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红梅：明末佛教复兴运动历史背景探析

2014/9/8    热度：692   

　　明末佛教复兴运动历史背景探析
　　刘红梅
　　 摘 要：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了明末佛教复兴运动的历史背景：其一，明中后期宗教政策对佛教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其二，“心学”的流行，刺激并带动了明末佛教的复兴；其三，明末天主教和罗教的盛行，促进了佛教对自身的反思；其四，明末佛教复兴内因在于求变之内在动力。
　　 关键词：明末佛教；复兴运动；历史背景
　　
　　 明末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说它特殊，是因为在这短短几十年间，“一方面是从宋明道学转向清代朴学的枢纽，另一方面又是中西两方文化接触的开端。其内容则先之以王门诸子的道学革新运动，继之以东林派的反狂禅运动，而佛学，西学，古学，错综交织于其间。”[《晚明思想史论》，嵇文甫著，东方出版社，1996，3，序第1页]在这一思想转型期中，明末佛教以复兴的形式，完成了由宋明佛教向近代佛教过渡的历史使命。明末佛教复兴的历史背景相当复杂，涉及外因、内因多个层面，以下试图从四个方面略加揭示。
　　
　　 一、明中后期宗教政策对佛教的消极影响
　　 针对元代佛教的流弊，明太祖朱元璋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对佛教进行有效监督和管制，客观上起到了恢复和整肃佛教的积极作用。明朝后来的君主，虽基本遵行这一保护与限制并行的政策，但是一些具体政策上的不当，使佛教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其中，鬻牒制度和官禁戒坛两项政策，直接导致了明中叶以后佛教的衰微。景泰年间，为救济饥荒、解决财政困难，明代宗一改太祖无偿发放度牒的政策，开始实行出卖度牒的政策，这一制度一直沿袭至明朝末年。鬻牒制度的恢复，使大量并无正信的社会闲散人员得以跻身丛林，致使僧尼数量剧增。一时僧团内部龙蛇混杂，僧众素质大为下降，丛林规范、戒法律仪形同虚设。明末四大师之一的莲池袾宏曾指摘这一现象：“僧尼暴横，灭法之由。司世道者从而抑之，佛法乃得久存而无弊，是正以安僧，非以病僧也。”[《戒疏发隐》卷五，《莲池大师全集》，莆田广化寺影印本(以下省略)，第596页 ]显然，他认为贤明君主的政治干预实非破法，反有革除佛教弊端的作用，而僧众的杂滥并非佛法兴盛之象征，反正是导致佛教衰落的直接原因。
　　 明世宗是明王朝唯一排佛的帝王，他在位中后期，对佛教进行了一系列压制和打击。其中禁开戒坛的政策，给佛教丛林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嘉靖二十五年（1546），下诏锦衣卫捕系京师天宁寺受戒人众。四十五年（1566），诏禁僧尼戒坛说法，并管制游方。戒坛不开，受戒轨则遂遭废弛，戒法久湮不传；经论禁讲，难启僧俗正信正行，外道之徒得以惑众。在此情形下，丛林僧品愈加芜杂混滥，丛林秩序荡然无存。明末曹洞宗禅师湛然圆澄，在其《慨古录》中就说：“太祖将禅教瑜伽开为二门。禅门受戒为度，应门纳牒为度。自嘉靖（1566）迄今（1607）五十年，不开戒坛。而禅家者流，无可凭据，散漫四方，致使玉石同焚，金鍮莫辨。”[《慨古录》，《卍续藏经》第114册，藏经书院编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第731页]临济宗禅师汉月法藏也在其《弘戒法仪》中感叹：“自戒坛一闭，仪法尽亡，相顾讥诃，难于和合。”[《弘戒法仪序》，《卍续藏经》第106册，第968页]
　　
　　 二、“心学”的流行刺激并带动了明末佛教的复兴
　　明代开国大倡程朱理学，虽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但亦明显削弱了儒家知识分子的主体自觉精神，本意为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渐沦落为士人们追名逐利的工具。时至明末，面对内忧外患等严重社会危机，被定为官学的程朱理学并不能从思想方面提供积极有效的支持。而阳明心学张扬禅宗自信、自立、自强的主体精神，对生活在动荡不安的明末社会、处于思想苦闷状态中的士大夫们，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心学一时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些士大夫们沉醉于心学，出入于儒佛之间，谈禅论道。儒佛之间的界限，霎时模糊起来，很多人由此机缘而皈依佛门，走向出离生死的道路。如心学泰州学派传人或与其有紧密关系的陶望龄、焦弱侯、李贽、袁宏道等，他们或身居要职，或是时代思想的先锋，最终都是归心禅宗、净土，成为明末居士界中较有影响力的人物。可以说，心学的普及和深入，为明末佛教特别是居士佛教的发展和兴盛提供了重要的契机。陶望龄曾说：“今之学佛者，皆因‘良知’二字诱之也。”[ 《歇庵集》卷一六《辛丑入都寄君奭弟书》，转引自潘桂明《中国居士佛教史 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9，第770页]
　　但是，泰州学派向禅宗的所谓“逼近”，乃至最终的背离，致使心学的流行对佛教的影响不仅仅是正面的。泰州学派的颜、何一系到后来的李贽，以激烈、狂放的形式异化了阳明心学的主体精神，被讥为“狂禅”派。“狂禅”之“狂”，主要表现在对传统礼制和道德观念的叛逆。其率性狂放、不拘戒律的行为，事实上正是长期在理学名教压制下的士人们要求思想解放和人格独立的另一极端反映。它似儒非儒、似佛非佛，既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正统儒学伦常为本的心性说，又与以因果为纲、持戒为本的禅宗背道而驰。万历以后，这种“狂禅”运动风靡一时，促使了儒佛两家对其进行纠弊。在儒家，东林学派以稳健、笃实之风，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对王学末流的玄虚浮躁之弊进行修正。在佛教，莲池等则对阳明心学进行了全面的反省。
　　 阳明心学虽然在精神和气质上处处散发着禅宗的气息，但在最终目标和根本旨趣上与禅宗毕竟是不同的。禅宗以般若性空和因果轮回思想为理论基础，参禅明心见性之后，仍然要通过修行去除烦恼习气，达到永超轮回而获解脱自在的目标。而阳明心学毕竟是以儒为本的，其理论前提是肯定物质世界的实在性和现实存在的合理性，其关怀的焦点仍然局限在现世的人伦世界，旨在通过心性的修养工夫而成圣成贤。所以，阳明心学也许可以无限制地接近禅学，却永远不可能等同于禅学。莲池曾锐利地指出，心学的“良知” 仍然属于妄心、妄识，与佛教“真知”有着质的区别。事实也是如此，王阳明虽受禅宗思想熏习很深，但出于入世的儒学立场，与程朱理学一样，对佛教的理解时有偏颇。比如，他并没有理解佛教体用不二、空有相即的中道深义，批评佛教了生脱死、上求下化的出世理念是逃避现实，“只是成就他一个私己的心”，“所以不可以治天下”。不过，尽管心学在根本精神上与禅宗相背离，但其反求诸己的理路，相较外化天理且日渐教条的程朱理学来说，显然具有补偏救弊的时代效应。因此，明末佛教的许多高僧对心学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蕅益称“明朝功业士，远不及汉唐宋，理学则大过之，阳明一人，直续孔颜心脉。”[《西方合论序》，《蕅益大师全集》第六册《灵峰宗论》卷六之四，莆田广化寺影印本，第1004页]麦浪明怀禅师亦认为：“阳明夫子，以应化大权，创良知之说，揭禅宗语，和会融通，使儒门英杰，始知趣向。”[《云门麦浪怀禅师宗门设难》，《卍续藏经》第127册，第1009页]对良知说在引导儒者学佛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至于心学狂禅派，其在敦伦、持戒诸方面的“细行不修”，必将对儒、佛两家都带来众多的流弊。因此，明末佛教人士对其基本持批判的态度。莲池曾严厉地指出，狂禅派如李贽的极端行为，“恐有害于佛法，无益於佛法。”[《杂答》，《遗稿》卷三，第4705页]并对“好同儒释者”的盲目性作出批评：“只据良知门下诸君子，以有减无增、一切现成等语，便欲和会儒释，而谓达摩直指之禅亦止於此，宁知佛法不是这个道理。谈何容易，切勿自误误人，为害不小。”[《答江山朱居士》，《遗稿》卷三，第4683页]显然，他认为将心学与佛教进行简单比附、盲目和会，只会造成对佛教义理的错解，对修行不利。莲池还对周汝登等心学末流极力主张的“无善无恶”说，进行过周详严正的辩驳，并力倡“止恶行善”以对治“狂禅”的疏狂空虚之弊。不仅莲池，憨山、蕅益等明末佛教复兴运动之中坚人物，对心学狂禅派给佛教带来的流弊皆有痛切的认识。他们对明末佛教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对狂放、伪滥等禅弊的反思和纠正，而心学狂禅派运动恰恰推动了此类流弊的蔓延。因此可以说，王学末流狂禅派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明末佛教的改革。
　　综上，“由阳明所完成的思想史上的变革运动，不仅改造了儒教本身的结构，同时也成为打破佛教界沉滞状态的一个契机。”[ 《近世中国佛教的曙光——云棲袾宏之研究》，（日）荒木见悟著，周贤博译，台北慧明文化公司，2001，12，第59页]更准确地说，心学是从正反两方面，刺激和带动了明末佛教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