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作为一大宗教流派，产生于古印度，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国王派遣的使者向汉的博士弟子景庐口授佛经，佛教传入中国。但佛教作为异国文化，它在中国的传播不是通过简单的译介佛教教义及其经典理论，而是通过佛教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融合。佛教之所以能够根植于中国，并显示出强盛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融入了中国的原始宗教意识和传统伦理观念，吸收了不同地域具有民族特色的历史文化，形成了适应中国社会心理特征的宗教信仰。

　　伴随佛教的传入，从北魏开始，寺院建筑在中国兴盛起来，佛教寺院作为佛教文化和佛教徒信仰社群结合的产物，最为直接的体现着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

　　一、佛教文化与皇权思想的融合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帝王崇佛，皇权推动，借助传统的伦理观念不断对佛教施以巨大影响，将佛教建筑活动纳入礼制规范，导致了佛教寺院布局趋同于宫殿和官府。而且许多帝王本身就信佛，他们把佛教当为一种统治的工具，从思想上束缚、奴役人民。寺院建筑的外观就是一个佐证。

　　中国寺院建筑大多是殿宇式结构，是我国规模最大的一种建筑形式。在殿宇式佛寺中，所有的宗教建筑都被赋予了社会属性，划定等级，区别高低贵贱，并仿照宫殿和官府建筑的样式与排列，尊卑有序，各安其位。不妨我们以寺院内的大雄宝殿和皇宫中的殿堂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它们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首先，它们都们于整个建筑群的中心位置，是整个建筑群的核心；其次，它们的规模都极为宏大，故宫主殿太和殿面宽13间，而建于唐代的五台山佛光寺大殿面宽也达7间，而且殿内空间都十分宽阔，立柱靠近山墙，更加突出了主角——神佛和帝王的重要地位；再次，它们都有一个硕大的屋顶，一般多为庑殿、歇山、重檐三种形式；最后，它们的立柱、山墙都选用红色，不是大红，而是绛红或砖红，显得庄严肃穆，不怒自威。这些相似之处，使人有一种感觉，就是帝王是人间的主宰，而神是天上的主宰，他们职权相同，都有着无比崇高的地位。即是入神合一，人即是神。实际上也的确如此，武则天就曾命工匠将佛像塑成自己的模样，而康熙、乾隆两位皇帝更是公开宣称自己是罗汉传世。在这种背景下，帝王们经常把寺院作为他们的行宫也就不足为奇了。

　　明清以后，大型寺院顶上多铺琉璃瓦。琉璃瓦的颜色分为黄绿两种，绿色琉璃瓦多见于官建寺院，或民间集资所建寺院，而黄色琉璃瓦只有皇家寺院，或是作为皇帝出巡的行宫的寺院，才能使用。此外：皇家寺院殿堂的檐脊上常有兽头，在一般寺院中，这是不允许的。兽头代表封建皇权，数目以九为最多，只有在皇宫中才见得到。皇家寺院又按照等级的不同，饰有七、五、三、一个兽头不等。有无兽头和兽头的多少表明了一个寺院的地位，从这点可以看出，这时的佛教已居于被统治的地位，成为封建皇权的附属了。

　　二、佛教与儒家、道教文化的融合

　　佛教传入中国时，以儒家思想作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格局已经基本形成，而作为土生土长的道家文化几乎同时在中国兴起，佛教要在中国生根发芽，就必须改头换面，融于中国文化。

　　唐代以前，佛教和儒道文化相对立，唐代以后，佛教和儒道变为以合流为主，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国文化主体。宋代而后，三教彻底混融，各司其职又殊途同归。宋理宗说：“大略谓之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可也。”这句话就说明了佛、道、儒三者的关系。

　　在寺院建筑方面，大量以名山胜水作为依托的寺庙建筑群，到了明清以后，也表现出了三教合一的特色。往往既有佛寺，又有文庙，还有道观，这就充分体现了这三种宗教的融合。说到这，不能不提到我国寺院建筑史上极为特殊的寺庙——山西浑源悬空寺。它的特殊不仅在于它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危崖建筑群，而且也是我国唯一的一座将佛、道、儒供奉于一寺之内的寺庙。远望，它象画于绝壁之上；走近，才看清它是由几十根柱子架于悬崖之上。始建于北魏的悬空寺共有殿宇楼阁40余间，包括山门、大殿、应楼、经阁、配殿和僧舍等部分。这些建筑都建在宽仅20米，进深不足10米的空间内，采用顺着山崖凹的地势比肩起寺的方法建造，因此整个寺庙就象嵌在悬崖上一样。寺中大多数建筑都是重楼，这样做有效的节约了水平面的面积，更加充分的利用了有限的空间。由于配殿建在经阁之上，更是形成了四层楼的样式，每层之间的楼梯不足1米，倾角超过70度，可谓立陡。大殿两边还有南北高下对峙的两座悬空阁，由一座30米长、1米宽的栈道相连，栈道南侧又依岩建起重檐危楼。整个寺庙建筑参差错落，迂回曲折，既互相对峙，又彼此联系，寺中所题“公输天巧”，的确不虚。将中国的三大宗教汇聚于这样的一个场所，的确匠心独具：它们共同生长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互相影响互相补充，成为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同时它们又是相对独立的，各有分工。这正说明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三、佛教与中国民间文化的融合

　　佛教与中国民间文化的融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原始宗教的融合，二是与民俗文化的融合。

　　原始宗教是我国最早兴起的宗教形式，分为自然崇拜和鬼神崇拜。这两者在寺院建筑上都有体现，尤以自然崇拜最为突出。自然崇拜实质上是早期人类对自然界中存在的事物神化了的崇拜，和一些由此产生的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从远古开始，人们就认为天圆地方，这种思想一直贯穿我国封建时代，藻井就是这种解释在寺院建筑中的具体体现。一般在殿堂内部，大型寺院的顶部结构多用拱斗式，我们看到的有椽子、藻井等。藻井是一种位于顶部较大的顶部穹隆状的天花象一只倒扣的碗，一般是方形多边形或圆形的凹面，因饰以花纹、雕刻和彩画，故定此名。它一般用于尊贵的建筑内，如神佛顶上。至明清，这种藻井演变成比例较大的主形格，其花纹多彩绘，画以团花龙凤，称天花板。北京石景山的法海寺大雄宝殿的藻井就很有代表性。法海寺正殿供横三世佛，故有三个藻井。这三个藻井上圆下方，象征天圆地方，每个高一米，周围斗拱分作三层，层层上收，底层直径2.94米，上层直径2.45米。每层斗拱都有精美的小木块雕刻装饰而成，每个小木块长33厘米，宽21厘米，厚5厘米，制作异常精细：每个藻井底部都绘有不同的曼陀罗，这些曼陀罗均以梵字代表佛、菩萨像，两侧填以绿色蔓草，靛蓝色地，描金，是明代作品，为法海寺一绝。在皇宫中，也有藻井，是在皇帝宝座之上，这也是帝王与神佛的又一个相同之处。

　　佛教和中国民俗文化的融合，在寺院建筑上主要体现在殿堂外部的装饰上。虽然殿堂多为红墙，但有的寺院殿堂山墙上也饰有浮雕，其中有的就是我国古代民居中建筑外部装饰的浮雕。这种浮雕往往用图案本身或其谐音来象征吉祥幸福。这类题材和佛，教关系不大的吉祥图案，充分体现了中国民俗建筑的特色。如五台山的南山寺和佑国寺中，许多围墙和栏杆上的图案，就取材于佛教和民间传说。在佑国寺中满眼都是琳琅满目的汉白玉浮雕，内容之丰富简直让人不相信是到了寺庙：属于花鸟鱼虫的，有松竹梅，瓶中花，行狮卧虎，鲜桃石榴，凤凰展翅，鹿登梅山；属于历史的，有朱买臣负荆读书，李密挂角观卷，三顾茅庐，火烧赤壁，苏武牧羊，太公钓鱼；属于神话的，有萧史引凤，松下问童，天女散花，嫦娥奔月，孙悟空登天，钟子期弹琴；此外还有福寿禄三星，鹿鹤同春，二龙戏珠等等，造型优美，生动传神，简直是一派流光溢彩的神仙境界，一幅多彩的人间图画。

　　除此之外，在有些寺院中还会看到牌坊。山西五台山龙泉寺寺前就有一座汉白玉石牌坊，这座牌坊刻满奇花异草，飞檐走兽，仅龙就刻了89条。牌坊建于本世纪初，耗银36400多两，动用一百余人，历时六载，才得以竣工，是首冠五台山的艺术珍品。这种中国独有的建筑会出现在寺院中，本身就说明了佛教已完全融人了中国文化。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寺庙建筑，使中国的寺庙建筑具有独特艺术风格和文化意蕴，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典型的代表。也是佛教文化在中国的延续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