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为山

　　以上我们就佛教与中国书法的关系所谈的三个方面实际上都是现象的或外在的，这些现象的或外在的又系反映了佛教与中国书法之间交流的繁荣与兴盛，也反映了中国书法在佛教的影响下，书法家和书法作品所呈现出来的特殊样态，不过除了上述这些现象的或外在的方面，我们还需要考察佛教对中国书法风格的影响，这是佛教与中国书法之间深层的内在的父系，也是更为重要和根本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导致了中国书法艺路的变化。

　　要谈佛教对中国书法风格的影响，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和层次，既可以从佛教对某个书法家个人创作风格的影响的角度来谈，也可以从佛教对某个朝代书风的影响的角度来谈，还可以从佛教对某种书体的影响的角度来谈，不过笔者这里不想过于零碎地讨论这个问题。而只想宏观地谈一下由于佛教的积淀性的影响，中国书法从“尚法”到“尚意”的一个风格大转变。

　　总的来说，唐代及其以前的书法，是讲求法度，祟尚前人书体笔法甚至拜倒其下的，这就是书法史上所谓的“晋唐尚法”。在“晋唐尚法”的格局里，书法创作表现出一种理性主义的审美观，书法家们都以临摹前人作品为基础，然后作出自己的创新，其成就往往表现在对前人书体笔法的改进和综合上，从而使书法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承前启后的连续性，但是唐代禅风大盛，当禅宗的审美观不断地被书僧或居士书法家们带进书法创作领域后，中国书法遂产生了一场“风格革命”，理性主义的“尚法”风格渐渐地为浪漫主义的“尚意”风格所取代，最终出现了书法史上所谓的“宋人尚意”的格局。虽然宋代也还有“尚法”的创作，但已日薄西山了。

　　关于“晋唐尚法”和“宋人尚意”，徐利明在《中国书法风格史》一书中曾作过一个简明扼要的对比叙述，兹引如下：

　　“宋人效法颜、柳作真书，无那般的气魄和筋骨，即仿初唐几家，也不及其精到。宋代书坛的风气，讲意态，求情趣，对法度的讲究则已居次要地位。“唐人尚法”，对法的追求及其获得的成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后世习惯将以二王为代表的晋人法度和以颜、柳为代表的唐人法度并称之为‘晋唐楷法”。宋朝是继唐之后的一个大一统的王朝，政治制度及经济、科技和文化艺术各领域都表现出与唐代相续而进一步变化发展的时代特征。在书法方面，丰富的晋唐书法艺术创造成果及其法度规范足够宋人取用不尽。所以，宋代书法一时难以在书法艺术的基本形式、笔法方面有重大的进展。他们的成就当然地就突出来现在意趣境界的创造方面，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由于偏重于意趣境界的追求，对法度方面的讲究也就相应地比较轻视，这是不能苛求于宋人的。”

　　宋代的书法在书体和笔法方面确实没有多少创新，我们现在初习书法的人所临摹的这种体那种体，实际上大多都是宋代以前晋唐时期的。宋代书法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意趣境界的超逸上，形成了一种以“逸”为基调的“尚意”书风，或朴拙，或奇巧，或奔放，或端雅，富于情调，禅蕴无限，这都与禅宗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杨凝式是将弹宗带入书法并从而对宋代“尚意”书风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的人物，前文已述，杨凝式与佛教有着密切的交往，他的一些颇不合常理的颠逸言行本身就禅味十足。他到处游荡，随兴入佛寺，在墙壁上“乱写”，兴之所至，书之即成，看似无有章法，实则笔笔含意，是自由心灵的一种无余表露，是超逸人生的一种无羁展示，这是禅宗“逸”的心灵与人生的真实写照。宋代的“尚意”书风，正是对杨凝式“逸格”书风的全面拓展，正是以这种“逸”为基调而兴盛起米的。可以说，“尚意”的书法与“尚法”的书法的一个最明显的差异就是：在“尚意”书法中，创作者通过书写来展示个人的超逸潇脱的品性，而在“尚法”书法中，创作者则是通过书写来展示个人习得的书写技法。因此，“尚意”书法作品更适合“书如其人”的说法。在“尚意书法”中，书法家个人的言行以及他的书写行为都是作品中的一个隐而不现的组成部分，因此，要有效地欣赏“尚意”的书法作品，必须以了解书法家个人的品性言行为前提，否则可能会不得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