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大学工学系研究科建筑学修士研究生 温静

　　在佛教传人中国之前，中国建筑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无论从结构力学方面还是美学艺术方面，都已趋于成熟，并逐步形成了独特的体系。所以佛教传人中土之后，不仅于文化上迅速汉化，建筑形式也大量吸收汉地的特色，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寺院建筑。辽金时期佛教兴盛，建造了大量佛教寺院，有很多遗构保留至今，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的重要实例，也为辽金建筑在中国建筑史中地位的判定提供了依据。

　　由于辽金两朝长期占据中国的北部疆域，导致辽金建筑的生长环境略显封闭，因袭隋唐之制发展出了许多具有辽金地域特色的建筑技术。而与此同时，宋土内的中原建筑已经发展成熟，并且出现了专为模式化施工提供标准的工程著作《营造法式》。在辽代中后期，随着边疆地区与宋王朝战事的缓和，辽土与宋地的文化技术交流渐渐频繁，汉人工匠进入辽疆带来的宋式建筑技术，对辽的建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时至金代，在金军不断吞并宋朝疆土的同时，越来越多宋式建筑的影响也在各地的金代寺院建筑中出现，所以金代建筑在继承辽的特色以及与宋式的融会贯通中，出现了许多复杂的个例。可见辽金建筑的历史伴随着诸多发展变迁，在建筑史上是相对活跃的一个时期。在此，本文将从布局形式与营造技术两个方面探讨辽金寺院的建筑特色以及演变。

　　寺院布局

　　在佛法之源印度，早期佛教并无寺院。佛教徒依佛陀制定的“外乞食以养色身，内乞法以养慧命”之制，白天游方说法，晚上回山林禅定。后来摩羯陀国的频毗沙罗王，布施迦蓝陀竹园，才出现了第一座佛教寺院。寺院在印度被称为“僧伽蓝摩”，略称“僧伽”。僧伽蓝摩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精舍式，一是支提式。精舍式僧伽，中设殿堂及佛塔，周围建僧舍。支提式僧伽，是依山开凿的石窟。这两种式样的僧伽先后传人我国演变成了宫塔式寺院和石窟。我国第一座佛寺白马寺当时的布局，就是以一个大型方形木塔为中心的宫塔式布局，在其四周有廊庑门殿围绕。这种以塔为主的寺院布局曾历经汉、晋、南北朝，一直延续至隋唐初期。另外，在中土人们习惯将僧人修行之所称作寺院。“寺”本是汉朝古代官署名。据《汉书·元帝纪》注云：“凡府廷所在，皆谓之寺。”①《大宋僧史略》卷上《创造伽蓝》又云：“寺者，释名曰寺，嗣也。治事者相嗣续于其内也。本是司名。西僧乍来，权止公司。移人别居，不忘其本，还标寺号。僧寺之名始于此也。”②由此可见，中国佛寺的雏形本是官署，这也为中国佛寺始终有宫殿建筑风格奠定了基础。而后至魏晋南北朝时，士大夫阶层出世之风盛行，多有舍身人佛，将家宅直接舍与寺院者。再至唐代，受统治阶级的崇信，佛教得到全国范围的大力推广，晚唐时期民间造寺之风开始盛行。由此，佛教建筑越来越趋向于民间住宅的院落形式。同时，在唐朝由于佛教影响的空前扩大，信众数量激增，寺院中对于拜佛讲经空间的需求变得尤为重要，于是佛殿的地位逐渐提高，先是与塔并建于寺院中心(这种布局在中国已然无迹可寻，但在邻邦日本却留下许多实例。如颇具唐风的奈良法隆寺就是前院金堂与五重塔并立)，最后超越塔成为寺院的主体建筑。佛寺院落式布局的趋势越来越强。

　　宫塔式布局与院落式布局的根本区别，其实在于宗教空间的变化。宫塔式寺院以塔为中心，其宗教空间其实是围绕中央浮屠的具有向心性的外部空间，这也许与印度佛教最初风餐露宿的修行方式一脉相承。而院落式的兴起，表明了宗教空间逐渐转向了室内，院落空间只起联络的作用，这一点与中国传统住宅空间更为相似，可看出佛教寺院在中国的本土化与世俗化。

　　辽代寺院的布局受唐风影响甚多，已经基本定型为以大殿为主的院落式，并往往以三殿并列的手法来烘托主要建筑的恢宏气势。如大同善化寺天王殿、三圣殿、大雄宝殿并列于寺院的中轴线上，层层递进并诸层增高，直至大雄宝殿达到整个寺院空间的高潮。虽说以殿为中心的院落式寺院在唐代已经发展为主流，但以若干遗构看来，来源于精舍的宫塔式布局时至辽代依然有残留，如辽清宁二年(1056)建造的应县佛宫寺，木塔后曾建有佛殿，是典型的宫塔式寺院。又如建于公元984年的辽代遗构蓟县独乐寺，由体量宏大的观音阁为中心组织寺院布局，实际上也是宫塔式的一种，即以颇具中国特色的楼阁式木构建筑代替砖石塔成为寺院中心建筑。此外，由为数众多分布甚广的辽代砖塔也可以推测，在很多辽代寺院中，塔仍然是主要建筑。辽金寺院的布局特色还表现在主要殿堂都建在名为月台的高大宽广的台基上，月台前部还往往对称建造小亭，如大同上下华严寺的主殿，善化寺的大雄宝殿。还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辽契丹民族的原始拜日信仰以东为上，现存的华严寺遗构由于曾一度作为祭祀辽王祖先的宗祠，其中主体建筑都采用坐西朝东的方位，不同于中原传统坐北朝南的寺院建筑，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

　　公元1125年金人灭辽，但却积极吸收了辽在汉文化基础上发展出的北疆文化，其中就包括佛教信仰。如金代巨刹朔州崇福寺的弥陀殿和观音殿就是排列在中轴线上的两座大殿，并且都建造在高大的月台上，宛然辽风。在金代佛寺继承发扬辽寺特色的同时，偏安一隅的南宋已经兴起了禅宗的热潮，名噪一时的禅宗五山十刹不仅奠定了后世中国佛教禅宗的主流地位，也同时发展出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禅宗寺院格局，即禅宗七堂。这种布局形式在当时应该代表了先进的文化，因为其建筑空间都依据实用功能来配置，拜佛讲经坐禅以及生活起居都被安排在以院落为单位的空间里，禅宗七堂的形式在宗教学上规范了僧人的起居，但在建筑学上却开创了更加自由的院落组合。于是，随着禅宗的推广以及辽金相继退出历史舞台，禅宗世俗化的寺院布局逐渐取代了辽金层层递进层层抬高的大殿，所以在后世北方的佛寺中也已很难窥到辽金时期那种颇有北疆之风而恢宏豪迈的寺院空间了。

　　建筑技术

　　初见辽金建筑，粗大的斗拱用材往往最先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几乎同时期出现在宋朝的施工守则《营造法式》中制定的用材等级，与各地辽代遗构的用材规律相差无几。由此可见，辽宋的建筑都是在继承唐代较为成熟的建筑技术之后发展的，那么造就辽宋建筑技术差异的原因，基本可以推测为地域环境的差异和民族审美情趣的差异。通过现存的辽金以及宋代遗构的对比，加上几代建筑学者对《营造法式》一书的研究，学界公认的辽金建筑的技术特色主要有：建筑单体平面中采用的减柱移柱法、建筑结构中大跨度梁的使用，以及斜拱斜昂的大量使用。

　　在辽金遗构中寺院建筑的单体平面，尤其是大殿的平面采用减柱或者移柱造的实例非常多。减去殿内的若干金柱或者向后移动前排金柱，其目的是获得更大的佛坛前的空间以及避免柱列遮挡礼佛视线。金代殿堂中被称作大额的大跨度梁的使用，使得梁下金柱的有无与位置更加灵活，以致于金代遗构无一例外都使用了减柱造或者移柱造。这种调整佛殿内部空间的手法，在宋式《营造法式》中完全没有记载，在宋式的建筑实例中也十分罕见，可以确定为是辽金建筑的独特手法。推测是由于辽金时期统治阶级亲佛崇佛，动辄举办大型法会对殿内大空间的追求升级，于是采取了减柱造或移柱造扩大佛坛前的礼佛空间。

　　此外，斜拱斜昂是辽金建筑的一大创新，不同于普通斗拱的出拱与梁枋成垂直方向，迄今为止在辽金遗构中发现了与梁枋成45度或60度的斜拱或斜昂，如独乐寺观音阁、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的45度斜拱，崇福寺弥陀殿的45度斜拱与斜昂，以及善化寺普贤阁的60度斜拱，还有出现在善化寺三圣殿的极其复杂的45度与60度并用的斜拱。这类型的构件在宋式建筑中并未出现过，《营造法式》中也只字未提，并且除山西境内的一些地区外，这种形式的斗拱在辽金之后基本绝迹。可以说这种构件伴随辽金王朝的出现而出现，又随辽金的没落而销声匿迹，由此笔者推测，斜拱是来源于北方游牧民族传统住宅中的某种成角度的支撑构件，结合了中原本来的斗拱做法而最终形成的。在近期笔者对崇福寺弥陀殿以及善化寺多处斜拱形式的考察之后，发现斜拱在辽金建筑中往往具有标示性的含义，比如运用在大殿重要人口的上方，或者用来区分柱头铺作与补间铺作。并且从弥陀殿到三圣殿，可以明显看出斜拱逐渐繁复化，装饰性越来越强，以至淡化了其最初直接明了的支撑作用，可以看作是斜拱作为建筑构件的退化。这种变化一方面也许和辽金两朝与游牧生活渐渐疏远有关，另一方面，也许是金不断吞并北宋疆域，使得汉地建筑的影响越来越强烈，最终淘汰了这种民族特色的建筑构件。

　　另外，辽金建筑技术中许多细微的变迁，如插昂的渐渐推广，耍头形式的变化等，都是受宋式影响的明证。所以，辽金建筑受宋式影响的演变过程事实上也可看作一部辽金与宋王朝的技术交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