械化。在晚清和民国时期，这些大型印刷机械的出现，让传统的雕版印刷手艺遭遇了严重的威胁。

　　然而，雕版印刷并没有衰落与消失。在扬州，有一个人用毕生精力搜集版片，保住了雕版印刷的血脉。

　　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陈恒和。

　　扬州的刻书事业十分发达，在扬州的杭集镇，有大批被称为杭集扬帮的刻字工人。但是，历来的刻书都注重经典著述，对于乡帮典籍却少有编著。在扬州，有大量记录了扬州风土人情和典章制度的文献，如果不及时加以整理，就会彻底失传。

　　当陈恒和意识到这一点时，他已经是一家书店的老板了。陈恒和决心将关于扬州的所有文献编著成一部丛书。

　　陈恒和在自述里这样写到：“不及时裒而聚之，刻而布之，则一瞬间将与尘埃飘风而俱逝。余幸业于此，力之所能即责之所在也，曷敢不勉!”陈恒和虽是一名书商，却有着强烈的文化责任感。

　　陈恒和将这部丛书命名为《扬州丛刻》。1929年，他开始了编选工作。陈恒和编写了24个书目，根据这24个书目来选择文献。这些文献或写扬州名胜古迹，或录扬州风物民情，或述扬州历史地理，或记扬州词章诗赋，或论扬州河防水利，集中了地方文献的精华。

　　陈恒和1883年生于扬州杭集镇。杭集有刻书的传统，许多人家世代以雕版印刷为业。在这种乡风的薰陶之下，陈恒和也走上了业书谋生的道路。

　　陈恒和先是学会了修补古书的技术，同时做一些季节性的皇历生意。1923年，陈恒和创设了一家书店。书店以自己的姓名为号，称“陈恒和书林”。

　　为了支付《扬州丛刻》巨额的雕版费用，陈恒和将书店营业的全部积蓄都投了进去。然而，在1934年，他的资金周转出现了问题，如果筹不到钱，这部书的雕印工作就无法继续下去了。

　　陈恒和与妻子商议筹钱的方法，他没有想到，妻子竟然取下了全部首饰，嘱咐他将刻书的工作继续下去。陈恒和将首饰变卖，雕版的资金终于被盘活了。就在这一年，《扬州丛刻》终于得以完成。

　　以陈恒和书林名义刊行的《扬州丛刻》，是近代史上扬州地方文献的第一次大规模汇刻。《丛刻》中的一些著作，原来是稿本，后来已经散佚。只是因为被《丛刻》收录，它们才得以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