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嵘

　　被遗忘的艺术珍宝

　　位于库车县城以北20多公里处的昭怙厘佛寺，饱经战争、自然风沙的破坏，满目沧桑。

　　先后有俄、法、日、英、德等国的探险家来此，拿走了大批佛像、壁画、古钱币和文书木简等文物。特别是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和法国的伯希和，在这里发现并带走了不少舍利盒。其中有一个不平常的舍利盒，由大谷探险队的渡边哲信和掘贤雄于1903年带往日本，先由私人收藏，现存东京国立博物馆。这只木制舍利盒为圆柱体，盒盖呈尖顶形，高31公分，直径为38公分，盒身漆有红、灰白、深蓝三种颜色，还镶有一些方形金箔装饰，盒内仅存骨灰，外形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1957年，有人偶然发现这只舍利盒颜色层内有绘画痕迹，经剥去表面颜料，终于显露出盒上绘制的图像，才使精美的乐舞图重见天日，大放异彩。日本《美术研究》杂志发表了熊谷宣夫的文章[1]，对舍利盒及其绘画进行了研究。随后，中国又有霍旭初先生发表了一篇研究舍利盒乐舞图的文章[2]。

　　这只舍利盒体外贴敷一层粗麻布，再用白色打底，然后绘画，画的上面还涂了一层透明材料，制作十分精巧。盒盖上绘有四身演奏乐器的裸体童子，均为跪式。有二童子背有翅膀，一人吹筚篥，一人弹竖箜篌。另二童子身披蝉羽式天衣，一人弹曲颈琵琶，一人抱着类似五弦琵琶的弹拨乐器。这四身童子与斯坦因于1906年在米兰遗址佛塔发现的"有翼天使"相类似。据研究，这类童子是佛教中"迦陵频伽"的舞童，"迦陵频伽"原是一种能发出妙音的鸟，在佛经中逐渐演变为会作乐舞的拟人之鸟。舍利盒上的奏乐童子可能就是"迦陵频伽"演化的形象，将四童子绘于舍利盒上，也是为了供养之用。佛教非常重视对佛和菩萨的供养，而使乐供养是主要的内容之一。这具舍利盒里装的虽不是佛骨，但也可能是高僧骨灰，从佛教教义来看，实际上也是对佛祖的供养[3]。这四身绘于盒盖四周的奏乐童子，分别跪于联珠纹组成的四个圆圈内。四身童子全身赤裸，颈带串珠，手执乐器，神态天真祥和，造形丰满优美。全图虽然具有浓厚佛教色彩，但这些童子所持的龟兹乐器和外来乐器，却反映着龟兹乐舞的实况，表现出鲜明的龟兹世俗生活的图景。

　　最令人惊叹的是，盒身周围绘有一队形象极为生动的乐舞图，其编制似有歌舞戏的规模。这是一件十分罕见的反映龟兹音乐舞蹈(歌舞戏)艺术的珍贵形象资料，也是龟兹当时社会世俗生活的真实写照。

　　据霍旭初先生仔细辨认研究后认为，这幅乐舞图以一男一女手持舞旗(或为幡幢)为先导，依次是6个手牵手的舞蹈者和两个持舞棍独舞者，接着是一组由8人组成的乐队，最后是一持棍独舞者在作旋转动作，其左右有3个儿童助兴，整个画面由21人组成。从舞蹈者头戴各种面具和乐舞气氛威武雄壮等特点来看，这是一幅典型的龟兹"苏幕遮"乐舞图。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如下歌舞场面，由一男一女两个手持舞旄者为先导，三男三女手牵手的舞者和两个独舞者，均带各式假面具，他们依次作披方巾的武士、身着甲胄的将军、竖耳勾鼻的鹰头、浑脱尖帽的人面以及猴面长尾的动物等。他们边走边演奏歌舞，舞蹈者腿部舞姿非常优美，有的作端腿状，有的作吸腿状，那位头带盔冠的将军耸肩曲肘、吸腿而立，是一个颇似我国古装戏曲的"超霸"造型。他们在行进时侧面互视，舞蹈中左顾右盼，显然是交流感情、表演某种内容的情态。最后一个持棍猴面独舞者，旋转如飞，衣摆飘起，尾巴甩动，看来是一位技世高超的艺人，三个童子围绕左右，击掌雀跃，大约是在为这猴面独舞者精彩的压轴戏而喝彩吧。

　　8位乐师组成的阵容强大的乐队，前面由两个儿童抬着大鼓，一位鼓手全神贯注地舞槌击打，指挥着全乐队的演奏。后面的乐手率相起乐，边奏边作神情交流，竖箜篌的演奏者将尾杆插入腰带内，记录了当时行走表演的情状。随后是演奏凤首箜篌、排箫、鼗鼓者，最后一名乐手对压后的独舞者高举铜角，奏出响亮的乐曲，使热烈雄浑的歌舞戏的气氛达到了最高潮。

　　这幅乐舞图的舞蹈者都穿着彩色舞服，且一律头戴各种面具。而演奏箜篌、排箫、鼗鼓和铜角的乐手们，则完全是龟兹世俗男子的形象。他们身穿翻领紧袖花边长袍，腰扎联珠纹式腰带，下穿长裤，足登高筒皮靴，裤带上挂着一把剑刀，这是典型的"胡服"、"胡妆"。他们表演的"苏幕遮"歌舞戏，也是汇集龟兹乐舞各种类型的典型艺术形式。这种乐舞在《酉阳杂俎》中是这样记载的："龟兹国，元日斗牛马驼为戏七日，观胜负……婆罗遮(即苏幕遮)并服猴头猴面，男女无昼夜歌舞。"[4]另《新唐书·宋务光传》载："……此见坊邑，相率为浑脱队，骏马胡服，名曰苏莫遮，旗鼓相当军阵势也，腾逐喧噪，战争相也……"这些记载和舍利盒乐舞图的形象资料互为印证，互为注脚，说明这组歌舞是有一定内容和情节的"苏幕遮"，可视为龟兹歌舞戏的雏形，充分再现了龟兹艺术和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