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瑜

　　《中国史研究动态》

　　1991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较多。为庆贺唐长孺先生八十寿辰，武汉大学出版社特将《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期作为纪念专辑出版。此外，山东齐鲁书社出版了反映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二届年会成果的《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北京东方出版社也将关于诸葛亮躬耕地讨论会的论文结集出版，加上其它刊物发表的学术论文，本年度发表的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学术论文明显多于往年。第二，研究领域仍在不断拓展。从已发表的论著来看，涉及的领域包括政治、社会、军事、经济、民族、宗教、文化、人物等方面，其中有些题目是前人较少注意到的。第三，在研究深度上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现将本年度的研究概况综述如下。

　　一、政治方面的研究

　　研究魏晋南北朝政治问题的论著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政治制度，二是社会阶级与阶层。在政治制度方面，阎步克的专著《察举制度变迁史稿》（24万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全面考察了察举制度的产生、发展以及向科举制度演变的过程，指出察举制虽比世卿世禄制、任子制优越，但缺乏规范性、人格化色彩浓厚，有着很大的随意性，所以终究被体现出程式化、规范化、非人格化的科举制度所取代。认为魏晋以来的士族在政治上的特权是察举制地位下降的主要原因，正是唐代士族在政治上垄断特权的消失，才有可能完成察举制向科举制的转化。此外，书中还论述了知识群体在察举制度变迁中所起的作用。最后还指出科举制固然有明显的进步性，但并非在一切方面都优于察举制，过去研究中的看法似失之于片面。张旭华的《关于曹魏九品中正制的几个问题》（《郑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和《西魏、北周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及其作用》（《北朝研究》1991年上半年年刊）两篇文章，则对于这两个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提出自己的看法，并纠正了近年来的一些看法，如认为西魏、北周时废除了九品中正制等。监察与考课制度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邱永明《略论魏晋南北朝监察制度之得失》（《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指出，这一时期的监察制度与秦汉时期相比，彻底脱离了行政系统，制度严密，并深入行政部门进行监督，使超然与深入相结合，具有更大的独立性与法制性，在国家组织中地位明显提高。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没有产生与之相应的预期效果，其原因在于缺乏严明的法制及最高统治者对士族所采取的优容政策。陈琳国《试论魏晋南北朝地方官吏的考课》（《许昌师专学报》1991年策2期）指出，魏晋以后，秦汉时期通过上计来考课地方官吏的形式已名存实亡。东晋南朝未能建立起合理的考课制度，只以输入赋税的多寡来衡量地方官吏的政绩。北魏后期，重新建立起考课制度，西魏、北周的考课卓有成效，因而地方吏治情况较好。北魏政权曾创设若干不同于前代政权的制度和机构，因此对这方面进行探讨的论文较多。严耀中《北魏中书学及其政治作用》（《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指出，中书学并不是单纯的教学机构，而是拓跋统治者吸收汉人士族参政的重要环节，对于巩固北魏政权起着重要作用。由于中书学直接隶属于中书省，其办学方式亦与其他政权的国子学、太学等一般学校不同，学生不仅得到经书知识，而且学到行政经验，效果颇为显著，有许多学生后来都成为中书省重要官员。牟发松《六镇起义前的北魏行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期）认为这一时期的行台分为三类：随皇帝出征巡幸的行台、作为朝廷使者的行台、统军监军的行台。此时期行台皆因事而设，但这种使职差遣性质并未影响其拥有巨大的权力。行台作为尚书省的派出机构，是维护中央集权的力量，与后来演变为地方分权的因素不同。文中还指出，行台长官可由尚书仆射、尚书、尚书左右丞及尚书郎中充任，那种认为尚书郎中不能任行台长官的传统说法是不符合史实的。梁满仓《北魏赏赐制度述论》（《北朝研究》1991年上半年刊）对北魏赏赐制度及其前、后期的变化作了较全面的考察，指出北魏的赏赐对其前期的统一北方的战争和后期的改革都起过积极作用。但赏赐本身所具有的随意性使北魏后期滥赏成份大增，使其失去了原有作用，又造成了府库空虚，国力大衰。此外，宣兆琦《试析北魏的停年格制》（《天府新论》1991年第1期）、吕一飞《北魏立三长制年代质疑》（《许昌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王滨生《关于拓跋氏继统制的几个问题》（《晋阳学刊》1991年第3期）等文章则分别具体地对上述制度进行了探讨。侨郡县是东晋为安排徙居江南的北方流民所设的特殊制度，对此前人已进行过许多研究。夏日新《关于东晋侨州郡县的几个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期）则从功用这个新视角来加以考察，指出北方流民散布于东晋各地，而侨郡县则只集中于江淮地区，且多设于军事重镇。侨州郡县一般是根据流民集团的本来籍贯而设置，实际上是以乡里至亲为纽带的武装军事集团。

　　在社会阶级与阶层方面，赵昆生《孙吴君权与相权关系研究》（《重庆师院学报》1991年第2期）对孙吴统治阶级中君权与相权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孙吴初期君权与相权的稳定平衡是政权强大的要素之一，但当相权发展到包揽军政大权时，君权受到威胁，就开始排斥相权。孙吴中期，皇族干政，形成垄断君权与相权，排斥其它政治势力的局面，不可避免地使国家处于争权夺利的动乱之中。最后孙晧时期完全排斥相权，失去了各政治势力的支持，终为西晋所亡。欧阳小桃《汉族士大夫与北魏政权》（《江西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则从北魏统治阶级中的胡汉关系的角度进行探讨。

　　魏晋时期的名士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阶层。胡宝国《汉晋之际的汝颖名士》（《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应用了社会学的理论，从区域这一新的角度对特定知识分子群体进行研究，指出西汉时期，汝南与颖川的风俗尚有较大区别，至东汉时发生变化，汝南的风气向颖川靠拢，始形成统一的文化区域。东汉后期，全国士风的重心由学术转向政治，中央集权的凝聚力削弱，各地区士人普遍活跃起来，热衷于政治的汝颖名士遂乘时而起，雄居于士林之首。而魏晋之际玄学盛行，导致士风再次发生重大变化，加之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增强，汝颖名士未能适应这一变化，所以尽管其中的一些家族在政治上仍很活跃，但作为地区士人群体，则必然要趋于衰落。对魏晋名士问题进行探索的还有孔毅《魏晋名士风貌简论》（《许昌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等文章。

　　对士族与豪族的研究一向是魏晋南北朝历史中的重要课题之一，本年又有新的发展。陈琳国《论南朝襄阳的晚渡士族》（《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对西晋灭亡后南渡较晚的关中士族高门裴、杜、韦、柳等在南朝的地位作了研究，认为他们已经以襄阳为乡里，取代了原来当地的大族，并凭籍军功而跻身南朝上层统治集团。南朝前期其受到门阀社会的排挤，但到后期与门阀的界限已逐渐消失，并趋于腐败，作为一种社会势力，消亡于梁代灭亡之后。刘驰《北魏末期的战乱与士族旁支的兴起》（《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和《山东士族入关房支与关陇集团的合流及其复归》（《北朝研究》1991年下半年刊）两篇文章，研究了北朝后期士族的情况。前一篇认为北魏末期的战乱，沉重打击了士族高门在朝中任职的主要房支，而高门中乡居的旁支则在战乱中乘势崛起，在家族中上升为主支，并保持了家门地位。旁支的兴起一方面使北方士族在受到打击后得到一定的恢复，使之在由盛而衰的过程中保持了较长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又减弱了北方士族高门与其宗族基础间的联系，使其更彻底地走向衰落。后一篇指出在西魏、北周时期，山东士族的入关房支曾与关陇集团合流，但在北方统一后，入关房支兼有关陇集团与山东士族的双重身分，并开始了从关陇集团中分化出来，向山东士族复归的过程。入关房支的复归，对保持山东士族的政治地位起到很大的作用。由于复归后的入关房支实际上已成为山东士族在政治上的代表，因此关陇集团对山东士族的压抑，也就首先表现为对入关房支的打击。以个案形式对士族进行研究，近年来颇为流行。本年度发表的论文有谢文学《颖川长社钟氏家族研究》（《许昌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高诗敏《北朝赵郡李氏的起家与仕宦》（《北朝研究》1991年下半年刊），施光明《西州大姓敦煌宋氏研究》（《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等，分别对各家族的兴衰沉浮作了较细微的研究。

　　地方豪族是统治阶级中的一个阶层，本年度关于这方面的论文有薛军力《试述东晋徐兖地方势力》（《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何德章《论梁陈之际的江南土豪》（《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等。何文指出，在东晋南朝开发江南过程中，新兴的地方豪族绝大多数是汉人，不同意陈寅恪说他们是江南傒、俚等少数民族首领的提法。认为土豪的崛起，依赖其在当地的经济势力，这是江南腹地经济发展的反映。他们进入高层政治，使门阀士族的地位完全衰落，但他们多顾恋巢窟，没有能为陈的统治集团注入活力，终于随陈的灭亡而衰败。

　　陈苏镇《北周隋唐的散官与勋官》（《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考察了自西魏至唐初散官与勋官的复杂演变过程，指出其主要背景是新兴的关陇集团同山东旧士族的门第之争，其中心是争夺“本阶”或“本品”的地位。在统一后的政权中，山东与关中两种文化传统相互较量的结果是前者占有压倒优势，关陇集团无法将自己的门第观念与门第尺度加给山东社会，只好变换手法，接受山东社会的传统，同时又利用手中的权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挤入士族行列。

　　二、社会问题的研究

　　人口问题是人们较为关心的社会问题之一。对人口史的研究近年来颇有后来居上的势头，本年对此问题的研究仍在继续深入。袁祖亮《十六国北朝人口蠡测一—与王育民同志商榷》（《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认为十六国时期的户口变化不是前期耗减，后期回升；而是前期锐减，前秦盛时人口增至高峰，远超过西晋时北方的户口，淝水之战后再次减少，人口变化状况呈现出马鞍形。还提出北魏盛期的户口数尚未恢复到东汉时的水平；东、西魏时期北方户口数在北魏末年的基础上又趋于回升，并非停滞；北周的均田、赋役及兵役政策造成当时每户平均为2.5人等观点。黎虎《六朝时期荆州地区的人口》（《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指出这一时期北方人口大量流入荆州地区，当地蛮族亦纷纷出山，加上原居住人口，实际人口数当比汉代有所增加。认为表现在国家户籍上的减少趋势，根本原因是南朝未推行均田制，对个体小农的控制不如北朝；其次是人身依附现象严重，还有南朝的民族压迫政策，促使蛮族大量北徙。曹文柱《两晋之际流民问题的综合考察》（《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对西晋后期到东晋初年的流民这一社会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指出这次因社会矛盾总爆发而引起的人口流亡，是史无前例的，并对各种流民组织及各地统治者对流民的政策逐一进行分析。最后指出这次流民大潮的冲击，打破山东、关中独居经济重心的格局，对全国经济重心转移起到一定作用，并使各地人口分布与民族构成都发生较大变化，从而改变了一些地区的社会结构与社会风气。

　　在对社会风气的研究方面，张庆来、宋洪德《西晋奢风盛行原因及影响》（《大庆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把西晋时期奢侈之风作为社会问题进行了较细致的分析。梁满仓《北魏后期的贪污之风与治贪之策》（《探索与争鸣》1991年第3期）对北魏后期官场上的贪污之风的特点、炽盛的原因、魏孝文帝及其以后各帝的治贪对策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指出孝文帝整治贪风是基本成功的，但其本身又有两个致命弱点，即只是把冶贪作为保证实行官俸制的辅助政策，治贪的法令过于严厉，从而影响了其可行的程度。孝文帝之后的宣武帝、孝明帝虽有治贪之举，但由于上述两个弱点及其它原因，将孝文帝时期的治贪之策败坏到极点，终于导致北魏政权的覆亡。

　　人才问题过去人们往往没有充分注意到。朱大渭《魏晋南北朝政界名人成才年龄结构剖析》（《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则借鉴了社会学的统计分析的方法，对这一时期的83位政界名人进行了综合研究，对其出仕、担任要职、建立主要功业和仕途终结的年龄进行统计分析后指出：20岁至28岁是从入仕到担任要职的成长年龄期，28岁至50岁是建立功业的黄金年龄段，5l岁至73岁是老化年龄段。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其担任要职和建立主要功业的年龄，显然要比今人年轻得多，我们应从中得到—些有益的启示。

　　三、军事方面的研究

　　军事研究主要集中在军事制度、战争战役、战争策略等方面。

　　兵户制度历来受到人们的关注，本年度这方面的研究也有一些进展。周士龙《孙吴兵户制度述论》（《天津师大学报》1991年第4期）认为孙吴政权未实行错役制度。复客制与世袭领兵制是孙吴权政的特有制度之一，以往研究多认为这是两项并行的特殊制度。胡宝国《对复客制与世袭领兵制的再探讨》（《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对此说提出异议，认为复客制是在建安年间世袭领兵制度受到限制后对江北将领遗属的补偿性特殊照顾，孙权黄武元年（222）后世袭领兵制不再受限，复客制遂告废止。旷天伟发表了《十六国时期士家兵户说考辨》（《青海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和《论十六国时期胡族政权的兵役》（《郑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分别考证和论述了十六国时期士家兵户问题和少数部族政权军士的来源、服役期限、兵士的地位等问题。汤勤福《关于宇文泰初置十二军的若干问题》（《上饶师专学报》1991年第3期）探讨了宇文泰初置十二军的时间、永熙三年（534）十二将与大统三年（537）十二将的变化等问题。

　　对战争战役进行研究的文章也不少。沈祖祥《官渡之战是以少胜多的战役吗?一—曹操官渡之战兵力考》（《江汉论坛》1991年第4期）经过细致的考证之后指出，从曹操总兵力的角度来看，曹操官渡之战的兵力在10万人左右，与袁绍官渡之战的兵力不相上下，在总体上不存在兵力悬殊的问题。但由于在战争中，袁绍处于攻势，曹操处于守势，因此造成了曹操兵力分散，无处不守，无处不弱，因而在局部战场上兵力处于劣势。所谓“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是指曹操未曾集中兵力之前官渡地区的兵力而言。而曹操既知战地战区后，也集中4万左右的兵力于官渡正面战场。曹、袁官渡之战是以弱胜强而不是以少胜多。万绳楠《赤壁之战拾遗》（《安徽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认为，赤壁之战应包含三次战役：蒲口之役、赤壁之役、乌林之役。双方决战的战场在乌林。在决战中曹操的战船并非全被孙吴刘备军队所烧，而是眼见部分船只被烧，并延及岸上营寨，不得已下令焚烧余下船只退走。朱绍侯《吴蜀荆州之争与三国鼎立的形成》（《史学月刊》1991年第1期）、卢华语《蜀国兵力与诸葛亮北伐用兵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则分别论述和考察了吴蜀争夺荆州的战争、诸葛亮的北伐战争中的一些问题。此外，简修炜、庄辉明《东吴的基本国策与孙权的战争谋略》（《学术月刊》1991年第2期）、廖双初《论刘备西征的闪失》（《益阳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等文章，对孙权、刘备等在战争中的谋略与策略进行了一些探讨。

　　四、经济方面的研究

　　本年度经济方面研究的内容主要有经济政策、土地制度、区域经济和经济领域里的某一具体方面等。吴刚《论东晋南朝的“土断”和“开山泽之禁”》（《史林》1991年第1期）对东晋南朝的具体经济政策及其施行情况进行探讨，指出东晋、南朝时期推行的这两项政策加快了封建私有制的发展，有效地促进了南方经济更广泛地开发和发展。同时，还调整了由土地兼并引起的社会危机，维护了封建统治的稳定。杨际平《北魏太和前后若干史事考辨》（《北朝研究》1991年上半年刊）对于立三长前籍户的一般规模，立三长的时间与目的、改定租调定额后的全国税收情况以及是否施行大规模的民屯等问题都进行了考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马植杰《论曹魏屯田的创始时间及有关问题》（《史学月刊》1991年第3期）认为曹操兴办屯田的时间是始于建安元年（196）。黎虎《六朝时期江左政权的马匹来源》（《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1期）认为南朝政权的马匹有许多是来自北朝，并探讨了其来源的渠道与方式，-指出南朝从北方获得马匹，加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但未改变北强南弱的态势。对于南北双方的外交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有益。周国林《魏晋南北朝时期粮食亩产的估计》（《中国农史》1991年第3期）不同意一些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粮食亩产量低于汉代的说法，指出这一时期亩产量在3斛至5斛之间，自三国至两晋、南北朝是逐渐增长的趋势，就整体水平而言，要高于汉代。认为在这一时期，南方粮食亩产量的增长比北方显著，至南北朝时期，两大农业区域的水平已大体接近。陈连庆《魏晋时期盐铁事业的恢复和发展》（《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对这一过去涉及较少的题目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认为三国政权对盐铁事业的恢复都很重视，取得的效果也较显著。晋代盐铁事业的发展不平衡，从盐业看，中原采盐业呈现衰退，而边疆采盐业却开始萌芽。铁冶的数目是北方减少，南方激增。在区域经济研究方面，刘希为、刘磐修《六朝时期岭南地区的开发》（《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1期）认为，六朝时期迁徙岭南的人口至少有250万人，这些迁徙人口是岭南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岭南经济区的崛起，则打破了扬、荆二州主宰南方政局的传统。此外，钟坤杰《十六国北朝的政局动荡及其对经济的破坏》（《曲靖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林校生《六朝私家庄园与封建制的横向发展》（《福建论坛》1991年第1期）则从宏观的角度论述了经济与政治、经济与封建制发展的关系。

　　五、民族与民族关系研究

　　十六国时期，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历来为研究者所关注。陈可畏《论魏晋时期中国北部的民族矛盾及其演变》（《北朝研究》1991午上半年刊）不同意认为十六国时期民族矛盾占主导地位或前期是民族矛盾为主，后期以阶级矛盾为主的旧有说法。提出在十六国前期，主要表现为匈奴、羯族与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到十六国中、后期，逐渐转化为鲜卑、氐、羌、丁零、卢水胡等族统治者之间争夺北方统治权的斗争，汉族与这些少数民族的矛盾退居次要地位。而由民族矛盾转化为阶级矛盾，则是在北魏统一北方并推行汉化政策之后。在民族融合方面，以往的研究多注意习俗、服饰、制度等，近来研究范围又有所拓宽。钱国旗《论南迁拓跋鲜卑与汉族融合过程中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认为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是民族融合中最关键性的条件，指出儒家思想是汉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核心。南迁拓跋鲜卑社会意识形态的儒化，使其与汉族在统一的儒家思想文化的心理素质上实现了民族的最终融合。孔毅《六镇鲜卑的社会心理——兼论“六镇起义”的原因和性质》 （《北朝研究》1991年下半年刊）认为阶级矛盾虽是起义的导火线，但因为六镇被摒弃于汉化政策的范围之外，故起义有着突出的反对汉化性质，阶级斗争性质因而被淡化，文化冲突的色彩则更为浓厚。文中还对六镇鲜卑具有的攀比、迁怒、守旧、逆反等独特的社会心理逐一进行剖析。崔明德《魏晋时期和亲述论》（《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则从和亲关系的角度探讨了此时期的民族关系。魏晋南北朝时的少数民族，有些与汉族逐渐融合，有些则因其具体的原因有其独特的发展历史。刘美崧《延平蜑、天门蛮、临江蛮兴衰述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土家族先民》（《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针对目前研究中认为这一时期文献缺乏有关土家族先民记载的说法，指出这一时期位于长江中游，自宜昌至忠县、涪陵一带江陕地区的蛮蜑就是今天土家族的先民。文中还对其发展的兴衰进行了考察，认为历代统治者的封锁与镇压，阻止其与外地通商贸易，是造成其生产经营长期停顿与迟缓不前的主要原因。

　　六、宗教方面的研究

　　本年度对中国土生宗教——道教的研究取得不少成果。钟国发《试论南朝道教缔造者陆修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期）不同意道教产生于东汉中后期顺帝时代的传统说法，认为道教正式形成于南北朝时期。南朝陆修静一生精心编撰斋仪，全面整理经典，通过教相判释将华夏道教各派从思想上与组织上融为一体，提高了道教的内在素质，使之与儒、释能鼎足而峙，并得到朝廷与社会上层的承认与支持，从而建立起南朝道教。以后北方道教接受其影响，道教才在全国最终建成，“道教”一词始从无定指的泛称转为一种宗教的专名。姜伯勤《〈玄都律〉年代及所见道官制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期）考证出《玄都律》撰写于曹魏以后，反映的是曹魏至北魏寇谦之以前或非寇谦之系统的北方天师道制度，并对其中记载的道官制度的演变进行了研究。认为其中记载的道职也是寇谦之改革前的制度，在张鲁实行政教合一制度时，道职是掌握户口、领民和租米税钱的官员，故直到寇谦之改革之初尚称为“道官”。后随租米钱税等政教合一传统的革除，始演变为单纯的法位制度。张泽洪《许逊与净明道》（《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期）则考订了许逊的事迹，指出许逊原为东晋道士吴猛的弟子，但吴猛死后，许逊家族控制了教团，并世代传承。在撰写传教史时，神化许逊，用“教权神授”的方式，说吴猛反拜许逊为师，使得后世遂以许逊为净明道教祖。梁满仓《论蒋神在六朝地位的巩固与提高》（《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3期）对蒋子文从人到神，从官民共奉到国家社稷保护神的演变过程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指出蒋神崇拜与道教信仰在宗教形式、宗教教义、宗教特点、宗教思想等方面都有相同之处，道教信仰是蒋神崇拜的宗教基础。

　　在佛教研究方面，赵一德《云岗昙曜五窟的帝王象征》（《天津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和《云岗“十寺”的兴废沿革》（《北朝研究》1991年下半年刊）对北魏时期昙曜开凿五个石窟及随后兴建的十寺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指出昙曜五窟所对应的帝王象征，对一些传统看法提出了不同意见。

　　过去的研究中，对民间祭祀问题较为忽略，梁满仓的《论六朝时期的民间祭祀》（《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3期）对六朝时期民间祭祀的对象进行了探讨，将其分为三个方面、七种类别。认为民间祭祀反映出民间多方面的文化心态，与百姓的生产、生活以及当时的政治都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它有着浓厚的民间性，故历代统治者虽屡禁而不绝。

　　七、思想文化研究

　　关于魏晋玄学，历来有不少学者著文论及，本年度王延武又发表了《正始玄学新议》（《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期），研究了玄学的形成及其未能成为官方哲学思想的原因，并指出正始（240—249）以后，玄学家个人行为的日益粗俗，使玄学的理论精髓在社会传播中失真，造成了玄学自身的衰落。

　　文化研究在本年度继续呈上升趋势，在宏观理论、地域文化、饮食文化等方面都有人撰文论及。马良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文化思潮论纲》（《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论述了此时期的社会文化思潮，概括出这个时代的主要文化特点，指出这是一个没有权威思想的时代，是人的觉醒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传统的形象比附遭到冷遇，抽象思辨成了人们建构各种理论思想的主要工具和方法。宗教理论在这个时代中得到长足的发展。李凭、袁刚《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文明发展脉络》（《晋阳学刊》1991年第2期）也对此时期的文明轨迹作了宏观的探索。胡汉文化的冲突及其相互融合，是构成这一时期文化特征的主要因素之一。周积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胡汉文化冲突》（《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认为胡文化在其汉化过程中，也以其固有特质对汉文化系统加以冲击和改造，其主要表现为整个民族素质的改造，文化生活与社会风尚的胡化，并冲击了汉族的传统礼教观念。施光明《西域与“五凉”关系考述》（《新疆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考述了“五凉”文化的形成，指出公元4——5世纪中叶，西域与五凉地区在政治、经济上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文化、宗教、艺术、文学的广泛交流与融合，形成了具有浓郁西域风采的五凉文化。这种文化对北朝及隋唐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钱伯泉《西域乐舞在北朝文化中的地位》（《北朝研究》1991年下半年刊）对西域乐舞中的龟兹乐、天竺乐、安国乐、疏勒乐、高昌乐等种类及内传过程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指出汉代的儒家思想限制了俗乐的传播与流行，而十六国北朝时期少数民族的豪放天性，与死板枯燥的雅乐格格不入，所以生动活泼的西域乐舞得以广泛传播，盛行一时，终于产生了我国文化中的瑰宝——北朝乐府。

　　在饮食文化方面，亦有一些专门的研究文章。欧阳小桃《魏晋南北朝人士饮茶述略》（《农业考古》1991年第2期）指出，茶最初是被当作药材服食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从药材过渡为饮料，广泛进入人们的生活之中，并作为商品进入市场。除去摘采野生茶叶外，还开始人工种植茶树。关剑平《“兰肴异蟹肴”——南北朝食蟹风俗》（《北朝研究》1991年下半年刊）认为贾思勰《齐民要术》中关于食蟹方法的记载代表了南北朝蟹馔的最高水平，但在当时就整体而言，北朝的食蟹风俗仍不如南朝普及，南朝不仅应用捕蟹的专用工具蟹簖，而且从药性上对蟹的食疗作用开始进行研究。

　　八、人物研究

　　诸葛亮一直是被人们研究评论的重点人物，尽管许多年来有关的研究文章不胜其多，本年度仍有不少篇见诸于多种学术书刊中。东方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诸葛亮躬耕地望论文集》收集了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30余篇。除此问题以外，还有许多文章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诸葛亮进行研究，如李殿元《试论诸葛亮“兴复汉室”的理想及其实践》（《天府新论》1991年第1期）、武新春《诸葛亮治理蜀汉的主要政策和管理艺术》（《河北财经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李泮《以诸葛亮治蜀为镜》（《海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邱文、扬昃《浅谈“三顾草庐”时的诸葛亮》（《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等。

　　除了诸葛亮以外，研究其他人物的文章尚有多篇。蒋福亚《苻生论》（《辽宁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重新提起苻生是否暴君的历史疑案，认为现存有关苻生的记载主要是经过苻坚篡改过的，其真实性大可怀疑。在对史料进行细微分析后指出，苻生并没有记载的那样残暴，他所杀大臣中大部分是事出有因的，苻生与同时代的暴君刘曜、石虎相比，实在是“未为凶暴”。他垮台的主要因素不是残暴，而是不讲法治，不重人才。李培芬《试论崔浩之死》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从国史狱的审理过程入手，结合北魏前期的经国大略，对崔浩的地位与作用进行分析，认为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崔浩的谋略屡发屡中，倍受太武帝青睐，但到北方统一后，在是否南伐的问题上，崔浩与太武帝的意见就不一致了，崔浩不再积极出谋划策，其地位与作用大为削弱。太武帝南侵失败后接着就爆发了国史之狱，说明这两者间是有着紧密联系的。刘静夫《习凿齿评传》（《魏晋南北朝论文集》）认为习凿齿在撰写《汉晋春秋》时为了既如实写史，又减少当代人的责难，创造了新的封建正统史观，编造了晋越魏继汉的谎言，是为维护司马氏统治服务的。但由于他能秉笔直书，对司马氏代魏之际的篡逆杀戮等皆如实记载，使《汉晋春秋》成为后世进行研究的珍贵史料。本年度研究人物的论文还有李乐民《崔琰被杀原因考辨：兼论曹操的用人》（《史学月刊》1991年第2期）、庄俊华《简评曹操用人的消极面》（《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李季乎《秦晋战争中的朱序》（《东岳论丛》1991年第2期）、邓奕琦《封建监察制的一个缩影——崔暹》 （《文史知识》1991年第4期）等，限于篇幅，兹不—一介绍。

　　窗含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船。