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的实现方式是以机器为中心，其目标主要是替代手工劳动，以提高劳动效率、降低劳动强度。工业化在推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粗放式地消耗自然资源和能源的后果，劳动者虽然摆脱了手工劳动状态，却成为机器的附庸。工业化的这些后果必然与传统文化和宗教教义相抵触，其结果是，一方面，工业化的进程需要得到宗教的支持；另一方面，宗教组织也不得不积极自我调适以应对工业化的挑战。

不少研究强调了基督教新教革命对于工业化发展壮大的保障作用。具体来看，这种保障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所谓的基督教新教伦理，即在加尔文教的教义中，通过工商业活动赚钱盈利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成为在宗教道德上值得肯定的事情，成为在社会上得到公认的、合法合理的事情。二是基督教新教对于科学技术的推进。从伽利略到瓦特，科学思想依据不同的文化背景被不同程度地认可，其中宗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英国，宗教与科学可以紧密结合以至于可以促使新科学融入英国社会。英国成为欧洲第一个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的重要原因就是机械科学在大众中传播的速度最快。科学在欧洲其他国家如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在法国则是以较慢的速度传播的。

相对于其他亚洲国家而言，日本较早地以“极端的矛盾”的方式实现了传统文化与工业化道路的结合。日本非常重视西方技术、近代产业和近代军备，将其作为“富国强兵”的手段，但仍保有“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状况。因此日本的技术和工业化程度快速提高，但是在整个社会中仍然根深蒂固地保留着非科学的、反理性的思想。在伊斯兰教占据主导的国家，由于伊斯兰教改革的程度不同，各国对工业化所采取的态度各有差异，所形成的工业化模式各有特点。

在我国古代，农业是“本”，工商业是“末”，儒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我国农业社会道德的集中体现。一旦遭遇到西方工业化基础上的生产力和军事力的强大冲击，传统的儒家文化就面临着工业化模式的选择问题。

晚清时期，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一些官员学者提出了“中体西用”的思路，一方面主张工业为“富民强国之本”，另一方面又坚持“明纲”、“宗经”、“教宗”，反对废除纲常伦理。这一思想得到了长时期地认同和不断地演变。例如，新儒家代表冯友兰认为“中国民族欲得自由平等，非工业化不可”，但又认为“所要学者是工业化，不是西洋化”，反对学习西洋的非工业文化，如基督宗教，主张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自主建设我国的“精神文明”。梁漱溟则看到了工业化带来的问题，反对都市工业化和市场化，主张乡村工业化建设与社会心理建设。

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我国在内的儒家文化圈的多个国家先后实现了工业化，并积极参与到信息化进程中。实践表明，只要通过积极和适当地变革，儒家文化不仅能够与工业化有效结合，还可以与基督宗教文化实现对话和互补。

作者：张志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