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净三藏法师，俗姓张，名文明，唐齐州（今山东省济南地区）山庄人。

　　十四岁出家，即仰慕法显、玄奘西行求法的高风，师从慧智禅师受具足戒后，学习道宣、法砺两家律部的文疏五年，前往洛阳学“对法”（“集论”）、“摄论”，又往长安学“俱舍”、“唯识”。后来他途经丹阳，有玄逵同行。翌年（六七一年），他在扬州坐夏，遇着将赴龚州（今广西平南县）上任的州官冯孝诠，一同去广州，得到冯氏的资助，这年十一月间，从广州搭乘波斯商船泛海南行。这时只有他弟子善行相随。他们海行二十天到达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停留六个月，在次学习声明。善行因病返国，他即孤身泛海前行，经末罗瑜（后改隶室利佛逝）、羯荼等国，于咸亨四年（六七三年）二月到达东印耽摩梨底国，和另一住在那里多年的唐僧大乘灯相遇，停留一年，学习梵语。其后，他们一同随着商侣前往中印，瞻礼各处圣迹。往来各地参学，经历三十余国，留学那烂陀寺历时十一载，亲近过那烂陀寺宝师子等当时著名大德，研究过瑜伽、中观、因明和俱舍，并和道琳法师屡入坛场修学密法，最后求得梵本三藏近四百部，合五十余万颂，方才言旋。武周垂拱三年（六八七年），他归途重经室利佛逝，就在那里停留二年多，从事译述。他为了求得纸墨和写手，曾于永昌元年（六八九年）随商船回到广州，获贞固律师等的相助，仍于是年十一月返回室利佛逝，随授随译，并抄补梵本。天授二年（六九一年），他遣大律回国，把自己在室利佛逝新译的经论及所撰“南海寄归传”等送回。到了证圣元年（六九五年），他才偕贞固、道宏离开室利佛逝，归抵洛阳，受到盛大的欢迎，住在佛授记寺。他先共于阗实叉难陀、大福先寺主复礼、西崇福寺主法藏等译“华严经”。久视元年（七○○年）以后，他才组织译场，自主译事。从此直到督宗景云二年（七一一年）止，译钞经典并撰述共六十一部，二百三十九卷（“贞元录”“敕荐福寺翻经”下一百零七部，四百二十八卷）。他所译述虽遍三藏，但力行专攻律部，译事之暇，常细心地把日常重要律仪教授学徒，漉囊护生，净瓶涤秽，严守规矩，树立新范，学僧传习，遍于京洛，为一时所称叹。玄宗先天二年（七一三年）正月，卒于长安大荐福寺翻经院，享年七十有九。

　　义净法师西行求法，意在传宏，在那烂陀寺参学时，即已试译有“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及“一百五十赞佛颂”等，后在东印耽摩梨底及南海室利佛逝，续有翻译。回国专主译场以来，所译各书，可分为三部分；最初，从武周久视元年到长安三年（西元七○○～七○三年），于洛阳福先寺及长安西明寺，译出“金光明”等经，“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等律及“掌中论”共二十部，一百一十五卷。其次，唐中宗神龙元年到景龙四年（西元七○五～七一○年），在洛阳内道场、福先寺及长安大荐福寺翻经院，译出“大孔雀咒王”等经、“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等律及“成唯识宝生”等论着二十四部，九十四卷。最后，于督宗景云二年（七一一年），在长安大荐福寺翻经院，译出“称赞如来功德神咒”等经、“能断金刚论颂”及“释”等论共十二年，二十一卷。当时在译场担任证梵的有沙门北印何（人+尔）真那、吐火罗达摩末摩、中印拔弩、？宾达摩难陀，及盘度、慧积等；担任笔受的有沙门波仑、复礼等；担任证义的有沙门法宝、法藏等；担任证译的有居士东印瞿昙金刚、迦湿弥罗国王子阿顺；监护的有成均太学助教许观、秘书监杨慎交等；参加润文的有崔？、卢粲、韦嗣立、张说等，皆一时名流，保证了译籍的高质量。

　　在那些译籍中，“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十七事”原已全部译出，中经散失，后再搜列“药事”等七事，共四十七卷，其余十事约十余卷（据西藏译本分量估计）终于佚缺。他如“集量”、“法华”二论，比较重要，今亦失传。综观义净法师所译，律籍最为完全，除上面已提到的几部以外，还有“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戒经”一卷、“尼戒经”一卷、“杂事”四十卷、“尼陀那目得迦”十卷、“百一羯磨”十卷、“毗奈耶颂”五卷、“律摄”二十卷等。

　　义净法师在那烂陀寺所学是一种综合性而偏重瑜伽一系的学问，所以他在尽量译出律部各书以外，还译出瑜伽系方面的书好几种，如无着、世亲的“金刚般若论颂”和“释”，陈那的“集量”、“观总相论颂”等，护法的“成唯识宝生论”（释“二十唯识论”）、“观所缘论释”等，现存本虽不完全，但可以见到陈那、护法学说的要点，都是玄奘翻译所遗漏而有待补缺的。此外，他还适应当时崇尚密教的风气，因而重译了“金光明经”及一些陀罗尼经（在他所著“求法高僧传”内，还附述明咒藏概略，保存了有关密宗源流的重要资料）。不过，他的译着在文字方面偏于直译，润饰不足，因而时有生涩欠畅之处。只是他对于梵语音义的翻译极其认真，常于译文下加注以作分析说明，并着重订正译音、译义，以及考核名物制度。译音方面，除分别俗语、典语（如说明和尚是印度俗语，非是典语，梵本经律皆云邬波陀耶，见“有部百一羯磨”卷一）及校补略音（如说明褒洒陀旧译为布萨之讹，褒洒是长养义，陀是清净洗涤义，有遮现在及惩未来之慢法二义，不可省略，见“有部百一羯磨”卷三）外，对于咒语中一些字的读音多附注四声或反切，分别发声的长短轻重，弹舌音借字则加口旁（见“佛说大孔雀咒王经?前方便法”），又对二三合音之字，选用适当字音，也能曲尽其妙。译义方面，指出旧译如理作意应正翻寂因作意（见“六门教授习定论”），以及“金刚般若经”译文保留陀罗音译，以见梵文一词含多义之例（见“金刚般若论释”卷二）等。考核名物方面如“有部百一羯磨”卷二注释尼用五衣，卷八注释五种畜水罗等。在这些注文里，可见他对于译事一丝不苟，有独到之处，不愧为新译时代之一大家。

　　义净法师的撰述，关于律仪方面的有“别说罪要行法”、“受用三水要法”、“护命放生轨仪法”各一卷。另有“略明般若末后一颂赞述”一卷，述印度“金刚般若”译的传承及以九事解九喻的观行要义。他归途停留南海佛逝时，曾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卷，“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此外，尚有“南海录”（见“寄归传”序）、“西方十德传”（见“寄归传”卷四）和“中方录”（见“求法高僧传”卷上末），从前的经录都未见着录。

　　义净法师在译籍和撰述上介绍了印度当时的综合学风，并表明他对于佛学的认识。他以为大乘无过中观、瑜伽，二着同契涅槃，理无乖意，应该和合。并谓般若大宗实即含斯两意（见“寄归传”序及“略明般若末后一颂赞述”序）。他对律部一宗则以其在印度专业的关系，独尊根本说一切有部的传统。日常行仪特别注意，以为含生之类，衣食为先，受用失度，易招罪累，特致意慎护。他所撰“南海寄归传”，意欲据十七事重要节目，纠正中土僧徒实践上失当之处。如当时持律者诸部互牵，混淆派别；律家章疏繁杂，不切践行，他都表示不满。可惜他的主张没有发生多大影响，所传根本说一切有部律仪，随着他的去世，就归寥寂了。他的门人参加译事的有智积等。他赏识的有崇庆、崇勖、元廊、玄秀、玄睿、慧神等。分布诸州的有法明、敬忠、慧福等；常侍左右的有崇俊、玄晖、昙杰、宝严等，事迹都不详。后来德宗建中、贞元间（西元七八○～八○三年），有京兆律师道澄，以律范着称。他不满南山律学缺点，所至常以瓶杖自随，护生为切，又不常住一寺，以为西方三时分房，防止贪着，观门易立（见“宋高僧传”卷十六）。他的风范，似乎是受了义净法师主张的影响，在当时四分律盛行的律学界是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