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立胜　《敦煌研究》 2009年第01期

　　内容摘要:天梯山石窟是我国早期石窟之二,在我国石窟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艺术价值得到史学界许多著名专家的充分肯定。由于水利工程建设等原因,50年代正式搬迁至甘肃省博物馆,后经专家呼吁,地方政府及文物部门通过努力,部分文物已回归天梯山,并建立陈列馆展出,而石窟原址也得到初步修复保护,为天梯山石窟整体恢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天梯山石窟;文物;搬迁;修复

　　中图分类号:K87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9]01-0033-05

　　一 天梯山石窟在我国石窟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天梯山石窟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城南约50公里的天梯山上。这里峰峦耸峙,山路崎岖,登临艰难,犹如上天梯,故名“天梯山”。石窟分布在西南峭崖绝壁间,四周环山,林木葱郁,川流纵横,景色宜人。天梯山石窟开凿于北凉沮渠蒙逊时。《北凉录》载:“先是蒙逊有凉土,专弘事佛,于凉土南百里崖中大造形像,千变万化,惊心眩目。有土圣僧,可如人等,常自经行,无时暂舍,遥见则行,人至变止,观其面貌,状如其中泥塑形象,人咸异之,乃罗土于地,后往看之,足迹隐隐,今见如此。”可见当时石窟规模之大及造型艺术之高超。北朝、隋唐、西夏到明清相继创修。据明代《重修凉州广善寺铭》记载,当时有26窟,在前古刹遗址有“构材聚工,凿山架楹,筑宫于其间,凡八层,高十有六丈,有钟鼓二楼、两庑、山门”,还在“寺东高阜处,建塔一座,高二丈三尺,壮观宏大”。经历代地震破坏,到解放初期,洞窟仅存16窟,大体为上、中、下三层,最高层距地表约60米,是较早的一期洞窟,开凿于北朝,第1、4、17、18窟开凿于北凉时期,其余都是隋唐规制而经后世重修的。洞窟内保存造像一百多尊、壁画数百平方米以及魏、隋、唐汉藏文写经和初唐绢画等珍贵文物。

　　天梯山石窟又称凉州石窟,它是我国早期石窟艺术的代表。据《法苑珠林》记载:“凉州石崖瑞像者,昔沮渠蒙逊以晋安帝隆安元年(397)据有凉土三十余载,陇西五凉,斯最久盛。专崇福业,以国城寺塔非久固,古来帝宫,终逢煨烬,若依立之,效犹斯及,又用金宝,终被毁盗,乃顾眄山宇可以终天,于州南百里,连崖绵亘,东西不测,就而斵窟,安设尊仪,或石或塑,千变万化。有礼敬者惊眩心目,中有土圣僧,可如人等,常自经行,初无宁舍,遥见便行,近瞩便止,视其颜面,如行之状。或有罗土坌地,观其行迹,人才远之,即便踏地,足迹纳纳来往不住,如此现相,经今百余年,彼人说之如此。”蒙逊所斵窟,可能是以佛像为主的佛殿窟。6世纪慧皎《高僧传》卷2《昙无谶传》记蒙逊为母造丈六石像云:“伪承玄二年(429),蒙逊济河,伐乞伏暮末于袍罕,以世子兴国为前驱,为末军所败,兴国擒焉。后乞状失守,暮末与兴国俱获于赫连勃勃,后为吐谷浑所破,兴国遂为乱兵所杀。逊大怒,谓事佛无应。即欲遣斥沙门,五十以下皆令罢道。蒙逊为母造丈六石像,像遂泣涕流泪,(昙无)谶又格言致柬,逊乃改正而悔焉。”此事在道世《法苑珠林。敬佛篇,观佛部感应缘》中亦有详细记载,

　　大佛窟规模宏大,气势宏伟。正面中央尊释迦如来造像,安然端坐,气度非凡,高达三十多米;左右两侧分别立迦叶、阿难、普贤、文殊、广目、多闻六尊造像,或威武,或慈善,或智慧,或忠诚,各具神态,精妙逼真。这些造像,虽经西夏重修,但创建时代不下于晚唐。窟内南北两壁绘有龙、虎、鹿、象、树木、花卉等,画面线条流畅。

　　十六国时期,凉州一度成为佛教文化的中心,许多著名高僧在这里开坛讲经,翻译著述。昙无谶在北凉都城姑臧(今武威市)所译的轰动佛教界的《大般涅槃经》,在我国佛教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魏灭北凉,“徙凉州三万余家于京师(平城)”。其中包括数千僧侣和能工巧匠,为北魏开凿云冈和龙门石窟提供了技术力量。魏文帝时,相继任僧统的师贤、昙曜皆为凉州高僧,现存云冈石窟最早的一批石窟就是由昙曜主持修造的,在此之后,仿照云冈石窟开凿的龙门石窟,也脱不出凉州石窟的模式。因此,这一时期中原佛教石窟艺术的成就,闪烁着凉州石窟的光彩。

　　二 天梯山石窟文物的搬迁

　　1　石窟瑰宝藏深山

　　自唐代以后,凉州石窟由于不见史册记载,许多佛教史学家和美术专家在谈到东晋十六国的佛教和佛教艺术时,总要根据早期史书记载,谈到凉州石窟,但对凉州石窟以后的情况一直没人做过肯定而详细的记述。20世纪40年代初期,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向达先生到西北考察,路过武威时,曾怀疑距武威县东南40公里的天梯山大佛寺即沮渠蒙逊所开的凉州石窟,但终因时间仓促、交通不便,而未能前往。1952年,甘肃省人民政府邓宝珊主席到武威,也曾向唐榴亭(唐发科)副县长问及凉州石窟遗址,唐副县长根据自己的推测,认为天梯山大佛寺便是,但仍未肯定。此后,甘肃著名学者冯国瑞先生到天梯山下做过一次短暂的访问和了解。原天梯山小学杨子元先生在大佛窟木建椽空里发现了一批西夏文佛经,在第7洞发现一件藏文文书(现藏甘肃省博物馆)。同年5月14日,在《甘肃日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记武威境北凉创始石窟及西夏文草书墨迹与各种刻本》的报道,提出武威天梯山石窟即历史上著名的凉州石窟,直到1954年7月,我国著名美术史学家史岩先生,在敦煌考察完毕回杭州的途中来到武威。在唐发科副县长多方协助和各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下,他冒着生命危险,经过整整6天对天梯山石窟残存的工3个洞窟逐个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勘察,并抢救了一批珍贵的文字、测绘、摄影资料,在《文物参考资料11955年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凉州天梯山石窟现状及保存问题》的简要勘察报告,正式揭开了凉州石窟之谜。1956年天梯山石窟就被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石窟文物搬迁的原因

　　天梯山石窟位于武威市城南的祁连山麓,东面为小坡山,西南面有观音山,南面为磨脐山,北面为水峡口,即今黄羊河水库大坝所在地。周围山峦起伏,中间为狭长的张义堡盆地,由河漫滩和河谷陡地组成,黄羊河穿流其间,并从石窟前流过,再从狭窄的水峡口流出,灌溉着下游黄羊镇一带几十万亩耕地,是整个武威盆地石羊河流域最主要的天然支流,为解决黄羊河流域灌溉问题,1958年决定在黄羊河上修建水库,石窟所在地,成为唯一最理想的库址。据水库工程处当时的计算,水库蓄水后,窟群下部的第1、2层计10个洞窟将全部被淹没在水中,特别是由于开凿石窟的岩层均为浅红色的砂砾崖,经长期浸泡,将会有坍塌的危险,为了挽救这一珍贵的艺术宝库,决定对石窟进行搬迁保护。

　　3　石窟文物的勘察、清理、搬迁

　　1958年开始在天梯山石窟所在地兴建黄羊河水库,甘肃省政府首先责令甘肃省文化局在1959年7月中旬,让甘肃省博物馆派专人去调查 将淹没石窟的具体情况。10月21日还派专人协助县上,会同黄羊河水库工程处,于10月26日提出了两个保护方案;一是在窟区的前面筑一堵弧形混凝土长堤将水拦住,另一个是将所有石窟进行彻底勘察清理后迁移保护。与此同时,当时的文化部文物局办公室主任王毅先生也专程来到兰州,和文化局社会文化科科长廖有仁、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先生等专业人员研究讨论了石窟的保护问题,决定由常书鸿、吴怡如担任正副队长,并立即从敦煌文物研究所和甘肃省博物馆抽调二十多名专业技术人员赶赴现场进行详细的勘察清理工作,也提出了筑堤防护、清理勘察搬迁及详细勘察记录后放弃的三个方案。直到12月3日,经甘肃省委宣传部部长阮迪民同常书鸿先生来到天梯山石窟及黄羊河水库工程处勘察以后,才正式报请文化部文物局,决定详细勘察清理后进行搬迁保护,并在黄羊镇建立博物馆,后因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建馆被迫停止,而将文物运至甘肃省博物馆保存。

　　根据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和甘肃省文化局的决定对天梯山石窟进行搬迁,成立天梯山石窟文物搬迁工作队。队长常书鸿,副队长吴恰如,由敦煌文物研究所和甘肃省博物馆抽调有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组成。整个工作从1959年11月18日正式开始,根据工作需要和个人专长,分临摹、摄影、测量、清理、发掘和搬塑像剥壁画五个小组。临摹工作由李承仙任组长,摄影工作由李贞伯任组长,测量工作由孙儒僩任组长,发掘工作由倪思贤任组长,搬塑像剥壁画工作由张学荣任组长。由于常、吴二位队长都不能长期在现场参加具体工作,整个现场工作,由李承仙具体负责,李承仙于1960年工月工日回所后,由张学荣负责。文字记录工作,先由张学荣负责作初步记录,以后又专门抽调李承仙、段文杰、万庚育三位进一步复审详记。在整个工作中,既进行了明确的分工,又采取随时统一调配的方式,使整个勘察搬迁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

　　工作队克服重重困难,攀上悬崖,清理出了魏、隋、唐代的汉藏文写经和初唐绢画、文书、契约、佛经、壁画、塑像等珍贵文物。其中发掘出的我国唯一的北凉时期的壁画、保存完整的一组彩绘泥塑像(一佛二菩萨),后被定为国宝,另外多尊唐代泥塑像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这里,难以抹去的一个情节是:1959年12月9日下午,大家正集中清理1927年大地震震毁的石窟时,突然上面的一块危石跌落下来,我省最优秀的考古工作人员倪思贤为了救护工人,自己不幸从30多米高的崖面上摔下去,当即牺牲。

　　经时半年多,除大佛窟外,工作队对距地面几十米高的小洞窟进行了清理,对壁画进行剥离保护,对塑像进行搬取加固,石窟内43尊造像、近300平方米壁画、清理的文物及25箱残片,于1960年4月24—26日运回甘肃省博物馆保存;文字、图片资料由敦煌文物研究所保存,然而大佛窟及其他洞窟的依山造像、部分壁画和整个石窟遗址仍在原地保存,这些石窟后来遭到严重破坏,由于水库水位最高可达13米之多,大佛窟内塑像腹部以下浸于水中,彩绘及泥塑脱落,仅存石胎。其他洞窟距水面较高,窟内文物搬迁后,还有部分壁画、石雕造像、中心柱及大小佛龛等,由于管理不善,也不同程度地遭到自然和人为的破坏。

　　三 天梯山石窟文物的回归

　　1　诚心铺就回归路

　　天梯山石窟的部分文物被搬迁后,第13窟7身依山造像因体量太大,石胎泥塑造像和壁画无法搬迁,水库蓄水时,腹部以下淹没在水中,其余洞窟距水面较高,窟内搬迁后还有部分壁画、依山石胎泥塑造像、中心柱以及其他附属文物、石窟遗址仍在原地保存,由于管理不善,不同程度地遭到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几十年来,武威人民一直关注着天梯山石窟的命运。

　　为了使我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不再遭受损失,使沉睡了30多年的凉州石窟再现于世,武威地、市政府决定对石窟进行抢救性维修。20世纪90年代,天梯山石窟及其文物保护工作终于迎来了春天,由于石窟艺术研究和开发利用的需要,全省上下文博界人士要求恢复天梯山石窟的呼声越来越高。

　　武威市政府及相关水利专家多次对黄羊河水库进行测量,发现当初设计的黄羊河水库过高估计了水库的水位,而30多年的实践与测量证明,水库修好后,水位最高时距最底层的小洞窟还有5米,距最高层的小洞窟有20多米,水库对小洞窟并没有造成威胁。

　　1992年甘肃省博物馆和兰州市政府向省政府申请报告,准备在兰州市北山上建立一个天梯山石窟文物保护机构,陈列复原天梯山石窟文物。对天梯山石窟文物一直牵挂于心的武威市政府及当地群众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急如焚,强烈要求将天梯山石窟文物在原地复原。

　　武威地、市政府把抢救保护和恢复天梯山石窟正式列入议事日程,在原址开始了石窟区的围堰保护工作,1991年我国北方遭遇60年不遇的严重干旱,黄羊河水库水位明显下降,这对农业生产极为不利,却对修复石窟带来了良好的机遇。武威地、市政府和群众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在大佛窟外围筑起了18米高的钢筋混凝土围堰大坝,把原来3。多年浸泡于水中的7尊佛像与水彻底隔绝开来,避免了水对石窟文物的侵害。武威方面又请了相关专家对大佛窟岩体加固,修复了大佛窟的塑像。主持修复塑像的敦煌研究院专家李云鹤,正是1959年参与石窟文物搬迁的工作队人员之一。李云鹤主持修葺复原的大佛窟塑像,遵循了文物“修旧如旧”的原则,古朴典雅,惟妙惟肖,通过省文物局组织的专家组验收,符合被破坏前的原样。原武威市政府筹措资金600多万元,其中国家、省上支持100多万元,修建了通往窟区的道路、大佛窟的窟基护坡,架设了输电线路,为天梯山石窟文物的回归和整体复原、维修石窟奠定了基础。

　　2　专家论证定留归

　　正当武威方面在积极筹措资金、整体复原维修天梯山石窟、要求石窟文物回归之时,保存了天梯山石窟文物30多年的甘肃省博物馆,从文物保护的角度,也据理力争想在兰州北山修复。

　　1992年11月27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专家组会议,针对甘肃省省内出现的两个天梯山石窟维修方案,由专家组进行技术论证会。时任武威地市的主管领导及专家五人赴北京。专家组从石窟的历史价值、选址和历史文化名城武威的地位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

　　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建设部总工程师郑孝燮说:“天梯山石窟早于云冈、龙门石窟,先有天梯山石窟而后才有云冈、龙门石窟。云冈、龙门石窟是凉州人开凿的,天梯山石窟的历史价值比较突出,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文物研究所石窟部副主任、高级工程师姜怀英说:“凉州石窟应在原地修复,兰州气候不比武威好,北山南边是黄河,黄河水比一个小型水库的水大得多,建议壁画在兰州修复后,再搬到天梯山,物归原主,放在原地。”中国文物研究所单士元说:“天梯山石窟是石 窟之祖,我完全同意物归原主,不然天梯山石窟的名字还存在不存在了?”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黄景略说:“文物拿回去,天梯山就完整了,埃及的大佛下巴几十年放在英国,现在不是又拿回去了吗?何况放在兰州的东西为什么就拿不到武威?修在兰州,历史价值、意义就不同了,北山又是个园林风景区,修到那里又是个什么文物单位,叫什么,怎么叫,叫个什么石窟?”中国文物研究所余鸣谦说:“首先解决文物的保护、加固问题,放在博物馆,也不能再修新山,天梯山姓天,天梯山的文物也姓天,为什么要修在兰州?天梯山修好了,国家又多了一个国宝。”

　　最后,出席会议的专家一致认为,文物迁回天梯山,对文物的保护、文物的研究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好处。国家文物局根据专家组会议意见,以(92)文物第1191号文件正式批复甘肃省文化厅:“我局专家组会议认为,既然天梯山石窟的修复现在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大好机遇,那么,就只能在原址、原位进行修复,我局同意此意见。请你厅按此意见,组织天梯山石窟修复总体规划制定和技术方案的设计,经省级论证后报我局。”根据国家文物局的意见,1993年省政府办公厅就天梯山石窟修复问题作出批复,同意在原址、原位进行修复。

　　武威方面赴京汇报的一行同志又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向正在住院的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国家文物局顾问、当年搬迁天梯山石窟文物的队长常书鸿汇报了这一情况。88岁的常老十分激动,病床上的他硬是坐起来说:“天梯山石窟,我是魂牵梦萦,当年搬迁是对文物的破坏,现在要好好保护它。”武威市聘请常老为天梯山石窟文物修复的顾问,常老愉快地答应了。只可惜,时隔两年,常老与世长辞。

　　原武威市相关领导为了天梯山石窟文物的回归,上北京,跑兰州,咨询专家,请示上级,不辞辛苦,多方奔走,使天梯山石窟文物的修复取得了重大进展。武威当地广大群众心系文物,每年的省人代会、政协会上,武威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代表广大群众的呼声,专门提交天梯山石窟文物回归的议案,为天梯山石窟文物的回归创造条件。

　　3　文物回归

　　1994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中国著名石窟研究专家宿白先生,不顾70多岁的高龄,亲临天梯山石窟实地考察,经研究考证,认为中国石窟起源于凉州石窟,通过考察天梯山石窟,创立了“凉州模式”的学术观点。

　　近年来,在国家文物局“原址原位修复精神”的指导下,武威地方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学者、专家和石窟工作人员,为天梯山石窟文物的回归做了不懈的努力,并得到了省委、省政府及武威市委、市政府,凉州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省政府对天梯山石窟文物移交召开了专题会议,研究形成了纪要,并拨30万元文物搬迁经费。为了认真贯彻落实《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天梯山石窟文物移交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精神,确保文物安全运回武威,天梯山石窟文物包装运输方案经专家的多次修改完善,报请省文物局,省文物局以文件形式做了批复。

　　2005年2月21日,省文物局副局长张正兴、安全处处长贺养洲,省博物馆馆长俄军、历史部主任贾建威等一行专程赴武威与市、区领导和文物专家召开了天梯山石窟文物交接工作座谈会,商议文物移交的具体事项。2005年4月14日副市长赵永红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天梯山石窟文物交接工作的有关具体问题。会议决定成立天梯山石窟文物交接工作协调小组,市政府副市长赵永红任组长,凉州区副区长张祥生任副组长,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协调领导小组下设交接工作办公室,组成人员有文物专家、副研究馆员党寿山、黎大祥,市考古所副所长张振华,区文化体育局副局长刘万虎,石窟管理处主任王奎,石窟工作人员卢秀善,参加文物交接的具体工作。

　　在省文物局的积极协调和省博物馆的密切配合下,交接小组于2005年4月24日至5月20日,对省博物馆所藏天梯山石窟文物进行了清点、登记、查阅和核对。2005年7月29日在省文物局召开会议,会议由省文物局苏国庆局长主持,省博物馆的主要领导和武威协调小组领导参加;10月12日在省博物馆又召开会议,会议由张振正副局长主持,确定文物交接具体数量和内容,最终决定省博物馆留存9尊塑像、3个佛头、壁画工5平方米左右,于2005年11月20日至2006年1月8日,对省博物馆所藏天梯山石窟文物进行包装、移交。2005年12月24日在兰州举行隆重的天梯山石窟文物移交签字仪式,由省文化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苏国庆主持。苏国庆局长说:“旷日持久的天梯山石窟文物移交工作终于划上了一个句号,这是一批不可移动的文物。由于历史的原因,让它们移动了,并在省博物馆睡了近半个世纪的大觉。而今又得移动到天梯山,在技术上有难度,但一定要按照国家文物局的批示,做好文物原址、原位的恢复。”移交壁画、塑像有579个序号,内容为北魏、隋、唐、元、明时代的多层壁画120多平方米,塑像22尊,佛头9个,塑像、壁画残件25箱。严格按照包装运输方案进行包装,在包装期间得到了省博物馆领导、专家的大力支持,接交文物工作人员克服重重困难、齐心协力提前了20多天完成了包装任务。2006年1月9日正值寒冬腊月,凌晨5时许,武威市、凉州区和文物、公安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省博物馆相关人员的配合下装运文物,护送着4辆满载文物的大卡车,由警车开道缓缓驶离兰州,驶向武威。在多方奔走与努力下,这批文物终于回到故里,安全运回武威。

　　天梯山石窟文物回归故里,为全面复原天梯山石窟夯实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如今的天梯山石窟,大佛重现当年风采,小洞复原指日可待,先后投入600多万元修建了围堰护坡大坝、隧道、护坡,加固了佛窟岩体,对大佛窟内的七尊佛像进行了局部修复,修通了道路,架设了电缆,建成了文物陈列馆,窟区绿化已达2万多平方米,新成立的古雪山庄,集餐饮、娱乐为一体,天梯山石窟正以它独特的湖光山色和古老的佛教文化,吸引着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和游客。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功在当代、利在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