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壁画《五台山图》中正定古建筑相关问题刍议

2014/9/8    热度：676   

　　敦煌壁画《五台山图》中正定古建筑相关问题刍议
　　贡俊录
　　【关键词】正定；古建筑；敦煌壁画；五台山图；镇州
　　【摘要】敦煌莫高窟第61窟西壁的《五台山图》中绘有1000多年前河北道镇州的几处古建筑，作者据此对唐代正定城的形制、镇州衙署及其建筑遗物等进行了研究，并对现已无存的隋文帝敕建舍利塔、唐代大悲寺的位置和建筑结构等作了考证。
　　笔者没有去过敦煌，也未曾亲眼目睹过莫高窟中精美的壁画和雕塑，然而从有关著作中得知，在敦煌莫高窟61窟西壁绘有一幅《五台山图》，高3.42米，宽13.45米，它犹如巨幅的山水人物画，将自今河北正定经五台山至太原的数百里山川、城镇、寺院、桥梁、亭台塔阁、草庐店铺及人物活动场景尽绘其中。1000多年前的河北道镇州(今河北正定)作为从河北去往五台山的必经要邑，被形象地绘制在该图之北下角(封二)。
　　画面榜题“河北道镇州”5字竖写。唐贞观元年(627年)将全国分为10道，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又分全国为15道，河北道均在其中[1]。《地名大辞典》“河北道”条记，河北道，唐贞观初置，在黄河北，故名。东并海，南薄于河，西距太行、常山，北通渝关、蓟门(渝关即今山海关，蓟门即今居庸关)，领怀、卫、相、洛、邢、赵、冀、恒、定、易、幽、深、瀛、贝、魏、博、德、沧、檀、营、平、燕等州(即今河南黄河以北及山东、河北等地)，治魏州(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元和十五年(820年)避穆宗李恒名讳，改恒州为镇州[2]。
　　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编的《敦煌莫高窟》(五)一书中，根据《清凉传》记载的后晋天福三年(938年)五台山超化大师游方湖南，“谒为国主王公”，天福十二年(947年)湖南“遣使赍送入山，遍给诸寺”，结合《五台山图》中镇州城外“湖南送供使”的画面，定此图绘于五代时期。然而，此图所展现的镇州城的建筑格局却并非五代时期刚形成的。在五代短短的几十年中，中国处于割据动荡的分裂时期，由于契丹南侵和藩镇之间的战争，对河北一带的经济和城市设施造成巨大破坏，镇州“境内凋蔽，人室九空”[3]。此时即使对城垣进行修建，也只是固守防御的需要，所以图中镇州城的历史概貌应早在政治、经济、文化繁荣的唐朝就已形成。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正定县城最早的形象资料。
　　图中所绘的镇州城是当时较大的城市，从图中看，其四周建有高大的城墙(北面未绘出)，城正中为衙署，衙署东南方有一座三层方塔，城西有大悲阁，城南的护城河、滹沱河上建有小木桥。选择这些建筑物绘于图中，应是既侧重了其重要性和标志性，也兼顾了类别和方位。1000多年后的今天，图中的建筑物大多已不复存在，但它们并没有完全被历史所湮没，与其相关的一些问题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和研究。本文试将《五台山图》中“河北道镇州”这重要的形象资料与考古发现、文史资料结合在一起，对图中所绘古建筑的相关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与同仁共磋。
　　一、关于唐代正定城的形制问题
　　正定城是正定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其历史沿革，现在趋于一致的观点是：正定建城始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前燕。永和八年(352年)，前燕大将慕容恪率军进攻冉闵于常山郡真定城(今石家庄东古城村)，在滹沱河北岸修建了一座土筑军事城堡——安乐垒。398年，北魏拓跋珪登常山郡城，“北望安乐垒，嘉其美名，遂移郡理之”。北周时安乐垒发展成为恒州、常山县两级行政区划的附郭，并将土城改为石城。唐宝应元年(762年)，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因滹沱水灌城，复拓大之。宋、元依旧城修葺。明正统十四年(1419年)，都御史陆矩会、御史陈金增为加强城池防御能力，将城垣重新修筑，由此使城垣固定在“周长24里，高3丈，上宽2丈”的规模上。自隆庆四年(1570年)至万历四年(1576年)，又将土城进行砖甃。此后的300余年间历有修补。现存正定城墙的规模、形制均为明代遗存。
　　由于唐代正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重要地位，所以关于当时正定城垣的记载不少。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734～736年)，边塞诗人高适游历燕赵，在真定谒见了本地官员韦使君，在《真定即事奉赠韦使君二十八韵》诗中，就有“城邑推雄镇，山川列简图”这样称颂正定城的诗句。《读史方舆纪要》中记：“(常山)郡城周围二十里，唐宝应中成德帅李宝臣筑。”还有“以土筑城，原城所用之石筑门”之记。但关于唐代正定城之形制，由于未有明确记载，故出现了不同说法。1992年《正定县志》记：“唐宝应元年(762年)，因滹沱水灌城，石城坍塌，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按镇治扩建城池，改为土城，平面呈‘凹’形。”此后许多人均沿用此说。而郭开兴先生在分析阳和楼与南城门的关系时推测：“如果以阳和楼为准向东、向西筑起城墙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一座比现在官帽形的城小的方城。这和格局为周围二十里的唐城相近，也符合唐代城与市的布局要求。”[4]《五台山图》将唐代镇州城的形制与结构予以了形象展现：“镇州城垣北面没有画出，但就绘出部分，可以推知城平面是方形。四面正中各置城门，门上建单檐歇山顶、面阔、进深各三间的城门楼。门洞平顶，上施过梁两道，其间置人字拱一朵，拱两端各作缓和的翘起，这还是初唐遗制，五代后便已绝迹。过梁下施抱框，框内安门两扇。”[5]《五台山图》中所绘的八座城垣有许多共同点，对此宿白先生记：“图上城垣，共有八座，都是版筑，版的层次极为分明。城上设女垣和堞眼。城门基和角楼基都用砖砌，‘叠砖’的方式和现存的唐代砖塔相同。”[6]梁思成先生在《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一文中记：“壁画中所见的城很多，多是方形。”[7]这些无疑就唐代正定城的形制给了一个明确的答案，解决了长期以来关于此问题的疑问和争议。
　　另外，所有关于正定城的资料均谈到唐宝应元年(762年)因滹沱河水患，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拓建城池。据清光绪元年《正定县志》所记，此说源于李宝臣纪功碑。1992年编写的《正定县志》亦记：“李宝臣将恒州石城拓建为土城，至大历元年(766年)竣工。唐代宗为其立纪功碑。”现立于唐永泰二年(766年)的李宝臣纪功碑尚存，细读此碑文，与滹沱河水患及城垣相关的内容为：“惟二年春，群吏更告公曰，滹池会流，暨于城下，天雨YIN降，倾涌泄岸，波积如阜，奔灌乃雉，肯恐为鱼，其日固久。公以聚人欲，经□元启□导流，□若天造，层城岩岩，居人坦坦，庶德合于无疆，冬十月公告成于先帝。”碑文记的是李宝臣牧恒州的第二年(758年)，滹沱河汇合众支流，涨到了正定城根，而天继续下着连阴大雨，“波积如阜，奔灌乃雉”，李宝臣纳众臣之意，修坝导水，方使“层城岩岩，居人坦坦”。文中却看不到滹沱河水冲塌石城、李宝臣拓建的内容，故唐李宝臣拓建城池之说尚需进一步考证。
　　二、近年出土的莲纹方砖当系唐镇州
　　衙署之建筑构件
　　1994年11月3日，正定县政府新建办公楼前西侧在安装供水装置时，于地下约3米处发现用模印方形莲纹灰砖铺墁的地面。方砖带有纹饰的正面向下，背面向上，边长37～38厘米，厚6.7厘米(图一)。当时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业务人员初步鉴定为唐宋时期遗物，后经与唐长安城大明宫太液池遗
　　址[8]出土的莲纹方砖相较，图案虽不尽相同，但基本上能认定这些莲纹方砖亦为唐代遗物。然而这些砖原用于什么建筑，又为什么花纹向下铺墁，却一直令人疑惑不解。看了《五台山图》镇州城中心所绘的那座殿堂式建筑，这个问题似乎有了答案：“城中央绘单檐歇山顶、面阔、进深各三间的殿堂一所，这可能是衙署的表示，堂基为砖砌，基上绕以朱栏，堂山面涂白灰，正面洞开，未设门窗，所以一直可以看到堂内。堂内满铺方花砖。”[9]据清光绪元年《正定县志》旧城图上所示，当时的正定府署即在今县政府处。另据《正定县志》卷10“公署新所”记，正定府署为元中统三年(1262年)建，元末遭兵革，明洪武十年复之。再据北宋吕颐浩《燕魏杂录》记，真定“府治后有潭园”和欧阳修“潭园数亩官墙下”诗句，并从近年来由县政府处出土的数枚金代官印分析，今正定县政府大院亦是宋、金时期真定府治所。郭开兴先生也认为：“正定府治，自宋至清，一直就在今正定县政府大院。”[10]那么唐至五代的衙署是否也在这里，除《五台山图》镇州城中心标示外，元纳新《河朔访古记》的有关记载和现存历史文物也能佐证这个问题。《河朔访古记》“常山郡部”载：“真定路城中开元寺后绣女局内唐清河郡王李宝臣纪功碑一通，其碑极高大，永泰二年立。《类要》云李宝臣纪功二碑，一在真定府治东三十步，即此碑也；一在府治西一十步，大历三年(768年)立，今在居民房屋土底常有人掘见云。”又记：“真定路城中开元寺后绣女局内复有巨碑埋土中，上露碑首，长及丈五，题曰王武俊碑，贞观五年(当为贞元五年，作者注)立，文字皆不可考。《类要》云王武俊碑去真定府治东门二十步，即此碑也。”另外，不见书载的五代后晋安重荣纪功残碑也于2000年出土于上述碑刻附近。从常理推断，这几位唐至五代成德军节度使的功德碑当立于州、府治所之显要位置，而现碑所立之处恰在今县政府正南面不远，很可能为当时治所大门的左右。所以说，正定县政府所在地出土的唐代莲纹方砖，原本应是镇州衙署建筑物之构件，建筑倒塌或拆毁后，这些砖又被挪用于它处。
　　【关键词】正定；古建筑；敦煌壁画；五台山图；镇州
　　【摘要】敦煌莫高窟第61窟西壁的《五台山图》中绘有1000多年前河北道镇州的几处古建筑，作者据此对唐代正定城的形制、镇州衙署及其建筑遗物等进行了研究，并对现已无存的隋文帝敕建舍利塔、唐代大悲寺的位置和建筑结构等作了考证。
　　笔者没有去过敦煌，也未曾亲眼目睹过莫高窟中精美的壁画和雕塑，然而从有关著作中得知，在敦煌莫高窟61窟西壁绘有一幅《五台山图》，高3.42米，宽13.45米，它犹如巨幅的山水人物画，将自今河北正定经五台山至太原的数百里山川、城镇、寺院、桥梁、亭台塔阁、草庐店铺及人物活动场景尽绘其中。1000多年前的河北道镇州(今河北正定)作为从河北去往五台山的必经要邑，被形象地绘制在该图之北下角(封二)。
　　画面榜题“河北道镇州”5字竖写。唐贞观元年(627年)将全国分为10道，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又分全国为15道，河北道均在其中[1]。《地名大辞典》“河北道”条记，河北道，唐贞观初置，在黄河北，故名。东并海，南薄于河，西距太行、常山，北通渝关、蓟门(渝关即今山海关，蓟门即今居庸关)，领怀、卫、相、洛、邢、赵、冀、恒、定、易、幽、深、瀛、贝、魏、博、德、沧、檀、营、平、燕等州(即今河南黄河以北及山东、河北等地)，治魏州(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元和十五年(820年)避穆宗李恒名讳，改恒州为镇州[2]。
　　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编的《敦煌莫高窟》(五)一书中，根据《清凉传》记载的后晋天福三年(938年)五台山超化大师游方湖南，“谒为国主王公”，天福十二年(947年)湖南“遣使赍送入山，遍给诸寺”，结合《五台山图》中镇州城外“湖南送供使”的画面，定此图绘于五代时期。然而，此图所展现的镇州城的建筑格局却并非五代时期刚形成的。在五代短短的几十年中，中国处于割据动荡的分裂时期，由于契丹南侵和藩镇之间的战争，对河北一带的经济和城市设施造成巨大破坏，镇州“境内凋蔽，人室九空”[3]。此时即使对城垣进行修建，也只是固守防御的需要，所以图中镇州城的历史概貌应早在政治、经济、文化繁荣的唐朝就已形成。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正定县城最早的形象资料。
　　图中所绘的镇州城是当时较大的城市，从图中看，其四周建有高大的城墙(北面未绘出)，城正中为衙署，衙署东南方有一座三层方塔，城西有大悲阁，城南的护城河、滹沱河上建有小木桥。选择这些建筑物绘于图中，应是既侧重了其重要性和标志性，也兼顾了类别和方位。1000多年后的今天，图中的建筑物大多已不复存在，但它们并没有完全被历史所湮没，与其相关的一些问题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和研究。本文试将《五台山图》中“河北道镇州”这重要的形象资料与考古发现、文史资料结合在一起，对图中所绘古建筑的相关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与同仁共磋。
　　一、关于唐代正定城的形制问题
　　正定城是正定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其历史沿革，现在趋于一致的观点是：正定建城始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前燕。永和八年(352年)，前燕大将慕容恪率军进攻冉闵于常山郡真定城(今石家庄东古城村)，在滹沱河北岸修建了一座土筑军事城堡——安乐垒。398年，北魏拓跋珪登常山郡城，“北望安乐垒，嘉其美名，遂移郡理之”。北周时安乐垒发展成为恒州、常山县两级行政区划的附郭，并将土城改为石城。唐宝应元年(762年)，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因滹沱水灌城，复拓大之。宋、元依旧城修葺。明正统十四年(1419年)，都御史陆矩会、御史陈金增为加强城池防御能力，将城垣重新修筑，由此使城垣固定在“周长24里，高3丈，上宽2丈”的规模上。自隆庆四年(1570年)至万历四年(1576年)，又将土城进行砖甃。此后的300余年间历有修补。现存正定城墙的规模、形制均为明代遗存。
　　由于唐代正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重要地位，所以关于当时正定城垣的记载不少。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734～736年)，边塞诗人高适游历燕赵，在真定谒见了本地官员韦使君，在《真定即事奉赠韦使君二十八韵》诗中，就有“城邑推雄镇，山川列简图”这样称颂正定城的诗句。《读史方舆纪要》中记：“(常山)郡城周围二十里，唐宝应中成德帅李宝臣筑。”还有“以土筑城，原城所用之石筑门”之记。但关于唐代正定城之形制，由于未有明确记载，故出现了不同说法。1992年《正定县志》记：“唐宝应元年(762年)，因滹沱水灌城，石城坍塌，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按镇治扩建城池，改为土城，平面呈‘凹’形。”此后许多人均沿用此说。而郭开兴先生在分析阳和楼与南城门的关系时推测：“如果以阳和楼为准向东、向西筑起城墙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一座比现在官帽形的城小的方城。这和格局为周围二十里的唐城相近，也符合唐代城与市的布局要求。”[4]《五台山图》将唐代镇州城的形制与结构予以了形象展现：“镇州城垣北面没有画出，但就绘出部分，可以推知城平面是方形。四面正中各置城门，门上建单檐歇山顶、面阔、进深各三间的城门楼。门洞平顶，上施过梁两道，其间置人字拱一朵，拱两端各作缓和的翘起，这还是初唐遗制，五代后便已绝迹。过梁下施抱框，框内安门两扇。”[5]《五台山图》中所绘的八座城垣有许多共同点，对此宿白先生记：“图上城垣，共有八座，都是版筑，版的层次极为分明。城上设女垣和堞眼。城门基和角楼基都用砖砌，‘叠砖’的方式和现存的唐代砖塔相同。”[6]梁思成先生在《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一文中记：“壁画中所见的城很多，多是方形。”[7]这些无疑就唐代正定城的形制给了一个明确的答案，解决了长期以来关于此问题的疑问和争议。
　　另外，所有关于正定城的资料均谈到唐宝应元年(762年)因滹沱河水患，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拓建城池。据清光绪元年《正定县志》所记，此说源于李宝臣纪功碑。1992年编写的《正定县志》亦记：“李宝臣将恒州石城拓建为土城，至大历元年(766年)竣工。唐代宗为其立纪功碑。”现立于唐永泰二年(766年)的李宝臣纪功碑尚存，细读此碑文，与滹沱河水患及城垣相关的内容为：“惟二年春，群吏更告公曰，滹池会流，暨于城下，天雨YIN降，倾涌泄岸，波积如阜，奔灌乃雉，肯恐为鱼，其日固久。公以聚人欲，经□元启□导流，□若天造，层城岩岩，居人坦坦，庶德合于无疆，冬十月公告成于先帝。”碑文记的是李宝臣牧恒州的第二年(758年)，滹沱河汇合众支流，涨到了正定城根，而天继续下着连阴大雨，“波积如阜，奔灌乃雉”，李宝臣纳众臣之意，修坝导水，方使“层城岩岩，居人坦坦”。文中却看不到滹沱河水冲塌石城、李宝臣拓建的内容，故唐李宝臣拓建城池之说尚需进一步考证。
　　二、近年出土的莲纹方砖当系唐镇州
　　衙署之建筑构件
　　1994年11月3日，正定县政府新建办公楼前西侧在安装供水装置时，于地下约3米处发现用模印方形莲纹灰砖铺墁的地面。方砖带有纹饰的正面向下，背面向上，边长37～38厘米，厚6.7厘米(图一)。当时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业务人员初步鉴定为唐宋时期遗物，后经与唐长安城大明宫太液池遗
　　址[8]出土的莲纹方砖相较，图案虽不尽相同，但基本上能认定这些莲纹方砖亦为唐代遗物。然而这些砖原用于什么建筑，又为什么花纹向下铺墁，却一直令人疑惑不解。看了《五台山图》镇州城中心所绘的那座殿堂式建筑，这个问题似乎有了答案：“城中央绘单檐歇山顶、面阔、进深各三间的殿堂一所，这可能是衙署的表示，堂基为砖砌，基上绕以朱栏，堂山面涂白灰，正面洞开，未设门窗，所以一直可以看到堂内。堂内满铺方花砖。”[9]据清光绪元年《正定县志》旧城图上所示，当时的正定府署即在今县政府处。另据《正定县志》卷10“公署新所”记，正定府署为元中统三年(1262年)建，元末遭兵革，明洪武十年复之。再据北宋吕颐浩《燕魏杂录》记，真定“府治后有潭园”和欧阳修“潭园数亩官墙下”诗句，并从近年来由县政府处出土的数枚金代官印分析，今正定县政府大院亦是宋、金时期真定府治所。郭开兴先生也认为：“正定府治，自宋至清，一直就在今正定县政府大院。”[10]那么唐至五代的衙署是否也在这里，除《五台山图》镇州城中心标示外，元纳新《河朔访古记》的有关记载和现存历史文物也能佐证这个问题。《河朔访古记》“常山郡部”载：“真定路城中开元寺后绣女局内唐清河郡王李宝臣纪功碑一通，其碑极高大，永泰二年立。《类要》云李宝臣纪功二碑，一在真定府治东三十步，即此碑也；一在府治西一十步，大历三年(768年)立，今在居民房屋土底常有人掘见云。”又记：“真定路城中开元寺后绣女局内复有巨碑埋土中，上露碑首，长及丈五，题曰王武俊碑，贞观五年(当为贞元五年，作者注)立，文字皆不可考。《类要》云王武俊碑去真定府治东门二十步，即此碑也。”另外，不见书载的五代后晋安重荣纪功残碑也于2000年出土于上述碑刻附近。从常理推断，这几位唐至五代成德军节度使的功德碑当立于州、府治所之显要位置，而现碑所立之处恰在今县政府正南面不远，很可能为当时治所大门的左右。所以说，正定县政府所在地出土的唐代莲纹方砖，原本应是镇州衙署建筑物之构件，建筑倒塌或拆毁后，这些砖又被挪用于它处。
　　三、图中的方塔很可能是隋文帝于龙藏寺
　　敕建的舍利塔
　　《五台山图》中镇州城衙署之东南方近城角处绘有一座三层方塔。塔最下部为四行砖砌基座，方形塔身建于基座上，各层上端均收刹，每层塔身底部环以朱栏，上部叠涩出檐，正面辟门。三层塔身顶部檐边饰山花蕉叶，中为覆钵，覆钵之上叠涩出檐，周边施山花蕉叶，正中起刹，上施相轮三重，顶冠宝珠(图二)。
　　前面已述，今县政府所在地即为唐代的镇州治所，其东南方的寺院有隆兴寺和天宁寺，而天宁寺塔为八角九级木塔，显然与图中所绘之塔不符。既然此塔与天宁寺无关，那就应与隆兴寺有关。
　　众所周知，隆兴寺是北宋初年奉宋太祖赵匡胤之命，在唐龙兴寺基址上铸造大悲菩萨、修建大悲宝阁而扩建为海内第一名刹的。追溯其始建年代，根据现立于寺内的隋龙藏寺碑碑文，可知是隋开皇六年(586年)恒州刺史王孝仙奉敕劝造的。隋文帝杨坚对佛教有着特殊的感情，在北周龙潜时他曾得到印度高僧进献的一包舍利，说是佛祖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将来一定要在各地建塔安置供养，以佑国祚。登基后，隋文帝先后在全国113个州建塔安置舍利，建塔费用由全国各地募捐布施解决。仁寿二年(602年)三月，隋文帝敕时在京城延兴寺、籍贯恒州(今正定)的高僧灵达护送舍利前往恒州建塔安置，塔址选在龙藏寺内，月余而建成。
　　图中所示之塔，其平面布局是北魏至唐开元、天宝年间多见的方形塔，塔刹与建于隋大业六年(610年)的山东历城神通寺四门塔的塔刹结构相近。从文献记载、所处方位及其结构风格看，《五台山图》中唐镇州东南角的方塔很可能就是仁寿二年隋文帝颁诏于恒州龙藏寺所建的舍利塔。再者，现立于隆兴寺内的元至元元年(1335年)《皇元真定府龙兴寺重修大悲阁碑》中亦记：“……境内佛寺，莫大于龙兴。其基始创于隋，今寺内浮图，开皇旧址也。”看来，此舍利塔至元代尚存于隆兴寺内，这无疑从一个侧面确定了龙藏寺的位置及龙藏寺与隆兴寺的渊源关系。
　　四、关于唐自觉禅师所建城西
　　大悲寺及大悲阁
　　提起驰名中外的正定隆兴寺大悲阁内供奉的全国最高大的宋代铜铸大悲菩萨的铸制缘起，必然要谈及原位于正定城西的唐代大悲寺，因为这尊铜铸大菩萨原本是大悲寺所供之主尊。此寺系唐大历三年(768年)由自觉禅师创建的。据宋赞宁《高僧传?唐镇州大悲寺自觉禅师传》云：“释自觉，博陵望都人，先礼本部开元寺，至德二年镇州受具足法，即往灵寿县禅法寺习律经论，勤瘁九年，大历元年往平山县界，得重林山院。二年五月天大旱，恒阳节度张忠志(李宝臣)闻觉精苦，躬入山请其祈雨。觉及虔恪启告龙神，未移晷刻，天辄大雨，二长告足。张帅归向勤重，若孝子之事父母焉。觉始入法已来，学诸佛因，中誓愿其数亦四十九也。其一愿身长如大悲菩萨，次愿造铸大悲像寺。及乎发言响应，檀施臻萃，用赤金鼓铸成，举高四十九尺。梵像端严，眼臂全俱。迨更年稔，寺亦随成。今西山大寺是欤。”然而100多年后，这尊铜铸菩萨像在罹受五代后晋、契丹犯界的战乱和后周世宗毁铜铸钱的两次劫难后，由善男信女补塑成了一尊泥菩萨。北宋开宝二年，宋太祖赵匡胤率兵伐北汉，闰五月驾还，驻跸镇州。他久闻镇州铜菩萨极有灵应，即到大悲寺礼佛，在得知像毁之际莲座有字曰“遇显即毁，遇宋即兴”时，龙颜大悦，遂敕令于城中龙兴寺重铸大悲菩萨金身。开宝四年(971年)七月兴工，第二年十一月铜佛像及大悲阁落成。正是由于今隆兴寺与大悲寺的渊源?熏所以大悲寺虽早已无存，但却时常被正定人们所谈起。
　　对于唐大悲寺菩萨的形象，人们大概能够想像得出，但对覆护佛像的唐大悲寺大悲阁的样子却难以得知。可喜的是，《五台山图》“河北道镇州”图中为我们勾勒出了位于城西的大悲阁的外观。此阁为面阔三间的木结构三重楼阁，建于五层砖砌的台基上，台基正中铺墁龟背纹坡道。每层均为三开间，明间辟门，次间设窗，二、三层施平座栏杆。三层出檐之上中置覆钵，其上叠涩出檐，檐边为山花蕉叶，正中覆钵上立刹，相轮、宝盖、宝珠以刹杆贯穿，顶端完全同塔刹结构。此种式样的建筑应该是印度覆钵式塔与我国高层楼阁相结合的产物(图三)。其旁榜题为“镇州城西大悲阁”。
　　另外，前引《唐镇州大悲寺自觉禅师传》记大悲寺位置“今西山大寺是欤”，这很容易会被误认为寺址是在正定西部今鹿泉境内的山区。根据此图所绘出的大悲阁的准确位置，可以肯定，唐大悲寺即在今正定城外西侧不远处。
　　梁思成先生在评价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时说：“壁画中所画建筑物，比例大多忠实。”[11]可见画师们坚实的功底和认真求实的态度。“河北道镇州”作为《五台山图》之一隅，所绘几处古建筑只不过是敦煌壁画中众多古建筑之一斑，但却提供了系列建筑式样在演变过程中的实例。尤其是让我们看到了正定这座“古代建筑博物馆”中较现存最古的唐代开元寺钟楼更早的建筑式样，为正定古建筑发展序列增添了重要的图像资料，其价值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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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旧唐书》卷39，《新唐书》卷39。
　　[2]《新唐书?地理志三》卷38，《新唐书?地理志》卷3。
　　[3]《旧五代史?杜威传》卷109。
　　[4]郭开兴：《文物勘辨四则》，正定古文化研究会编《古圃》第2期。
　　[5][6][9]宿白：《敦煌莫高窟中的“五台山图”》，《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5期。
　　[7][11]梁思成：《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载《梁思成文集》(一)，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年。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日本独立行政法人文化财研究所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唐长安城大明宫太液池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11期。
　　[10]郭开兴：《正定景观建设溯源》，载政协正定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正定文史资料》第一辑。
　　(作者单位：正定县文物保护研究所)
　　〔责任编辑：许潞梅〕
　　敦煌壁画《五台山图》中正定古建筑相关问题刍议 贡俊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