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小川贯式著　林子青译

　　编者按中国佛教史上，福建的佛教，以宋代最为隆盛。当时同在福州的两个寺院，就先后刻了两部大藏经。一是东禅等觉院的《崇宁万寿大藏》，一是开元寺的《毗卢大藏》，两藏同被称为福州本或闽本。但是历时将近千年，这两部大藏的遗物，在我国陕西、山西的省图书馆、旅顺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与我省泉州开元寺等仅存残卷。只有日本还保存数藏，都已成为国宝。我国佛教学者对此的研究似不多见，甚至连它的名称也少有所闻。六十年前，日本佛教学者常盘大定博士来华考察佛教史迹，到福州时，在踏查东禅、开元二寺之后，毫无所得。他曾感概地说：表现福州佛教文化的是雕造两部大藏经的事。一部是东禅等觉院刻的，一部是开元寺刻的，两者同称为福州本。福州本是按照蜀本五千四十八卷，增加新译经论和此方撰述。这个大业，完成于民间之手，而且刻了两部，这是文化史上一大事业，可说是福州莫大的光荣。但关于这个大业，却没有什么资料可得，《福建通志》、《福州府志》等都没有什么记录。甚至当地也没有口碑流传下来。现在只有开元寺某条街名，被称为经院巷，约略可以推察是从前藏过大藏经版之处而已。可以告慰读者的是，1985年，福建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第一副会长杨立居士，在上海看望准备赴日本定居的老友林伯辉先生和夫人匹田女士。受圆拙法师委托，提出寻回《毗卢大藏经》一事，林先生夫妇毅然承诺，几经努力周折，终于在日中协会和日本友好人士的大力支持下，与宫内省图书寮商定，同意影印全部原版大藏经，返藏于福州开元寺。福州开元寺现任住持提润法师慨然解囊，将行医所得30万元港币悉数捐赠作为复印经费。日中协会还表示愿意承担部分复印费，并捐赠其中的100卷经书复印件。今年4月6日，中国佛协、福建省佛协、福州市佛协，在福州法海寺隆重举行迎接日中协会赠送《毗卢大藏经》法会。《福建日报》还专条发了消息。这部始刻于公元1112年的《毗卢大藏经》卷帙至巨，全藏达六千多卷，装成五百六十七函，堪称国宝。为了让读者能大致了解这一刻经事业的情况，我们特选刊了这篇译作。

　　十二世纪初，石林居士叶梦得对北宋之末天下的印刷书籍，曾评价说：杭州者最上，蜀本次之，福建者最下，这时京师(开封)的印刷物殆不劣于杭州，只是纸张不好而已。(译者按：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世言雕板印书始冯道，此不然，但监本五经板，道为之尔。……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这里评价不太好的蜀之成都，在北宋之初，雕造过敇版的大藏经；而福建在北宋之末却出版过二种大藏经，而且各集十数万块的大量板木，镂刻了近六千卷经律论的全藏，这在印刷文化史上也是惊人的史实。佛典翻译之初，在中国佛教史上，继六朝隋唐的写经时代，作为宋元明清的印经时代初期的史实，有些地方是应该加以阐明的。

　　特别是福州民间二种大藏经的出版是一项大事业。那就是福州闽县城外易俗里白马山东禅等觉院出版的《崇宁万寿大藏》和同是福州闽县城内东芝山开元寺雕造的《毗卢大藏经》。北宋的熙宁、元丰间，因参知政事元绛的支持而始刻的东禅等觉院大藏经，得徽宗皇帝赐名《崇宁万寿大藏》才告完成，时在政和二年(1112)。其完成之年，在同属福州城内的开元寺，即着手刻印新的《毗卢大藏经》，一直持续到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

　　北宋之末，同地同时，各各雕印达六千帖的二种民间大藏经，其必要性在哪里？为什么两寺要各自出版大藏经？其中就有尚未明白的疑问点。

　　小野玄妙博士通过现存宋版大藏经作了调查证实，但关于为什么同地方几乎同时，却要出版同一内容的藏经，也没有发表确定的意见，而止于推定大概因宗派关系，或本山(一个宗派的本山一总部，译者)关系；二寺的势力对峙而各自开版的吧。

　　现在想详细检讨一下这先辈学者的假设，以究明开元寺《毗卢大藏经》的出版事情。

　　二

　　十世纪五代时期的福建地方，是王审知的闽国所支配的。当江北后周世宗破佛时，福建的佛教，在王审知的保护之下，雪峰义存和尚与其法系的禅宗曾经繁荣一时。当时福州的子城东西南北，各有禅院。西禅院为雪峰义存的高弟长庆慧棱所住，与此对峙的是东禅等觉院，为慧棱门下的契讷、可隆诸禅师所住。东禅院深受地方民众的皈依和信仰。在北宋的熙宁、元丰之间，得到参知政事元绛的支持，计划出版了大藏经五百余函。其后这个事业，由历代住持继续进行；崇宁二年(1103)，由于福州人礼部员外郎陈旸的奔走，东禅等觉院成为祈愿徽宗皇帝圣寿万岁的福州官寺，其大藏经作为准官版，赐以《崇宁万寿大藏》之名。所印这部藏经则决定颁布分置于天下各州军作为官寺的崇宁寺。因此福州东禅等觉院确保了优越的社会地位，而大藏经的出版事业也得到大大的促进。到政和二年(1112)，完成了五百九十五函、六千四百三十四卷的全藏雕造。那是从熙宁、元丰间经过三十多年以后的事。其后这部大藏经由于徽宗改信道教，道佛二教的部分典籍虽遭到毁废、但直到南宋，其印刷活动始终仍继续着。

　　对于东禅等觉院在北宋之末这样的社会活动，深抱不满的自然是开元寺了。该寺早在唐玄宗的开元二十六年(738)(一说，始建于南朝梁代——编者)敕天下各州设置龙兴、开元二寺时，作为福州州寺而建立的即此开元寺。又奉翌年的敕令，成为千秋节的圣节祝寿道场，占着福州第一等地位以来，作为名刹具有古老传灯地位的祖寺。即使在唐武宗的会昌灭佛时也没有遭到毁废。其后入唐的智证大师圆珍(日本一编者)，曾在这个福州开元寺，从婆罗门僧学习悉昙，又从传教大德存式学习了嘉祥、慈恩的章疏等。五代之时，闽国的王审知于此开元寺造寿山塔。天祐二年(955)，将金银字大藏经五千四十八卷凡五百四十函，奉施于此开元寺寿山塔院。其翌年又迎请丈六金铜佛及二菩萨像于此寿山塔院。此寺更成为五代闽国都城的第一名刹。

　　具有这样传统的福州开元寺，对于城外东禅等觉院能凭借大藏经的出版而成为徽宗皇帝的圣节道场，其反感与不满之大是不难想象的。那时福州开元寺的住持是本明禅师。

　　三

　　募财于民间而私下出版的大藏经，发起其事业的僧尼所属的宗派的典籍也被一并出版，其中收入于大藏经中的情形是屡屡被承认的。关于福州版大藏经，无论东禅等觉院的《崇宁万寿大藏》或开元寺的《毗卢大藏》，都几乎同样以《千字文》文字次序为帙号。其特色是在正编之中多收禅宗的典籍。

　　“振”一“世”：《景德传灯录》三十卷，道原撰，(东禅)元丰三至五年刊，(开元)不明；

　　“禄”一“茂”《宗镜录》，百卷，延寿集，(东禅)大观二年四至六月刊，(开元)不明；

　　“实”一“碑”《天圣广灯录》三十卷，李遵勖编，(东禅)大观三年正月刊，(开元)绍兴十八年刊；

　　“刻”一“磻”：《建中靖国续灯录》三十卷，惟白集，(东禅)崇宁二年九月至三年六月刊，(开元)绍兴十八年刊。

　　以上四部，百九十卷十九函是两藏相同的。开元寺于南宋隆兴二年(1164)，“于”、“时”、“阿”字函收入《传法正宗记》十二卷与《辅教编》三册；乾道八年(1172)，自“多”字函至“实”字函，补刻《大慧语录》三十卷和《大慧普说》一卷。因为福州自五代闽国以来，是禅宗繁荣的地方，故此地的大藏经之收入禅宗的传灯录与语录，是并不奇怪的，东禅等觉院与开元寺，历代虽都是禅宗僧侣为住持，但其中显然有不同宗派的人。

　　据惟白撰的《建中靖国续灯录》卷二十四载：临济宗一南岳怀让的第十五世，是福州等觉普明禅师。其法系来自：第十二世洪州黄龙慧南、第十三世蕲州开元琦、第十四世饶州荐福道英、至第十五世福州等觉普明。北宋徽宗时，曾任东禅等觉院住持的普明禅师，虽得陈旸的外护，赐大藏经以《崇宁万寿大藏》之名，把他的住寺作为福州的圣节道场，但那是临济宗黄龙派的禅师。他将自己的名登录于《传灯》，自崇宁二年九月至翌年三月，即筹划出版惟白的《建中靖国续灯录》三十卷。

　　与此相对，作为福州开元寺的住持而着手出版大藏经的本明，见于《续灯录》卷二十五，是曹洞禅宗一庐陵青原行思的第十四世，称福州寿山本明禅师。其法系来自：第十一世越州天衣义怀、第十二世东京慧林圆照、第十三世秀州本觉守、法真、至第十四世福州寿山本明。这就是说，本明相当于东京开封府相国慧林禅刹圆照的法孙，这青原行思的法系，属于曹洞宗的。

　　北宋末叶的福州：临济禅的普明住持东禅等觉院，曹洞禅的本明则住持于开元寺。按两寺的住持制度都属于选聘天下名僧十方刹。这俱载其名于惟白的《续灯录》的二禅师，虽各就任其住持，这二人若只在临济、曹洞两派对立的宗派意识之下而企图出版大藏经是难以理解的。那么开元寺的住持本明计划另行雕造大藏经的动机，或是因为意识到了开元寺的传灯的吧。

　　四

　　“天”字函第一帖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一卷的卷首，有三行题记如下：

　　福州众缘寄开元寺雕经都会蔡俊臣、陈询、陈靖、刘渐与证会住持沙门本明恭为今上皇帝祝延圣寿，文武官僚同资禄位。雕造毗卢大藏经印板一副、计五百余函。时政和乙未(五年)七月日，劝缘沙门行崇谨题。

　　各经卷的卷首，有与此同一形式的题记。其最早者，是政和壬辰(二)年三月的《出曜经》卷十(宫)的题记。上溯这个年代以上的资料没有发现，故以此为开元寺大藏经雕造的起源。

　　关于这个自最初即称为“雕经都会”者，应是在家支持出版者团体，开元寺的住持本明当了“雕经证会”，其下作为劝缘沙门的行崇、圆净(津)、德华、本悟等，则募财于福州地方的大众，作为结缘。而称其名为“毗卢大藏经板五百余函”，并明记为了“今上皇帝祝延圣寿，文武官僚同资禄位”这都表示了福州佛教界对君主和官僚的立场。重和元年(1118)以后的题记，载着“当山三殿天王大圣泗洲”的文字。福州管内的结缘者，是皈依信仰这个开元寺天王殿的毗沙门天王、大雄宝殿的大圣释尊与泗洲大圣殿的僧伽和尚而祈求其庇护的。人们对于观音菩萨灵应化身的泗洲大圣的信仰至为深厚，这在绍兴戊辰(十八年)闰八月的“弼弼(《宋史》卷380)施入”的“刊记”(《大教王经》卷上的卷末)，也有详载。

　　靖康之乱，宋室南渡，福州的开元寺曾成为从洛阳启运宫迎来的自艺祖至哲宗七帝御容塑像奉安之所，由朝廷差遣一员专任的中官(宦官)在此掌管香火，每岁的节日并派敕使莅临。于是南渡的士大夫周邦宪一族、应天启运宫奉迎所的武师悦、宰相李纲的遗族、不动居士冯楫等都作了很大喜舍与支持。大藏经的雕造，到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间就大略见其完成了。

　　这一事业经过了赐紫传法沙门本明、宗鉴大师元忠、净慧大师法超、赐紫传法慧海大师惟仲，传法沙门必强及传法慧通大师了一的六代努力，继续了三十几年共出版了《毗卢大藏经》五百六十七函、六千百十七卷，这是自南宋末年到元初为止继续着的印刷活动。

　　附记　参考朝日道雄氏《京都知恩院藏福州版大藏经刊记列目》(《密教研究》七二)，《图书寮所藏大藏经细目》(《图书寮汉籍善本书目》)。

　　《福建史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